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與植物結緣
I. 搖落楓樹葉子—鄒族概述
天神降臨玉山
祂搖落楓樹
楓樹果實落下，化而為人
這是鄒人的始祖
玉山是鄒人的聖山
鄒人跟隨天神在山林踩踏的腳印
建立部落
有一天巨鰻堵住大水出口
洪水氾濫大地
鄒人逃到玉山避難
那時鄒人跟許多動物一起在玉山生活
鄒人希望吃熟食
就派各類動物去取火
許多動物努力取火種
卻因濤濤海水阻隔，無法如願
只有臺灣藍鵲成功取回火種
螃蟹接受族人的委託
將堵水的巨鰻引開
洪水就退了
族人從玉山下山
又開始建立了部落
這是鄒族自古流傳的造人及洪水神話，天神在玉山搖落楓樹創造了鄒族人，並隨著祂的腳印在各地建立部落。我們可以說鄒人的生命源頭與植物緊密相關。這本書是關於鄒族的植物敘事，我們在花草樹木之間探尋鄒族的文化軌跡。
這裡講的鄒族，指的是嘉義阿里山地區及南投久美部落，人數約6,000餘人的小族群，不包括過去所稱的南鄒族。雖然不少日治時期的文獻都把南北鄒族視為同一個族群，如瀨川孝吉在其民族影像誌中，就將南北鄒族合併為一族紀錄，只是以不同社名作為區隔。然而，南北鄒族有不同的語言、神話、祭儀以及諸多相異的生活習俗及歷史演進，在文化辨認及認同上亦有各自歸屬，這也是為何南鄒兩支族群努力爭取正名，並於2014年成功成為官方承認的臺灣原住民族——卡那卡那富族、拉阿魯哇族。
為了清楚界定本書植物知識體系範疇，我們的調查範圍僅限於目前的鄒族地區，而且是在阿里山地區進行植物調查，訪談的鄒人也都是阿里山鄒族部落的長者，包括特富野社及達邦社所屬的八個部落，並未採訪到久美部落的鄒人。雖然調查未及久美魯夫都部落的鄒人，但同樣是鄒族範圍，語言文化相同，所以相關的植物文化敘事大致上可以通用。
2019年由文高明等人（2019）合著之《鄒族久美部落歷史研究》專書，第八章之植物知識內容其實也是在阿里山地區所調查蒐集的資料，久美部落的長者認為，由於是同族同宗的關係，植物相關的知識差異性不大，特別是植物命名以及在儀式、農耕、狩獵及飲食等等植物利用幾乎相同，頂多可能會基於地區環境因素而有植物利用的微小差異，所以就沒有特別去久美部落採訪，當然如果時間允許，若將各部落的特殊植物知識完整採訪，本書之研究成果與價值應可更細緻紮實。
我們植物調查的地區從海拔約五百公尺的茶山、新美以及山美部落，以及1,000公尺上下的達邦及特富野部落，另外也到海拔2,000公尺上下的傳統獵場採集植物樣本，帶回部落請長者確認及講述植物相關知識。由於海拔高度有別，蒐集到的部分植物樣本及相關的利用自然有所差異，例如，我生長在特富野部落，對「咬人狗」這個植物就完全陌生，而妻子是新美村出生長大，就非常熟悉其特性。她經常提到咬人狗的葉子不能碰觸，否則皮膚會刺痛難受，但這植物的果實卻是很美味的野地食物，果實成熟後會呈現晶瑩剔透的雪白色，此時她們就會跟同伴們小心翼翼地爬到樹上，在樹枝上採摘果實享用，這是自己沒有過的童年經驗。因此，不同地方的孩子與長者，依其不同的成長經驗，對植物的知識及身體技術上也自然而然地有所差別。同樣的，農作區以及獵區的植物調查，要採訪的對象也不盡相同，獵人懂得獵場植物，但部落婦女可能更了解田間草木及食用植物，祭儀主持人則可能更了解靈性植物的種類及使用方法，這樣的例子在調查過程中經常出現。
以玉山起源及洪水神話為建立部落之敘事主結構，鄒族以玉山為聖山，向西麓山林的曾文溪、清水溪以及陳有蘭溪流域建立部落，在鄒族口述文本中，傳統領域遠至荖農溪以西、濁水溪以東的廣闊山林。目前包括達邦以及特富野兩個部落大社，依然保有其傳統的男子會所以及各家族的禁忌之屋，也持續舉行mayasvi（俗稱之戰祭）及mee-ton’u（小米祭系列）儀式，因而傳統文化的保存還相對完善。我們的植物調查工作從傳統的物質、農耕、狩獵、漁撈、建築、信仰以及各類生活習俗等文化面向蒐集資料，願意受訪的部落長者還不少，能夠藉以詢問豐富的鄒族傳統知識。
II.從荒野經驗到學術探勘
花草樹木與一個民族的整個文化息息相關、密不可分，這本書就是在討論鄒族生活與植物之間的關係。許多鄒人對各類植物的認知，大致源自於童年時期的部落生活與荒野經驗，這種經驗雖有點遙遠，卻無法抹滅或取代。老一輩的族人，童年歲月在部落山野出生成長，許多生活用品必須自住家附近的山林間取得，飲食、工具、零食、休閒活動的資源，都於週遭山林獲取，族人在山林間從事種植、採集及漁獵等各類傳統經濟生產活動。傳統耕作，早期主要種植小米、旱稻、樹豆、南瓜、香蕉、薏苡、扁豆等等維生雜糧，之後政府推動定耕農作，族人挖掘梯田種了一段時間的水稻，這時經濟作物逐漸進入部落，取代傳統自給自足的作物，陸續種植如棕櫚、苦茶樹、油桐樹、杉木、麻竹、石竹、高山蔬菜等等。農耕活動外，族人也會進入山林採集愛玉子、天門冬等植物販賣換取貨幣。
