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序 言
長期以來，整體社會對原住民族的認識，以及原住民族歷史的書寫，往往流於簡化、表面化、刻板化，甚難深入核心，更少有經歷部落或國家社會重大事件的原住民當事人，見證歷史的案例可供探討。
2020年4月至2021年2月間，本館籌辦「臺灣原住民族與二二八」展覽，經由國家人權博物館轉介得知，鄒族鄭茂李先生（1927年出生）曾經參與過二二八事件，難得在事發七十多年後，用鄒語口述，由其長孫女鄭佩茜（Sayungu）女士（曾任阿里山國民中小學教務主任，茶山國民小學校長）整理記錄，並自行印製成書〈二二八小小傳令兵的秘密〉（第一版2017年，第二版2018年）。鄭校長又與本館卑南族同仁Pa’elravang Gusing（陳隼東）曾經在阿里山國中小共事，因而前往拜訪，請教二二八事件相關問題。
詢問過程中發現，鄭先生與高一生為表兄弟；他的姊夫汪清山，是夫人汪華美的同母異父兄弟，都經歷大日本帝國及中華民國。日治時期生活、教育所學習或是郡役所工作，加入海軍，與美軍於左營海戰，適逢鄒族近現代化的過程。戰後親身參與二二八事件，擔任湯守仁傳令兵，與國軍於嘉義遭遇戰。時局變化與白色恐怖壟罩時期，高一生、湯守仁、汪清山等族人被汙名織罪槍決。而他也在艱困環境下，渴望為自己及家人努力打造一個美滿的家。其跨時代、重大事件及部落種種的經歷，可能也是極少數仍在世，尚可言談的長輩。
先前已有臺日學者人士對他做過部分主題的口述訪談或紀錄片，但本館嘗試刻劃重現較完整及全面性的，鄭先生個人生命史與大時代脈動的激盪歷程，並且實地踏查鄭先生所經歷過的地方及事件發生地。
這本口述訪談是在鄭校長〈二二八小小傳令兵的秘密〉的基礎上，再深入訪談、查找資料佐證及踏查記述而成。原本以為「單純」口述訪談，卻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挑戰。鄭先生熟悉的語言是鄒語及日語，而鄒族的訪談，如果未對其歷史、文化、語言稍有瞭解，單是地名、部落名，就已是一頭霧水。家族名、人名更因皇民化及漢化更迭，在鄭先生那一代人，他的長輩尚且用鄒族名，到他「年輕」世代幾乎都是用日本名相互稱呼，再下一代用國語。許多人僅知其日本名發音，未知真正漢字或漢名。尤其，日本漢字一樣有同音異字的現象，更增加理解上的困難。此外，日治時期原住民族的整體發展，雖有紀錄，但若細節到各部落實際樣貌，許多地方文獻不復存在，背景資訊陌生，畢竟山上的鄒族與平地漢人在很多地方的發展還是不同。再者，因鄭先生年紀已長，部分事件雖記得，但確切的時間、人物或地點，有些模糊，不免錯置或矛盾。鄭先生及其他族人常常感嘆，若是早幾年作口述，那時候事件參與者都還有人在，大家可以一起回想，更能夠把事情說清楚。其實，本館原本也希望鄭先生能親至事件發生地點口述，可惜身體狀況不允許。
所幸在這過程中，得到鄭先生家族友人的協助，尤其湯進賢先生（湯守仁之子）一直陪伴本館同仁，擔任翻譯反覆追詢。不僅如此，還根據鄭先生所敘述事件發生的地點，實際帶本館同仁現勘，不論是披荊斬棘到武器彈藥可能埋藏地點，或是長途跋涉到水上機場、嘉義市區巷弄探索，鄭先生搜索國軍，與國軍戰鬥地點考察，或找尋耆老、相關人士請教，都不遺餘力。
本書除了感謝「傳令兵故事主角」鄭茂李，多年之後，終於願意說出他親身經歷，而且，溯源日治時期文獻上的鄒族人士及故事。其家人鄭校長及其母親楊蘭英女士、叔叔鄭義成、姑姑鄭秀英及鄭秀蘭，還有武高松（前樂野村長）、高英傑（高一生之子）、高春英（高一生之女）、梁錦德（梁義富校長之子）、湯保富（前阿里山鄉鄉長）、汪枝美（汪清山之女）等許多熱心的人士提供資料、照片及文物，並給予本館在山上訪談活動的便利。可以說能夠成書，幾乎可說是家族及部落共同的成果。
2021年8月22日在進行訪談時候，本館同仁與湯先生進門寒暄後，鄭先生突然問本館是甚麼單位？現在他跟我們說這麼多事情，將來對他的子孫會不會有影響？我們解釋說不會，而且稿子會經過他看過。之後，雖然不再問，但還是不時擔心這樣訪談是否會有負面影響？或許我們無法真正體會經歷過威權及白色恐怖下的恐懼，但是，卻可以看出這些創傷的陰影依然揮之不去。
鄒族與泰雅族是白色恐怖下受創最深的兩個族群，分化也很深。儘管本館努力，成就本書，仍力有未逮，而未臻完整，但期望拋磚引玉，讓更多人關心，繼續投入原住民族史料，不論是口述或紙本文獻的保存。我們也相信歷史事實的呈現，更能有助於大家理解探討過去，正視自己各方面，才能為自己開創未來新的局面。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長 張鴻銘 謹識
