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教養孩子（節錄）
我的兒子奧利佛（Oliver）大約十個月大的時候，就已經懂得用正確的方向拿起書本。朋友或祖父母來訪時，孩子的父親或我會故意把書倒過來拿給他，等著他把書轉正。這時訪客一定會興奮地稱讚他，他會看起來一臉得意。他那時真的有感到自豪嗎？也許不是像成人那樣的自豪（心理學家已經發現，早年的自豪感還沒有成人自豪感的諸多特徵），但在訪客的加持之下，我們這些家長創造出自豪感的契機。我們培養出一種被文化重視的情緒。
人類學家馮涵棣（Heidi Fung）發現，台灣的母親會用相似的方法培養出羞恥感──她們會利用和創造出讓孩子感到羞恥的契機。當三歲大的「弟弟」靠近研究人員的錄影機時，弟弟的母親就斥責他：「ㄟ，弟弟，媽媽講話你都是（不聽）……不可以！我來打屁股。不守規矩的小孩子。」她揚言要把他丟到一邊，不去理他：「我們不要你，你罰站。」她還叫他控制好自己：「你看，你哭的樣子，多醜啊。」弟弟的姊姊也附和：「醜八怪。醜八怪，羞羞臉。」馮涵棣說明，讓孩子感到羞恥並不是要傷害或排擠他，而是「傳授和教導『恥』（discretion-shame）的文化價值……教導小孩子如何成為社會的一份子，用意是讓他們融入、不被排拒。」
奧利佛的父親和我會替奧利佛創造機會，讓他適時感受到適當的情緒；弟弟的母親和姊姊也是如此。不論是弟弟的母親和姊姊，或是身為奧利佛父母的我們兩人，都會慫恿孩子感受到、表現出文化中希望他們有的情緒。兩邊的情緒不一樣，因為兩邊的社會化目標不一樣。我們家住在美國，所以我們想要孩子有強烈的自信心，在世界上自立自強、獨樹一格。弟弟的母親想讓孩子學會台灣社會重視的禮節；對弟弟來說，他需要的規範就是藉由羞恥感知道自己該守什麼本份。我們分別誘發出不同的情緒，這些情緒又分別讓我們的孩子隸屬他們各自的文化。簡而言之：情緒讓我們成為所屬文化的一部分。
養一個自我感受良好的孩子
人類學家娜歐米．昆恩（Naomi Quinn）觀察道，「早在他們理解到他們日後若要一直獲得別人的讚賞、持續自我感受良好會需要有什麼樣的成就之前，孩子就已沉浸在父母的讚美裡，而且往往是公開的讚美。」她這裡描述的是美國中產階級家庭，會叫大家關注任何值得稱道的小事，像是把一本書翻正。有一項研究計畫比較了芝加哥一帶美國白人中產階級家庭的母子和台灣的母子（同樣來自中產階級）；訪談中談到父母教導小孩的目標時，美國的母親都自動提到自尊感：「我想要他們覺得自己很好」，或是「我想要他們有自信」。這些母親深信，孩子若要健康發展，自信是一切之本，因為這樣孩子才能快樂、堅強、成功，並且有嘗試新事物的勇氣。當一個文化認為快樂、成功和激動是核心目標時，自我感受良好便是不可或缺的一件事。
這項研究由佩姬．米勒（Peggy Miller）進行；讓人不意外的是，研究中的美國中產階級母親認為積極「建立、培養，或維護孩子的自尊心」是一件重要的事。她們認為，若要做到這一點，一個好的方法就是現在「愛、尊重，和支持」孩子；這樣日後就會在心理上有各種益處。奧利佛的父親和我就是這樣做的：我們愛、尊重、支持我們十個月大的孩子。像這樣稱讚孩子的特別成就，我們並不是特例。
父母的讚美不只會針對當下的事情而已。在米勒的研究裡，許多母親會跟孩子（或研究人員）回憶以前孩子當主角的事件。有一位芝加哥的母親和研究人員談起她兩歲半的女兒茉莉（Molly）：
講這個你一定會覺得有趣。有個星期五，我們就只是閒坐在那裡……吉姆（Jim）和我坐在地上……她把她的手放在我身上，跟我說：「快樂，我」。我就回了：「這樣很好啊，茉莉。快樂，你。」〔研究人員：這個我喜歡，聽起來好可愛。〕我說：「我好像從來沒聽過人這樣說，」吉姆回：「我知道，我從來沒聽過人說過『快樂，我』。」
