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人和巴爾巴爾〉
在解釋石人、石圍圈、石列的意義方面，中國的史書留下了重要的信息。記載北周時代（五五六～五八一年）事件的《周書》（但是完成於六三○年代）卷五十〈異域傳〉中，詳細記載了突厥的習俗，其中也涉及到葬禮制度。茲徵引其中相關的部分：
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祭之。繞帳走馬七匝，一詣帳門，以刀剺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并屍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黃落，秋冬死者，候華葉榮茂，然始坎而瘞之。葬之日，親屬設祭，及走馬剺面，如初死之儀。葬訖，於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殺人數。又以祭之羊馬頭，盡懸挂於標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
《隋書》（列傳於六三六年完成）卷八四〈北狄傳〉中記載了繼北周之後的隋朝（五八一～六一九年），其後半部分稍有不同：「表木為塋，立屋其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經戰陣之狀。嘗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著眼於這兩書記述的不同，庫茲拉索夫認為：《周書》所見石圍圈是一般牧民的東西；而《隋書》所述繪有壁畫的小屋，則是貴族人物才能營造的。
如何解釋與文獻資料相關的考古學資料中關於石人這個問題，一直以來存在著兩種對立的說法。一種解釋是，石人是表現死者生前殺死的敵人；在這種說法中，從石人向東延伸的石列，也被視為代表死者生前殺死的敵人。因此，石人和石列中的立石，其意義是相同的。支持這種說法的有巴托爾德（V.V. Bartol’d）、維塞羅夫斯基（N.I. Veselovskij）、格拉奇等人。
還有一種解釋是，石人是代表死者本人。在這種情形下，《隋書》中看到的「死者形儀」，被放大解釋為包括繪畫及石像。但是另一方面，從石人向東方延伸的石列，更像是死者生前殺死的敵人。因此可說石人和石列代表的意義是不同的。支持這種說法的有斯奇羅夫（S. V. Kiselev）、耶夫斯霍瓦（L. A. Evtyukhova）、庫茲拉索夫等人。
儘管《周書》寫著「立石」，是否也能將其解釋為「石像」呢？此外，《隋書》中的「死者形儀」，是否可以擴大解釋為「石像」，也同樣是個問題。這個問題對上述哪一種說法都是不利的。關於這一點，我將在第六章之「突厥第一汗國時期的遺址（一）」中繼續討論。
石人是指被殺的敵人，這個說法在過去是有力的，但是最近大部分的研究人員都採取了石人是指死者本人形象的立場，其根據之一就是石人拿著容器這一點。誠如前面第三章之「小規模的石圍圈」中所述，在俄羅斯所屬阿爾泰的石圍圈調查中，出土了很多炭、灰、燒過的動物骨頭，這意味著在石圍圈處舉行了犧牲祭典（宴會）。站立的石人表現出下半身的例子並不多，但是若有表現出來，經常像是盤腿而坐一樣交叉著腳（圖90）。在上述圖瓦的薩爾格．布魯恩遺址中，發現了兩座被認為是夫妻的座像（圖74）。另外在突厥第二汗國毗伽可汗、闕特勤、宰相暾欲谷（Tonyukuk）等墓中，所供奉的本人像和被認為是其妻子的像也是座像（圖7、8、85、91、92）。這樣考慮到被供奉的石人盤腿而坐拿著酒杯，葬禮時親屬聚集為死者舉行追憶酒宴，死者本人也可以看作是以石人的形式參加吧。
然而，在毗伽可汗陵墓等大規模的遺址中，除了本人和其妻子的像之外，還有幾尊座像（跪著坐）和立像（圖7、9、10、80～82）。由於這些尺寸小得多，所以被認為是臣下。這樣的話，石人基本上會表現出死者本人（特別是只有一尊的情況），但是在大規模的遺址中，會有表現出妻子和臣下。
