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紅點
來往愛丁堡的飛行時程，超過十八鐘頭。優席夫每年秋冬回到臺灣，夏天便遠赴英國。候鳥般異地旅居，說起來沒什麼浪漫理由，純粹是他天生怕熱。雖然優席夫來自亞熱帶國家，還是熱情洋溢的花蓮玉里，但太陽只能在繪畫世界成為他的情人，光與他融為一體，從畫布迸出強烈色彩，而非從他身後燒出洞來。
對優席夫而言，旅行是給自己喘息並且充電的方式。當想要獨處、需要思考，就去找個地方留白，透過欣賞他國文化，來給內心指條明路。這些年，身分認同對優席夫來說，已不是用來面對眾人與社會期盼，而是藝術創作的解脫。他總能熟稔地介紹自己：「大家好，我是優席夫，我是來自部落的孩子，也是一位野生藝術家，更是個世界人。」
觀眾很喜歡這種說法，喜歡他沒忘記自個兒從哪來，又在哪兒發光發亮。那些捍衛藝術正統人士，看見優席夫這麼親民，總會升起一種無力感：「我們講求科班，這人卻在美術館放任自己野生臨摹。」有些帶著憐憫眼光，希望部落可以更進步的善意人們，則說：「這人從山裡出來，鞋頭都還不夠光亮到面對社會，轉身便走向了世界。」
優席夫一直都走在中間模糊、進可攻退可守、殖民與共榮的灰色地帶——再用畢生去著彩。這可從觀眾最喜歡他的一段故事窺見：從一個落魄歌手，抑鬱三年，遠赴英國，再從油漆工變成藝術家。其中最關鍵的轉折點，是一間收留他放畫作的咖啡館；還有一位來到優席夫家裡，意外看見他作品，之後送到愛丁堡藝穗節聯展，促成機緣的貴人。
會強調說是「意外看見」，到底辜負優席夫在部落出了名的俊貌。他年輕時陽光帥氣、人見人愛，渾身健康膚色在歐洲被視為曠世蜜糖肌。他不時將烏黑短髮抹向後腦勺，露出額際和整個囂張的俊美輪廓，此外他會自信穿件合身小背心，露出緊實肌肉線條。這樣的人，出入在身上留著維京血脈的英國人中，肯定會被看見。
這些年，優席夫身邊繚繞許多聲音。他是怎麼做到的？ 人們問。他為什麼可以到愛丁堡，一待就是二十年，然後出現在某報章雜誌，風采不減當年？ 他背包夾著皇家紫光的英國護照嗎？ 人們緊接著好奇：紐約地鐵、勞斯萊斯、國家地理頻道，到底跟他有什麼關係？
當年，優席夫代表阿美族青年走向國際。他不想回答得理所應當，也不願說自己從未想當藝術家，這樣的說法沒有很負責——原住民孩子就是這樣的個性：從頭到尾，盡可能活得表裡一致，基本上懶得假裝。只會在社會要埋葬他時，確認一下石碑有沒有寫到，他還有什麼對的事情，應該要去做，然而還沒有做到。
優席夫只能說，曾有好些年，玉里稻米長得豐盛，可是他們一家卻愈發消瘦起來，飢餓窘迫壓在脊梁上，每個人彎腰駝身面對生存，總比站直感覺飽腹些。生命有所匱乏，是優席夫創造力的來源，所以他能把傷痕隱藏在法令紋裡，靜待時機，用笑容面對一切的灰暗。
在回答許多問題以前，優席夫沒有想過寫一本雞湯書。心靈雞湯在部落熬煮不來，阿美族人不會一味正向，他們喜歡直視並轉化恐懼。阿美族人的「小我」之所以會像糯米酒不斷發酵，無非那靈魂本質，是既強盛又謙卑，而不是自負又自卑。
回頭來看我們身處的世代，談出去外面多麼受人欺迫、談做人要有多正面，整個社會都期待翻身，甚至整個社會流動，早允許換個姿勢潛泳。優席夫所作所為，會讓人想起從前老一輩，總要孩子蹲得愈低，才能跳得愈高。可是回首來時路，若每個人真在這條路上拚命蹲低，正好，就被整個世界給輾平了。
所以，我們要的不是一碗加滿味精的雞湯。
在優席夫看來，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找回自信與目標，並活出信仰的人生。在藝術之光面前，去看見自我的真實，並建立與萬物間的親密關係；然後從這裡開始，去欣賞人性美好，也懂得辨別社會符碼——尤其是扭轉認知，撕除標籤。
只是，創作這件事，究竟是要找回自我，還是放生自我？
當優席夫創作《生命樹No.5》，那是果實纍纍的色彩遐思，象徵他從阿美族文化擷取到各種能量，整個畫面與顏色繽紛到極點，走的全然是「美式」風格（阿美族的美）。
