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第一節 經濟學與人的行為學
經濟學是所有科學當中最年輕的。沒錯，過去兩百餘年，許多新科學從古希臘人所熟知的學科中誕生出來。然而，那不過是一些在舊有的學識體系中已有其位置的局部知識，現在變成獨立的學門罷了。原有的研究領域，現在分得更精細，也採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一些過去沒注意到的角落被發現了，而人們也開始從不同於古人的一些觀點來研究事物；領域本身並沒有擴大。但經濟學就不同了，它給人類開拓了一個從前不可能觸及，也從未想到的科學領域。種種市場現象發生的順序和相互依存當中，竟然有其規律！這種規律的發現，超出傳統學識體系的範圍。它所傳達的知識，既不能當成邏輯學，也不能當成數學、心理學、物理學或生物學看待。
自古以來，哲學家一直熱中於捉摸上帝，或天理究竟想在人類的歷史進程中實現哪些目的。他們探索人類的命運和演化所遵循的法則。然而這方面的努力，甚至那些沒有任何神學傾向的思想家也都徹底失敗，因為他們堅持了一個錯誤的方法。他們把人類當成一個整體來論述，或論述其它一些像是國家、民族或教派等整體概念。他們很隨意地設定一些目的，認為這些整體的行動必然導向那些目的。但是，他們無法圓滿回答：究竟是些什麼因素，驅使各個不同的行為人如此這般行為，以致所謂不可撼動的整體演化進程所瞄準的那個目標終於被達到。他們不得不乞靈於一些絕望的幻想，譬如，神靈透過啟示，或委派先知與聖化的領袖作為神的使者，做了神奇的干涉；或是上帝早先規劃好的和諧；或是上帝早先注定的命運；或是某一神祕、匪夷所思的「世界精神」或「民族靈魂」運作使然。其他思想家則說，是某一「天理的詭計」在人心中植入了某些衝動，驅使行為人不經意地沿著天理指定的那條路前進。
另外有些哲學家則比較務實。他們沒去揣測天理或上帝的意圖，而是從實際統治的觀點看待人間世事。他們一心一意想要樹立政治行為的一些規則，企圖建立一套關於統治和政治家的技術。他們當中喜歡理論遐想的，勾勒一些野心勃勃的計畫，想要徹底改革和重建社會。他們當中比較謙虛的，則滿足於蒐集與系統化整理歷史經驗資料。但是，他們全都認為，社會活動的過程，不像人的思想推理程序和自然現象的發生順序，沒有什麼規律性和恆久性可言。他們不去探索社會合作的一些法則，因為他們認為人類能隨心所欲地組織社會。如果社會情況滿足不了改革者的願望，如果事實證明改革者的烏托邦無法實現，這樣的過錯，乃是人類欠缺道德所致。社會問題被當成倫理問題。他們認為，要建構理想的社會，欠缺的只是好的統治者和善良的公民。只要人們正直，任何烏托邦都有實現可能的。
但是，市場現象竟然有必然的相互依存關係！這個發現推翻了前面的見解。人們雖然感到困惑，還是必須面對這個嶄新的社會觀。人們驚愕地發現，在善與惡、正與邪，或公道與不公道之外，還能從另一個角度觀察人的行為。在社會活動過程中，現象的發生總是遵循某一規律。人，如果想達到目的，就必須順應該規律調整自己的行為。以思想檢查員臧否人事物的態度，根據完全任意的標準和主觀的價值判斷，看待社會事實，是沒用的；反而必須像物理學家研究自然法則那樣，研究人的行為與社會合作的法則。於是，人的行為與社會合作，被當成一門旨在探索，研究某些真實給定關係的科學，而不再被當成一門討論事事物物應該如何如何的規範性學科；這樣的轉變，不管是對知識、對哲學、或對社會行為而言，都是一次影響巨大的思想革命。
然而，在隨後一百多年內，此一思想方法的根本改變，所產生的實際效果卻極為有限，因為人們以為該根本的改變，只對整個行為領域當中的一個狹小部分有影響，也就是只對市場現象的研究有影響。古典的經濟學家在研究進程中，遇到了一個他們未能移除的障礙，就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在表面上的矛盾。這個價值理論的缺陷，迫使他們限制科學探索的範圍。直到十九世紀後期，政治經濟學仍舊只是一門研究人的行為中「經濟」那一方面的科學，亦即，只是一個關於財富和自私的理論。它所論述的人的行為，僅限於那種被──很不滿意地──稱為利潤動機所驅使的行為，而且它還宣稱，此外還有一些其他行為存在，怎麼論述它們是其學科的任務。古典經濟學家所啟動的思想變革大業，直到現代的主觀主義經濟學接棒後終告完成，也就是把市場價格理論改造成一個關於人的選擇的一般理論。