在古代突厥留下來的鄂爾渾—葉尼塞碑（Orkhon-Yenisei inscriptions）中，經常能看到為了死者而將「巴爾巴爾（balbal）樹立起來」的表現。與上述的爭論相關，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把巴爾巴爾視為石人；另一種認為只是石列上的一塊石頭。以石人為被殺之敵人的說法，是將巴爾巴爾等同於石人；而以石人為死者本人的說法是，除了石人之外，只有從那裡向東排列的石頭才被視為是巴爾巴爾。最近這場爭論逐漸平息下來，巴爾巴爾被普遍認為不是石人，而是一塊石頭。
但是，我個人認為，把巴爾巴爾斷定只是一塊沒有任何加工過的石頭，此觀點似乎有點過於偏頗了。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敵人也是人類，即使不是華麗的石人雕像，也會將其稍微擬人化地表現出來。我在闕特勤陵墓遺址及其北方第3遺址，便看到了這樣的例子（圖11、93）。這些是極為粗糙的石像，但依然表現了人臉和合攏於胸前的雙手。而在第3遺址的例子中，更刻有象徵性表現山羊的塔姆加（被認為是突厥的統治氏族阿史那氏的徽章）和另一種倒「し」字形的塔姆加。
闕特勤陵墓和毗伽可汗陵墓的石人，即使是臣下的人像，也都是經過表面抛光並雕刻成圓形，寫實精巧的製作出來。與之相比，不得不說它們的製作方式完全不同，因此很難想像它們有著相同的作用。
雖然它們都已經倒在地上，原始的位置不明，但根據一九五八年伊蘇爾的調查，上述第3遺址的例子中，石列的最前面立著刻有山羊塔姆加的巴爾巴爾（圖94），與之成對的是，在陵墓的入口前的石羊附近豎立的巴爾巴爾。此外，近幾年在蒙古與土耳其聯合調查團的調查中，包括從以前就知道的和碩柴達木的四個遺址在內，巴爾巴爾風格的石人數量一共有五個。現在它們都放在聯合調查團的倉庫裡。
雪爾也表明了這種觀點，認為只有在巴爾巴爾石列中模仿人類外形的立石，才是代表敵人，而且近年來沃伊托夫列舉了許多蒙古高原的例子進行說明。
如果是這樣，承認人類形狀的巴爾巴爾存在的話，那麼在廣泛意義上的石人（表示人類的石像）中，除了死者本人及其臣下外，還有敵人的存在。然而，臣下和敵人的雕像似乎只有在大規模的遺址中才能看到。
我來介紹一個加強這個想法的史料。在伊本．法德蘭（Ibn Fadlan）的旅遊記中看到。他在西元九二一到九二二年之間接受阿拔斯王朝（Abbasid Dynasty）哈里發（Caliph）的命令，來到伏爾加保加利亞（Volga Bulgaria）。作為使節旅行的他，寫下了在鹹海（Aral Sea）和裏海（Caspian Sea）之間的突厥系烏古斯（Oghuz）的埋葬儀式如下：
一旦他們中的一個人死了話，他們首先會挖一個像房子一樣的大洞。接著，接近死者，給死者穿上庫爾塔克（這是指上衣？［本書作者疑問］）、腰帶和弓。並且手中還拿著裝有酒的木杯，正面供奉著裝有酒的木盤。在此期間，其他人把死者遺留下來的全部財產運來，與死者同葬在其家（即墳墓中）。當死者坐在家裡時，就會在家裡蓋上屋頂，在上面放一種類似粘土做成的圓蓋東西。接著，他們帶著死者生前所有的馬匹過來，殺死一百到二百匹，甚至殺到最後一匹，然後吃掉那些肉。另外，只有馬的頭、腳、皮和尾巴取下，綁在樹上，說這是他在天堂要騎的馬。如果死者生前是殺死過敵人或者是勇者的話，他們突厥人會雕刻死者生前殺死敵人數量一樣多的木製雕像，供奉在墓前。然後說道：這些都是在天堂服侍他的隨從。
這段史料，有時被用作石人代表敵人這一說法的論據，僅僅基於他們將敵人刻成雕像（不是石像而是木像）這點，但由於雕像的數量和被殺人數一致，因此可以認為其與巴爾巴爾的作用相同。上述的引文，來自闕特勤陵墓建造二百年後的描述，不知道後來的巴爾巴爾之所以從石製改為木製，是否因為雕刻在木頭上更加便利。不過，在鹹海和裏海之間是棵樹木難以生長的地帶，那麼它們又是如何得到木材的呢？最後，應當指出的是，雖然死者本人不是製成雕像，但是死者手持酒杯這一點和石人手持酒杯是共通的。
最後，讓我提及與石列有關的另一種解釋。在阿爾泰繼續調查的庫巴列夫，觀察石列後指出，離石人最近的立石比較高，隨著距離有變小的傾向。他把這些石頭看作是參加追悼宴會者的拴馬石，能把馬拴在靠近石人的地方，代表是高身分的人；距離越遠，地位越低，石頭的高度顯示出地位等級的高低，而且偶爾在巴爾巴爾看到的塔姆加，據說是帶著拴馬石與會者的象徵。