米勒和她的共同研究人員寫道，茉莉的母親提起女兒用人稱代名詞的方式很有趣（而且她講述這件事的時候，茉莉也在場）。這樣一來，她同時對茉莉和研究人員透露出茉莉的行為表現有多麼可愛、令人意外；另外，她也提到她和她先生當下的反應，藉此更強調了茉莉的用字有多麼新奇獨特。她還用這個事件來吸引聽眾──研究人員是高度社會化的聽眾，其回應（「這個我喜歡，聽起來好可愛」）再次認同了茉莉母親的行為。這個故事將茉莉刻畫成一個特別的孩子，也成為母親和孩子一起感到自豪的一個機會。在芝加哥中產階級歐裔美國人的家庭裡，這種敘事處處可見。
讚美不只有在家中才有。奧利佛和小兩歲的妹妹佐依（Zoë）在北卡羅萊納州上小學，回家的時候常常會帶著「最優秀」的獎狀。身為「新來的」美國母親，我真心想要相信我的孩子確實「最優秀」，但這些獎狀的內容不一定反映出這件事。有一個月他們最優秀，是因為他們背完學校開的第一個法文字彙表（二十個單字）；另一個月，他們是運動會裡最熱衷的參與者──完全沒有獲勝的機會，但還是全心投入。這些獎狀沒有任何一個代表重要成就，但校方用公開讚美的方式，讓孩子（我相信是很多孩子）覺得自己有價值、被重視，或甚至在某一方面獨一無二。與此相關的感受，我們可以稱之為「驕傲」或「自豪」。
在以孩子為重心的文化裡，孩子的觀點從幼時就會被認真當一回事，而讚美在這種文化中無處不見。美國和歐洲白人父母會和嬰兒面對面互動，也會跟嬰兒說話；但在許多其他的文化裡，母親會把嬰兒繫在自己身上，而不是跟他們面對面。
美國中產階級的家庭有多麼希望自己的孩子（就算只是嬰兒）一起加入交談，可以用我自己家中的故事來說明。我在威克森林大學有一位大學部的學生，姑且先叫他約翰；他非常聰明，但也非常散漫。他上了研究所後，有一次在最後一刻請我幫他一個忙──他需要一個有幼兒的家庭在晚餐時間的錄音。我同意幫他這個忙，但就在我們開始用餐之前，我想到他會無法使用我提供的資料。我會跟孩子說荷語，孩子的父親會跟他們說英語，但約翰不是雙語人士，所以我們的交談他會完全聽不懂。由於約翰的交件期限非常緊迫，我只好繼續錄下我們用餐時間的交談。但讓我意外的是，這個錄音對約翰非常有用──他關注的是大家說話的回合（turn）。我的女兒佐依那時還沒滿周歲，也還沒開始講話，可是我們還是讓她有說話的時間。我們會問她問題（英語和荷語都會問），而就算她那時還沒辦法回答，我們還是會給她時間回答。我們幫她做好建設，成為一個自身就能被人看重的個體。
有許多方法讓美國中產階級的兒童知道他們身而為人受到重視，但「稱讚」這個行為特別容易激起情緒。美國中產階級父母稱讚兒童年幼時的成就，像是把書拿正，或是他們的童言童語（「快樂，我」），這樣不只讓孩子知道這些成就有多麼重要，「更是藉此希望他們培養出更全面的自立心態；一般認為當孩子未來追求快樂與成功時，這種心態對他們有益。」在米勒的研究中，有一位母親就是這樣說的：「〔重要的是〕給他們充足的愛和讚美，讓他們對自己感覺好，然後好好駕馭這個世界。」父母和其他社會化代理人（socializing agent）將這些小成就標明出來，為孩子的整體自我感受良好鋪平了道路；這使孩子傾向於感到快樂、自豪或擁有自尊。
美國的親子教育網站現在會叫父母不要什麼事都稱讚小孩，讓他們對自己的感受比較貼近現實，也許是因為以往的做法過頭了。雖然如此，美國中產階級的父母還是會想要孩子深信，他們在世界上應當得到的事物一定可以得到，並且有安全感、覺得被愛，可能還會覺得自己獨特。有一個網站這樣說：「給予你的孩子正面的經歷。如此他們將具備體驗正面經歷的能力，並將這些體驗帶給其他人。〔如果你〕讓小孩有負面的體驗，他們就不會發展出未來生存所需。」一般普遍的認知是，正面的感受是需要被孕育出來的。
