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影印兩種明代小說珍本序
傳統通俗小說研究的逐漸樹立其學術地位是二十年代的事，當時最關切的問題是目錄資料的貧乏和較佳版本的難得，注意力自然亦集中於此。通俗小說的著錄，除零星記載外，向無專書，故在這段始創時期裏，新版本的發現，只要找對門徑，往往相當輕而易得。其後二十餘年間在東京、大連、北平、巴黎、倫敦、劍橋各地所收諸書之富，固然建立了這一行的基礎，亦使在這些地點繼續發掘新品變成殊不簡單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除了報導藏書易手（如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和中央圖書館者）和新藏書中心的興建（如天理大學圖書館），以及重研前已著錄諸書（如巴黎法國國立圖書館和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前為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部分〕的藏品）外，續向較冷門的庋藏地訪求秘籍，已是頗為不尋常之舉。這並不是因為研究者缺乏熱心和毅力，而是因為這樣的訪書好比大海撈針，毫無把握。較冷僻的圖書館，僅西歐便數以千計，有不少還不是公開的，泰半沒有刊行目錄或藏書指南，渺茫之中，訪書者幾乎無從入手。
正因如此，當今年一月德國友人魏漢茂（Hartmut Walravens,1944-）惠告新見兩種從未著錄的明代小說珍本（一為《三國演義》，一為《水滸傅》），既驚異，又與奮。魏君長目學，歐洲新舊漢學書籍，如數家珍，有問必答，每答必詳。雖然魏君因不治小說，徵及我對此兩書的意見，他的初步判斷基本上是對的：一種是余象斗所刊《三國演義》的殘本，另一殘本是屬於跟法國國立圖書館所藏一簡本《水滸傅》深有關係的本子。
這兩殘本，任何一種都是稀世奇珍，只有憑着天賜機緣始能同時同地被發現。我對余象斗素感與趣，十餘年間搜集有關這個玄秘人物的資料，早有所積；而近來對《水滸傳》又恢復孩童時代的喜愛，得知這兩件新品，不難聯想到各種因此而展開的新研究範圍，恨不得能够立够得讀此兩書。魏君慷慨答應送我影本。惟因年代久遠，紙呈深黄色，試了好幾種複雜的影印法始複製成功。兩書的鑑認和其重要性，與初步估計同，一時喜躍非筆墨能宣。現在魏君要重印這兩件藏於西德斯圖加特（Stuttgart）邦立瓦教堡圖書館（Württembergische Landsbibliothek）的珍本，公諸於世，讓我寫篇序言介紹，講明兩書的價值，可謂與有榮焉。
如果拿余象斗和久享盛譽的馮夢龍（1574-1646）對比，自然是不恰當的，二人在立場、學養，和活動範圍均有很大的分别。但除了馮夢龍以外，若要另舉一明人對通俗文化（特別是俗文學）的推廣，躬親力行，遍及各種文體與文化背景，恐非余象斗莫屬。余象斗為建陽人，活動時期自萬曆後期至天啟、崇禎兩朝，所刊書籍品類繁雜，包括小說、通俗類書、韻書、字典、通書、堪輿冊籍、舉業讀本等等。余氏所刊諸書之中，其貢獻不限於一般編印的範圍也說不定。即使如此，現在仍無人從事有系統的考證。余刊書籍，雖然不易得，散存仍多，不該是一個幾乎無人問津的課題。研究余象斗之所以棘手，和他所刊書籍中作者、編者、刊行者、評注者，錯出雜陳，互相矛盾，連余象斗是否為其本名尚難確指，必有關係。因此任何新資料，只要能稍增我們對余象斗的認識，總是好消息。
《三國演義》版本繁多，余象斗所刊者全名為《新刻按鑑全像批評三國志傳》，是該書各種版本中最少為人研究的一種。在斯圖加特殘本未被現前，此本知者共有三種不相連接的部分，均在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牛津大學卜德林圖書
