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參加政治運動
【政治運動】
第二天早上我吃了早飯就到葉書記家去，我實在迫不及待想繼續談他參加政治運動的事。
葉書記正在廚房幫他太太寶珠準備豬食，把番薯葉切片和番薯簽同煮。寶珠一如往常地向我打個招呼，之後便不發一語。村中婦女的不成文規定，是要順從丈夫，至少在公共場合要做到這一點，對此寶珠可說是恰如其分。在我住在林村的這段時間，她一直是不置可否，除非我直接問她問題，否則不會開口。但是這一天，我很高興寶珠也在場，因為我也想問清楚她在四清時的經歷。
我向他們兩人問道：「在四清的時候，你們有沒有見面？」寶珠假裝沒有聽到，繼續攪著豬食。回答的是葉書記。
「在四清的頭一年，我很少看到寶珠。我們雖被派到同一縣，但是所在的公社不同。她被派到灌口鎮的第三公社，兩地的交通不方便，而且我們也因政治任務在身，無暇分神。但是到了放假，她回泥窟村，我要回林村的時候，我們會找機會見見面。我一得空就回村裡，把攢下來的薪水交給父母貼補家用。我告訴過你在工作隊的時候，我一個月可以得到二十七元人民幣。我要交給房東九元，別的零星花費，像肥皂、香菸，喔！對了，糖等等，大概要二到三元，所以大概可以存個一半交給父親。那時我家的人口變多了，我最小的弟弟在一九六三年出生，所以我一共有六個弟弟、一個妹妹。我父親要賺足工作點數餵飽全家人實在不容易，所以我弟弟大多沒有機會受高等教育，而必須盡早開始工作補貼家用。」
「你多久回林村一次？」我問。
「大概一個月一次。」葉書記答道：「因為四清的時候我常常回來，所以比較清楚這個運動對本村的影響。派到本村來的工作隊，一下子就把大隊黨支部書記鴉片洪和大隊長雷公林搞下來。工作隊到達之前，雷公林還開了個玩笑，說工作隊既然要三同，要和農民併肩工作，那我們得先做些特大號的馬桶讓他們用扁擔挑才行。這其實是在嘲笑這些『城市孩子』吃不得苦，沒辦法和我們下田做一樣的工作。但是工作隊在調查大隊幹部疏失的時候，農民把這句玩笑話也報告上去。結果工作隊特別針對雷公林開了個鬥爭大會，雷公林被打得死去活來還革了職。」
「在這次的政治運動裡，有沒有其他人被攻擊？」我問道。
「幾乎每個大隊和生產隊幹部都受到波及。」葉書記一邊回答，一邊將煮熱的豬食舀入提桶之中：「但是林村的人受影響最深的，恐怕要算是吳家兄弟。運動剛開始時，田雞吳和他哥哥吳明都在江頭公社做事，但是上級命令他們回林村，他倆一回來就受到村民嚴厲的偵訊。因為田雞吳在解放前經常變節，又與各方關係良好，所以連一點還嘴的餘地都沒有，就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分子』。他還有一頁不大光榮的歷史，就是他在加入解放軍之前曾經當過國民黨的兵。他為什麼要叛離國民黨，加入解放軍？是不是要做國民黨的間諜？這類的問題一經提出，田雞吳毫無招架之力，所以就成了個政治案件。」
寶珠靜靜地用扁擔挑起兩擔豬食出去了，廚房裡只剩下葉書記和我兩個人繼續講話。
「田雞吳的命運至此起了大轉變，」葉書記的話中有一絲復仇的快感：「工作隊要他寫自白書，所以把他單獨關了好幾個月。但是他是個文盲，根本寫不出來。工作隊對他的口供不滿意，所以常常毒打他。工作隊希望這個案子有個重大突破：讓田雞吳招認他是國民黨派來，潛伏於此地的間諜。田雞吳大概從來沒有想到，解放了以後他還要吃這種苦頭。他走投無路，想用皮帶上吊自殺，了結自己。但是被看守的人發現，把他救活了。但是說也奇怪，田雞吳這條命撿回來之後，人變了很多。雖然今天你看他這個人還是講話帶刺，態度傲慢，但是比起他被監禁之前，可是大大不同了。他這一生，起伏實在很大。
