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憤怒
那些抑制、壓抑自己情緒，或因為自己的情緒而苦惱不堪的人，會發現這些情緒仍持續發酵。最終這些情緒會氾濫成災，壓垮這些人或內化成為身體的一部分，從而影響外顯行為。藝術，或可成為釋放、緩解憤怒的其中一種方式。作為一種宣洩的經驗，創作或學習藝術可以幫助我們逃離日復一日的生活，或讓我們有能力可以應對。阿特米希雅．真蒂萊希、喬治．格羅茲和法蘭西斯．培根就是三個知名的例子，這三位藝術家以藝術創作來宣洩悒憤而聞名。他們透過創作主題和創作行為來表達那些讓他們憤懣的事物，表達了自己的感受。這些方法也讓藝術家在摸索情緒的同時，又不會傷害自己或其他人。透過藝術調和並疏通嗔怒的情緒，能量也隨之消解，藝術家或觀眾更是經歷了一場自我探索的旅程，但願在旅程中你我都能接受這些情緒。
喬托．迪．邦多納
「當我在帕多瓦看到喬托壁畫時，立刻感受到作品散發出來的情感。」──亨利．馬諦斯
文藝復興之父
喬托．迪．邦多納（Giotto di Bondone，約1267-1337）常被稱為「文藝復興之父」，他是第一位擺脫拜占庭、哥德式和中世紀風格的畫家，用自然主義和立體空間取代這些風格。但，儘管他在藝術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後人對喬托的生平卻知之甚少，也很少有明確歸於喬托的創作。喬托在佛羅倫斯或其近郊出生，後成為義大利舉國皆知的藝術家。大約從1303年起，他在帕多瓦地斯克羅威尼禮拜堂（Scrovegni Chapel）畫了名揚國際的環形壁畫。在1334年，他被任命為「大師」（Mangus Magister），佛羅倫斯建築和公共工程首席，最富盛名的建築設計作品是稱為「喬托鐘樓」的鐘塔建物。
立體性
《從聖殿趕出兌換銀錢的人》（The Expulsion of the Money Changers from the Temple，1304-6）是喬托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和目前已知的作品風格相當不同。他的靈感汲取自觀察，人物看起來十分立體，用色調對比來傳達看起來很自然的臉部五官和姿勢，也讓衣物表現出生動的垂墜感。這件作品是由帕多瓦銀行家恩瑞可・斯克羅威尼委託喬托創作，為他出資起造的教堂裡的壁畫裝飾，描繪了當時廣為流傳的《聖經》故事：耶穌盛怒，緊握拳頭，幾乎要朝一個貨幣兌換商撲上去。在某些節日，猶太人習慣以動物為祭品，也會到聖殿捐錢，商人往往就守在聖殿外，時日一久，就逐漸形成伺機兌換外幣和販售動物的傳統。在這個故事中，耶穌因為在聖殿外的商人而動怒，忍不住揮拳趕走他們。
正義的憤怒
在宗教改革時期，藝術家時常以這個故事為創作題材，以象徵教會需要自我淨化和改革。在更廣泛的層面上而言，這件作品也顯示憤怒可以是一種強大的善念，以捍衛公平的服務，或為一個堅定的信念挺身而立，因為《聖經》故事出現的商人，欺騙的對象通常是困苦的窮人。而這樣的形象被賦予充滿目的性的憤怒，可以用不同形式出現。面對憤怒或是挫折這樣的強烈情緒，我們能避免讓它繼續惡化或內化成我們內心世界的一部分，取而代之將這種情緒轉化為改變個人生活或世界的動力，成為積極能量的來源。
法蘭西斯．培根
「我堅信藝術家需要由自身的熱情和絕望來滋養。」
培根的放逐
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909-1992）是二十世紀末英國重要的具象畫家，他受到超現實主義、提香、畢卡索、哥雅、德拉克洛瓦、維拉斯奎茲等流派和藝術家啟發，亦因筆下扭曲痛苦的人物而對藝術界產生巨大影響。培根出生在都柏林的英國家庭，承襲了大哲學家、科學家的先祖——法蘭西斯．培根爵士（1561-1626）之名。
