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邊遠前哨
宗谷岬一家拉麵店的大門上，高懸著兩隻喇叭，每隔五分鐘就會播放一首歌：
浮冰融化，春風拂拂
薔薇綻放，海鷗嚶鳴
海洋遠處異國輪船的蒸汽
真教宗谷岬人們喜出望外
風雪退勢，寒冬已遠
蝦蟹正在近海中雀躍
人們敞開心扉
大海也在宗谷岬澎湃
六月底，雨季正酣，大半個日本潮濕而陰沉。但是日本四島最北的北海道卻在熱浪下乾烤。海面不見絲毫波濤或漣漪，一片亮藍刺眼，像柳橙廣告中的海洋。宗谷岬的居民在必要時刻，才會走到熾熱的陽光下活動。他們多半懶散地坐在門口陰影處，看著一對對蜜月新人一陣瞎忙，試圖透過投幣式望遠鏡，望穿厚達四十三公里的海上熱氣，遠眺與拉麵店僅有一水之隔的俄羅斯。四個年輕摩托車騎士身著亮晶晶的黑色皮衣，大汗淋漓，坐在一家餐館門外的桌旁。他們一手敲桌打拍子，一手趕開可口可樂瓶子邊緣的蒼蠅，傾聽喇叭大聲播放的蝦蟹之歌，盯著不遠處四輛嶄新的本田機車。離摩托車停放的地點不到一碼處，就是日本國土的北方終點——北緯四十五度三十分，與義大利米蘭、黑海北岸克里米亞半島（Crimea），以及美國奧勒岡州波特蘭（Portland）的緯度相同。
落日西盡，蒼蠅紛紛飛回山丘，喇叭傳出一陣爆裂靜電雜音後，歌聲嘎然而止。北方的傍晚稍顯涼意。從我落腳的民宿門口望去，可見粉紅色海面上的捕蝦船，遙遠又凝止不動，宛如火柴棒般。
「你明早要幾點起床？」民宿老闆問道。他個頭高大，講話直率，滿臉鬍鬚，手裡撥弄著登喜來打火機。
「我不知道，七點吧。最好早一點動身。」
「要趕巴士嗎？」
「不是，我要徒步。」
「要走很遠嗎？」
「整個日本那麼遠。」
整晚，狂風直吹進宗谷岬的民宿房間，讓我輾轉難眠。強風從火爐煙囪呼嘯而入，鳴叮作響，彷彿一窩鳥兒在唱歌：靈巧的日本小鳥將煙囪當成擴音器，啁啾不止。翌晨，老闆給我一條小棉質手帕，上面印有北海道地圖。他解釋，萬一我走錯路，手帕便可派上用場。他小心翼翼地打開手帕，在右上角用印章蓋上民宿的地址與電話號碼。
「今天是幾號？」他扯高嗓門問廚房裡的妻子。
「二十八號喲。」妻子喊回來。
他全神貫注地將另一個橡皮章沾上印泥，在地址的正下方整齊蓋上「六月二十八日」，然後後退一步，仔細端詳。不過他還是不滿意，所以又在日期下面用紅筆寫了一行小字：「七點出發」。
就在此時，隔壁的喇叭開始大鳴大叫，我重新綁了三或四次靴帶。
「今天是二十九號。」我想起來。
「二十九號呀！」民宿老闆大吼一聲，用原子筆猛塗日期的最後一個數字，再潦草寫上新數字，結果糊成一團。
「我老婆是個笨蛋。」他咕囔低聲說。
遙遠的終點
在東京的最後一晚，一群日本友人為我餞別。九點左右，其中一人已經醉醺醺地靠在居酒屋的牆上，下巴黏著一小塊烤雞肝。儘管如此，他還是插進談話。「算步數，」他建議，「從北到南一路計算所有的步數，這樣你就會知道總共有多少步。」
「我幹嘛要知道呢？」
「你可以用這個來寫一本書呀。要寫一本介紹這種旅行的書，怎麼可以不曉得自己走了多少步呢。」
「可是我有地圖和指南針，道路標示也會告訴我……」
「聽我的話，算步數。我這輩子還沒碰過曉得從宗谷岬到佐多岬總共有多少步的人。我打賭從來沒有人算過。你絕對會是第一個。」