（摘自：第四章：石人是表現誰呢？）
【試閱二】
〈從秦漢、魏晉到隋唐時代的中國石人〉
在中國，石像經常被稱為「翁仲」，這是源於秦始皇統一中國時出現的傳說中巨人的名字，儘管《史記》、《漢書》、《淮南子》、《水經注》等各種文獻對名字的記載有若干差異。總之，秦始皇沒收了天下的兵器，然後將其熔解製成巨大的雕像，在漢代就稱之為「翁仲」了。此後，雖然還不能確認是在什麼時候，但是豎立在墓前（主要是武人的）的石像，也被稱為翁仲。另外，也經常使用「石人」這個名字。
若是對中國的石像進行全面性概述，僅僅這樣就可以成為一本優秀的著作。在此，僅就立於陵墓的石人，將秦漢到隋唐時期的石像做一簡單的介紹。
在秦始皇陵周邊的地底下發現了無數陶製的兵馬俑，但是在地面上好像沒有石像。雖然也有文獻記載有石麒麟（《三輔黃圖》），正如楊寬所指出的，這可能是東漢時期製作的。西漢（西元前二○二～西元八年）的皇陵也幾乎相同，景帝的陽陵雖然發現了很多陶製兵馬俑，但尚無石像。站在景帝之子魯恭王墓前的2個石人，如後所述，根據下半身的銘文，它們被認為是曾經豎立在東漢末年樂安太守的墓前。
在西漢應該注意的是，作為武帝茂陵陪塚（陪葬墓）的霍去病墓，現存一系列的石刻群。霍去病奉武帝之命打敗了匈奴取得戰績，但在西元前一一七年，年僅二十四歲時病逝。《史記》卷一百一十一〈驃騎列傳〉中記載，武帝為了悼念其死，在茂陵附近建造了一座仿照祁連山的墳墓，試圖重現霍去病與匈奴的戰場。《史記索隱》（初唐司馬貞作）引用姚察（南朝陳、隋人）的注解記載「（塚）」前有石馬相對，又有石人也」。現存的16具石像中，大部分是牛、虎、青蛙、魚等，人像只有馬踏匈奴像（圖237）、熊抱力士像、以及只表現出奇怪的大臉和手的石像（也稱為胡人和野人）（圖238）。製作、陳列這些雕像的理由，一般認為是表彰霍去病對匈奴的軍功，但青蛙和魚似乎與軍功無關。
如前一節所述，新疆北部的草原自青銅器時代以來一直有石人的存在，這種說法在中國學術界很有影響力，但是由於該地區屬於匈奴的勢力範圍，所以也有人認為征討匈奴的霍去病，其墓是以之為藍本建立起來的。但是新疆的石像和霍去病的石像完全不同。無論如何，這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墓前石刻，也是特例。
同樣是漢武帝的臣下，遠征西域有功的張騫墓中也置有石獸，當時西亞墓前放置石獸很普遍，張騫墓前放置石獸有可能是受其影響。我認為東漢以後的「天祿」等受到了西亞的影響，這在將來預定出版的著作中再詳述。
在東漢時代（西元二五～二二○年），墓前石刻的風氣迅速普及，不僅是皇帝，就連高官階層也在陵墓旁的石碑、祠廟、門闕（類似高台的門）前，與通往墓地的參道（稱為神道）兩側成對豎立石刻群。碑和祠堂的位置有在墳墓的北邊、西邊、東邊，各式各樣，因此石刻群的位置也不確定。但是石刻大部分是獅子和馬，或是天祿、辟邪（都是有角、有翼的獅子，包含著吉祥的祈禱和驅除惡鬼的意思）等動物像（圖239），石人很少。前面提到的樂安太守的2個石人是罕見的例子，分別刻著「府門之卒」、「漢故樂安太守麃君亭長」的銘文（圖240、241），可見是守護太守的府門士兵和亭長（守護郡的正門）。後者雙手沒有任何東西，但前者用雙手拿著杖和劍之類的東西。因此，這些石刻群被認為是為了祈禱吉祥如意、驅除惡鬼、保護墳墓而成對豎立起來的。
東漢末年，又出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石像，這是做為石碑底座的「龜趺」。現在已知最古老的例子是在西元二○五年建立在今天四川省蘆山縣的樊敏闕。此後，這個風俗在魏晉南北朝時代開始普及，不僅在中國，還傳播到北方的蒙古高原，以及朝鮮半島和日本。
接下來，陵寢制度（陵及其上或旁建寢殿）在魏晉時代（二二○～三一六年）的遭到廢除後，石刻群也不再製作。直到東晉時代（三一七～四一○年），陵寢的規模也沒有恢復。
南朝時期（四二○～五八九年）的帝陵，一對與天祿、辟邪造型相同的石麒麟被立在神道的兩側，但尚無石人，也沒有龜趺。梁朝的第一代國君武帝蕭衍（五○二～五四九年在位）的父親蕭順之（四九四年過世）的建陵有一對龜趺碑。但是，這是梁朝建國的同時，由武帝追尊的陵，最初並不是帝陵。