培根多次從寄宿學校中逃跑，到了十七歲時，父親發現他的同志身分，怒將他逐出家門。他輾轉在倫敦、巴黎和柏林勉強度日，1928年開始在倫敦擔任室內設計師。二戰期間，因氣喘而免於服役，自此開展了以繪畫為業的生涯。
幽靈般的頭顱
培根在1935年發現一本繪製各種口腔疾病的科普書籍，他深受這本書所吸引，培根也回憶到，「那本收錄了很多精美的口腔疾病圖版，以及對口腔的仔細觀察。」
此外，他還將幾幅迪亞哥．維拉斯奎茲（Diego Velázquez，1599-1660）繪製的《教皇諾森十世》（Pope Innocent X，1650）的複製畫像收藏在工作室中，《以維拉斯奎茲的教皇英諾森十世肖像為藍本之習作》（Study after Velázquez’s Portrait of Pope Innocent X，1953）這幅畫就是以此為據。這件作品別稱《尖叫的教皇》（The Screaming Pope），畫中展現了內在如噩夢般的形象，彰顯人類的脆弱，以及恐懼、沮喪和憤怒的情緒。
在透明的簾幕後面，這個人像似乎坐在一張電椅上。他那鬼魅般的頭顱似乎在尖叫，神似謝爾蓋．愛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執導的蘇聯電影《波坦金戰艦》（Battleship Potemkin，1925）中，一位護士遭到士兵射殺時慘叫不已的面容，培根後來也承認這就是取材的靈感來源。
處理原始感情
培根是位多產的畫家，他曾因為性取向遭受強烈的否定，尤其是來自他的父親。在他的情人喬治．戴爾（George Dyer）於1971年自盡後，他的創作變得更為黑暗。在扭曲、讓人不安的繪畫作品中，培根探索了痛苦、恐懼和憤怒等各種負面情緒。他強烈且怪誕的風格描繪了模糊難辨的形體和痛苦不堪的人物形象，就像這件作品中的人物，似乎因為受到極大的痛苦或面對恐懼而淒厲地尖叫，如同藝術家試圖映照自己未經掩飾和令人困擾的情緒。花時間研究這類的圖像，可以讓觀者探照並處理自己的負面情緒。人們可能會被培根充滿活力、生機勃勃的繪畫作品所吸引，對描繪痛苦和憤怒的作品產生共鳴，透過這種方式，觀者得以從這些情緒中得到緩解。
阿特米希雅．真蒂萊希
「如果我是個男人，我無法想像事情會變成這樣。」
真蒂萊希的挑戰
阿特米希雅．真蒂萊希（Artemisia Gentileschi，1593-約1656）出生於羅馬，在父親奧拉齊奧．真蒂萊希（Orazio Gentileschi）的畫室裡接受繪畫訓練，也像他一樣，受到卡拉瓦喬畫風影響。她不顧當時社會上對女性藝術家內斂形象的期待，創作出充滿戲劇張力的敘事繪畫，備受推崇，更成為佛羅倫斯極富盛名的藝術繪畫學院的首位女性成員。她和當時的知識分子來往，撐起家庭經濟，照顧她的先生和幾個孩子。這樣一位女性，卻曾在十八歲那年遭到父親的畫家同事阿葛斯提諾．塔西（Agostino Tassi，約1580-1644）性侵。塔西後來並沒有依約娶阿特米希雅為妻，奧拉齊奧便將他告上法庭。在為期七個月的審訊期間，阿特米希雅被迫在酷刑下作證，儘管塔西最後獲判要流放羅馬境外，但這項判決從未強制執行。
《聖經》中的戲劇場面
在《友弟德割下敖羅斐乃的頭顱》（Judith Beheading Holofernes，約1620）這件作品中，真蒂萊希描繪了《舊約聖經次經》（the Old Testament Apocrypha）《友弟德傳》（Book of Judith）中的場景，這也是她以同一主題創作的第二個版本。這個場景是寡婦友弟德殺害敖羅斐乃（Holofernes）之時，各式作品經常將她描繪成女性憤怒的化身。這名亞述將軍入侵了友弟德位於伯圖里亞城（Bethulia）的家園，友弟德用美色誘惑這名酒後爛醉的將軍，再將之斬首，從而拯救伯圖里亞城內的人民。真蒂萊希曾說，「只要我還活著，我將掌握我的人生。」她以強烈的戲劇張力描繪友弟德宰殺敖羅斐的瞬間，他的頭顱在畫布上栩栩如生，是畫作中強烈鮮明的前景。真蒂萊希將她的形象投射在畫中的女英雄上，而塔西則是這位被除之而後快的反派人物。
