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告別人類的童年
或者換種說法，為什麼本書要談的不是不平等的起源
「這種情緒四處蔓延，在政治上、社會上、哲學上無所不在。我們生活的時代正是希臘人口中適合『眾神變形』的『καιρóς』（kairos，正確時機），也就是適合基本原則和象徵變形的大好時機。」
──榮格（C. G. Jung），《未發現的自我》（The Undiscovered Self）（一九五八）
人類的大半歷史早已在我們面前消逝而去，無可追回。我們智人（Homo sapiens）這個物種已經存在至少二十萬年，但我們對這二十萬年來的絕大多數時光發生了什麼幾乎一無所知。例如西班牙北部阿爾塔米拉（Altamira）洞穴裡的壁畫和雕刻，這些壁畫、雕刻創作的時間前後至少橫跨一萬年，約在西元前兩萬五千年到西元前一萬五千年之間。這一萬年間想必發生了許多精彩事件，但我們完全無從得知大部分事件的面貌為何。
這片空白在多數人眼中無關緊要，畢竟多數人幾乎不會特意想到人類歷史的廣袤時光。他們也沒什麼理由要多加思索，即使問題真的浮上心頭，通常也是因為反思起世界為什麼看起來一團亂、人類為什麼老是惡行相向，反思為什麼會有戰爭、貪婪、剝削，人為什麼會系統性漠視他人的苦難。人類自古以來就是這樣嗎？還是有哪個環節在哪個時刻出了大錯？
這基本上是神學辯論，背後追根究柢的問題是：人性本善還是本惡？但是只要稍加琢磨，就會發現用這種說法提出問題幾乎毫無意義。「善」跟「惡」是純然屬於人類的概念：根本不會有人想到要爭論一條魚或一棵樹是善良還是邪惡。「善」跟「惡」是人類為了相互比較而創造的概念，由此推演，爭論人類本性是善是惡，就和爭論人類本質上是胖是瘦一樣，兩個問題的意義半斤八兩。
儘管如此，大家認真反思起史前時代的教訓時，幾乎總是會繞回這種問題。基督教的答案我們全都倒背如流：人類曾經生活在純真狀態，後來卻被原罪玷污。妄想變得像神一樣的人類受到懲罰，現在的我們生活在墮落狀態，冀望未來獲得救贖。今天，這個故事的通俗版本通常是改編自尚─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Discourse on the Origin and the Foundation of Inequality Among Mankind），這是盧梭一七五四年的著作。故事是這麼說的：很久很久以前，我們以漁獵採集為生，一直以來都活在孩童般的純真狀態，一小群人在一起生活。這些小遊群奉行平等主義，平等的原因很可能正是遊群的規模極小。但是「農業革命」再加上城市興起，讓這種幸福狀態隨之畫下句點，人類迎來「文明」和「國家」──這表示書面文學、科學、哲學誕生，但同時人類生活中的負面事物也幾乎全部伴隨而來：父權制、常備軍、大規模處決，還有要求我們把大半人生浪費在填寫表格的煩人官僚。
上面的描述確實是十分粗略的簡化，但是只要有人說出「不過人類當然是以十幾二十人的小遊群生活度過演化史的大半時光」或是「農業或許是人類最大的錯誤」，不論這類話語出自工業心理學家以至革命理論家之口，浮上表面的似乎確實是這套基本故事。後文也會提到，許多暢銷作家相當直白地提出這種論點。問題是，如果想要擺脫這套頗為悲觀的史觀，尋求替代說法，大家立刻會發現檯面上唯一的替代說法其實更糟：如果不同意盧梭，另一個選項只剩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霍布斯一六五一年出版的《利維坦》（Leviathan）就許多方面而言都是現代政治理論的奠基之作。《利維坦》主張人類是自私的生物，在原始自然狀態下，人類的生活絕對和純真相去甚遠，生命反而必定「孤獨、貧窮、齷齪、野蠻、短促」，基本上處於人人互相攻擊的戰爭狀態。霍布斯主義者會主張，如果說人類能從這種愚昧狀態有所進步，最大功臣恰恰就是盧梭抱怨的那些壓迫機制：政府、法院、官僚、警察。這一脈觀點同樣源遠流長。英語的「政治」（politics）、「禮貌」（polite）、「警察」（police）聽起來之所以大同小異，實是其來有自──三個字都源自城市的希臘文「polis」，城市的拉丁文「civitas」則衍生出「禮節」（civility）、「公民」（civic）等字，也多少影響現代對「文明」（civilization）的理解。
依照這種觀點，人類社會的基礎建立在集體壓抑我們的卑劣本能，大批人群聚在一地生活時，這種壓抑就更勢在必行。因此現代的霍布斯主義者會主張，沒錯，人類確實是在小遊群生活中度過演化史的大半時光，小遊群的成員之所以能和平共處，主要是因為他們共享確保後代生存的共同利益（演化生物學家稱之為「親代投資」［parental investment］）。但就算是這種小遊群，其基礎也絕非建立在平等之上。依據這種說法，人類社會始終存在某種「雄性領袖」（alpha-male）的主導人物。人類社會的基礎自古至今都是建立在階序關係（hierarchy）、統治關係，以及蔑視道德的自私自利上。只不過我們已經集體認識到，優先考慮長期利益而非短期直覺對我們更有利；或者更上層樓的做法是制定法律，迫使我們將最卑劣的衝動限制在經濟之類能夠裨益社會的領域，在其他領域則完全禁止。