我在帶孩子的時候，覺得難以想像要怎麼把重心放在讓他們覺得羞恥，或感受到恐懼。我和米勒研究的芝加哥母親一樣，覺得「羞辱孩子，太嚴厲地斥責他們或透過跟別人比較來刺激他們，這些作法都應該要避免，因為這樣會傷害自尊心。」許多心理學研究也支持這種看法，認為羞恥與缺乏自尊心和憂鬱症相關。研究還發現與羞辱行為有關聯的後果，包括暴躁易怒和反社會的傾向，以及讓兒童缺乏同理心。因此，美國白人中產階級的父母實在無法想像「羞恥」（即公開嘲弄或羞辱孩子）怎麼能當作第一線的社會化工具。
在WEIRD文化脈絡的社會化策略裡，體罰可能比羞辱還更糟糕。一般的建言是：「無論如何都不可以打小孩。」現今的共識是體罰會讓兒童心生畏懼，因此可以讓他立刻聽話，但無法長久改變他的行為，故無法達成管教的目的；這種作法不能讓孩子分辨是與非。另外，體罰（以及兒童心中對體罰的恐懼）會妨害親子之間的親密感，並且有礙孩子的心理健康。體罰還會讓兒童自己學會動粗，因此增加他們反社會、霸凌他人的風險。WEIRD文化的共識是，羞辱或恐懼都達不到預期的效果：這些作法不會讓孩子變成我們文化想要的樣子。
但是，有些群體會認為有這樣的情緒是好的；這些群體裡的兒童如果做錯事，必然會受到羞辱或感到恐懼。在這些群體裡，羞恥或恐懼會讓孩子成為該群體重視的成年人。我會在下一節談論這樣的情形。
養一個懂得羞恥的孩子
人類學家碧兒吉特．羅特格－羅斯勒（Birgitt Röttger-Rössler）和發展心理學家曼佛列德．霍洛丁斯基（Manfred Holodynski）描述米南佳保兒童社會化過程中，malu（羞恥）扮演關鍵的角色；這個鮮明的案例讓人看到其他的情緒如何發揮社會化的作用。這些兒童來自印尼西蘇門答臘省的小村落（萊文森和艾克曼就是在這裡測試他們的MINE理論）；對米南佳保人來說，社會化的主要目標是尊敬父母和所有其他長輩（不論是否有親屬關係）。
對米南佳保人而言，「尊敬」代表謙遜、遵守規範；兒童會透過學習malu（最貼近的翻譯是「羞恥」）來學習這種行為模式。米南佳保父母會從孩子年幼時督促他們表現謙卑畏怯，如此他們稱作malu-malu（「嬰兒的malu」）。父母讓孩子注意到這種行為時，也是讓在場所有其他人注意到孩子，而這種關注本身也有可能誘發malu。等到孩子年紀稍長，就會開始受到公開羞辱。五歲的女童海法（Haifa）和同齡的表兄弟伊斯（Is）一起光著身子在村裡的池塘裡游泳，同學看到後就公開嘲笑他們。同學大笑又彼此間竊竊私語，接著有一個人大叫：「他們沒有羞恥心！」大夥在笑聲中應和。等到海法和伊斯穿好衣服後，大家才停止。同理，孩子的照護者和其他親戚也會等孩子違反規範的行為停止後，才會停止斥責孩子。假如孩子不聽話，他們就會受到冷落忽視，一直到他們不再有不恰當的行為為止；相關的大人也會因為孩子違規，表現出替代性羞恥（vicarious shame-sharing）。
米南佳保人的孩子到了青春期初期，有時候會刻意受到羞辱；一個例子是十三歲的安迪在全班面前被老師剪頭髮（見第二章）。米南佳保孩童受排擠的方式會越來越嚴厲，以確保他們體驗到羞恥，也「知道」什麼是羞恥。這種被誘發出來的羞恥感，不僅標記某個行為違反規範，必須避免，也會因此培養出米南加保文化裡崇尚的性格──拘謹、謙卑，而且知道自己的行為會有什麼樣的社會後果。
本章開頭提到台灣的案例也是如此。弟弟的母親讓自己的兒子感到羞恥，藉此讓他學會禮貌。她讓弟弟注意到他違反規範；假如她住在芝加哥一帶，可能會被別人嫌「批判的意味太重」。美國的母親不願意羞辱或批評自己的孩子，以免傷及孩子脆弱的自信心，但弟弟的母親則是想要培養出一個懂得羞恥的孩子，深信讓弟弟感到羞恥是「正確的」。在台灣，羞恥感代表你知道自己的本份，因此會順從別人，願意避開違反規範可能會招致的負面後果。在這樣的文化脈絡之下，弟弟的母親覺得比較嚴重的問題是孩子不知羞恥，而不是讓孩子感到羞恥。