這幅作品，是優席夫在國家地理頻道節目拍攝期間，製作團隊請他現場即興發揮的。他沒有為此感到不快，相反的，這是他近五年遇到最善待藝術家的團隊，從導演到製片，對他都是滿心的尊重、包容、鼓勵且毫無責難。在過去，優席夫遇過無數狀似好意的人們，卻總是帶給他為難——尤其當他們認為繪畫就是顏料擠出來塗一塗，攝影就是趁電量還夠去按那幾下。所以遇到國家地理頻道團隊，他才知道什麼叫受寵若驚。
在當下，他把內在的靈魂與感受，畫成一幅真實的作品。他沒說的是，那時他覺得自個兒赤裸得像個透明體似的——在公眾面前，管要他做什麼，都是極其私密的，更何況是即興揮灑靈感。
他起初毫無頭緒，這樣的心情無可厚非。藝術創作本身就是一場三魂七魄的團圓，他只能拿起畫筆，嘗試潛入與「我」相處的狀態，順利的話，畫布是半掩的門，通行潛意識與現實世界兩端，任何忘我都是真實意念顯現。於是，時間對了，某個東西來了，他沾一筆奇思異想，隨心拈來綺麗色彩，讓生命本身即是存在。
能有前面這番深刻體悟，不可諱言，優席夫曾經拋下自我——又或者說放生社會要看的那個「自己」，經歷過一段艱辛時光，漂流身心無處安放，因為那時他還沒遇見信仰。確實，人也得活到一定年紀以後，才明白對自己最基本的責任，是免於受他人傷害，勇敢且溫柔地保護自己；更重要的是，去明白一個道理：在這社會做個有血有肉的人，說的是人情溫暖，絕非活得血肉模糊。
當優席夫飛行十八小時，從愛丁堡來到臺北一處畫廊，他很累，可是也如釋重負。《生命樹No.5》跟多數藝術作品相同，旁邊貼張的「生辰八字」，不外乎年分、尺寸、材質、創作人，以及幾個字湊起來，連優席夫都記不清楚的畫名。
這天他感到很慶幸，現場沒有人潮洶湧，因為採取預約制，只邀請重要藏家前來，讓畫廊是欣賞創造的聖殿，而非喧鬧的菜市場。同時，畫廊將作品上傳到官網，拜科技所賜，我們多的是機會，不用等到藝術家逝去，才去詠嘆星夜多燦爛。
重新望向《生命樹No.5》，優席夫覺得那諱莫如深、名為藝術的思想，仍不斷為畫面注入生命。於焉，盯住畫作良久，會發現它還在動，這棵樹還在呼吸、還在伸展，唯有果實不曾掉落。
＊＊＊
幾小時過去，《生命樹No.5》被貼上了紅點。
紅點，在優席夫的獵人父親身上，是祖先傳承的基因，瞄準獵物的靶心；在藝術領域，代表作品受市場價格定義，被收藏家買去。對一個創作者來說，這確實是讓人洩氣又現實的挑戰，創作有藏家買單，才看得到未來的價值性。作品數量、展演次數、曾經把畫作放在街角還是博物館牆頭，都有一套增值機制，用來界定其藝術天賦與創意能量。
於是，對於脆弱又敏感的創作者來說，紅點更類似便利商店過期的集點。沒有人能明確曉得，作品會被消費到什麼程度？ 最後又能承諾買家換到什麼？ 更多時候不過是一群人，看誰能用作品反映部分社會體察，打開群眾緊閉的視野，才有機會用藝術靈魂，去慰藉、共感他人的人生。
值得一提的是，當價格轉變成有意義的價值，一件藝術作品的好壞，跟藝術家本人是否難搞，一點關係都沒有。義大利文藝復興後期，把街女找來畫成聖母的卡拉瓦喬便是典型例子，他為人離經叛道又四處樹敵，人生至理名言大概是「活得有爭議，總好過活得沒消息」。
即使他本人活在現代，也未必能有什麼好名聲。可當人們看到社會寫實畫作《老千》（The Cardsharps），也唯有像他這般混跡賭圈，才能如此精妙畫出市井小民玩撲克牌、各懷鬼胎的表情。卡拉瓦喬聲名狼藉，可是他因為懂得穿透物理色澤，發展類似當代劇場聚焦燈的光影畫法，哪怕回歸塵土，也在死後數百年捲土重來，重要性並列米開朗基羅。
至於優席夫這位藝術家，沒人會說他難搞，反而他就是太好說話，才會讓事情變得複雜。他會配合畫廊時間出席，從侍者盤上取杯白酒，全程待在現場。畫廊經理人通常會在傍晚五點前，邀來第二批次的藏家，因為那些有財力的鑑賞家，出門總挑白天，傍晚喝完下午茶就得去接孩子。
畫廊之所以分時段讓貴賓選擇，目的在分眾行銷，也兼具實惠效益。上午場可以品味香檳，早點看到真跡；下午場則有機會見到藝術家本人，與他喝杯茶。
