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密關係暴力自古存在、中外皆然，女性長期、持續面對暴力傷害。直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第一波女性運動在各地興起，為爭取婦女的投票權，展開全球第一次大規模改變女性處境的運動；直至1960年代的人權運動與第二波女性運動，才真正為反女性受暴運動（The Battered Movement）帶來嶄新的一頁，開啟至今反抗對女性暴力運動的大幅進展，也讓女性受暴議題從私人議題進展至公共議題。1971年Erin Pizzey在英國建立了第一個女性庇護所、1975年美國律師展開家庭暴力成文法的制訂後，相關政策、法律和服務逐漸受到重視，帶動了各國對女性權益的關注（Dutton, 2006）。
第一節 雙重弱勢：原住民女性的親密關係暴力
人權運動的目標是為了解放政治、經濟、教育和文化上的壓迫及控制；少數族群和原住民族因弱勢處境引發剝削、邊緣化、暴力、無權力感（powerlessness）等結構性壓迫引起全球人權運動的關注，其中原住民女性在親密關係中的受暴現象，使其同時面臨了性別、族群「雙重壓迫」形成「弱勢中的弱勢」，更值得重視。不只美國、加拿大近二十年來的研究結果都顯示原住民女性面臨嚴重的親密關係暴力傷害（Brownridge, 2008），澳洲學者Marcia Langton更以「民族危機」（national crisis）形容原住民女性親密關係暴力的處境和傷害，並以「這是個病態的情況，讓人無法接受，且嚴重偏差」（This is sick situation. This is an unacceptable situation. It is severely perverted.）強調暴力必須終止，改變原住民婦女受暴的問題刻不容緩。
一、性別暴力：源於性別不平等
不論國內、外，親密關係暴力的被害人大多數都是女性、施暴者是男性。例如根據衛生福利部家庭暴力案件通報資料統計，雖然過去十年（2010-2019年）親密關係暴力通報案件中，男性被通報的受暴人數緩步上升，但女性被害人仍占82%-90%。美國全國親密伴侶和性暴力調查（The National Intimate Partner and Sexual Violence Survey, [NISVS]）也顯示，雖然每3位女性中有1位（35.6%）、每4位男性中有1位（28.5%）曾遭受親密關係暴力，但女性遭受到的傷害與影響遠大於男性：7 位女性中就有1 位因男性伴侶的暴力而肢體受傷，男性則是25位中才有1位肢體受傷；另遭肢體暴力、性暴力或跟蹤行為，導致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或傳染性病者，女性是男性的2.5倍（Black et al., 2011）。
原住民族亦是如此。根據澳洲政府2016 年的統計（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ABS]），過去一年遭受前任、現任伴侶肢體暴力的原住民女性是原住民男性的4倍（28% vs. 6%），因暴力住院的原住民女性則是原住民男性的2.7倍（73% vs. 27%）（Cripps et al., 2019）。簡而言之，不論是官方統計或調查資料、針對原住民或非原住民的調查，都指出親密關係暴力案件中，男性是主要的施暴者，女性是主要的被害者。
故親密關係暴力是「性別暴力」（gendered-based violence），施暴者與被害者在性別分布上極不平等，大部分是男性對女性的暴力（EIGE, 2017; 引自王珮玲等，2021）。性別暴力係根植於性別不平等的社會文化，男性擁有社會所賦予的特權、在家中扮演主宰的角色，對女性施展各式暴力與控制，包含性侵害、親密關係暴力與性騷擾等。
二、弱勢處境：源於族群不平等
受到殖民主義不公平的影響，原住民族長期被主流社會邊緣化，以致在結構上、經濟上皆是弱勢，資源不足、服務缺乏的現象持續存在（Hartmen, 2020）；而美國印地安及阿拉斯加原住民女性不只在暴力的終生盛行率上居高不下─84.3%的原住民女性被暴力攻擊過、55.5% 的原住民女性經歷親密關係暴力、56.3%經歷性暴力；在平均餘命上，印地安及阿拉斯加原住民比美國整體少了5.5歲，心臟疾病是美國整體的1.3倍、糖尿病是3.2倍、慢性肺病是4.6倍；不到1%的印地安及阿拉斯加原住民有自有住宅，遠遠低於美國整體63.8%的自有住宅率，但在自殺率部分，印地安及阿拉斯加原住民的自殺率卻是美國整體的1.7倍、原住民年輕人的自殺率則是整體的2.5倍（National Congress of American Indians [NCAI], 2020）。
臺灣的情形亦是如此，臺灣原住民族幾百年來不斷受到主流文化的入侵和壓迫，並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上受到多重的宰制與剝削，使得原住民族的社會結構與文化崩解，並淪為臺灣社會中弱勢的「黃昏民族」，面臨人數減少、生活空間狹窄且生活不易、母語嚴重流失，以及社會制度與風俗習慣瓦解的處境（孫大川，2000；引自劉鶴群等，2011）。
例如根據莊俐昕、黃源協（2019）整理相關統計資料後發現（表1-1）：臺灣原住民不僅平均餘命少了全體國民約8歲（原住民72.57歲、全體國民80.69歲）、原住民老人人口的比例較全國老人人口的比例少了一半（原住民8.1%、全體國民15.2%），原住民的失業率較全體國民高（原住民4.06%、全體國民3.80%）、大專以上教育程度則是全體國民的一半（原住民20.75%、全體國民48.62%）；而原住民單親家庭的比例卻是全體國民的1.78 倍、隔代教養的比例是2.6倍。值得注意的是，在略高於全國整體勞動參與率的狀況下（原住民59.35%、全體國民58.65%），原住民的個人平均所得、家庭平均所得卻都遠低於全體國民（原住民的個人月平均所得只是全體國民月平均所得的3/4；家庭平均年所得只是全體國民家庭年平均所得的六成），貧窮率更是全體國民的4 倍（原住民7.30%、全體國民1.79%）。
可見原住民族在健康、經濟及社會指標上，相較於總人口，皆居於相對「劣勢」的狀態，顯示原住民族與全體國民間存在著相當程度的落差。雖然形成此一劣勢狀態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應與原住民族被殖民的歷史、不正義的社會制度密切相關，而原住民女性即在性別、族群雙重壓迫下面臨相當艱辛的處境，親密關係暴力的普遍和嚴重更成為原住民女性人身安全最大的威脅之一（王增勇，2001；黃源協、童伊迪，2010；Brownridge, 2008; Evans-Campbell et al., 2006; Rosa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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