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1
〈作者序〉 徐明松
張肇康何許人也
日本知名坂倉準三建築研究所大阪支所長西澤文隆（Fumitaka Nishizawa, 1915-1986）建築師，亦是日本1950年代最優秀的優秀建築師之一，曾在1960年代因鹽野義製藥場廠房設計來臺兩次，並在1964年建築師公會的邀請下公開演講，隨後由吳明修建築師翻譯刊登在《建築》雙月刊的〈臺灣現代建築觀後雜感〉，文中給予張肇康先生（以下簡稱張肇康）設計的臺大農業陳列館極高的評價，「臺灣現代建築中有Details而設計密度較高的一例」、「農業陳列館的設計，有超人之處」；貝聿銘亦是在一封回函提及非常喜歡這棟建築。在那個時代，張肇康是臺灣戰後無人不知的風雲人物，因東海大學校園規劃案，1956年首次來臺，對建築比例的精準掌握、構造細部設計的堅持及施工品質的要求，業界有目共睹，亦是當年重要建築師沈祖海、虞曰鎮、蔡柏鋒相繼邀請合作的對象。
張肇康對建築的敏感度，可追溯至顯赫家世和專業養成。他生於1922年，祖籍廣東中山，長居香港和上海，曾祖父是清朝的道臺，祖父在香港經營地產，如安蘭街、蘭桂坊、啟德機場和一些碼頭，多位受訪談者皆提及，盛傳蘭桂坊是以張肇康祖父之名來命名，外祖父則經營船務，由此可知其先輩在香港商界的顯赫地位；至於父親亦在金融界服務，曾任職上海廣東銀行，這點與貝聿銘的父親貝祖貽有類似的背景。張肇康自稱，父系母系的家庭雖都是大商賈，自己卻不擅經商，喜好文學、藝術，又祖父喜愛收集古董，並受私塾教育，自幼親近華人文化。父親對建築甚感興趣，曾貸款給營造廠陶桂記興建呂彥直設計的廣州中山紀念堂，或許因此啟發張肇康對建築的熱愛。除此之外，成長過程經歷抗日戰爭（九一八、一二八、八一三等事變）、祖父事業在日本占領香港期間於戰火中付諸流水，因此對自己的國家及文化如何振衰起敝有著特殊的責任與情感。
專業養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43年，張肇康進上海聖約翰大學建築系，是中國第一所採用包浩斯教學系統傳授建築技藝的學校，與當時大陸境內多數仍以法國布雜系統（Beaux-Arts）傳授的方式非常不同，在新思潮的感染下，他的內心很早就埋下了華人建築現代化使命的種子。1946年畢業後，在當年規模甚大的基泰工程司的上海分部工作，由華人現代建築史上的傳奇人物楊廷寶建築師帶領，推測張肇康早年的建築專業養成始自於此。1949年，至美國留學，先至伊利諾理工學院（IIT）研究所學習一年，受教於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 1895-1983），對建築的骨架系統的重要性有較完整的認識；隨後至哈佛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GSD），師從包浩斯第一任校長葛羅培斯（Walter Gropius, 1883-1969），後者亦是王大閎、貝聿銘的老師，期間亦受到馬塞爾．布魯爾（Marcel Breuer, 1902-1981）在建築與家具設計等領域上不斷創新的影響；同一時間還到麻省理工學院（MIT）輔修都市和視覺設計，1950年畢業，並取得GSD建築碩士學位。畢業後，進葛羅培斯與一夥年輕建築師領軍的協同建築師事務所（TAC），工作到1951年，期間亦與陳其寬（1951-1954）的任職期重疊。留美時期，是張肇康開拓視野的重要時期，此刻又恰逢美國的現代藝術和建築蓬勃發展階段，身邊的老師、同學、同事都是建築史上的開拓者、繼承者、或熱愛者，可以想見原本體內深厚的華人文化與西方的現代思潮衝撞後，必定激起炫麗的火花。從王大閎、貝聿銘、陳其寬身上，亦可印證此段養成的重要性。
張肇康圖紙的發現