優席夫總會把時間抓早一點，在人群中穿梭，主動親自介紹。過去這些年，優席夫都隨興套件T恤與牛仔褲，這次他的大妹舒麥終於受不了，要兄長買套西裝，掛條阿美族編織圍巾，免得讓藝術家像個服務人員，或是某種生意興隆的展示品。
在這般美妙、看似高檔的鑑賞空間，不免讓人疑惑：藝術家要保持高度，又或者說跟受眾保持距離，因為距離會產生美感，使作品不至於淪於賤價？ 還是藝術家應該學會親近人群，讓創作因為被人理解而升值？
即使到現在，這仍是許多藝評家樂此不疲討論的話題。
畢竟在藝術界，有像梵谷那樣，平生兩千多幅佳作，可惜在世時只賣出一幅作品；也有像畢卡索，懂得善用媒體傳播效益，借力使力推廣自己。說到底，我們都想活得踏實，藝術家最理想的莫過於能潛心創作，作品受世人重視，機會源源不絕，從此衣食無缺。
然而不是每位藝術家都有經紀人、有整間經紀公司打造，甚至連拍賣市場都弄得像是婚禮。更多時候，藝術家像在打越戰，伺機而動、敲門觀察、游擊拜訪，一頭栽進市場槍林彈雨，體無完膚也只是剛好繳交入場費而已。
優席夫喜歡擁抱人群，承襲部落「好事傳千里，好康分給你」的天性，見到誰不快樂，他渾身就不對勁，所以時常原先約三五好友吃頓飯，最後規模弄成要包下整座小巨蛋。他還受父親的獵人基因影響，善於從大自然獵捕美為創作，從人群間挖掘軼事找靈感；他深諳世俗「人終究是孤獨的」那一套理論，卻也堅信人得親自與人交流，才能使生命這幅作品活起來。
更何況，他覺得藝術家得對自己成為畫家這事負責。他樂於走進各式各樣的場合，認識新朋友，讓創作廣泛被看見。他時常吸引到企業界人士，這群人不乏品格值得敬佩的領導者，主掌著財富、機會和野心，同時具備教養、文化與美感，優席夫會順勢且不卑不亢的分享公益理念，找尋彼此共同影響社會的契機。
他渴盼每位收藏家都能逐步明白：他們不只是收藏作品，還能同步參與原住民當代藝術的希望工程。他與各方團隊會將資源拿去擴蓋學校、增進部落教育，幫助孩子發揮創意潛能；他想讓企業家、收藏家把對於美的感知，昇華為讓部落與漢人共好、藝術與生活共榮，盡可能實踐惠及眾人的善與美。
所以才說，他讓事情變得複雜。結果是，他用藝術融合階層，把資源帶回部落。有些人便不明白了，那他當年為什麼要走？
優席夫離家二十餘年，愛丁堡始終是他創作的起點。在繪畫進程中，他把大自然、環境議題融成他獨有的畫風，重新掌回原住民的話語權，走出一條將弱點化為優勢、絕境便是逢生的道路。他從未停止發自真誠去認識他人，包括認識欣賞他作品的觀者，使雙方成為彼此的貴人。他也激勵年輕人，有機會多出去見識，因為見過湖海山川，才不會輕易自貶為半桶水；如若願意走出去，還會憬悟所謂不順遂，多半是一場自我詆毀。
唯有意識到，不僅僅是與人為善，還要與人真實，才能走出資本社會編織的謊言。那麼遠方風雨兼程，無非都是讓我們在這趟旅程，走得愈來愈像自己，到頭來供養生命本質的，也從不拘於名利絢麗繁榮，反是內心盛開的萬紫千紅。
優席夫的這趟探險，都記錄在本書當中。談的是他走出社會，曾經面對每個人都可能遭遇到的歧視眼光與暴力言語；談的是他深信每個人都具備獨特光譜，在講求社會平等前，先學習欣賞別人的與眾不同。
他私心認為，每個人來到世上，都被形塑成一幅學院畫，紅點像似整個社會願意買單般，貼上去才表示認可。可是優席夫從一個馬太林部落的孩子，走向國際舞台，征戰歐美殿堂，他跳脫被學校體制、高端畫廊，以及被世界給定義的命數，透過藝術溫柔傾訴，與社會平行對話，主張大自然遠比我們想像得深邃且精妙：它讓每個人在觀察真我色彩時，回歸到「真實未必醜陋」這件事情。
他真真切切，盼望與開啟這本書的每個人，共同展開真實色彩的藝術光旅，直到替自己卸下標籤，直奔生命核心的那一刻。
這一切，得要從紅點，一段被收藏的故事開始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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