說完不久，他就呼呼大睡，烤雞肝還黏在下巴上。兩三個朋友合力抬起他，走向一輛計程車，司機只看了他一眼，就像車尾著火般揚長而去（東京計程車司機不大願意搭載醉漢——譯注）。
我並未計算自己行走的步數，但是我盡可能計算我行走的公里數。在那個特別的第一個早晨，海洋閃耀奪目，我沿著海岸走了十五公里。
沿岸的零星村莊裡，房舍牆壁與屋頂原本漆上原色，如今已被西伯利亞海風帶來的鹽份漂成淡粉紅和淺綠色。牆壁以三夾板或廉價錫板搭成，漆成厚木板色，片片波浪狀鐵板組成屋頂。西南方，越過遠方的稚內（Wakkanai），壯麗巍峨的利尻山（Mt. Rishiri）矗立在外海，兀自成島，山巔還覆蓋著些許皚皚白雪。一座漁人倉庫的紅色大門敞開，屋內地上堆著已死的大章魚。我向一位穿和服、戴呢帽的老頭道聲早安。「您辛苦了。」他回禮道。
晌午，開始轉往內陸田埂，在翠綠耀眼的稻田間走了十八公里。炙熱的陽光遍灑在碧藍色筒倉與荷蘭式穀倉屋頂上。一個女人戴著白色頭巾，操作牽引機，忙著將乾草成堆排排開，整齊得像棋盤方格。男人用耙叉把乾草耙成堆，向我招招手，嘴裡叼了根香菸。
下午三四點左右，我的嘴乾得像沙紙，路邊的空啤酒罐開始讓我口渴難耐。天氣酷熱乾燥。卡車轟隆碾過，揚起的臭風反而顯得濕潤宜人。北海道是日本第二大島，人口卻最為稀少，僅占全國百分之五，密度大約是每四英畝的土地才有一個人。於此島的北隅踽踽而行，經常數小時只見到烏鴉的蹤跡。傍晚，一輛牽引機經過，年輕司機停下車，一語不發地遞給我一瓶柳橙汁。我站在馬路中央將它一口飲盡。牽引機發出低沉的咕隆聲，司機低頭對我咧嘴笑了笑。
「你是哪一國人？」
「英國人。」
「啊，很不錯呀。」
「沼川（Numakawa）還有多遠？」
「過下個山頭就到囉。」
看著我喝完柳橙汁，他滿意地拿回瓶子，發動隆隆的引擎上路，轉進田野。向晚的微風開始在草地上吹起陣陣漣漪。等真正抵達沼川時，我已經翻過了五座山頭，繞過八個大彎。我坐在一家日式旅館（ryokan）的玄關台階上，一連灌下兩瓶啤酒，總算才有力氣解開靴子。老闆娘在一旁張大眼睛，高興地拍手叫好，女服務生站著咯咯猛笑，喘不過氣來。
日本社會裡，充滿了讓人們無法晏起的各式絕招：例如，在天剛破曉時，就把人嚇得滾下床墊的叭叭警笛聲，沿海村落的霧笛此起彼落地響起，或是喇叭大放如〈櫻花，櫻花〉和〈波蓋上校〉這類流行歌曲。在沼川，有一組電子鐘能夠精確模仿英國國會大笨鐘的噹噹報時聲。如果這些聲音仍然吵不醒你，放心，還有伴著小學生魚貫上學的〈起錨歌〉進行曲。旅館老闆小幡（Obata，音譯）先生在沼川小學任教。他說服我，要我在翌晨離開沼川時，順道繞去學校一趟，跟他的學生們露個臉。等我走抵那所迷你單層木造校舍時，〈起錨歌〉的旋律早已停歇，因為學校位於農莊僻處，拐這一個彎，就花了我一個小時。不過從小孩子們突然從嘰喳的喧鬧，變成目瞪口呆和屏氣噤聲的反應看來，絕對值得多磨這麼一點靴底。小幡先生班上只有四個學生：三個六歲大的男孩和一個七歲大的女孩，全瞪大眼珠，坐在板凳上，咕嚕咕嚕地看著老師介紹這位來自外太空的生物。
「小朋友，這位是來自英國的英國人。阿和，你知道英國在哪裡嗎？」
「很遠很遠。」
「你能不能在地圖上找到這個地方？」
老師將一個破舊的金屬地球儀移到教室前方，四個小鬼忐忑不安地圍著它轉來轉去。
「不對，阿和，那裡是沙烏地阿拉伯，這裡才是英國。」小幡老師的指頭輕點在冰島上面。他的背往後一挺，雙臂如風火輪般揮舞著，傳授學生地理知識。