以創作淨化
真蒂萊希將自身和侵害她的塔西轉化成畫中形象，描繪了這個血腥主題的暴戾張力，這似乎是真蒂萊希調馭憤怒的方式。她遭受凌辱，其後又被迫置身極其羞辱的公審和嚴刑取證，但即使身為受害者的她身心受到摧殘，正義終究未得伸張，塔西沒有獲致應有的制裁，真蒂萊希則在創作中加以報復。這讓我們明白，假使憤怒的情緒已經一發不可收拾，還是有方法可以排解，有機會將強烈的情緒轉化成其他強大的事物，如同真蒂萊希的這幅畫作。我們也能從這件作品和其他創作理解，她全心投入在繪畫之中，從友弟德和身旁女僕憤怒的面容中找到情緒的出口。我們可以在創作中找到發洩憤怒的方法，而不僅僅是強忍怒意或一時衝動造成其他傷害。
喬治．格羅茲
「宣布和平，但並不是所有人都開心買醉或是打擊大到失明。」
格羅茲的幻滅
喬治．格羅茲（George Grosz，1893- 1959）是新即物主義（New Objectivity）運動的重要藝術家，也參與過左翼和平主義運動。格羅茲出生於柏林，但在八歲時移居至東北海岸的斯托爾普（Stolp，今波蘭國境）。他先就讀德勒斯登藝術學院，後來進入柏林一所藝術與工藝學院，且在那裡結識德國表現主義藝術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際，格羅茲投筆從戎，但因鼻竇炎而退伍。1917年，又被召回前線，不久後因精神崩潰而遣送軍方精神病院。他的藝術創作呈現了對戰爭殺戮的厭惡，後來卻在納粹德國時期被視為墮落藝術。格羅茲在1938年獲得美國公民的身分。
社會的衰敗
在格羅茲的作品中，他針對一戰後在德國所見的社會衰敗提出了批評。《葬禮：獻給奧斯卡．帕尼薩》（The Funeral: Dedicated to Oskar Panizza，約1917-18）描繪一座血色城市中的送葬隊伍，題為獻給德國精神病醫師及作家奧斯卡．帕尼薩（Oskar Panizza，1853-1921），帕尼薩在其劇作《愛的盛典》（Das Liebeskonzil，1894）談及歷史記載中首次梅毒的爆發，還將上帝形容成一位垂垂老矣的老人。畫面右下方的飲酒者以瓶就口，一具代表死神的骷髏端坐在棺材上；送葬者飽受酒癮和梅毒折磨，而歪斜的高樓幾乎要傾倒在他們身上。這幅畫作表現了格羅茲的憤怒和對一切事物的懷疑，他解釋道：「我畫這幅畫是為了要抵抗已經瘋癲的人類。」在一封信裡，他將這件作品形容成「地獄的圖畫」，畫裡「擠滿怪誕的屍體和瘋子的醉生夢死琴酒巷」。
諷刺、機智和奚落
格羅茲因為戰爭而感到創傷和憤怒，他抨擊了他所目睹充斥貪汙腐敗和道德淪喪的社會，以及造成這種局面的政府。透過諷刺作品和寓言，他挑戰隻手遮天的政權以及192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德國的頹喪，他的藝術創作讓一般民眾意識到政府的壓迫。這幅畫作並沒有指涉具體的人物，這些形象僅是代表當時德國社會中不同階層和問題的大眾。許多藝術家都將憤怒的情緒轉化為敏銳辛辣的智慧，諸如威廉．賀加斯、班克斯、格蘭特．伍德、勞爾．豪斯曼、奧諾雷．杜米埃、漢娜．霍克和馬歇爾．杜象等等，而格羅茲正是其中一位。格羅茲將憤怒轉化為笑聲，利用諷諭作品和挖苦奚落當作批評德國政權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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