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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蘇格拉底的哲學思考
蘇格拉底是哲學史上的里程碑，他奠定了實用哲學，開闢了全新的領域。
一、哲學領域中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的關係
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的關係已經被爭論了千年，仍舊莫衷一是；而若我們將兩人的觀點一一排列，也許能找到一些線索。
1．柏拉圖《對話錄》的歷史真實性
我們知道，蘇格拉底是柏拉圖的老師，而柏拉圖哲學家的身分已被確立了很長一段時間。柏拉圖是古希臘哲學史上承先啟後的人物，是古希臘哲學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之一；而蘇格拉底曾被這樣一位偉大的哲學家極力推崇，他的歷史重要性可想而知。而柏拉圖對老師之死的描述，使人們看清蘇格拉底沒有任何政治立場，更慨嘆與折服於蘇格拉底高尚的人格，他的形象無疑已經籠罩上了一層道德與倫理的「聖光」，成為人們心目中的道德典範。
然而，對於任何事，任何人，在我們都認為確實如此的時候，還是會出現一些不同的聲音。一些學者、哲學史專家對這個傳統的蘇格拉底形象提出了質疑，於是出現了很多懷疑蘇格拉底其人其事的著作，試圖考證分析他的一生。
蘇格拉底沒有留下任何著作。他認為與其留下文字，還不如直接傳授同時代的人們知識，再由他們繼續傳給後世。這為考證蘇格拉底增加了難度，因為我們只能從古人的記述中尋找相關史料，而其中最簡單、最直接的方法，無疑是研究學生柏拉圖的著作。
可是，關於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具體學說上的關係，很早就已產生了分歧。從某些方面來看：蘇格拉底有柏拉圖這樣一個同樣富有智慧、在哲學方面有極深造詣的學生，卻是非常不幸。因為人們可能把一切成就，甚至創造性都歸結到柏拉圖身上，結果徒弟成為哲學史上分水嶺般的人物，老師卻成了莫衷一是的爭論對象。但這件事的責任並不在柏拉圖，他對老師一直十分崇敬和虔誠，甚至《對話錄》中大部分都是以蘇格拉底為發言人。但即使這樣，人們還是會認為，那些都是柏拉圖的主張，只是藉老師之口說出。如此，人們對《對話錄》的真實性也產生了懷疑。
柏拉圖的著作都幸運地有被保存下來，西方學者在長期的考證後，基本上達成了一致的觀點：包括〈申辯〉在內的二十六篇對話是真的，而十二封信中只有七封被認為是真的。
柏拉圖早年曾試圖在政壇出人頭地，以實踐蘇格拉底的政治主張；但他政治之路坎坷，心灰意冷之餘，又立志著書。柏拉圖二十歲師從蘇格拉底，當時是西元前四〇九年，直到西元前三九九年蘇格拉底被處死，柏拉圖將二十年中豐富的所見所聞與對話一一記錄。這本是合情合理的事，何況在老師去世後，這份紀錄又有了一層紀念意義。這種紀錄不是當場速記，也不是即時追記，而是多年後憑記憶的補記，有些甚至是由別人轉述而來，其中如果有不準確的地方也非常正常，而他按照自己的理解所補充的也一定非常多，但柏拉圖論述的真誠性與蘇格拉底智慧的真實性，是無庸置疑的。而且，既然《對話錄》是研究蘇格拉底最重要的依據，更不必懷疑它。
亞里斯多德固然也糾正過一些說法，並強調有兩件事應歸結於蘇格拉底的名下：歸納性的論證和普遍性的定義。但這是否就意味著，其他都不是蘇格拉底的思想？當然不是。事實上，亞里斯多德還曾研究過蘇格拉底的其他思想，而且都可以從柏拉圖的著作中得到印證。
當然，反對者們或許還可以舉出一些事實懷疑蘇格拉底，但既然在這個問題上莫衷一是，與其在懷疑的迷霧中胡亂摸索，倒不如回到當初最平實的立場，基本肯定《對話錄》及蘇格拉底相關記載的真實性。
對於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在哲學上的關係，我們的基本看法是：蘇格拉底的主要學說觀點，都在柏拉圖的著作中。柏拉圖的思想是蘇格拉底思想的繼承與延伸，而兩人的思想雖有著密切的連繫，但仍可以區分。而這種區分的依據，同樣在柏拉圖的著作中。