館，及大英圖書館。我們知道這三部分的存在已經數十年，除版式介紹外，並未見任何較深入的研究。此書原有二十卷，這三部分合得六卷，零星缺葉不算外，包括：
劍橋殘本：卷七、八
牛津殘本：卷十一、十二
大英圖書館殘本：卷十九、二十
這三部分是否出於同一套書還未能確定，但除非有強力的反面證據，說這三部分同出一書肆，同屬一個版本系統，該無問题。幸虧大英圖書館的殘本保存了書的最後一卷和出版年分（萬曆二十年，即公元1592年）這日期很重要，一方面有助於解決此版本在《三國演義》演化過程中的位置，另一方面有助於審定余象斗作為明代小說成長力量的活動年代。
孫楷第1957年修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頁33，所錄與1933年初版同，謂大英博物館及牛津大學有此書，並未提劍橋大學，亦未提出各地所藏有何殘缺。按該目的體製，此即指起碼有兩套全書在英國。以英國三庋藏地每處僅得全書十分之一（兩卷）而言，與事實差得太遠。晚至1954年北京圖書館編印（張榮起主編）《三國演義參考資料》，仍謂大英博物館及牛津大學有藏本，直以全本視之（頁4）。孫目影響之大，苟有錯失，其延誤方來亦深，殆可得見。相當準確的紀錄還是有的，牛津殘本早見向達〈瀛涯瑣志：記牛津所藏的中文書〉，《北平圖書館刊》，10卷5期（1936年10月），頁22；並見所著《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1957年），頁631（孫目修訂時，向文面世已二十年，惜仍未及參稽，致有上言之失）。英國三殘本的最佳參考，為劉修業，《古典小說戲曲叢考》（1958年），頁65-67，資料根據作者三十年代在英國親檢原書的讀書筆記。柳存仁，《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1967年），頁245-247，亦有詳細的紀錄，其中起碼有關大英圖書館殘本部分是根據作者1957年檢讀原書時的劄記。
斯圖加特殘本共兩卷，即卷九和卷十，恰好補了劍橋殘本和牛津殘本間的空隙。津牛津殘本入館於十七世紀初。這種事隔數百年的重逢確是奇蹟。當然，即使加上斯圖加特殘本，我們所有仍不過是全書五分之二而已。但對於分析余象斗所刊《三國演義》，情況已比前大有改進，可以研究此本與其他本子之間有無分別，若有分别，究竞有多大；可以從余本評注的性質去理解余象斗對小說的一般認識，特别是對《三國演義》的認識；更可以配合其他余刊書籍去歸納出余刊書的版本特徵。
余象斗所刊《三感演義》並不止這一種，起碼尚有兩種有殘本存世。一種名《新刊校正演義全像三國志傳評林》，現藏日本早稻田大學。另一種名《音釋補遺按艦演義全像批評三國志傳》，刊於萬暦二十年（與大英圖書館殘本同），今存日本京都建仁寺。题目既異，或暂可假定這兩種日本殘本之間有分别，而它們和散存歐洲的一套亦有不同。事實是否如何？若真有分别，異同何在？只有詳細比勘才能決定。歐洲各殘本合得八卷，早稻田本有十六卷（原亦二十卷），建仁寺本有十卷（原也是二十卷），供詳細校勘的資料該是够的。由此可見，斯圖加特本的出現如何擴展了研究的領域。
斯圖加特《水滸》殘本說來也和余象斗結上關係。此說源出鄭振鐸，卻是絕對錯誤的見解。此事的關鍵在一本殘存不到六回，名爲《（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的本子。此本屬於簡本系統，不訪稱之為插增本。鄭振鐸對此本僅作過初步的考察，卻宣稱這本藏於法國國立圖書館的殘本基本上等於余象斗所刊的評林本，並指田虎、王慶兩部分皆出自余象斗之手。鄭振鐸對《水滸傳》的研究至今仍為行内的基本參考文獻，而能够親檢巴黎殘本的學者始終沒有幾人，故鄭振鐸之說到最近才有人提出異議。此外，自鄭振鐸在二十年代發現巴黎殘本後，數十年間，除了牛津大學的一紙殘葉外，別無任何新發現，大家早就以為此本僅得那一點點存世。這兩種見解都不够正確。