「在四清的時候，村裡還有一件很不公平的事，一直到近幾年才解決。這件事和林家的長房林大有關係。林大家裡原有不少田產。在抗日戰爭之後，林大的父親決定分家，四個兒子都一樣，每人分到大概二十畝田（約一．三公頃），林大這個人，做事勤快，用錢也很謹慎。」
葉書記在大灶裡添了些柴枝，從水缸裡舀了些水到鍋中，放些番薯葉進去，準備再煮一鍋豬食。他邊做邊說：「但是他的三弟─林山，從年輕時就游手好閒，大家都知道。林大結婚後，林山也娶了老婆，生了兩個孩子，坐吃他父親分給他的二十畝田過日子。他僱了他老婆最小的弟弟來做田裡的活兒，但卻跟這位小舅子的老婆發生關係，兩人私奔到廈門去。到了廈門，他又拋棄這個女人，整天吃喝嫖賭，無所不來。到了抗日戰爭結束的時候，他的田產也花光了，於是淪落到在廈門街上流浪乞討生活的地步。」
「那他的老婆孩子怎麼辦？」這三人的生活，恐怕才真正成了問題。
「林山的妻兒？」葉書記一邊攪著豬食，一邊回答我的問題：「眼見賴以維生的田地被一一變賣，自己實在不知如何度日，林山的老婆是娘家嫁出來的女兒，不能回娘家求援，她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殺。幸而她的兒子，發現她舉止異常，通知她那一代輩分最高的長兄林大，把她救活了。後來林大就把弟媳婦一家接來和家人同住，一起在林大的田裡工作，說起來林山的兩個兒子都是林大養大的。
「解放之後，林山回到村裡來，他被劃在貧農階級裡。他和政治權力沾不上邊，因為村裡的政治全為吳家兄弟所把持。後來實行土地改革的時候，並沒有人找林大的麻煩，因為林大的田地雖然有二十畝之多，但是家裡吃飯的人也多：除了林大夫妻倆，還有林山的妻子，林大的三個兒子、兩個女兒，再加上林山的兩個兒子，一家十口人，地有二十畝，算來仍算中等，所以被劃為中農。」
「你剛才不是說，這家發生了什麼不公平的事嗎？」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葉書記要把林家的人口和田產交代得這樣清楚。「在一九七八年前，階級劃分是非常要緊的事。」他憤憤不平地說：「林大這條命，幾乎斷送在他弟弟林山手上的。林山趁著四清時加入了貧農協會，開始奪權，並且把矛頭指向他看不順眼的人。審判田雞吳的時候，他出了不少主意。之後，他又要求重新審查他親哥哥的階級地位。林山堅稱林大不應劃為中農，而應該是富農。他辯稱林大家有二十畝田，但是只有七口人，林大夫妻倆，三個兒子、兩個女兒。另外那三個人，也就是林山自己的妻子和兩個兒子，其實是林大僱用的長工。加上這三個雇工之後，林大的剝削程度便超過二十五％，所以應該歸為富農階級。」
「但是這樣講不對呀！」我不禁說道。
「當然不對，」葉書記諷剌地說：「林山這些話一說出口，全村同感震驚。要不是林大，林山的妻兒哪有今天？怎麼會有人這樣子恩將仇報，不仁不義？這個人做出來的行徑正好和全村的人心裡想的相反。連丟掉差事的前大隊黨支部書記鴉片洪，都難以置信地評道：『林大救了弟媳婦，又把她和姪兒接來同住，這種善事要是算作是剝削他們，那麼世上還有什麼天理？』村內的公論都倒向林大這一邊，但是林山有工作隊做靠山。林山現在是個積極分子，在工作隊的支持之下，他終於如願把他哥哥劃成富農階級，村裡多了一個階級敵人。」
「林山當權多久？」我問道：「四清一共持續幾年？」