2．柏拉圖著作中的蘇格拉底
求知的慾望和對真理的探索，讓我們迫切想區分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學說，而首先就要從了解柏拉圖著作中，蘇格拉底的形象開始。
我們知道：在柏拉圖的《對話錄》中，很大一部分是以蘇格拉底為主角，以蘇格拉底與別人對話的方式闡述自己的觀點。這包括早期的全部對話，給蘇格拉底的肯定者提供了一個可靠的證據：至少在早期對話中，蘇格拉底是真實出現；但在〈巴門尼德〉篇中，情況就產生了變化。
在〈巴門尼德〉篇中，主要發言人是伊利亞學派的哲學大師巴門尼德，而不是蘇格拉底。篇中曾有過明確的描寫：當時巴門尼德六十多歲，芝諾四十多歲，而蘇格拉底只有二十多歲。該篇的第一部分涉及了亞里斯多德的一些問題，而最重要的，是批評了蘇格拉底的唯心論，揭示了它的矛盾；第二部分又揭示了伊利亞學派的基本主張——「萬物歸一」的內在矛盾。該如何從史料的角度理解〈巴門尼德〉篇的意義？
在我們研究這篇對話時，會遇到諸如「當時蘇格拉底太年輕，不可能有如此成熟的唯心論」等矛盾困難，這點對肯定柏拉圖對話錄的真實性非常不利。所以許多哲學史研究家，都未能明確地討論這個問題。既然這樣，我們不妨從另一個角度，假設性地探索〈巴門尼德〉篇的歷史真實性。
我們可以作一個大膽的假設：假設否定派的觀點正確，那麼也出現了一個問題：柏拉圖為什麼要用老師的名字發表意見，使自己的主張變得難以捉摸？而這一點，同樣在解釋〈巴門尼德〉篇時能有所體現。
假如柏拉圖在寫這篇對話時觀念已轉變，放棄了蘇格拉底的唯心論，而轉向畢達哥拉斯學派和伊利亞學派，因此選擇巴門尼德做為新代言人，那麼該篇第二部分出現的巴門尼德，對自身學說的自我檢討，又作何解釋？無論該篇的第二部分到底想說明什麼，柏拉圖如此隱諱的表現自己思想的轉變，總使人百思不得其解。同時，如果承認柏拉圖的〈巴門尼德〉代表著他的思想變革，就意味著他曾堅信「唯心論」，不也是為此前以蘇格拉底為主的對話篇，增加了真實性？顯而易見，如果對否定派的說法全盤接納，最終也會出現矛盾。而若假設，柏拉圖以前的思想傾向於蘇格拉底，而後改而轉向巴門尼德等人，或不再選用「代言人」的方式，這種觀點是否站得住腳？事實上，〈巴門尼德〉篇的同時或以後，以〈泰阿泰德〉篇及〈理想國〉篇為代表，並沒有什麼改變的痕跡，仍是以蘇格拉底為「代言人」。因此，這種假設也被推翻。
關於〈巴門尼德〉篇，又出現了莫衷一是的情況。我們認為，與其總是大膽懷疑，製造許多混亂和困難，不如回到最平易樸實的觀點，承認〈巴門尼德〉篇的歷史真實性。
從〈巴門尼德〉篇的原文中我們知道：芝諾隨巴門尼德訪問雅典，其間宣讀了一篇維護巴門尼德觀點的論文。當時，年輕的蘇格拉底以為芝諾會發表新觀點，但當他發現全是巴門尼德的思想時，馬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論與之討論，芝諾也承認這個年輕人的目光敏銳。其實，對於伊利亞學派，蘇格拉底並不了解，而芝諾本就是巴門尼德的辯護者，由他指出反對者的矛盾，正能確立巴門尼德的觀點。而後來巴門尼德親自指出蘇格拉底的錯誤，也沒有什麼不合理之處——因為當時蘇格拉底還年輕，主張及思想肯定有不足之處；但相對於他的年齡，主張又未免過於成熟，幾乎與他成熟時一樣。這點，也是因為柏拉圖憑藉的是自己熟悉的蘇格拉底，但也不會影響歷史真實性。
總之，我們還是很願意平實地承認：當時巴門德尼是以哲學界前輩的身分，教導年輕的蘇格拉底。因為蘇格拉底有著被巴門德尼欣賞的、與其年齡不符的聰明才智，但同時也存在思想不夠深刻的地方。
蘇格拉底對這次會面非常重視，因為這對年輕的他來說無疑意義非凡。後來他也多次表示了對巴門尼德由衷的尊重和敬佩，而這些柏拉圖都有記錄下來，故在後來的篇幅中，也有蘇格拉底對這次會面的美好回憶。有人也許會說：如果這次會面是真的，那它必將被載入史冊；可史書中卻沒有相關記載，所以這件事並不是真的。其實，整件事已經由柏拉圖載入哲學的史冊，只是那些反對者心存成見，不願承認罷了。
可以看出：〈巴門尼德〉篇並不僅僅是記述兩位偉大的哲學家，還與柏拉圖的理論變化有關。在這個觀點上，我們應該吸納一些反對者的意見，即柏拉圖也想記錄自己的思想變化。但無論如何，都不該懷疑〈巴門尼德〉篇的真實性及實際意義。