「昨天這個外國人走了三十三公里的路，從宗谷岬來到這裡。阿和，宗谷岬在什麼地方？」
「很遠很遠。」
「對。今天這個美國人要走到豐富（Toyotomi）。小良，豐富在哪裡？」
「很遠很遠。」
「然後他要一路走過全日本喲。」
「哇……」
「你們覺得他會走多久呢？」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六個月。」
「五年啦。」
這時，我感到兩隻腳丫傳來陣陣刺痛。在孩子們輪流試提過我的背包後（只有那個小女生提得起來），我在教師休息室喝了杯綠茶，不理會坐在一旁暗自嘻嘻笑得抑不可止的校長，就迫不及待地朝豐富出發。
初夏烈陽灼灼，照耀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在戴白色頭套的挖水溝婦人身上，在被牽引機軋軋疾駛而過逼開的那條棕色大蛇身上，也在我身上。我在頭上包著一條天藍色毛巾，雙手因曬傷而浮腫了一倍，皮膚逐漸由深紅轉為紫紅。半路，我向一個農家要水喝，他們端來綠茶和點心，並建議我找醫生看手傷。蓊鬱林間的蒼蠅成群圍在我臉上，久久不散。我脫下靴子和襪子，將腳浸入一條溪流中，溪水清涼，轉眼間就被溪裡的小蟲叮出滿腿血斑。
傍晚抵達溫泉勝地豐富，鎮上只有一條灰塵滿布的寂寥街衖和十數家老舊旅館。我已累得寸步難行。頭兩天，我走了六十多公里，一路在毫無蔽蔭的曠野中，頂著空前的熱浪前行。路上唯一的陰影往往是在人們漠然臉孔的凹凸處。我一跛一跛地從旅館走到公共澡堂。旅館給我一雙方形木屐（下︹geta︺），比我的腳丫小了一吋半，而且還使腳丫痛上加痛。我那狼狽模樣倒是讓澡堂的女服務生開心不已。
「你們看，這個外國人走路一跛一跛的。早就跟你說過，他們不會用木屐走路。」
真好，澡堂幾乎沒人。一大片灰色火山岩彷若圍牆般，屹立在寬大的瓷磚浴池中央，將池子分隔成男湯和女湯。石頭上緩緩湧出光滑的暗綠色天然熱泉。澡堂服務生周到地提供了一張網子，好用來舀掉浮在水面上的蚊蠅死屍。但是我渾身疲憊又嚴重曬傷，顧不了那些蚊蠅，只能癱坐在瓷磚池邊浸泡兩腳。將近一個小時裡，我蹣跚來回於浴池和冷水龍頭之間，不斷用塑膠小盆接滿冰水，澆在曬傷的臉和脖子上。
旅館的菜色少得可憐，女服務生又板張臭臉。房間四壁蕭然，必須不斷投入百圓日幣的銅板才能收看黑白電視機。翌晨我離開時，旅館外，四、五十位老先生拄著柺杖，危危顫顫地登上兩輛大巴士。隔壁旅館的喇叭放送著〈驪歌〉。旁邊一輛小貨車呼嘯駛過，車子的背後有一行醒目的黃色英文字：「幸福即將來臨」。
四海之內皆兄弟
十點到十二點之間，幌延（Horonobe）車站對面的小餐廳裡冷冷清清。但十二點一到，立刻擠滿客人，到了一點鐘，又恢復了空蕩光景。旅程的第三天上午，我咬緊牙根，走了十二公里的煤渣路。現在，我坐在小餐廳裡，喝著冰涼的札幌啤酒，心中委實舉棋不定。我在東京舒適的環境中仔細計畫出來的這份行程，和地圖上工整的鉛筆編號，都在鞭策著我繼續上路，完成壯舉。但我身上的水泡、曬傷、腳趾頭關節、腳背、腳底的肉球、腳踝、膝蓋、大腿和小腿後肌抽痛不已，加上札幌啤酒在肚內作祟，讓我實在很想留在幌延休息一天。我在三點一刻作成了決定。接下來的兩個小時內，我流連在幌延的小公園裡，悠閒橫躺於一棵標有清楚說明的樹下，看著小孩子手拿馬鈴薯片，餵著籠子裡的初生「斑比」（bambi，自狄士尼時代以來，日文「小鹿」的代稱）。