另一方面，五胡十六國時代夏國赫連勃勃（四二五年過世）陵墓上豎立的石馬，如今保留在陝西省博物館中，但至今沒有發現石人。
北朝的北魏（三八六～五三四年）在後半葉恢復了陵寢制度。使其復活的是推行漢化政策的文明太后和孝文帝（四七一～四九九年在位）。兩人都在山西大同的北面營造了壽陵。文明太后的永固陵是上圓下方的墳墓，高23公尺，東西長124公尺，南北有117公尺，東西稍長。孝文帝的萬年堂就在永固陵的北面，雖然形狀相同，但規模只有永固陵的一半。永固陵的南面，有一座被稱為永固堂的祠堂。現今永固堂的各種設施都已經沒有了，但根據《水經注》卷十三〈濕（漯）水〉的注文，祠廟整體近似於石室，這是鮮卑固有的葬制，又採用東漢以來在陵前立廟、石闕、石碑、石獸的方式，還進一步吸收了儒教和佛教的要素。遺憾的是，並不清楚石獸的種類和石碑有沒有龜趺。總之，石人在此時是不存在的。
到了北魏末期，石人終於登場了。孝莊帝在西元五三○年過世，第二年被葬在靜陵，其位置在很長的一段時間無法確定，一九七六年在洛陽北邊的古墳中出土了一個高達3.14公尺雄偉的石人（圖242）和另一個臉部相同的頭像，再出土一座石獅子，這個古墳被認定就是靜陵。石人雙手持劍站立。因為衣冠和龍門的「孝文帝禮佛圖」上所見衛士一樣，楊寬看作是「護衛性質的物品」，認為是「繼承後漢的形式」。這裡所說的「後漢」，就是上述所提的樂安太守石人。石獅子是採蹲踞的姿勢，這是此造型的最早案例。
北魏之後分裂為東魏與西魏，西元五五一年西魏文帝所葬的永陵原來有很多石刻，現在只剩下石獸（有翼獸）了，其他的全部都遭到了破壞。另外，陝西省博物館也運走了很多石人、石獸，但細節尚未得到證實。
分別繼承東魏、西魏的北齊（五五○～五七七年）和北周（五五六～五八一年），都在建國後立即與突厥產生密切的關係，在考慮突厥石人起源問題上，這一點也很重要。一九八七年發掘出葬於西元五四九年高澄（北齊文襄帝）的墳墓，據說墓的南面残留下一個石刻人像，原本應該是有一對的。可惜該照片尚未發表，通向地下墓室的墓道上，繪有儀仗隊等壁畫，墓室裡發現了1500多件陶俑。
在北周，最近正在調查武帝的孝陵，但是沒有發現石刻、墳丘、寢殿建築等遺存。北周時代最受關注的是第I部第二章介紹的粟特人安伽墓。在墓室中發現安放棺槨的屏風狀板石上，以彩色浮雕著粟特人的宴會、狩獵、商隊等場景（圖243），這與第I部第四章所提到《隋書》對突厥葬禮的描寫「立屋其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經戰陣之狀」很相似。
在唐代的陵墓中，我們要先看看與突厥時期重疊的早期到唐玄宗泰陵的石像。特別是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和高宗、武后合葬的乾陵整體結構。這裡主要參考了楊寬、來村多加士、陳安利、劉向陽等人的著作。
唐朝的帝陵都位於西安的北方、渭水的北側，並排在比秦漢帝陵更北的山上。
高祖李淵的獻陵位於陜西省三原縣城東北，海拔300公尺左右的開闊平原。李淵逝於西元六三五年，以五個月的時間就營建完成了獻陵。這是仿照漢高祖長陵，中國傳統的土堆方錐梯型（頂部被剷平的方墳）。高19公尺，東西長139公尺，南北寬110公尺，東西方向稍長。圍繞著墳丘的陵園（土牆）也是長方形，四神門的每一個外面，都有相對而立的四對石虎（現存5隻）。南門外長357公尺的神道，兩側除了有石虎外，還有一對華表（也稱石望柱）、一對石犀、石人等間隔（41公尺）排列著。石虎、石犀都是立像。
在石犀北部神道的東側，據當地村民說，曾經有3個石人並排在一起。它們都是面朝西，高2公尺多，穿著長袍雙手拿著笏，看起來像是文官，可惜今天已不存在。據推測，與之相對的神道西側也站著3個石人。這樣的話，南門（朱雀門）外面排列著一對石虎、石犀、華表和三對石人，共計至少有12個石刻像。
（摘自：第十二章：中國的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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