有很長一段時間，人們沒看出，從古典價值理論過渡到主觀價值理論，不止是以一個比較滿意的市場交換理論取代一個比較不滿意的。一般選擇與偏好理論所涵蓋的，遠遠超出從坎蒂隆（Cantillon）、休姆（Hume）、亞當斯密（Adam Smith）、直到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經濟學家所圈定的經濟問題範圍。它遠遠不止是一門關於人們如何在「經濟方面」努力的理論、遠遠的不止是一門關於人們如何努力獲取財貨和改善物質生活的理論，而是一門研究人的一切行為的科學。人們怎麼選擇，就是怎麼決定。人們在選擇時，不只是在各式各樣的物質和服務之間取捨；所有的人文價值，都可供人選擇。一切目的和手段，物質的和理想的，崇高的和卑微的，高貴的和粗俗的，全都排成一個序列，聽從一個決定，從它們當中挑選一個出來，而把其餘晾在一旁。人們想要的，或想避免的，沒有一樣會待在這個獨特的等級與偏好順序的排列之外。現代的價值理論拓寬科學的眼界，也擴大經濟研究的領域。從古典學派的政治經濟學中，誕生了一門關於人的行為的一般理論，可以稱為行為學（praxeology） 。經濟或市場交換（catallactics）問題 被鑲嵌在一門比較全面的科學裡，再也不可能和這門科學分離。即使只論述狹義的經濟問題，也不可能避免從選擇行為開始；於是，經濟學成為一門比較全面的科學──行為學──的一部分，儘管這部分是行為學當中迄今發展得最完整的。
第二節 人的行為科學在認識論層次的一些問題
在這門新科學裡，一切似乎都是可爭議的。在傳統的知識體系裡，它是外來者；人們感到困惑，不知道怎樣把它歸類、給它指定一個適合的位置。而另一方面，人們卻又相信，要把經濟學編入知識目錄中，毋須重排或擴大整個編目架構，舊有的編目系統已夠完整。如果經濟學在裡面找不到適合的位置，那過錯只可能出在經濟學家對經濟問題的論述還不夠圓滿成熟。
如果把那些關於經濟學的本質、範圍和邏輯特性的辯論，當成是眾多掉書袋的教授假借詭辯爭吵，以賣弄學問，而不予理睬，那就完全誤解了那些辯論的意義。人們普遍有一錯覺，以為當學究在一旁對什麼是最適當的研究程序和方法大肆揮灑廢話時，經濟學本身不管不顧這些無用的爭辯，悄悄自行其是地得到發展。奧地利經濟學家和自命為「霍亨索倫皇室（the House of Hohenzollern）知識護衛隊」的普魯士歷史學派之間關於研究方法的爭論（Methodenstreit），以及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學派和美國制度經濟學派之間的爭論，所爭論的不止是哪一種研究方法最有成效，而是有比該問題更關係重大的爭議。真正的問題是：行為學的知識基礎何在，以及行為學邏輯的正當性。許多撰述者，根據一種對行為學思維完全陌生的知識分類體系，以及根據一種──除了邏輯學和數學外──只承認實證的自然科學和歷史學具有科學地位的思維模式，企圖否定經濟理論的價值和有效性。歷史相對論（historicism）學派企圖以經濟史取代經濟理論；而實證主義（positivism）學派則建議用一種似是而非的社會科學來取代經濟理論，主張這種社會科學應該採用牛頓力學的邏輯結構與模式。這兩派有一點卻是相同的：他們都根本否定經濟思想的一切成就。要經濟學家在面對所有這些攻擊時還保持沉默，是不可能的。