「大概兩年左右，後來爆發文化大革命，取代了四清。」葉書記答道：「那時候林山也對他堂弟林柏亭落井下石。林柏亭就是胖林，他在土地改革的時候已經被劃作富農，一有政治運動，他就吃不少苦頭，他無可奈何，只能盡量順從忍受。胖林有幾個住在南洋的表親，不時寄錢或是食物、用品給他。胖林大概是一方面想改善和幹部之間的關係，一方面想證明這些包裹裡沒有其他的東西，所以會送一些給大隊的幹部。早先是送給吳氏兄弟，後來送給鴉片洪和雷公林。到了四清的時候，林山說這是胖林想博得幹部個人的好感，根本就是在賄賂，所以，黨都變成了封建地主的工具了。因此在接連幾次的鬥爭大會中，胖林都受到審判，被罰做全村最吃重、最骯髒的工作，像是疏通水溝或是清理公共廁所。」
這時候，寶珠挑著兩個空桶子進來，我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問他們兩個：「四清的時候，你們在龍海待了多久？你們在那裡做什麼事？」
寶珠仍然不發一語，好像沒聽見我的話一樣，葉書記大概是以為我在跟他說話，所以由他來回答：「我在龍海縣鄉下的工作隊待了一年。在一九六五年末，被調到海倉縣，在穀物儲存機構中推動社會主義運動。接了新工作之後，生活條件改善很多，至少每餐都有粥可吃。另有一個姓黃的人和我一起到任。這個姓黃的人很胖，原來是人民解放軍的政委。軍隊中的政委地位很高，特權也多。他大概從沒想到他竟會有今天，落到這種地方來生活。他每頓飯要吃八到九碗粥；你知道，如果食物不含油脂的話，人的食量就會變大。吃飯的時候，我和他同桌吃飯，不和農民一起。我的胃沒有姓黃的那麼大，所以吃的也沒他那麼多。有的時候，我明明已經飽了，還得裝著在吃飯的樣子。要是我把碗筷放下來，他馬上就不吃了。沒有人要他這樣，但是這個運動的目的，既然是糾正幹部的不當疏失，每個人都會小心翼翼地避免本身突出的行為。」
「你在海倉鎮待了多久？」我問。
「大概只有兩個月。」葉書記答道：「一九六六年一月，我被派到集美鎮，這個地方在大陸上，面對著廈門島。我的主要工作是在鎮上的國營工廠推廣社會主義教育。在國營廠工作的年輕工人大多只有小學畢業的程度，沒受過多少社會主義教育，所以我們就要啟發他們的社會主義意識，將他們組織起來，加入政治系統之中。這些組織裡，最有效的當數共青團。我們會舉辦活動吸引年輕人，並導正他們生活的軌道。
「白天的時候，我都在國營工廠上班，例如說到百貨部去賣東西，或去食堂的廚房煮飯。我和工人們一同工作、吃飯和休息。由於堅持三同，我很快便贏得了工人們的信任。到了晚上，我便帶領這些年輕人學習，學習念書寫字，或是學習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或是學習政令宣導。有時，我會帶他們做些娛樂活動，像是打場球，或是唱唱革命歌曲之類的。一旦成功地在廠內成立一支共青團的支部，我就動身到另一個國營廠去。」
「你是因為這段經歷，才和許多地方幹部結為知交嗎？」我開始有點瞭解葉書記的觸角為什麼會伸得那麼廣了。
「是啊！那真是我生命中最難忘的一段時光。」他的眼神既驕傲又滿足：「我對工作完全投入，所以在一兩個月內就會看到自己的成果。在不同的國營廠工作，也使我對各行各業更加瞭解。和年輕人工作，真是太有趣了。
「我還記得這段期間發生了一件令人好笑的事，我們的運動手冊上面要求我們舉辦『憶苦思甜』大會，以便加強年輕人的『社會主義意識』。這個活動的目的，是要讓年輕人熟悉解放之前群眾生活之苦，並且拿來和共產黨帶給他們的甜美、富足的生活做一比較。一般而言，我們會尋訪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生活貧苦的人。如果這個人的生活在解放之後大有改進的話，我們就會邀請他來和年輕人講講話，談談以前的『苦』和今日的『甜』。