讀者或許已經從我們的語氣注意到，我們不太樂意在這兩種說法之間二選一，反對理由可歸納為以下三大點。我們認為這兩種說法描述的人類史整體進程：
一、根本不是事實；
二、造成嚴重的負面政治影響；
三、莫名其妙扼殺了人類史的趣味。
本書希望發出先聲，講述另一個更有希望、更有意思的故事，同時也更充分納入過去數十年來學術研究帶給我們的成果，其中的一部分重點是將考古學、人類學及相關學科累積的證據綜合起來，這些證據告訴我們人類社會在過去約三萬年來如何發展，而且指向全新的說法。我們的研究成果和大家熟悉的敘事幾乎完全背道而馳，不過一直以來最傑出的發現往往只能在專家學者的研究裡讀到，或是必須從科學發表的字裡行間努力梳理出來。
簡單感受一下新浮現的畫面多麼不同：現在我們清楚知道，農業誕生以前的人類社會並不局限於平等主義的小遊群。恰恰相反，農業出現之前的漁獵採集世界充滿了大膽的社會實驗，比起演化論的無聊抽象簡化，更像是各種政治形式的嘉年華大遊行。另一方面，農業並不代表私有財產的濫觴，也不表示朝不平等邁出無可挽回的一步。事實上，許多早期農業社群相對不受身分高低和階序差異束縛。至於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城市絕不等於牢不可破地固定了階級差異，過去有為數驚人的早期城市依循十分穩健的平等主義路線運作，他們不需要獨裁統治者，不需要野心勃勃的戰士政治家，甚至也不需要頤指氣使的行政官僚。
這些議題的相關資訊從全球各個角落湧入，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也不斷從新角度審視民族誌和歷史材料。現在已經具備各種片段資訊，足以建立一套完全不同的世界史，不過目前一般人對這些資訊仍然十分陌生，只有少數菁英專家才有機會認識（而且即使是專家，他們也要再三猶豫之後才願意拋下自己的小片拼圖，跨出專長子領域和其他學者切磋心得）。我們十分清楚目前任何人都還不可能拼出完整圖案，本書的目標是開始將拼圖的部分碎片拼在一起。任務規模浩大，涉及的議題又舉足輕重，我們甚至在經年累月的研究辯論之後，才終於能初步了解我們逐漸辨認出的事情面貌真義何在。不過重要的是我們讓事情動了起來。大家很快就會清楚看到，廣為流傳的歷史「全貌」──霍布斯和盧梭的現代追隨者同樣相信的「全貌」──和事實幾乎毫無關連。但光是彙編、篩選大量資料，還不足以讓我們開始理解現在呈現在眼前的新資訊，我們還必須轉變觀念。
轉變觀念表示我們必須回溯最初的幾步，回溯最初是什麼造就了社會演化的現代看法，讓我們認為人類社會可以根據發展階段加以畫分，每個階段各有獨特科技和組織形式（漁獵採集者、農夫、城市工業社會等等）。後文將會說明，這種觀念源自保守派面對歐洲文明遭到批判的反彈。針對歐洲文明的批判在十八世紀初葉的幾十年間開始流行，不過首開批判先聲的並不是啟蒙運動哲學家（儘管啟蒙哲士起初十分佩服也仿效這種說法），而是歐洲社會的原住民評論家和觀察家，例如美洲原住民休倫─溫達特族（Huron-Wendat）的政治家康迪亞隆克（Kandiaronk），下一章將更深入討論這位政治家。
我們將會重新探討後文稱為「原住民批判」（indigenous critique）的論點，也就是認真看待來自歐洲經典以外的社會思想貢獻，尤其是原住民族的貢獻。西方哲學家往往將原住民族塑造成歷史的天使或魔鬼，但是這兩種立場都扼殺了真正思想交流甚至對話的可能性：和一個被視為邪惡魔鬼的人爭論，就跟和一個被視為神聖超凡的人爭論一樣困難，前者的任何想法言語往往被視為無關緊要，後者的所思所言又無不含意深遠。本書討論的人群大都凋亡已久，我們不可能再和他們進行任何形式的對話。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決心把活躍於史前史的人群當成可以對話的對象，假如我們遇見還活著的史前人類就能與之對話，我們用這種方式書寫史前史，不把史前人類的存在當成某種歷史必然定律下的楷模、標本、傀儡或玩物。
歷史上確實存在趨勢。有些趨勢非常強大，面對洶湧無比的潮流，很難逆勢而行（雖然似乎總是有人能夠成功抵抗趨勢）。不過所有「定律」都是我們畫地自限的產物，這就接到了我們的第二個反對理由。
為何霍布斯版和盧梭版的人類史都造成了嚴重的負面政治影響