我住進的那家旅館樓下食堂的牆上，掛滿蒸汽火車噗噗冒著白煙，穿越峽谷的照片，以及一幅發黃的米勒（Millet，一八一四至一八七五年，法國自然主義時期的田園畫家——譯注）〈晚鐘〉複製畫。食堂裡擺著一些供人選購的貝殼項鍊墜飾。老闆女兒仔細地在每個墜飾內黏上一塊布面。旁邊還擺了一面塑膠鏡子，上面橫漆著「旅遊為您帶來微笑」幾個字。不過，我隨即發現，人口四千六百的幌延最主要的觀光景點是酒吧，總共有二十二家。那天晚上我邊跛邊逛，走進第三家酒吧，裡面有一台很棒的古董級生啤酒冷卻機，媽媽桑不停地在其中加入冰塊，還有一台高齡二十年的沃利澤（Wurlitzer）點唱機。大型彩色電視裡，一個紅鬍子美國摔角手正拿著一張場邊座椅，猛力砸在一個名叫「強人小林」（Strong Kobayahsi）的日本摔角手身上。
我點了一瓶生啤酒，才剛要喝，身旁就傳來「哈囉，請，請，哈囉」的聲音。一個禿頭男子笑容滿面地站在我身邊，替我斟了一杯陳年山多利威士忌。
「你太客氣了，」我趕緊說，「我不喝威士忌，我只喝啤酒或清酒。」
「哈囉，請。你，哈囉。」
男子大剌剌地從皮夾裡拿出一張千圓鈔票，放在櫃檯上，要媽媽桑拿來啤酒和一碟花生。這種好事偶爾會發生，也沒有抗議的必要，於是我欣然接受招待。
男子笑容可掬地拿出名片，以為外國人看不懂漢字，向我解釋說，他姓小川（Ogawa），是此鎮的公共工程主管。他堅持要與我共飲，並帶著我離開櫃檯，走到角落的一張桌子旁，和他的同事們坐在一起。四個年輕人穿白襯衫、打領帶，另一個年紀較大的男人則穿著沾有污泥的長統靴與工作服。歐吉桑站起來想給我一個擁抱，卻摔趴在桌上，打翻了兩杯威士忌和一只冰桶。他踉蹌坐下，卻坐空而跌了個四腳朝天，然後他從桌子底下慢慢地爬出來。這時，一旁的人扶他起來，拍拍他身上的灰塵，領他走向門口。他帶著酒意邊微笑邊鞠躬，又撞翻了吧台上的一盤魷魚乾。到了門口，他轉身向大家揮手告別，不小心碰掉了花花公子月曆。他終於被攙扶著離開，一路呵呵笑著走進夜色。
我和男子相互舉杯敬酒。電視裡，紅鬍子美國摔角選手扯住強人小林的頭髮在繞圈子。點唱機裡，保羅．安卡（Paul Anka）正高歌著〈黛安娜〉。除了這些噪音以外，吧台裡一片悄然。我後來才得知，原來那個歐吉桑是鎮公所書記。
「感謝你光臨幌延。感謝你參觀我們的斑比。」
「這是一個寧靜的小鎮。」
「這是一個平靜的小鎮哪，」小川先生慎重地提出修正。「我每年要去東京三次，回來都得耳鳴。幌延非常平靜，鎮裡有二十二家酒吧和一隻斑比，而且，全世界的人都要努力做朋友。請問府上在哪裡？」
「倫敦。」
「啊，原來如此。請問是倫敦的哪一帶呢？」
「雷登史東（Leytonstone，位於倫敦東部——譯注）。」
「了不起的小城！英國與日本有許多共通點：你們有女皇，我們有天皇；我們都有眾多的島嶼和悠久的歷史。美國人無法真正了解我們，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你認為雷登史東願意跟幌延結為姊妹鎮嗎？我們有一隻斑比喔，還有其他東西。」
「我可以問問看。」
「四海之內皆兄弟，這是很重要的喔。」
紅鬍子美國人用摔角場的圍繩纏住小林的脖子，並將日本裁判拋出場外。小川先生輕拍我的背。