一直覺得在大閎先生的研究之後，就有一條隱隱的路引領著我們前行。2007年，我們就注意到張肇康作品的不同凡響，多方徵詢後，都說他身後留存的文獻得問港大建築系的龍炳頤教授，但大閎先生的研究出版，包括建國南路自宅的異地重建，的確讓我們分身乏術，一直要到2017年建國南路自宅重建完成，移交給臺北市立美術館，才算告一段落。隨後才正式開啟陳其寬（1921-2007）、張肇康（1922-1992）與陳仁和（1922-1989）等三位先生百年誕辰的研究計畫與展覽。2017年11月中，我們就因張肇康的研究第一次前往香港，期間訪談了龔書楷建築師，以及港大的龍炳頤、鄭炳鴻教授。最特別的是，短短的幾天時間，經由M+博物館工作人員的引介，拜訪了在香港定居的張肇康太太徐慧明女士，師母年紀僅七十初頭，且身體硬朗，因此透過訪談，也得知了張肇康離開臺灣之後更多的訊息。
不僅如此，這趟行程還有兩項驚人的發現。其一是，鄭炳鴻老師在1992年張肇康過世後，於1993年幫他在香港辦了一場展覽，隨後也在臺北作巡迴展，臺北展場就位於他自己設計的臺大農業陳列館；臺北展覽結束後，寄回兩件大包的展覽內容，竟二十五年都未曾開封，堆放在鄭老師辦公室的角落。很難想像，這兩件大包裹是如何跟著鄭老師「流離遷徙」，1993年他也仍因學業的關係，美國、香港兩地跑，回港後亦先在中文大學任教，這兩大包東西就這樣跟著他四處搬遷。到了2018年10月中，第二次前往香港，鄭老師當著我們的面開封，剎那間，我真覺得有股冥冥的力量帶我們來到這裡，就像多年前我們在陳仁和建築師身後的事務所發現他生前留下的圖紙是一樣的。
另一個驚喜是，得知徐慧明女士剛將張肇康後半生保存的設計圖紙寄放在M+，這個發現燃起我們提早啟動全面研究張肇康作品的想望。無奈，由於M+工作人員的輕忽，擱置了很長一段時間，這批圖紙文獻才在龔書楷建築師的協助下，暫由M+轉到港大建築系，並由港大建築系掃描後提供我們研究。
《時代建築》專欄
2019年年底，感於「百年誕辰」時間將近，有必要逼迫自己專注於研究，因此跟上海同濟大學《時代建築》雜誌的責任編輯彭怒教授商量，是否可以讓我們連載八篇有關陳其寬、張肇康百年誕辰的研究文章，隨後很快獲得內部編輯會議的支持，並於隔年的第二期開始刊登。《時代建築》是雙月刊，看似有足夠的時間，實際上卻是交完一篇近兩萬字的稿件，就得立刻啟動下一篇；別說這一年半有多折騰人，期間還得授課，及持續性的社會教育（導覽、演講等）。不過我們知道生命即是在這樣的壓力下自我昇華，如今這本張肇康的建築導覽書及今年七月的百年大展都是以此為基礎完成的。
狂喜與節制
本書書名《狂喜與節制──張肇康的建築藝術》中的「狂喜與節制」，是我們詮釋張肇康一生創作所使用的兩個對偶的詞，也像華人儒道所形成的一剛一柔的世界觀，這種收放與陰陽的力量在張肇康所有的創作中都是相伴而生，有時是酒神似的狂放，有時又是理性的自我節制，因此用以詮釋其作品是恰當的。
本書另一位作者是從碩士班時期就跟著我研究建築的學生瑋庭，她的優秀表現在剛完成的八篇專欄文章裡已展露無疑，因此本書我們再次攜手合作，希望藉由她的女性觀點可以有更多的發現。
我們將書分成三個部分：東海時期、後東海時期與沉潛時期，前兩個時期在進行個別作品論述前，我們都會寫一篇導讀，將歷史脈絡、職業環境與作品特色進行總體的交代，方便想深入探究的讀者不只可以認識個別作品，也可以較有系統地理解作品在時代裡的意義。最後的「沉潛時期」是談張肇康晚年的思考與工作，這段時間他做了許多有趣的事情，除了從事建築師的職業外，也在港大建築系兼課教書，更在大陸改革開放後，帶學生進入中國各省分進行民居測繪與研究，因此該時期就不再分列作品討論，而是以一篇長文綜合論述。
本書的寫作，也不是沒有遺憾，就是現階段張肇康晚年建築的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主因是，他在香港或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的許多委託案，目前都只有圖紙，但無法確定建築準確的位置、有無執行、按圖施工與否等問題，這部分可能需要香港在地的建築院校帶領研究生持續地追蹤。再者，張肇康家族脈絡對他後期建築事業的影響，特別是他與香港職業界的關係，也都有待進一步釐清。截至目前，我們的研究只能是拋磚引玉，希望更多力量能投入這個行列，為張肇康所帶來的華人建築之現代性建立一個完整的資料庫，方便日後建築文化的傳承。