如果是一位獵人，在農閒之際會在山林間放陷阱，帶著獵槍四處巡繞，捕獵各類野生動物，筆者童年時也會跟著父親扛著村田獵槍打獵，或在野溪捕撈、垂釣或毒魚。族人取之山林、依賴山林的部落生活型態，構築了鄒族豐富又特別的荒野經驗，整個生活浸潤在山水之間，依不同季節親近山水，如此年復一年地循環著。因而腦海印記早已認為：山林荒野是可居、可用、可食、可玩及可夢的豐饒世界。這樣的荒野經驗雖在往後快速現代化的過程中逐漸疏遠或斷裂，但對許多族人來說，童年時期的模塑與溫暖，是形構族人去接觸山林以及認識草木鳥獸的原初記憶，它是淬鍊自真實生命經驗的果實。
荒野經驗，讓族人擁有獨特又豐富的在地植物知識。對作者而言，植物世界的探討，已經不是生硬艱澀的學術研究，而是一趟溫暖的重溫舊夢之旅；研究是重新閱讀、品味與詮釋「荒野經驗」的過程，因而植物知識不再只是探究客觀嚴謹的生物科學知識，而是跨領域雜揉地將花草樹木扣連到土地、自我、家庭、部落、族群、文化、身分等極為廣闊浩瀚的民族領域裡頭。在探究鄒族植物世界的過程中，自我荒野經驗成了起點、成了動機，民族植物相關的討論完全紮根在部落的山水之間，以及鄒族文化的沃土上。
2012年，作者參與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執行之國科會計畫——《阿里山鄒族民族植物敘事調查、整理與研究》。該計畫讓作者有機會將自我的荒野經驗與植物常識放在學術研究的脈絡上進行探究。這是一次與過去部落生活全然不同的經驗，因為要將自我在地的植物知識建構成學術議題，就必須涉及「一般植物學」和「民族植物學」兩種不同的範疇。
就學理而言，「一般植物學」要先去處理植物的分類、比對、鑑定、命名等程序，冠以精確的學名，藉此作為植物學研究的基石，其過程強調嚴謹無誤的科學程序；而「民族植物學」則強調植物在民族文化的功能與象徵，它涉及一個族群關於植物的認知、分類、生活利用、意義賦予及與諸多民俗、記憶等在地知識，族人慣習、部落風俗、族群認同及環境倫理也與植物相關，如鄒族會以金草作為部落神花，以雀榕作為部落神樹，這是習俗、信仰及植物利用的典型例子。民族植物學強調情境知識及文化脈絡，而一般植物學有其漫長的科學與歷史傳統，跟民族植物學有不同的知識門檻；一般植物學難以用客觀科學的分類與鑑定去解釋民族植物所涉及的文化內容，如植物在儀式、禁忌、習俗、飲食等等文化象徵，而民族植物的蒐集整理，同樣需要植物的鑑定與分類知識技術，讓植物敘事更客觀與系統性。本書雖是民族植物範疇，但也藉助一般植物學的工具方法，讓兩種植物學範疇相遇、相互對話與辯證。
也因此，在蒐集整理民族植物的過程中，需要一般植物學家嚴新富研究員的協助，我經常請他到部落來一起蒐集植物，也請他協助確認植物的科屬、分類以及學名。有時候是我將蒐集好的植物標本郵寄到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他再做鑑定工作。這是一段非常有趣又令人興奮的合作模式。從事民族植物調查研究工作，除了採訪部落耆老蒐集在地的植物知識，也學習採用一般植物學的分類、比對、鑑定與命名方式，將民族植物知識予以科學化。
民族植物學與一般植物學的結合，是當代民族植物研究的重要趨勢。另外，環境的差異性必然形塑不同的文化特質，生活在高山、平原或海島的民族，均依據不同的環境資源發展出不同的社會文化型態，並累積極為豐富並特殊的民族知識體系，臺灣高山民族如鄒族、布農族、泰雅族等族群，發展出來的狩獵和農耕文化；海洋民族如阿美族、達悟族等族群，發展出來的捕魚文化、航海技術以及野菜知識，都是具體的案例，他們利用其環境生態特質，逐步建立其生活技能和知識，發展出不同的文化型態。這些不同的文化型態都與植物利用、分類與命名息息相關。近10年來，作者採訪鄒族的長老、婦女、獵人、巫師及農民等，除了在農耕地區踏訪詢問，也在特富野部落傳統獵場採集植物，製作植物標本，並將調查資料逐步撰寫成植物敘事。另外，在採訪過程中書寫田野札記，側寫採訪過程中的觀察心得及重要對話內容，當然在過程中也拍攝了上萬張植物圖檔，作為資料整理與分析的依據。
在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擔任專案教師期間，我斗膽地開設了關於民族植物的一門課程——「植物與民族知識專題」。在課程中我嘗試帶領學生認識民族植物學的內容，理解民族植物學之意義與價值；其次介紹民族植物之研究方法、過程、資料整理、分類及詮釋途徑；再來是聚焦鄒族民族植物文化，特別是命名、利用、分類與文化詮釋的面向，進一步連結在地知識內涵；當然也安排部落採訪，做植物調查、整理、詮釋以及學術論述，最後也在課程中討論民族植物在生態學、環境倫理及文化認同之意義。這樣的學術探索雖然與自我成長的荒野經驗有點距離，獲取植物知識的方法工具也有很大的差別，但學術研究與荒野經驗並沒有真的分開，我一直覺得沒有部落生活經驗就不會有後來的植物文化研究，反之，如果沒有學術探究舞台，就無法把自我、部落以及族群的在地知識做更深更廣的文化、土地及民族生態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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