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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無政府主義的「烏托邦」──劉師復與民初的《民聲》雜誌／陳正茂
▍一、前言：劉師復與無政府主義在中國
無政府主義作為近代社會主義範疇中的一支， 對於近代政治、社會及思想的變動，影響極為深遠。近代中國的無政府主義運動，亦於二十世紀初葉，由留學法、日等國學生，介紹移植到中國來。當時就組成團體而言，約可分為三派：一為部分旅居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所組成的「社會主義講習會」，二係遠寓法國巴黎的另一群留學生所籌組的「世界社」，三是主要活動在國內的「晦鳴學舍」。 上述三個團體，分別發行了《天義》、《新世紀》及《民聲》等宣傳刊物，極力鼓吹無政府主義，在近代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史上，扮演著啟蒙者的角色，而經由這些團體的鼓吹，也拉開了近代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序幕。
清季中國知識份子在時代變局強烈的刺激下，因為對現實政治的不滿及在近代西方激進思想的導引下，知識份子乃由抗議而離心，更轉而尋覓積極激進的參與， 形成晚清瀰漫著破壞主義的激進思想，包括俄國虛無黨的理念和手段；與西方的無政府主義思潮，也順應著這股歷史潮流，逐漸的引進中國。一九○七年六月，於日本及法國留學的中國學生，無獨有偶的創辦了兩份鼓吹無政府主義的刊物《天義》和《新世紀》；隨後又有真正宣揚無政府主義的《民聲》創刊，從而，使得中國近代的無政府主義運動，邁入一個更高層次的理論與活動階段。而無政府主義於民國初年的再度興起，實有其特殊時代背景使然，辛亥鼎革的不徹底，「二次革命」反袁之失敗，革命黨內部對袁之妥協，在在使部分革命黨人失望，從而使他們逐漸傾向無政府主義。
一九一二年五月，劉師復、林君復、鄭佩剛等人所組織的「晦鳴學舍」，在廣州西關存善東街八號成立，該社「為中國內地傳播無政府主義之第一團體。」 「晦鳴學舍」基本上是以劉師復一人為主幹，尤其他在發行的言論喉舌《晦鳴錄》及其後改名為《民聲》的刊物上，大量撰寫了宣揚無政府主義的文章，形成了在辛亥革命後迄於五四運動；甚至到一九二○年代初期，影響中國思想界頗為深遠的所謂「師復主義」。他具體地闡述了無政府主義的內涵和最高原則，系統的提出無政府主義在政治、經濟、教育、道德各方面的主張，構築了無政府社會的烏托邦，並指出其實現之手段，主要表現在：一、為無政府主義正名，標榜自己的學說是「無政府共產主義」。二、提出無政府主義的最高原則在於反對強權，實現個人的絕對自由。三、在政治方面，提出政府為萬惡之源，因此要廢除政府、國家及其附屬之法律、軍隊、警察、官吏等制度。四、在經濟方面，提出廢除資本制度，實行共產主義，建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反對封建道德和宗教，主張教育自由。五、勾畫無政府主義理想社會的美好遠景，指出實現無政府主義的四階段，即：教育傳播─抵抗擾動─平民大革命─世界大革命的步驟和手段。由上可知，師復的無政府主義已經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理論體系。
基本上，從道德啟蒙到無政府主義的系統宣傳再到無政府主義與工團主義的結合，是師復一生的思想軌跡，在《民聲》時期，他全面系統地闡述了無政府主義的理論主張。「互助進化論」是師復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基礎，綜觀師復一生，對提倡「互助論」的克魯泡特金（Prince Peter Alekseevich-Kropotkin），引為宗師崇拜不已，他說克氏為吾黨中泰斗、 吾黨之先覺也。 另外，師復無政府主義的核心理念「絕對自由」，亦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基本價值，無政府主義者的一切思想和行為都是以個人絕對的自由為基礎的。 而師復構築絕對自由美好的社會為：提倡政治自由，廢除國家政府，個人絕對自由。實現經濟自由，廢除資本制度，實行共產主義。追求道德自由，破除傳統道德，提倡個人進德。推行自由教育，重視平民教育（教育平等），反對教育強權。