最後，謹以此書獻給一生努力為華人建築現代性尋找出路的張肇康，希望他在天之靈，能夠分享我們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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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2
〈東海時期｜導讀：烏托邦的尋回與想像的華人現代性〉
針對建築風格的雜音
去秋來臺之際，因看過貝聿銘氏東海大學設計的透視圖，無論如何，希望能至現場參訪。走訪之後，才發現其早年作品，出乎意外的低潮，而我所期待的是一種輕快、富有流動性、纖細的空間感。然而卻像是京都御所（作者註：遷都於東京前的日本皇居）以平房群戲劇化了的中庭，眞有些徬徨失措且大失所望。……關於整體配置計畫，不知是誰主持其事？建物與建物之間的距離稍嫌大了些，其各自為城的狀況，產生了乏味感，換句話說，就是沒有所謂外部空間的存在。像這樣的群聚設計，最重要的是在於建築物間，外部空間互相呼應的美妙安排。相思樹群還算不錯，至少也可以好好運用這些相思樹群，使其產生更為緊湊的空間感？
這是日本建築師西澤文隆於1963年秋天拜訪東海大學，隨後1965年6月應漢寶德主編的《建築》雙月刊邀稿，並由吳明修翻譯其演講內容所留下的〈臺灣現代建築觀後雜感〉一文。引用這段文字有兩個原因：首先，西澤是繼日本村野藤吾之後、最重要的當代建築師之一坂倉準三的得意門生，亦是坂倉準三建築研究所的大阪支所長；其次是，這是深得華人傳統與歐洲現代建築文化精髓的日本當代建築師所表達的意見。文字中最值得留意的是，認為文理大道兩側建築有改編京都御所形式的嫌疑，缺乏革新。有趣的是，以「寢殿造」設計的京都御所，本就深受中國唐宋建築的影響，對試圖尋回「中國性」的設計團隊而言，日本在京都奈良的傳統老建築就成為了他們想像的根源。這裡自然涉及布魯諾．陶特（Bruno Taut, 1880-1938）於1933年受邀至日本所引發的風潮，再加上1954年5月葛羅培斯接踵受邀前往，都清楚地顯示出日本傳統建築受到西方前衛建築師的讚許與高度關注。這對受教於包浩斯傳統的華人建築師就顯得特別敏感，一者是日本文化與華人文化的臍帶關係，再者則是剛結束不久的中日戰爭；然而不爭的事實是，日本傳統建築所展現出的簡單、素樸與優雅，的確讓人驚豔，也成為給養日本當代建築師的重要泉源。
批判的聲音當然也不只這樁。「1956年7月份第一期工程差不多快完成的時候，貝先生到臺灣來，並到成大演講。……成大很多學生問他，東海怎麼一點都沒有新意，這對貝先生好像是滿刺激的。所以回到紐約後他說，我們必須想一些新的辦法……」這多少涉及到，光復後的臺灣，正思忖著擺脫日本文化的影響，而早年東海第一階段建築語言的「日本風」，在那個歷史情境下的確可能引起爭議，自然不會只有成大那批學建築的學生表達了類似的意見，因為在陳其寬於1962年4月寫就的一篇文章中，也據此提出辯解：「我們不應該怕別人批評我們的作品『日本氣』，假如我們認為某一種做法是進步的、現代的話。如果我們知道『日本氣』的由來是『中國氣』的話，對這種批評是可以無動於衷的。在日本遇到、看到很多人、很多事，他們口口聲聲一切一切都承認是源於中國，他們似乎沒有以為自己成了『中國式』、『中國氣』為恥，也更可反映出他們是多麼的虛懷與大度，也許有這種不怕的精神才會有他們這種進步吧？」這篇文章等於是間接承認了受日本傳統建築的影響。
從業主的想像，到建築師的詮釋