「在集美鎮上有個退伍軍人。我們聽說他出身於北方的貧窮人家，家裡窮得把他賣給有錢人做童僕。他每天從早忙到晚，吃不飽、穿不暖，要是做家事犯了什麼錯誤，還會被重打一頓。最後他終於受不了，逃走去參加人民解放軍。我遇見他的時候，他已經退休，每月照領國家退休金，日子過得很悠閒。我想，讓年輕人聽他的經歷，是再適合也不過了。所以我就辦了個『憶苦思甜會』，請他來做演講。他很生動地描述解放之前生活的種種困難。他小的時候沒吃的、沒喝的，連遮風避雨的地方都沒有。他是賣身來做童僕的，主人、太太、小主人，連較為年長的僕人都常常對他拳打腳踢，這般這般，一直說下去。然後他開始講解放以後過的好日子，一一指出一九五○年代初期生活上的改善。我心裡想著，這個會開得真是順利，年輕人一聽就知道他話裡的意思。我心裡得意起來，覺得又完成了一項任務。
「但是接下來，糟了！這個老傢伙該停不停，一直講下去！他開始講在大躍進之後日子有多苦：他餓得有多厲害，看到多少人死亡。我想阻止他，但他是以貴賓身分受邀來此演講，而且他又是個榮譽退伍的軍人，我實在不敢冒犯。我看看觀眾，他們早聽出演講者話裡的毛病，正津津有味地聽著。我看到有幾個年輕人竭力忍住以免笑出聲來，我自己也開始覺得好笑。會議開完以後，我跟上級報告這件事，他也大笑不已。」
「那段期間你做了多少件工作？」我問道。
葉書記扳著指頭算著，回答說：「在一九六五年後半年和一九六六年的前幾個月這段時間，我在六、七個國營廠待過。我藉著這個機會認識了許多人，特別是一些年輕、低層的幹部。這些人現在都做到了機關首長。我和他們深厚的交情，成為我自己重要的政治資本。還有，因為我努力推展社會主義運動，成效卓著，一九六六年三月，我獲准加入中國共產黨。我真的很感謝黨的提拔培養，讓我得到這份殊榮。我父親是個低下的窮種田人，到我這一代，竟然能成為共產黨黨員！你想想看，我竟能和極少數通過考驗的人平起平坐，而且被認為是黨內下一代的中堅！我雖然不見得能全然認同這個政治運動中的濫權和恐怖的治術，但是毛主席和黨的指示是正確的，我應該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才對。這些濫權和恐怖政治可能是別的原因造成的，只是我還不瞭解罷了。」
「寶珠是在那時候獲准入黨的嗎？」我問。
「是的。」葉書記答道：「在四清的時候，有一百二十名左右的積極分子獲准入黨，包括寶珠在內。我們這一百二十名新黨員都先在地區總部所在地的集美鎮集結，等待上級發派下一個工作。四清運動已圓滿落幕了，可以預見我們這些少數的優秀分子必定步步高升，前途未可限量。不用說，當時沒有人覺察到地平線的彼端醞釀著風暴，即將完全扭轉我們的命運。等到一九六六年三月，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後，一切都改觀了。」
語末，葉書記的聲調愈來愈低，彷彿因為久談而疲倦，或者他想避開不談那些從不給外人知道的事。我看不出他臉上有任何表情，因為在廚房的這一角沒有窗戶，光線暗淡。我想，今天就談到這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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