3．對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區分
蘇格拉底的地位總是有些特殊，雖然他在歐洲哲學史上聲名顯赫，但在學術界的地位總是無法被確定。有學者企圖從各種記載中為蘇格拉底冠上一個學術稱號，卻又產生許多的分歧；問題的關鍵，還是柏拉圖《對話錄》的真實性。
否定派大都認為：蘇格拉底並不是什麼哲學家，頂多是一個政治人物；而肯定派則都認為，蘇格拉底是個哲學家，柏拉圖延承並發揚了他的思想，而我們當然不同意前者的看法。在考察柏拉圖、色諾芬這些同時代後輩的記述，或阿里斯托芬的喜劇形象，或後來的亞里斯多德、第歐根尼的論述後，我們認為：蘇格拉底無庸置疑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他研討的問題皆關乎世界、人生、幸福等根本問題，並非僅僅參與政治活動。
但我們也不難看出：肯定派的觀點過於淺顯，在肯定蘇格拉底哲學家的身分後，卻未進一步清楚劃分他和柏拉圖思想的界線。
我們知道，蘇格拉底創立了一個新學派，而柏拉圖將這個學派發揚光大，準確地說，這是一場變革。而如果仔細探究，我們應該把基本理論變革歸功於蘇格拉底，而將具體展開歸功於柏拉圖。然而，蘇格拉底究竟如何開始了這場變革，而柏拉圖又是如何完善了這個變革？大多數人的看法是：蘇格拉底的學說主要在倫理學方面；而柏拉圖的哲學則具有多方的意義。
這個看法的主要依據，是亞里斯多德的著作。亞里斯多德得的作品是研究蘇格拉底與柏拉圖哲學思想的重要材料，甘伯茲（Gumperz）曾評述道：「亞里斯多德距離蘇格拉底既不太近，又不太遠，其著作是一個平衡儀，可以作為研究的重要依據。」在其心目中，蘇格拉底主要側重倫理學，並從此方面提出自己的新哲學原則，他在敘述蘇格拉底從前的哲學史時說：「蘇格拉底不研究物理世界，而研究倫理世界，他在這個領域尋求普遍性，並首先提出定義的問題。」第歐根尼在談及幾個古代哲學的組成部分時指出：古物理學在阿開勞斯時期最為繁榮，而辯證法則在伊利亞的芝諾時代最為繁榮。這個說法當然是依據亞里斯多德，因為其認為芝諾是辯證法的創始者，可見古人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一致。
在第歐根尼所說的哲學三方面中，物理學由阿那克薩哥拉從雅典傳給了阿開勞斯，在雅典學術圈內已有幾十年根基；倫理學由蘇格拉底提出，是雅典的本土科學，但因是新興的，並不成熟；辯證法由伊利亞學派創立，而巴門尼德、芝諾訪問雅典，影響蘇格拉底將倫理學與辯證法結合。也就是說，巴門尼德的辯證法催化了蘇格拉底的倫理學，從入世現象的矛盾轉向道德本質矛盾，但伊利亞學派的辯證法與其物理學結合，其主要目標是「存在」，而蘇格拉底否認這一點，他哲學思想的改變，正是由於認為物理世界是最後的原因，最後的存在無法窮究。
因此，蘇格拉底轉而追求事物的內在與人與人的關係。他這個觀點的基本路線受到柏拉圖的肯定，但柏拉圖經過多次的政治失敗後，便向更加思辨的方向發展。這樣，柏拉圖一面堅守蘇格拉底的道德、國家、法律等思想，一面又把蘇格拉底的哲學原則指向物理的、存在的領域。
在柏拉圖的《對話錄》中，著重探討「存在」的是〈智者〉篇，是一篇富有哲理性的深刻對話，但在這篇對話中，蘇格拉底只是個聽眾。由此可見，柏拉圖此時的思想，已超過蘇格拉底主要的哲學範圍。
知識論是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的共同研究領域，不同的是，蘇格拉底認為這個真理的最後依據在倫理與道德中，在「善」的目的中；而柏拉圖則回歸伊利亞學派的立場，以萬物本源的「存在」為出發點。
由此，蔡勤指出：蘇格拉底的方法還無法發展為一個絕對的知識體系，因其還不夠成熟；只有到了柏拉圖，這種蘇格拉底式的主體原則才成為客體存在。
從柏拉圖的《對話錄》中，可以看出從蘇格拉底到柏拉圖的發展輪廓，對照來看，其觀念大體一致，蘇格拉底的倫理學也是透過柏拉圖才得以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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