2022年9月
為什麼是「二二八小小傳令兵的秘密」？
Sayungu口述，Gusing與Moe’o整理
當看到這本書的標題時，直覺上內容應該是談論封面上這位老先生有關二二八事件的秘密，而且還有「手島」的日本姓氏。不過，閱讀內容才發現，原來是有關一位鄒族的老先生Avai（Ava’e Tiakiana/手島義矩/鄭茂李），他大半生跨越日治及戰後民國時期的經歷。於是，請教鄭先生的大孫女，也是原來〈二二八小小傳令兵的秘密〉整理記錄者鄭佩茜（Sayungu），這本家族口述紀錄的緣起。
我開始記錄爺爺的事情是因為我的父親鄭義信跟我說，爺爺曾經參加過二二八事件，應該知道黑色火藥藏在哪裡？但是無論我父親怎麼問，爺爺都說不知道。可是父親堅信爺爺一定知曉。於是就慫恿我說:「爺爺很疼你，你去問可能爺爺會告訴你」。但是，爺爺那時候是一個很嚴肅的人，不像現在你們看到的樣子，對我們都很嚴格，會罵人，要求也很多，並不是讓孩子們那麼喜歡親近。所以，我從高中開始，就試圖跟爺爺建立關係。我會先問一些對爺爺好奇的事情，諸如：爺爺你的日語怎麼學的？不然你日文怎麼那麼好；或是一些關於山林動植物的知識，諸如此類可能不相關的問題。然後才慢慢引到跟二二八事件相關的議題上。甚至有一次我還跟爺爺說我們學校有作業，要做二二八事件整理報告（但其實沒有此項作業），爺爺欲言又止，反倒問我說學校為什麼要做這個，好像怕說這些事情對他或對我們會有影響，便直接說他什麼都不知道，不要問他。高中時期問了那麼多次，都沒有問出甚麼重要的資訊，雖然如此，至少我可以確定爺爺是有參加二二八的，而且他都推說他當時年紀小，不是正規軍，他只有17歲（實際上是20歲），只是湯守仁把他帶在身邊而已，要他做甚麼，他就做甚麼。反而特別的是，他自己先講他有被叫到奮起湖問話，會有人問他一些事。所以，感覺上，他對說出二二八事件的始末是抗拒的，也很恐懼，不願意，也不想講。
這樣一直持續到我讀大學的時候，有一次我們這些有讀書的兒孫們回來，大家聚在一起吃飯，見爺爺心情很不錯！我就再問他，他才透露說，當時他有坐計程車，經過水上機場，被國軍掃射。但他說這些事情的重點不是要說二二八事件，意思是說，你看，他經歷過這樣驚險恐怖的事情都沒有死，全是因為有主耶穌的保佑，所以要好好保守信仰！有點像是一起奇蹟的見證。但也從那次開始，我就一點一點去問他，像是去問他，聽說我們有鄒族的人被槍斃，或是有人去到南三村，是高一生強迫他們去的嗎？反正我也不知道，就隨便問。爺爺反而會跟我講，高一生做這些事情是有智慧的，他是鄒族非常優秀的人才，因為很聰明會讀書，所以日本人都盡心培養他。所以，要我好好讀書，認識字，可以學習到更多知識，提升自己。那我也會順著他的回答，又再追問他，為什麼日本人要培養他，或是甚麼是蕃童教育所。這段時間的問題回答，他都是點到為止，經常也都是很隨興的提一下，但我就是會記下來，慢慢一點一滴去拼湊那段歷史跟他的經歷。
一直到爺爺88歲的時候，我已經當校長了，他突然希望我能寫類似他的回憶錄或自傳，想要讓自己的子孫知道我們鄭氏家族是從哪裡來的，以及爺爺在樂野部落奮鬥的歷程。爺爺開始要求我回家聽他說故事，而且他還會拿一些他的資料給我看，像是他的獎狀和一些照片，爺爺的房間是沒有人可以隨便進去的，孫子輩也只有我可以隨意翻箱倒櫃看他以前的東西。如果我有一段時間沒回家，他還會問我甚麼時候回去。當我聽他講述一些回憶往事時，有時候會錄音，回去再整理；有時候就直接記在筆記上；有時候沒帶筆記本，隨手拿張日曆紙也可以記錄。就這樣，我用了一段不短的時間慢慢拼湊出爺爺的一生。並且決定在爺爺90歲生日之前完成，當作他的生日禮物。我曾經思考說，要不要以孫女的角度去詮釋他，但我想，還是直接呈現爺爺他自己講的話，我就只是好好記錄下來。最後，終於在他90歲生日的時候完稿，自行印製。原本只是想說分送給自己的親族朋友，沒想到，第一刷一下子就被拿光，又再第二刷、第三刷、第四刷都很快就被拿光了。總之，爺爺很高興我完成了那本書。
其實，我本來只是想說問問爺爺，二二八的火藥到底藏在哪裡？結果，我在這樣30幾年的追詢中，一點一滴的認識爺爺勤奮堅毅的生命歷程，知道爺爺父母親的遭遇；我們家跟高一生的關係；他有在嘉義郡役所工作；之前他到蚊香工廠，被人家叫「生蕃」，而要求我們後代子孫必須要好好讀書，努力向上，才不會被人瞧不起。
直到現在，雖然我還是沒有問到，火藥藏在哪裡？
但卻發現了爺爺深藏在心中的無價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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