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United Boards of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UBCCC，以下簡稱「聯董會」）秘書長芳衛廉博士（Dr. William P. Fenn, 1921-2007）於1952 年4月2日寫的〈我所欲見設於臺灣之基督教大學的型態備忘錄〉，其中與東海校園空間有關的文字，表達了業主對新校園的想像。
首先芳衛廉一開頭就提及：「我認為這所大學不應只是大陸任何一所大學的翻版，……因襲過去大陸傳統大學的念頭很強，但如果我們不能成功地抵制這個想法，我們注定會失敗。」顯然中國教會大學的失敗，部分原因被歸咎於校園空間與建築語言；隨後，第二點提出：「這所大學應與其所屬的環境密切聯繫。」可見融入環境也是業主另外一項重要的要求，但臺灣是一個移民又被殖民的社會，到底那個環境確切的是指什麼，文中並未詳細說明，是漢人移民的文化？還是原住民文化？抑或是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所留下的殖民文化？最後，第十點提及：「這所大學的校舍樸實，但並不是一無特色，是實用而不虛飾」，顯然這點跟開頭那句話都是針對中國教會大學的宮殿式建築而來的。
因此我們可以下個結論，建築語言絕對不能是宮殿式建築，必須是融入環境的在地建築，就像郭文亮教授所說：「貝聿銘對『在地性』的詮釋，多半反映在工法與材質層面；延續這樣的取向，東海建築形式上的『在地性』，也就反映在貝聿銘團隊有限的『臺灣經驗』裡，快速擷取的灰瓦（日式文化瓦）與紅磚牆，以及排除曲線與鮮豔色彩，參考了日本建築，但被貝聿銘、張肇康、陳其寬解釋為『唐（宋）』風格的『中國建築』形式。」
根據上文的鋪陳，我們可能得到以下結論。一是，業主顯然只知道過去的仿宮殿式校園是一浮誇虛矯且不合時代意義的形式，但並不知道融入所謂的在地的建築形式是什麼，因此這個詮釋權是落在設計團隊身上。二是，以貝聿銘1946年參與華東大學規劃案（1946-1948）的經驗，為什麼不沿用非宮殿式建築的華東大學的語言實驗？從我們研究王大閎作品的經驗，其中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在於社會的認同，接受一件新事物需要很長的時間，尤其是代表文化身分的建築，完全不同於一般的消費品。更何況，此新事物又是前所未見的現代建築：華東大學規劃案基本上是以抽象概念的方式演繹它與古老中國的關係，既要在骨架上是現代的，又必須掌握華人傳統建築特有的氛圍；這對當時的中國使用者來說，可能太抽象且不易理解。這也是為什麼王大閎經過1960年代故宮博物院與國父紀念館競圖計畫案的挫折後，認知到建築師並無法擺脫政治及當下的社會，甚而後來也願意接受傳統圖像（icon）式的語言。貝聿銘當然知道如何調整身段，試著找到一個大眾能理解且接受的新方式。因此設計團隊轉化日本傳統建築語言的方式，既說服了業主，也為當時華人建築的現代性另闢蹊徑。
東海校園的設計分工
我們一般總以為東海校園是貝聿銘的作品，但是貝聿銘自己卻說：「我只是對規劃方案提出了初步的藍圖，具體的規劃則由陳其寬、張肇康二位先生執行。」
1954年春天，紐約的貝聿銘以「義務顧問」身分「邀請」陳其寬、張肇康兩人，參與東海校園規劃與設計的工作。在聯董會的檔案之中，陳其寬、張肇康兩人的身分，並不確定，有時被稱為「助理」（assistant），有時又被稱為「同事」（colleague, associate）；可以確定的是，這個三人組合並無事務所的正式聘雇或合夥關係，但由陳其寬曾「向貝聿銘要求共同具名」一事來看，隱約存在以貝聿銘為首的合作默契。