這種全盤否定經濟學的激進主義，很快就被一種更為全面的虛無主義超越了。自古以來，人們在思想、在說話和在行動時，無不把人心邏輯結構的一致性和恆久性，當成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一切科學的探索，向來根據這個假定。然而，在討論經濟學的知識基礎和邏輯特性時，有些論述者連這個假定也否定了，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的頭一遭。馬克思主義宣稱，一個人怎麼思想，取決於他屬於哪一個階級；每一個社會階級都有它自己的一個思想邏輯；思想的成果，除了是思想者自私的階級利益「在意識型態上的假面具」外，不可能有別的意義。「知識社會學」的任務，就是要拆穿各種哲學、各種科學理論的假面具，揭露它們只是空洞的「意識型態」罷了。而經濟學則是「資產階級」的一個權宜工具，經濟學家是「阿諛諂媚」資本的人；只有將來社會主義烏托邦的無階級社會，才會以真理取代各種「意識型態的」謊言。
前述這個多元邏輯說（polylogism）後來也以其它不同的形式散播與傳述。歷史相對論聲稱，人的思想以及行為的邏輯結構，很可能會隨著歷史的演化而改變。種族多元邏輯說聲稱，每個種族都有它自己的一套思想與行為邏輯。最後，還有非理性說（irrationalism）聲稱，人的行為取決於一些不理性的力量，因此理性本身不適合說明人的行為。
所有這些學說指陳的，都遠遠超出經濟學的範圍。它們不僅質疑經濟學和行為學，也質疑其他一切人類知識和一般推理論證。它們不僅質疑經濟學，也同樣質疑數學和物理學。因此，反駁它們的任務，似乎輪不到任何知識學門單獨來承擔，而是該由認識論和哲學來承擔。這讓一些經濟學家有一個看似正當的理由，可以不顧認識論層次的問題、忽略多元邏輯說和非理性說所提出的一些異議，而埋頭、悄悄地繼續研究。物理學家不在乎有人汙衊物理學的理論，是屬於資產階級的、西方的或猶太人的；同樣的，經濟學家也應該忽視類似的汙衊和詆毀；他應該聽任狗兒吠、毋須為狗吠縈懷。在他看來，這種場合應很適合想起史賓諾沙（Spinoza）的格言：的確，正如光明為它自己和黑暗劃定界線，真理也為它自己和謊言定下辨識的標準。
然而，這種情況對經濟學的意義，和對數學或自然科學的意義，還是不太一樣的。禀持多元邏輯說和非理性說的論者，攻擊行為學和經濟學。雖然他們以指涉所有知識部門的一般名詞和概念系統化他們的陳述，但實際針對的，卻是人的行為科學。他們說，相信科學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對所有時代、所有種族和所有社會階級，都同樣有效，其實只是一個幻想；而他們也樂於將某些物理學和生物學的理論貶抑為資產階級的或西方的理論。但是，如果解決實際問題需要應用這些被汙衊的理論，他們就會忘掉自己先前的批評。蘇俄的生產科技毫不顧忌地應用資產階級的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研究的一切成果，無異承認那些成果對所有階級都是有效的。納粹的工程師和醫生，打從心底不排斥應用「低等」民族和國家所獲致的各種理論、發現和發明。所有種族、所有國家、所有宗教、所有語言族群和所有階級的人民，都以實際行動清楚證明，就邏輯學、數學、和自然科學而言，他們不贊同多元邏輯說和非理性說。
但是，就行為學和經濟學而言，情形卻完全不同。多元邏輯說、歷史相對論、和非理性說之所以被發展出來，主要的動機就是要提供一個理由，藉以在決定經濟政策時不顧經濟學的教導。社會主義者、種族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和國家集權主義者，百般努力想要駁倒經濟學家的理論，同時想要證明他們自己那些看似有理的學說是正確的，結果都以失敗告終。正是這種挫折，促使他們否定一切人類的思想、推理──不管是在世俗活動的領域，或是在科學研究的領域──所依據的那些邏輯的，和認識論的原則。
只因為這些異議有其背後的政治動機而抹煞它們，是不應該的。任何科學家都沒有權利事先認定，他的理論所遭到的反對是沒有根據的，是反對者受到激情和黨派偏見影響引起的。他有義務答覆每一項指責，不管指責背後的動機或背景如何。同樣不應該的是，保持緘默面對這個時常被當作定論宣揚的意見：經濟學的那些定理只在一些假設性的條件下才有效，而這些條件在實際生活中從未實現過，所以那些定理對於理解真實世界沒有用處。很奇怪，有些經濟學家似乎贊同該意見，仍舊默默地繼續自顧自地劃他們的曲線，設定他們的方程式；既不關心他們的推理論述有什麼實際意義，也不關心他們的理論和真實的世界與行為有什麼關聯。