「外國人在幌延很少見哩，」他說，「這是個乾淨的小鎮，平靜的小鎮。我們盡最大的努力。我們盡量提供居民最好的，有孩子們的斑比……」
「還有二十二家酒吧。」
「讓我們為促進全世界和平，」小川先生舉起酒杯，「乾一杯。」
我們暢飲了整整八大杯啤酒和兩瓶山多利威士忌。就這樣，我度過了在北海道的第四個夜晚。的確，為促進世界和平，我連花生的錢都沒付。我們離開的時候，為時尚早。小川先生告訴我，剛剛那些同事中，有些人已從昨晚一直喝到今晨五、六點（幌延的酒吧不受營業法規限制︹日本營業法規規定風化場所只能營業到午夜零時——譯注︺）。明天鎮公所有項重要大事，一場本地對抗利尻隊的棒球賽，所以今晚大家最好提早休息，少喝點酒，免得明早精神不濟，出盡洋相。我們勾肩搭背地離開酒吧。紅鬍子美國人早被小林痛扁得血流滿面，抬出摔角場，滿場觀眾歡呼喝采。
雨中徒步
熱浪結束。天空變成豆腐色，雨滂泊而下。我在接下來的六天中一路冒雨前行，走在荒涼的海岸公路上，還好沿途有零星的巴士候車亭可以棲身。用波浪鐵皮板搭成的簡陋車亭搖搖欲墜，泥地上長出蕁麻，鏽跡斑斑的牆上釘著英日文對照的標語：「願和平普降地球」。從鐵皮上的小洞，可以看到灰暗的海水，緩緩沖上這塊遙遠的北方海灘。趁著海面平靜，我脫去衣服下水，愈游愈遠，直到可以轉頭看見龐然壓頂的利尻山。山峰絲絲白雪逶迤，宛如溝壑裂縫。
第五天吃午飯的拉麵店裡，弱不禁風的老婆婆掌廚兼做服務生。她每次出來招呼客人，都要先脫掉在廚房穿的乾淨拖鞋，換上髒兮兮的塑膠涼鞋，才肯在店裡的水泥地上走動。她把端碗的托盤先放在櫃檯上，身體靠著門柱，直接用腳穿或脫鞋，因此她的速度也跟著變慢。在人滿為患的午餐時間裡，慢吞吞的服務往往讓顧客失去耐心。
「喂！我的麵呢？」
「怎麼搞的，老太婆？」
「快來收拾這張桌子呀。」
「妳不倒水給客人嗎？」
「開罐啤酒要半個鐘頭嗎？」
「你游了泳啊？」老婆婆不敢置信地倒抽一口氣。一點鐘的時候，店裡客人已經散去，她撲通地坐下來吃醃黃瓜配飯。今天的晨間氣象預報還在說，連在十四個緯度遠的南方，九州南端的海水溫度都嫌太冷，不適合游泳。
「英國的海水跟這裡差不多。」我解釋。
「好勇敢啊。」老婆婆嘖嘖稱奇。
明治冰淇淋的送貨員進來補貨時，我正在吃最後一口麵。「所有的英國男人，甚至連魚販，都打領帶。」他告訴我。
「你真的是英國人嗎？」老婆婆嘆口氣。「英國是不是比美國更遠？去一趟要多久？要花多少錢？」
冰淇淋送貨員在冰櫃裡補完了貨，倚在放置冰棒的櫃前忙裡偷閒，擺出一副對世界瞭若指掌的模樣，對幾個國家發表高見。
「在那邊有哪些國家哪？」老婆婆困惑地指指窗外的海面。
「俄羅斯，」送貨員如數家珍，「韓國、中國……」他想了一下又說，「保加利亞。」
在我離開前，他告訴我，北海道的漁夫如何代表了日本人民的性格。「外國的漁夫捕魚時，只撈他們能賣的魚，把其他的魚丟回海裡，」他說明，「但是日本漁夫會一直捕撈到船滿為止，根本不管這些魚最後可能必須以半價出售。我們日本人是工作狂，我們要嘛不做，要做就做得徹徹底底。」老婆婆與送貨員都點了點頭，表情嚴肅。
也許日本漁夫的趕盡殺絕，正是北海道著名的鯡魚幾乎絕跡，鯡魚船近年來必須改撈蝦蟹的原因之一。蝦蟹生意平凡普通，但捕鯡人的輝煌往昔，卻烙印在北海道最著名的民謠裡：
問海鷗，鯡魚來否。
海鷗回答：我是天空的飛鳥——
去問海浪吧。