郭文亮教授這篇文章對早年東海的分工方式有詳細的查證，也說明了東海幾位駐地建築師各自的角色，像楊介眉、范哲明、林澍民等；不過除了張肇康來到東海之前、幾棟在細部上被錯誤詮釋的建築（文學院、行政大樓及第一期男女生宿舍工程）以外，基本上東海早年至1959年灰瓦紅牆系列的建築，是在紐約貝聿銘團隊的意志力底下完成的。然而這過程仍相當曲折，從1954年11月29日最後配置底定的東海大學校園規劃到1956年8月張肇康來臺之前，中間出了許多溝通、協調、認知的問題。先是紐約貝聿銘團隊對臺灣林澍民所發展的細部設計不滿，因此該團隊在1955年4月到6月的文學院、行政大樓及第一期男女生宿舍等工程發包前後有許多修正意見，以及由紐約團隊提供更多關於細部構造的訊息；但貝聿銘似乎還是覺得任務已完成，其團隊只是在做督導的工作。不過我們還是想試著將三人的分工進一步釐清，這樣將有助於我們更細膩地分析作者與建築形式產出的關係。
從耶魯神學院保存的那批早年東海籌建的書信及郭文亮教授的文章來判斷，可得出三點結論。第一，在業主方那端，美國聯董會真正的主導者是秘書長芳衛廉；雖說臺灣東海還有校董會，不過遇上關鍵問題，真正下決定的還是芳衛廉。當然聯董會背後還是有其他成員，像董事長及董事，芳衛廉也只能在合情合理的範圍內主導事務，例如後來部分工程預算超支甚多，他也不好跟其董事會交代，且顯得無可奈何。
再者，芳衛廉非常尊重貝聿銘的意見。自從1946年華東大學規劃案開始，他們兩人就結下情誼，芳衛廉一來非常賞識貝聿銘的專業能力，也覺得他是一位周到、在人情世故上應對得宜的人；王大閎就曾說過，貝聿銘總是可以讓朋友收到覺得貼心的禮物。
三者，東海大學畢竟是位於臺灣，多數在地行政人員、使用者都是華人，籌建過程總有許多事情得溝通，深諳兩種文化的貝聿銘會是最合適的人。可以想見，他以「義務顧問」身分參與規劃且不支薪，地位超然，一則可以減緩掠奪老師葛羅培斯方案可能招致的批評，二則可以獲得無償為教會奉獻的美譽。
儘管如此，我們判斷東海校園規劃案，貝聿銘還是想速戰速決，因為此時他在紐約知名的地產開發商齊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 1905-1976）的公司擔任設計部主任已五年有餘，深受齊肯多夫倚重，可以想見必定工作繁重。就如同他自己所說：「我只是對規劃方案提出了初步的藍圖。」對貝聿銘來說，他不願被東海大學規劃案占用太多時間，也不可能付出過多心力，這也是為什麼貝聿銘在東海初步配置完成，陳其寬勾勒了幾張透視後，就宣稱他們的工作已完成。
從現有文獻與研究中可以大膽判斷，在早年東海的校園配置階段裡，三人可能有比較多的討論，並由貝聿銘拍板定案。而在這一階段建築構造上的設計準則，基本上由張肇康執行，或許這跟張肇康的養成有關：「張肇康，師承另一位葛羅培斯的弟子、聖約翰大學首任建築系主任黃作燊（1915-1975），深刻體會黃作燊『建築依賴於材料和建造本身的性質和特徵，……有機統一的品質特徵』，以及葛羅培斯乃至密斯（Mies van der Rohe, 1886-1969）的設計思維，對構築形式（architectonics）著力甚深。」或許也與他於1946年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在上海基泰工程司跟過楊廷寶建築師兩年有關，後者所受的布雜教育非常關注構造上的細節。這兩者都影響了張肇康在構造細部上的堅持。
譬如說，以早年東海由林澍民發展細部設計所完成的建築，來對照張肇康在東海大學親自設計監工完成的建築，兩者在比例（proportion）、細部（detail）上都有很大的差距。這也就是為什麼貝聿銘會在1956年8月先派張肇康來臺灣取代林澍民的原因。我們在查證這批書信時，至1959年年中張肇康離開東海前，張肇康與貝聿銘都還有許多書信往返，不是張肇康徵詢貝聿銘的意見，就是尋求貝聿銘的支持，包括張肇康在這三年期間設計的幾個重要工程，如東大附小、男餐、理學院、男、女生宿舍、舊圖書館、體育館、學生活動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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