這樣的態度是不值得推許的。任何科學研究的第一件事，是詳盡描述和界定在哪些條件和假設下，它的一切陳述將切實有效。將物理學樹立成經濟研究應該遵循的典範，是一個錯誤。但是，那些堅持要這樣一路錯到底的人，至少應該從物理學者學到一件事，那就是沒有哪個物理學家會認為，澄清物理定律的一些假設和條件，不是物理學研究的份內工作。經濟學勢必要答覆的主要問題是：它的各項陳述和實際存在的人的行為世界有什麼關聯，因為理解這行為世界是經濟學研究的目標。
因此，徹底駁斥如下這個主張，便著落在經濟學身上：經濟學教導的東西，只對西方文明短暫的，且已消失的自由主義時期的資本主義體系有效。除了經濟學，沒有其它任何學科，有責任審視所有不同觀點，宣稱經濟學對解釋人的行為問題沒用的意見。經濟思想體系的鋪陳、建構，必須禁得起任何來自非理性說、歷史相對論、泛物理主義（panphysicalism）、無意識動作主義（behaviorism），和所有各種變相的多元邏輯說的批評。幾乎每天都有人提出新的論點來證明經濟學的努力荒唐無用，而經濟學家還裝作無視於這一切，這種情況實在令人無法忍受。
傳統的經濟理論架構不再足以論述經濟問題；必須把市場交換學（catallactics）建立在一門關於人的一般行為科學──行為學──所提供的堅實基礎上。這個程序，不僅將確保經濟學免於許多錯誤的批評，而且也將澄清許多迄今甚至還沒獲得充分認識、更不用說已圓滿解決的問題，尤其是「經濟計算」這個根本問題。
第三節 經濟理論與人們實踐的行為
有許多人習慣責怪經濟學落後。很明顯的，經濟理論確實還不夠完美。不過，人類的知識也沒有所謂完美這回事。就此而論，人類的其它任何成就，也同樣沒有所謂完美這回事。人，注定不會無所不知。最詳盡的，似乎已能完全滿足我們求知慾的理論，也許有一天會遭到修改，或由新的理論取代。科學不可能給我們絕對、最終的定論，而只能給我們智力所能及，和當下流行的科學思想範圍內，可以相信的意見。在探索知識的無窮進程中，任何科學體系都只不過是一個中途站，必然會受到人的任何努力都難免有所缺憾的影響。但承認這些事實，並不等於說當今的經濟學是落後的，而只是說經濟學是一個有生命的東西──而生命必然意謂不完美和改變。
以所謂落後責備經濟學的那些批評，來自兩個不同的觀點。
一方面，有些博物學家和物理學家，譴責經濟學不是一門自然科學，譴責經濟學沒採用實驗室那一套方法和程序。本書的一個任務，就是要揭露這種想法的謬誤。在這個導論裡，針對這種想法的心理背景，說幾句也許就夠了。心胸狹窄的人，通常對別人和他不同的每一點，都會不以為然。寓言故事裡的駱駝，對所有沒駝峰的動物都看不順眼，而Ruritania國的國民，則抱怨Laputan島的居民不是Ruritania國的國民。實驗室裡的研究工作者認為，實驗室是唯一稱得上做研究的處所，而要表達科學思想的成果，微分方程式則是唯一健全的方法；他根本不可能知道人的行為在認識論層次的問題。在他看來，經濟學，就是某種形式的力學，不可能是別的東西。
其次，有些人斷言，社會科學必定有些不對勁，否則社會情況怎麼會這麼遭。在過去兩三百年間，自然科學已經取得驚人的成果，而這些成果的實際應用，也已成功改善一般人民的生活達到空前的水準；相對的，社會科學的任務顯然徹底失敗，完全沒讓社會情況變得更好；社會科學並未撲滅苦難與饑餓，根絕經濟危機與失業，杜絕戰爭與暴政；社會科學是沒有效果的，對人類幸福的增進毫無貢獻。
這些發牢騷的人沒看出，若非實際應用經濟學的教導，堅定實施了自由的經濟政策，生產技術的巨大進步，以及財富和物質幸福的增加，是不可能發生的。正是古典經濟學家鼓吹的那些想法，廢除了古老的法律、習慣和偏見，對技術進步所施加的各種束縛，解放了改革者和企業家的天才，使之免於地方行會、政府監護和各種社會壓力的箝制。正是古典經濟學家削減了征服者和剝奪者的聲望，揭示了商業活動衍生出來的社會利益。若非經濟學家徹底摧毀了前資本主義時期的心態，一切偉大的現代發明將得不到應用。通常被稱作「工業革命」的那一段歷史，正是這些經濟學家的學說激發思想革命的一個結果。