霍布斯模型的政治影響無需贅言。我們經濟體系的基本假設是，人類本質上是有點卑鄙的自私生物，做決定時根據的是蔑視道德的自利算計，而非利他主義或互助合作；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所能期望的最佳結果就是從內部和外部多多施以精巧控制，管控我們據說天生渴望追求名利、自我擴權（self-aggrandizement）的驅力。盧梭認為人類從平等主義的原始純真狀態淪入不平等，這套說法似乎比較樂觀（至少還有個比較好的狀態能當成淪落的起點），但如今這套說法主要被用來說服我們：我們生活其中的制度或許不公正，但我們能立定的實際目標充其量就是做點溫和修補。在這方面，「不平等」一詞本身就透露許多訊息。
自從二○○八年的金融風暴及其後的動盪劇變以來，不平等的問題（連帶加上不平等的長期歷史）已成為大家熱烈辯論的議題。知識分子之間已經形成某種共識，就連政治階層也或多或少同意：大家認為社會不平等的程度已經失控，世界上絕大多數問題多少都可說是源自不斷擴大的貧富鴻溝。光是指出這點就是對全球權力結構的挑戰；但另一方面，這種界定問題的方式讓結構的既得利益者最終仍然能夠高枕無憂，因為這種說法暗示了我們永遠不可能為問題找出有意義的解決方法。
畢竟只要想像一下，假如我們用不同方式來界定問題，就像五十年前或一百年前可能使用的方式，情況會是如何：我們會說問題出在資本集中，或是寡頭壟斷，又或是階級權力。相較於上面任何一種說法，「不平等」一詞聽起來簡直像是用來鼓勵大家敷衍妥協的。我們可以想像推翻資本主義或打破國家權力是什麼樣子，但是我們甚至還弄不清楚消除不平等到底是什麼意思。（哪一種不平等？財富的不平等？機會的不平等？大家究竟要平等到什麼程度，我們才能說已經「消除了不平等」？）用「不平等」一詞來界定社會問題恰恰符合技術官僚改革派的時代所需，後者打從一開始就認為真正的社會改革願景不在考慮之列。
辯論不平等讓人可以擺弄數字，爭論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和反功能（dysfunction）的門檻，重新調整徵稅制度或社會福利機制，甚至能用數字嚇唬大眾，告訴大家情況變得多糟（「你能想像嗎？世界上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口坐擁全世界百分之四十四的財富！」）──但辯論不平等也讓人可以一面操弄這一切，一面卻完全不去處理大家實際反對的「不平等」社會體制裡的因素：像是有人能夠將財富轉化成凌駕他人的權力；或是有人落到被指著說他們的需求無足輕重、他們的人生不具內在價值（intrinsic worth）。我們被灌輸的想法是，後者只是不平等的必然結果，而不平等則是生活在任何科技進步的複雜大型城市社會的必然結果。不平等想必會常伴我們左右，問題只在程度高低而已。
今天出現了一股思考不平等的熱潮：自從二○一一年以來，「全球不平等」屢屢登上達沃斯（Davos）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熱門辯論話題。我們有不平等指數、有研究不平等的機構，還有源源不絕的著述，試圖把現在對財產分配的執著投射回石器時代。甚至有人設法計算舊石器時代猛獁象獵人的收入水準和吉尼係數（兩者算出來都很低）。 彷彿我們覺得有必要提出一些數學公式，來證明盧梭時代就已十分普遍的說法：在這種社會裡，「人人一樣貧窮，因此人人一樣平等。」
種種述說純真、平等的原始狀態的故事，就像使用「不平等」一詞一樣，最終的結果就是讓悲觀主義看來如同常識，讓人對人類境遇感到惆悵──透過歷史的廣闊視角來觀察自己時，傷感之情油然而生。沒錯，如果我們是俾格米人（Pygmy）或喀拉哈里布須曼人（Kalahari Bushman），當然有可能活在真正奉行平等主義的社會。但是如果想在今天創造真正平等的社會，我們將不得不設法重新變回沒有大筆個人財產的採集小遊群。採集者需要相當廣大的領域採集維生，這表示全世界人口必須減少百分之九十九・九左右。如果此路不通，我們最多只能希望那隻會永遠踩在臉上的鞋子可以縮小一點，又或者我們可以爭取更多騰挪空間，讓一些人可以暫時閃開踩在臉上的鞋子。
如果要拼湊出更符合實情也更充滿希望的世界史面貌，第一步可能是徹底拋開伊甸園，斷然拋棄舊觀念，不要再認為過去幾十萬年來，地球上人人都共享同一種田園牧歌式的社會組織。不過令人十分不解的是，我們的呼籲往往被視為頑固守舊之舉。「你們的意思是說人類從未實現過真正的平等嗎？所以平等只是痴人說夢？」我們認為這種反對意見不只適得其反，坦白說根本不切實際。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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