整體言之，師復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是以互助和勞動為基礎，以絕對自由為核心理念，在政治、經濟、道德、教育全面鋪開，設計了無政府主義的理想烏托邦，並指出了通向這一理想的步驟和方法，形成其理論體系。他的無政府主義比任何早期無政府主義者豐富和完善，是中國無政府主義理論的較高形態。 檢視師復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可說他融合了文化激進主義與現代啟蒙思潮，具有歐化傾向及對傳統文化、現實秩序的徹底否定，高揚自由、平等、科學、民主諸理念，構築其無政府主義的烏托邦，且還初步傳播了社會主義思想。他是探索中國社會現代化出路的一次積極嘗試，是中國近代社會主義傳播的一個重要階段和流派。對辛亥前後的反封建專制有著啟蒙的作用，為早期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也起到鋪墊作用。但在五四以後，由於不能為中國社會提供現實的發展方案，而逐漸淡出歷史舞台，最後為馬克思主義所取代。
總之，師復及其《民聲》，從辛亥至五四，如同師復短暫的一生一樣，劃過長空倏忽而逝，然其理念與主張，在滔滔歷史洪流中，仍有其價值存在，他留給後人豐厚的思想遺產，不管是在民初至五四的這段風雲詭譎年代；抑或是爾後國共在中國政治舞台的逐鹿爭鋒，甚至是整個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他對中國革命提出的另類思考，都有其啟迪的歷史意義在裡頭。 本文之作，即以師復生平活動為經，以其無政府主義思想建構為緯，勾勒這位無政府主義大師傳奇一生及其思想梗概。
▍二、師復的生平、思想與《民聲》創刊始末
劉師復（一八八四—一九一五），原名紹彬，後名思復，字子麟，廣東香山人。一九○一年為提倡改革，在香山創設「演說社」。一九○四年留學日本，次年加入中國同盟會，為革命黨員，他曾組織激進的「支那暗殺團」，自為團長，準備暗殺李準、鳳山等清吏要員。於此期間，他受到日本無政府主義思想和俄國虛無黨人的影響，熱衷於暗殺活動，曾跟一位俄國人學習製造炸彈，為以後的暗殺活動做準備。 一九○六年，同盟會謀在廣州起義，派師復回國進行。不久，師復與朋友在香山辦女子學校，給女子以教育的機會。一九○七年，師復暗殺廣州提督李準失敗被捕入獄，於一九○九年始出獄。 據其弟劉石心之回憶說：「香山監獄時期，我常能把他（師復）需要的書籍帶進去，其中包括從香港轉來的《新世紀》，這是在巴黎出版的一種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刊物。他看得很上心，有時還講些內中的道理給我聽，他讚揚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是崇高的。」
辛亥革命成功後，師復天真的以為民族革命已成，是應該走向社會革命的時候了，因此他主張捨棄暴力革命為政治之手段。 師復思想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轉變，一則受到「新世紀派」及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和平主義的影響；再則試圖解決辛亥革命後的紛擾有關。馮自由於《革命逸史》書中即指出，師復「鑒於舊日同志之熱中權利，乃發憤宣傳無政府學說，以為敝屣功名之倡。」 師復既然對民初政府及官員黨人產生不滿之心，乃提倡道德救世之說，進而促使其組織宣揚道德修養的「心社」。「心社」發起人為師復、鄭彼岸、莫紀彭諸人，曾立戒約十二條，包含：不食肉、不飲酒、不吸煙、不用僕役、不坐轎及人力車、不婚姻、不稱族姓、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不入政黨、不作海陸軍人、不奉宗教等。 從其內容看來，很明顯的，「心社」是個強調以道德來改造社會的一個組織。
「心社」力圖建立一種苦行僧和清教徒式的生活，該社成立之目的乃是「本堅卓之志，就簡單之途，立為戒約，互相切磋，期破壞一切偽道德惡制度，而以公道的真理的新道德良制度代之。」 「心社」的十二條戒約，充分體現師復所強調的，欲成就高尚之人格，保清明之志氣，必自斯十二條戒約開始做起。「心社」的十二條戒約雖屬個人的道德規約，但它與後來「晦鳴學舍」的社會革命宗旨之間，仍具有密切的關係。原因是，師復認為，道德改良是社會革命的初步，而社會革命又是其無政府主義的主要內容。師復曾在廣州《平民日報》、《天民報》闢所謂「心社析疑錄」專欄，討論〈社約〉和公開鼓吹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由於青年好奇心的驅使，不少廣州青年都對師復和「心社」活動有所印象。 由此可知，「心社」成立後，對廣州的青年界，還是有其一定的影響力。
