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文化牧民德勒茲
面對不合理、不公平、不正義的事，最大的問題當然不是視而不見，而是明明看見了，感受到了，仍然有意無意地找到一個可以袖手旁觀，安坐不動的位置。不是壞事不存在，而是即使發生了，它也不會與我有關。師奶找到的，是「客觀」、「持平」、「懂得為別人設想」的角落；容祖兒找到的，是「凡事都可向好的一面想」。兩者同樣把自己變成一個隱形的人。不是Invisible Man（隱形客）的隱，而是Hollow Man（透明人魔）的透明。
所謂「無法喚醒一個裝睡的人」，換另一個說法，便是無法讓一個自我以至自甘隱形的人挺身而出抗議去——暴政請繼續，便當我透明好了！
健康的社會運動會讓人們終於看到一群之前覺得政治事不關己的人，因切膚之痛而站出來發聲。然而，真正的政治難題可能並不在要令人民明白世界原來和他們多麼相關，說服他們如果今天還不行動還不爭取的話，明天可能便再沒機會之類；真正的政治難題，可會是如何令他們不再傾向尋找一個虛擬安全島及主觀避難所，或想像自己可以處於風暴的中心，「笑看風雲」，秋毫無犯？
自從巴迪歐走紅，要對抗上述自我催眠和政治心理自我保衛機制，漸多人向之取經，如喚起及建立本土主體意識、鼓動參與生產真理程序，重新擁抱左翼理想等。在巴迪歐思想指導下，人們開始傾向等待、尋找、確認和創造那改變認知地平線，改變世界的「事件」。
對一個城市來說，那些「事件」是否便是特定的社會運動，沒有人可以斷言。但為何社會運動一直無法在特定城市達到一定程度的共識？有人歸之於政權從未停止過的分化工作，有人歸因於一城一地主體性的積弱難產，有人則引用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 ，認為異識(dissensus)才是當然的政治行動起點，沒有共識是正常的。
不過，論者開始有一些「反動」的想法：處理事件和主體，也許單用巴迪歐、洪席耶、齊澤克(Slavoj Žižek)一夥的說法是不足夠的。美國中阿肯色大學宗教研究及思想史學者克羅基(Clayton Crockett)所寫的《巴迪歐之外的德勒茲：本體論、多樣與事件》(Deleuze Beyond Badiou: Ontology, Multiplicity and Event)，裡面便作出了一個大膽的建議：我們不妨回到德勒茲(Gilles Deleuze)去！
提起德勒茲，香港理論工作者誰人不曉？典型法式才子，以無數新穎觀念（變向動物、無器官的身體、根莖、皺摺、遊牧、反伊底帕斯、千高原⋯⋯）撼動人心，成就九十年代的思潮顯學。然後在1995年，當時七十歲的他突然從巴黎寓所的窗口躍下，頓時星河沉寂，今天他的東西早被新左翼視為反動和過時。
我很早便聽說過德勒茲和巴迪歐之間曾頻密通信論學；德勒茲受歡迎時，巴迪歐的主體哲學是文化界的笑話，讀他書的大學生會被同學目為「怪人」。德勒茲死後不久，巴迪歐以他們的通信內容為基礎，出版了一本狠批德勒茲的作品：《德勒茲：存在的喧囂》(Deleuze: The Clamor of Being)，把對方判為未能掙脫總體性(totality)的哲學家。克羅基這本著作，正是不惜與當時的思想新貴巴迪歐，以至他的盟友齊澤克一辯，好為德勒茲平反。
克羅基的眼光很宏觀，例如他一開始便指出當代歐洲哲學主流是由所謂「語言學的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和「對總體性的回應」構成；巴迪歐和德勒茲的相似點正好是：不被語言學轉向所動，繼續專注本體論問題，同時各在自己的崗位向總體性宣戰。
不少理論家均把法西斯、大屠殺、極權主義、共產主義的變質、資本主義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宰制等制度及意識形態之惡歸咎於總體性思維，所以巴迪歐對德勒茲的蓋棺論定，可說極之嚴厲。克羅基認為，巴迪歐之所以把一直強調多樣多元和差異性的德勒茲曲解至此，固然有故作負面詮釋的成分，但也與左翼強調非此即彼的鬥爭路線選擇有關。巴迪歐主張的多元主體，建構真理，擁抱實在價值；德勒茲的多樣，則是在不斷遊牧過程中頭起頭沒，若現還隱的一個個「點」。前者強調實，後者強調虛；前者是「或」(or)，後者則是「和」(and)，不排除兼取。
有別於巴迪歐傾向提供答案，德勒茲更關注哲學如何（不斷）提問。他實在不想，也無法停下來。這種永遠不定於一尊的思想，是否反而無力掙脫總體宰制，我們當然可以細心考量，但克羅基的苦心十分明顯，在人皆稱頌巴迪歐時，他急於提醒大家，德勒茲並不該簡單地列為反面教材，相反，他很多觀念仍可用來補充新左固有說法。