這些經濟學家證明如下這些古老的信條是錯的：以生產比較好，且比較便宜的產品來超越競爭對手，是不公平與不正當的；偏離傳統的生產方法，是邪惡的；各種機器都是邪惡的東西，因為機器造成失業；文明政府的一個任務，是阻止有效率的商人賺錢致富，並保護比較沒效率的商人，免受比較有效率的商人競爭；以政府強制力或其它社會權力的脅迫，限制企業家的自由，是促進全國人民福祉的一個適當手段。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重農主義學說，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先導者；它們使自然科學的進步成為可能，從而讓群眾獲得海量般的利益。
我們這個時代的過錯，恰恰在於人們普遍不知道，這些經濟自由的政策，在過去兩百年的技術演進中，所扮演的角色。人們誤信，生產方法的進步只是湊巧和自由放任的政策同時發生。人們受到馬克思神話的蠱惑而認為，現代的工業生產模式，是神祕的「生產力」發揮作用的一個結果，完全無關任何思想因素。他們相信，古典經濟學不是資本主義興起的一個原因，反倒是資本主義興起的一個結果，是資本主義「意識型態的上層結構」，亦即，古典經濟學是刻意為資本家剝削者的不當得利辯護的一個理論。因此，廢除資本主義，以社會主義極權體制取代市場經濟和自由企業，將不至於妨害生產技術的繼續進步。相反地，由於移除了資本家為了一己之私所設下的那些阻撓技術進步的障礙，廢除資本主義將有助於技術進步。
我們這個進行著毀滅性戰爭和社會解體的時代，主要的特徵就在於人們反叛經濟學。卡萊爾（Thomas Carlyle） 稱經濟學為一門「憂鬱的科學」；馬克思汙衊經濟學家為「資產階級的阿諛者」。江湖騙子──那些自誇擁有秘方，可助人迅速進入人間天堂者──以「正統的」或「反動的」等字眼輕蔑經濟學為樂。煽動家自誇他們所謂擊敗經濟學的勝利。自稱「實際行動派」的人，以吹噓自己鄙視經濟學，且對「躺坐在靠背椅上空想的」經濟學家的學說一無所知為榮。過去數十年來的經濟政策，便是這樣一種心態所導致的：嘲笑任何健全的經濟理論，反而吹捧經濟理論的毀謗者所提出的一些看似有理的虛偽學說。所謂「正統的」經濟學，在許多國家被禁止進入大學，幾乎不為主要的政治家、政客和寫作家所知。目前這麼嚴峻的經濟形勢，肯定不能怪罪一門被統治者和群眾一致輕蔑、忽視的科學。
必須強調的是，過去兩百年間白種人發展出來的這個現代文明，它的命運和經濟學的命運是連在一起、不可切割的。這個文明所以能誕生在這世上，全是因為人們接受了某些想法的支配，而這些想法正是經濟學的教導在經濟政策問題上的應用。如果世界各國繼續堅持在各種拒絕經濟思想的學說迷惑下，所採取的政策路線，則現代文明將會，而且必定會消亡。
沒錯，經濟學是一門理論性科學，因此避諱任何價值判斷。告訴人們應該追求什麼目的，不是它的任務。它是一門研究手段的科學，研究什麼手段適合用來達成人們所選定的目的；它肯定不是一門研究如何選擇目的的學科。最終的決定、各種目的的價值評等和選擇，不屬於任何科學的研究範圍。科學絕不可能告訴任何人應該怎麼行動；它僅僅指出一個人必須怎麼行動，如果他想達到某些確定的目的。
也許在許多人看來，這實在太微不足道了；在他們看來，一門局限於研究實然問題的科學，一門不能對最高、最終目的表示任何價值判斷的科學，對人們的生活和行動，是沒有什麼重要性可言的。這個看法也是一個錯誤。然而，揭露這個錯誤不是本導論的任務，而是這整本書的一個任務。
第四節 摘要
之所以必須有前面那些預備性質的論述，全是為了解釋：為什麼本書將經濟問題擺在人的一般行為理論這個比較寬廣的架構內。不管是依現階段的經濟思想來看，或是依現階段關於根本的社會組織問題的政治性討論來看，將傳統意義的市場交換問題、或經濟問題隔離起來論述，不再是行得通的辦法。經濟問題只是一門人的一般行為科學的一部分，必須認真當作這樣來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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