除「心社」外，一九一二年五月，師復也於廣州發起組織「晦鳴學舍」，主要成員有師復、丁湘田、無等、抱蜀、無為、天放、石心、世元、鄭彼岸、鄭佩剛、黎昌仁等。成員間，強調共同勞動、共同生活和學習，並以宣傳無政府主義為職業，是為中國內地傳播無政府主義之第一團體。 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日，「晦鳴學舍」在廣州出版旨在宣傳無政府主義的《晦鳴錄》週刊（後改稱《民聲》，「晦鳴學舍」也改稱「民聲社」）。《晦鳴錄》（一名《平民之聲》：La Voco de la Popolo），該刊僅發行兩期後，即遭袁世凱政府以「標榜共產主義，反對軍國主義、工團主義、反對宗教主義、反對家族主義，……種種悖謬之語」勒令學舍解散刊物停版。 因政府之查禁，《晦鳴錄》於內地無法生存，不得已，乃遷往澳門，並從第三期起（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改名為《民聲》，形式包括華文及世界語兩部分，主張「倡導社會革命，促進世界大同」為宗旨。 易名為《民聲》後，也是出了兩期，仍不見容於葡澳當局。 正不知該落腳何處時，適逢原社會黨員徐安真從上海來澳門參加編輯工作，在徐的建議之下，《民聲》於一九一四年初遷往上海公共租界，社址位於僻靜的南成都路樂善里一座石庫門房子裡，為避免查禁，對外宣稱係在日本東京出版，並由鄭佩剛在外灘美國郵局租一信箱，作為與各地通訊聯絡之用，可以說，在滬上的《民聲》彷彿以地下刊物的模式出版發行。 此一不得已的做法，《民聲》在第五號的〈編輯啟事〉中記載：「中國內地之現象，豺狼當道，民賊塞途，本報主義既為所忌，故不便明設代理，惟望閱報諸同志輾轉傳播或介紹知友來函訂閱，或閱畢即轉示他人，務使多一人知有本報，即吾主義可早一日普及。」 由此可見，《民聲》的問世是在極艱困的環境下發行的，它必須透過各種偽裝，才能躲過政府的檢查。
《民聲》的編務，可說是由師復一人獨挑大樑，師復除大量撰寫無政府主義的文章外，還要兼顧以通信的方式與讀者互動，在刊物上討論有關無政府主義的問題。至於譯介外國無政府主義的著作或各國革命風潮，則大部分由新加坡的梁冰弦和在廣州的黃尊生供稿，「世界語專欄」則委由許論博、盛國成二氏先後負責。當然，《民聲》的主幹還是首推師復，《民聲》僅發行三十三號即停刊，而師復在其上即發表了近五十篇文章（譯文還不算），其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建構了所謂的「師復主義」，奠定在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中的宗師地位，師復所寫的無政府主義文章，後來以《師復文存》輯結成冊行於世。
《民聲》問世後，除政治上的打壓外，最致命的打擊是經濟上的窘迫，經費來源瀕絕，連生活維持都成問題。據鄭佩剛回憶：「當時經濟情況已陷於危急，兩餐不保，能有兩小塊燒餅或一小碗白水麵，或以醬油拌的飯充飢，就算不錯了。」 可見同仁生活之窘迫，幾乎已至斷炊之境。在三餐不濟的情況下，《民聲》雖苦苦撐持，但內部也開始發生矛盾，社內同仁屢因經濟問題與師復衝突，最可悲的是，師復的肺病也到了末期，在個人與事業前景均遭惡運之際，師復給遠在加拿大的鄭彼岸信最能道出淒涼心境：「現在《民聲》垂危，幾將易簀，余之憂《民聲》比憂病更甚。倘《民聲》嗚呼，余又成為不治之癆病，則師復將與無政府主義同葬支那之黃土而已。」 預知將死，言來不勝唏噓！
民初政壇的暗殺頻仍，讓師復死心絕望，所以其在《晦鳴錄》刊登的〈無政府淺說〉文中，即直指政府為「剝奪自由擾亂和平之毒物」，可見其對政府存在之深惡痛絕，也為其無政府主張之堅定信念定調。 師復不但反對政府，也反對任何有組織、有紀律的政黨，他認為政黨只是利用多數黨員之聲勢，製造黨魁之名譽，所以主張不應建立政黨，應該要強調個體之自由獨立。 是以，「二次革命」反袁時，師復認為那都是孫、袁或黃興的「以暴易暴」之舉，並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因此，他不贊成「二次革命」，反而是，只有透過和平方式的社會革命以改造社會，才能使人民得到真正的幸福。
師復雖曾加入過革命黨，但經過辛亥革命的衝擊後，其對「革命」之定義，已有自己的主張，他在〈無政府共產主義宣言書〉這篇重要文章中，特別提到革命的意義：「革命者，非但起革命軍之謂也，凡持革命之精神，仗吾平民之實力，以與強權戰鬥之一切行動，皆曰革命。」 這就把革命的主體放到平民身上，而突顯其與革命黨不同的革命路線。師復是個對自己主張信念相當堅持的人，為了把無政府主義說成是最革命、最正確的理論，師復對其他社會主義派別與馬克思主義都進行了批評和攻擊。他說：「無論其為國家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均為無政府主義之障礙，吾人欲實現吾主義，一方面與政府戰，又一方面與此種謬說戰，必先戰勝此種謬說，然後吾主義能得平民多數贊同。」 易言之，他把各派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都當作敵人，認為只有批判這些理論，才能使無政府主義定於一尊。