面對隱形的人，除了想方法為他們注入主體力度，充權顯影（這方面的阻力實在不少），另一條可行的途徑，難道不是從消失中的他們那裡，抽取德勒茲式的感性事件嗎？人們情願不被看見，安心「沉淪」，有時的確不妨讓他們變成被「流」通過的「點」，這種不現之現便宛如用白粉灑向隱形人魔，粉末本身不是他，然點點分明，連其自身也察覺無所遁形。
假如要列舉德勒茲開人腦洞的貢獻，人人不同，對我來說，大抵有三：
第一就是對心理分析的消化和資本主義的批判。「資本主義是一場精神錯亂」，出自他和心理分析師瓜達里(Félix Guattari)合著的金句，面對種種誤置，他們發明了各種遊牧概念和方法，協助我們不斷以「部分」、「非限定」、跨界、越界的策略兩邊打，抗衡資本主義和相應心理迷思下生活的「雙重束縛」。這種「遊牧的」、「多聲音的」連結操作一度成為後現代文化人趨之若鶩的抗爭，同時是逃逸方略，直接間接指向了，同時定義了自由。其中無器官身體(the body without organs)的提法絕對發人深省，它一方面是令我們受困受苦的意識形態和資本，但也是我們可以創造，藉此抗爭的可能出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德勒茲令我們明白遊牧何以複合。
第二，正是德勒茲令我明白哲學（包括思考和評論）的工作不是反思或其他，而是創造理念；理論家正是發明家，同時是藝術家。
第三，德勒茲對電影深刻的思考，帶我們進入作為時間結晶(crystals of time)的電影。電影如夢似詩的特徵，人所共見，但究竟是電影的詩，還是詩的電影？通過德勒茲，我們自有體會。
電影是時間結晶，但當然不是所有電影都是。根據德勒茲在《電影Ι：運動—影像》(Cinema 1: The Movement-Image)和《電影ΙΙ：時間—影像》(Cinema 2: The Time-Image)的說法，電影起初由「活動—影像」(movement-image)主導，戰後新寫實主義和歐洲新浪潮冒起，電影影像才進入「時間—影像」(time-image)主導的階段。「活動—影像」慣用長鏡頭交代感官接收、特寫表達情感、中鏡捕捉行動；被拍攝的角色行動及其處境彼此過轉生成，推動故事發展；然而，「時間—影像」擺脫了上述成規，它是直接用聲音和畫面產生意義；假如說以往觀察在銀幕看到的是活動本身，戰後大家便能上電影院直面時間了。
正是新浪潮之後，觀眾才不斷被鼓勵尋找那時間的結晶。光影構成回憶，光影組成夢境，但回憶影像和夢幻影像都是以結晶影像為中軸繞出的迴路(circuit)。最常見的相關例子便是閃回，作為閃回的回憶或夢境影段，就像繞一大圈，然後回來再接上現實影段，而引發及接回這些迴路的聲畫基點，便是所謂結晶影像，時間的結晶。
德勒茲簡介
德勒茲生於1925年1月18日，百分百巴黎人。納粹佔領巴黎期間，兄長參加反抗義軍被捕殺。他起初研究休謨(David Hume)，旋即轉向鍾情斯賓諾沙(Baruch Spinoza)，後者成為他一生尊崇愛戴的哲人。
德勒茲是又一個被「六八風雲」模造也模造「後六八」的知識份子，起初，他也熱衷馬克思主義和心理分析，後來對二者均感失望。一本《差異與重複》（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1968出版，但1994才有英譯），足以奠定他哲學大師的地位，不過真正令他聲名大噪的，是他在巴黎第八大學(Université Paris 8 Vincennes-Saint-Denis)退休後，與瓜達里合著的幾本著作，包括《甚麼是哲學？》（What Is Philosophy?，1991）、《反伊底帕斯》（Anti-Oedipus，1972）、《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1980）、《卡夫卡：邁向少數文學》（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1975）等。這些書以顛覆性強、政治色彩濃厚稱著，也令德勒茲研究一度成為後現代及文化研究的顯學。
他一生都被呼吸系統疾病困擾，1995年他不堪折磨，從自己寓所跳樓自殺，享年七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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