如果要指責米勒和馮涵棣在研究中訪談的台灣母親不管孩子的自尊心，這樣有失公允，因為這種指責沒有顧及她們的視角──許多人甚至不懂研究人員所謂的「自尊心」（self-esteem）指的是什麼。中文無法準確翻譯「self-esteem」一詞，而且培養自我良好的感受並不是重要的目標。有幾位母親自動提到她們想讓孩子的人格健全，但都是只有在談到應盡量避免嚴厲管教時才會提到此事。另外，訪談者請台灣的母親談論孩子是否有良好的自我感受時，都覺得「有自尊心」的孩子更容易被挫折打倒、更頑固，也更不會服從管教──在她們眼裡，這些都是不好的特質。
但是在這種羞恥教養之下，米南佳保和台灣兒童怎麼不會時時刻刻都低落不振？小孩最後的下場，是否只有一輩子自尊心低落、有憂鬱傾向、缺乏同理心，又暴躁易怒？實際情況看來並非如此。其中一個原因是當羞恥感發生時，孩子與父母和親戚之間的關係不一樣：在這種關係裡，父母和親戚會同感羞恥，甚至會有替代性羞恥。在台灣和米南佳保的群體裡，羞恥感會強調出你和其他人（像是父母）的連結，也有可能因此導致羞恥感不會那麼傷人。羞恥的主要作用不是被人排拒或孤立，而是點出你在一個無法抽離的社交網路當中應有的位置；它會提醒你在這個網路之中應該要遵守的本份，但不會把你推出去。
「弟弟」的母親會在研究人員面前羞辱他，其中一個原因是「弟弟」的行為反映出母親是什麼樣子的人。母親的責任是讓弟弟「知恥」。弟弟懂得羞恥，母親的形象也會變好。羞恥不會點出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可能有危險，而是強化這些連結。
在另一項研究裡，馮涵棣和陳倩慧（Eva Chian-Hui Chen）追蹤了七個台灣中產階級家庭。研究從小孩兩歲半開始，持續到小孩滿四歲為止；研究人員每六個月拜訪其家庭一次，並且有系統地錄下家人和孩子的自然互動。研究人員總共錄了超過一百個小時的家庭互動，發現每小時會有超過三次的羞恥事件。在絕大多數的事件裡，家長會指出孩子犯錯，藉此讓個案小孩感到羞恥。在這項研究裡，台灣的母親常常會把焦點到放到她們同感羞恥，以下便是一個例子。母親叫四歲的阿新和他兩歲的弟弟去睡午覺，但兩個小孩不肯聽話：
媽媽說：「老師叫我們作息要規律，不然我們會被老師罵。」〔兩個小孩〕想知道老師是否真的會罵她。媽媽回答：「老師那天不是才罵過……我嗎？」兩個小孩問為什麼。媽媽回答：「她說我沒有好好教你們，沒有叫你們乖乖午睡，對不對？」
如果孩子不聽話，孩子的母親會被指責，因為她沒有好好帶孩子。同感羞恥不言自明──孩子不守規矩會讓父母和家人蒙羞。許多其他家長也會說：「你讓媽媽沒面子」，或是：「這個孩子真是不聽話」，同樣點出他們同感羞恥。但在這裡可能更重要的是，父母藉由另一個權威角色（以此例而言是孩子的老師），維繫了孩子和父母之間的緊密連結──母親並沒有要拋棄孩子，而是和孩子一起因應外部的需求。孩子和父母（或親戚）之間有著根本的結盟關係，這樣站在同一國雖然會讓不遵守規範的影響更大，但也表示羞恥帶來的威脅沒有像西方文化裡那麼大。在米南加保和台灣文化裡，羞恥感會讓人糾正錯誤，但不會威脅到孩子和最重要的照護者之間的連結。
知恥被認為是一種美德──這表示你懂得社會規範，而且能避免觸犯這些規範。知恥會讓你在乎別人對你的觀感，同時也會讓你避開違反規範的行為，因而不至於被社會排擠。成年的米南佳保人認為malu會產生出符合規範的行為，「Malu讓我們謹言慎行，不會做出壞事或犯錯。」同理，台灣母親會設法幫孩子感受到羞恥，藉此教他們遵守禮節。不論在哪一種文化裡，照護者會替孩子做出對他們最好的事──以米南佳保人和台灣家庭而言，「知恥」是讓孩子成為被社會重視的成員的最佳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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