雖然巴黎殘本和余象斗沒有瓜葛，它和斯圖加特殘本的關係，則跟四份散存歐洲的余刊《三國演義》之間的關係相似──即使不是出於同一個本子，也確是屬於同一個版本系統。最令人驚奇的是，巴黎殘本和斯圖加特殘本並不是這個《水滸》版本的僅存部分。直到去年七月，我還是和大家一様，僅知有巴黎殘本和牛津殘葉的存世而已。從那時候到現在，僅一年有奇，在友人龍彼得（Piet van der Loon，1920-）（牛津大學）、杜德橋（牛津大學）、包吾剛（Wolfang Bauer，1930-）（慕尼黑大學〔Universität München〕、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1943-）（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son〕）、孟大偉（David E. Mungello，1943-）（高豪學院〔Coe College〕的協助下，復得到梵帝岡教廷圖書館（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哥本哈根（Copenhagen）丹麥皇家圖書館（Det Kongelige Bibliotek）、慕尼黑（München）巴威略國家圖書館（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德勒斯頓（Dresden）邦立薩克森圖書館（Sächsische Landesbibliothek）的鼎力合作，攝得好幾種稀見或以前未見的簡本《水滸》殘本。根據這些資料，再加上以前三訪法國國立圖書館時所影得者，各本之間的關係已漸明朗。但離開能够詳指其來龍去脈，還有一段很遠的路，因為必定尚有許多關鍵性的本子隱藏在歐洲的圖書館内有待發掘。不過，這些本子在中國和日本，連殘本都未見出現，歐洲所存各殘本自然有其特別意義與價值。當魏君告訴我發現斯圖加特殘本的事，我即懷疑這就是其中失落的重要環節之一。事實果真如此，而且此殘本和其他各部分連貫起來，井然有序，解决了許多以前不大明白的問題。
這裏限於篇幅，不能詳列各本的個別内容和互相間的異同，兹僅作簡略的交代。現知各部分，有插增本殘本三份和殘葉一張，依内容次序，在斯圖加特、哥本哈根、巴黎，和牛津。另有兩份和插增本極接近的殘本，按内容先後，在德勒斯頓和梵帝崗。至於慕尼黑殘本及法國國立圖書館的其他本子則屬於別的版本，這也說明了《水滸》版本的複雜性。在各份插增本殘本和那兩份極相近的殘本中，只有斯圖加特本是講梁山英雄排座次以前之事。《水滸》一書的精華在排座次以前的故事，後則往往寫得極差，簡本繁本皆然，甚至有不能卒讀的部分（如征遼的幾回），是眾所共認的。如此說來，斯圖加特本的價值還在其他有關殘本之上。
三種插增本殘本，連同兩種相近的殘本，合起來有六十餘回，就算考慮到其間有不少缺葉，也該過全書半數（按全書一百二十回計算），較鄭振鐸當年在巴黎所看到的已越十倍。
插增本年代仍有待考證，但不能晚過萬二十二年（1594），在現存諸簡本《水滸》中，或者是年代最早的。既然在這短短一年間有此收穫，只要我們繼續努力，說不定仍會有更新的進展。這一點，我們得寄望於歐洲的漢學朋友，進行這類調查，他們在環境及語言上都方便多了。
歐洲各國圖書館所藏中國小說珍籍，以前除了應個別學者的要求製作電子複印或顯微膠卷外，很少公開複製。這次魏漢茂君按原物大小，給我們提供兩種珍本，合為一冊刊行，我個人很希望這是一種以後大家爭相效尤的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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