旅程第六天仍霪雨不斷，我從綿密雨幕中辨識出前方的一大片高山，其中的最高峰仍然覆蓋著一層灰色暗沉積雪。我手上這張七年前出版的地圖裡，有一條路沿著海岸繞過群山，不過地圖上的英文索引警告，此路「車輛通行困難」。後來我才知道，這個警告說了等於沒說，因為這條路根本尚未建造。我決定避開這些高山，等抵達留萌（Rumoi）之後，再轉向內陸。但是到留萌還要走上三天，而雨勢毫無緩和的跡象。我拉緊連在厚夾克上的帽子向前邁進，雨水依舊無孔不入，靴子、衣服、柏油路面的隙縫都不放過。汨汨的水也滲入了巴士候車亭的鐵皮頂，最後變成污濁的黃鉛色液體，流入海中。
有時我會停在小店休息，打聽到下個村莊還有多遠。然而有些時候，特別是老闆年事已高時，她會說不曉得還有多少公里，只知道大概還有一里或一里半。「里」（ri）是舊時日本用來計算距離的單位，今日的路標和地圖早已棄用，再過十年就會從日語中消失。換算起來，一里相當於三點九二七公里。然而我後來才實地了解，里的意義並不在此，一里代表一個挑擔的人，在一小時內所能行走的山路距離。公里是為了機械用途而發明，里卻是一個完全為人所設計的計算單位，它也因此注定要走入歷史。今天，我們用數字和嗶聲來計時，距離也必須是十進位才能計算，否則就不是距離。
在空曠的遙遙長路上，經常一走幾個小時，遇不到半個可以攀談的人。偶爾會有一輛車顛簸經過，車輪翻起鬆散的小石礫，沿著路面凹痕滑行前去。我經過幾處懸壁，一群工人站在裝有落石防護網的高處幹活，他們瞪著下方的我，彼此交頭接耳不知說了些什麼。頭幾天，路上的孤店成為唯一的訊息來源。而避風棚、休息站和點心亭，民宿和旅館，則交織成北海道偏遠的北部海岸，人民如何度日的真實景況。
我解下背包走進一家小店。中年老闆娘正在看十八吋彩色電視螢幕上的午間猜謎節目。她用遙控器選台，電視螢幕的右下角還有一個黑白小螢幕，讓她能同時收看其他頻道。她的店裡只賣口香糖、冰淇淋、汽水、餅乾，和用玻璃紙包好的紅豆饅頭。
「沒有啤酒？」我抱怨道。
她不賣啤酒，但她相當同情我的處境，到她那台巨大的三門冰箱裡搜來搜去。
「什麼人生啊！」她感嘆地說，「現在已經十二點十分，你是今天唯一上門的客人。在這裡開店真是沒有道理哪，漁夫和農夫自己都有車子可以開到稚內或留萌去買東西。我們這些窮人的日子真是難過喔。」猜謎節目被數位手錶廣告打斷時，她又嘆了一口氣。
在我逗留的另一家小店後頭，一位老婆婆綻放出非常可愛的微笑，整張臉神采飛揚。我在買蘋果的時候瞥見她。她很瘦小，有個難看的駝背，就坐在一台別人送給她的大型電子編織機前面；這是一台電腦化的新型編織機，只要插入一張卡片，立刻就能織出一塊座墊套子來。這個傴僂老婦一臉驕傲神情，坐著對我微笑，要我看看編織機。
第七天雨勢一度稍停，我沿著依舊冷清的海岸公路往前，看見一隻老鷹正在啄食烏鴉的內臟。來到一個村莊的大街，一個穿深色和服，頭上包著圍巾，牙齒早已掉光的老婆婆直直朝我走過來。她突然伸出雙臂，繞在我的脖子上，把我拉得彎下身子，我嚇了一大跳。她將臉頰貼到我的臉頰上，問我住在哪裡。
「東京。」我一說完，她瘦弱的身軀用盡全力地緊緊摟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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