一九一四年間，師復和江亢虎在無政府主義問題上展開了一場論爭，在這場爭論中，師復以江氏不主張生產機關公有，不主張廢私產，違背社會主義之原則，故江氏所主張非社會主義；且江氏對於政治主張限制軍備，採用單稅，對於產業，主張營業自由，財產獨立，皆屬國家的社會政策，故決不能竊社會主義之名。 師復更指責江氏理論自相矛盾，政治投機。 除批評江亢虎外，對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說，他也不假辭色的說：「孫、江的主張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社會政策，是冒牌社會主義，倘若讓這些觀點流行，實社會主義前途之大禍也。」 另外，在批評孫中山和江亢虎的文章中，對馬克思主義亦採取批判態度，他從一切財產歸公的主張出發，反對馬克思關於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理論，並把馬克思主義貶稱「集產主義」。他說：「社會主義者，廢除私有財產而歸公之請也。……若集產之說，則生產機關歸公，而所生產之物仍屬私有，是僅得財產公有之半面，即不啻不完全之社會主義，不啻為失其真相之社會主義矣。」
此外，師復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分配問題的理論，也持不同看法，他認為直接按需求來分配較合哩，反對馬克思按各人勞動之多寡而異其酬給的主張。他更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他說：「蓋吾人以為社會主義當向社會謀解決，不當向政治謀解決，以社會問題而乞靈於政治，是自失其社會主義之價值，故目之為『半面的社會主義。』 總之，師復以自己的理論為中心，將江亢虎的社會民主主義和孫中山的主觀社會主義（師復亦曾嚴厲批評孫氏的平均地權說和產業國有政策）視為「社會政策」，也將馬克思主義視為「不完全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是屬於低層次的社會主義，而自己的「共產社會主義」才是最正確的。
師復從成立「心社」到「晦鳴學舍」，均試圖以道德改造人心、改造社會，作為其救國救民之途徑。「心社」與「晦鳴學舍」之成立，標誌著無政府主義者在國內活動的里程碑，這兩個組織和活動是有區別的。「晦鳴學舍」揭櫫綱領性的八條主張，包括共產主義、反對軍國主義、工團主義、反對宗教主義、反對家族主義、素食主義、語言統一、萬國大同， 它是較側重於對外活動；而「心社」則屬於個人內心的道德涵養。「晦鳴學舍」成立後，主要工作是從事《新世紀》上登錄文章的輯結成冊，如《無政府主義粹言》、《新世紀叢書》、《無政府主義名著叢刻》、《軍人之寶筏》等。 換言之，「晦鳴學舍」初期活動是以介紹「新世紀派」的無政府主義言論為主，發表自己的意見倒是不多。 一九一四年七月，師復在上海成立「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在上海的帶動下，其弟劉石心在廣州也成立了「無政府主義傳播社」；楊志道則於廣西南寧創立「無政府主義討論會」。除在國內活動外，在新加坡、加拿大等地也展開無政府主義的宣傳活動。 正當師復的無政府主義活動蓄勢待發之際，死神也悄悄的降臨師復，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師復終因肺病辭世，享年僅三十一歲。
師復去世後，《民聲》編務由林君復承擔，遠在新加坡的梁冰弦亦常供稿協助，一九一六年十一月，《民聲》出至二十九號時，因經費拮据無法維持而停刊。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五日，《民聲》在廣州再次復刊，此即所謂的後期《民聲》，從第三十號到第三十三號，只發行四號後又再度停刊。其中，第三十號的「增刊號」，刊載了陳獨秀與區聲白之間的無政府主義論戰，是這短短四號中最精彩的亮點。 附帶一提的是，「晦鳴學舍」除出版《民聲》外，還印行過十幾種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如《無政府淺說》、《平民之鐘》、《夜未央》、《總同盟罷工》、《伏虎集》、《兩個工人的談話》、《民聲社紀事錄》、《民聲叢刻》等，這些小冊子與《民聲》一起流傳於各地，為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立下很大的功勞。當時，《晦鳴錄》及《民聲》以及由他們編印的大量出版物，因為都是國內出版，流傳方便，且大多數都是免費贈閱，所以傳布較廣。據「民聲社」統計，一九一六年的十一月當中，先後發出《民聲》各期共一萬冊，《平民之鐘》五百三十四冊、《無政府淺說》五百三十四冊、《總罷工同盟》七百冊、《軍人之寶筏》五百冊、《無政府主義》七百冊。 五四時期宣揚無政府主義的活躍份子，泰半都是《民聲》及師復的信徒。總的說來，師復的「晦鳴學舍」與其後改名的「民聲社」，可說是民初在國內影響最大的無政府主義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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