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第四章 直言敢諫真諍臣
水唯曲折海能通，指事直言未必功。
嘗愛左師開趙後，雍容宮殿滿春風。
張養浩於至治初年辭官歸居濟南後，在雲莊家中讀史時有感而發，付諸筆端，遂賦成「詠史詩」四十餘首，借史詠懷，以明心志。這首詩是此組詠史詩之一，題為〈左師觸龍〉。
觸龍是戰國時期趙國的著名政治家。據《戰國策．趙策》記載，西元前二六五年趙國君主趙惠文王去世後，他的兒子孝成王繼位。當時孝成王只有十四歲，由趙太后掌實權。就在趙國政權更替之時，秦國趁機發兵大舉攻趙，連拔三城，趙國形勢危急，趙國朝中有人提出只有聯齊抗秦，才是救趙上策。於是趙國派使臣求救於齊，齊國則提出以趙太后的幼子長安君為人質作為出兵救援的條件。趙太后因溺愛兒子執意不肯，大臣們屢言強諫，趙太后就是不答應，形成僵局。這時左師觸龍入宮面見太后，他因勢利導，用聊天的方式告訴趙太后， 家長對子女真正的愛，應是為他們的長遠利益著想，讓其經受鍛鍊，為國立功。趙太后最終醒悟，欣然同意派長安君出質於齊，遂得齊國援助，這才解了秦兵之圍。張養浩此詩盛讚觸龍的善於進諫，也肯定趙太后的納諫胸懷。但意在言外，此詩卻是針對現實而發。張養浩希望元朝君臣也能像歷代先賢那樣，勇於納諫，積極進諫，期待清明政治如春風雨露，灑滿天下。
在張養浩前後三十餘年的仕宦生涯中，先後擔任過御史臺令史、監察御史、陜西行臺御史中丞等監察之職。他勇於直言進諫、疾惡如仇、知無不言、言無顧忌的擔當品格，深得時人稱賞。
身履諫職進諍言
大德十一年（西元一三〇七年）正月，在位十三年的元成宗在大都皇宮玉德殿去世，享年四十二歲。成宗本來有個獨生子名德壽，卻無奈在被立為皇太子後不到半年就病死了。德壽德壽，壽既不永，何從言德。朝廷重臣以成宗死後無嗣，擁立成宗的姪子海山即位於上都，做了忽必烈建立大元王朝後的第三任皇帝，是為武宗，改元「至大」，海山的同母胞弟愛育黎拔力八達被冊立為「皇太子」。
皇弟被立為「皇太子」，是元朝實行的特殊皇位繼承制度。海山即位後，愛育黎拔力八達受皇太子之寶，約定兄終弟及，叔姪相傳。
這年秋天，先出任堂邑縣尹，繼又權理博平縣事的張養浩被徵召入京，被任命為東宮官員宮師府文學，但還沒上任就又改任為司經。由於一是重返京城為官，二是所任職務是宮師府司經，主要是伴侍「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讀讀書、寫寫文章，張養浩的心情自然是放鬆灑脫的。但他的好心情沒能持續多久，到這年年底，他就改任御史臺監察御史，開始其諫職生涯。
武宗前後在位不足四年，朝廷政治基本上是成宗時期的延續，面臨的是一個貌似強大安定、實則弊端叢生的政治局面。由於成宗在位時秉承元世祖時期的「成憲」，以「持盈守成」為基本國策，為政強調寬宥「唯和」，垂拱而治，致使官僚機構急速膨脹，冗員冗費嚴重，行政效率低下，貪汙腐敗等各種弊端日漸突顯。同時元王朝的金融體系也產生了越來越多的問題，市場上流通的至元鈔大幅貶值，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嚴重影響著政府的財政收入。
對此，張養浩看在眼裡，急在心上。他初任御史臺令史時，就以敬業勤奮、公正無私的品格獲得平章政事兼御史中丞不忽木的賞識，稱讚他為「真臺掾」。如今身膺「批龍鱗、犯雷霆」的監察御史之職，張養浩更感責任重大。
此時與張養浩同時受命擔任監察御史的，還有河中人郭思貞。郭思貞字干卿，是由中書右司員外郎調任御史臺的。在此之前，張養浩雖與郭思貞早就認識，有過接觸，但相互了解並不多。隨著同臺為官，共事憲府，兩人交往日深，彼此默契，互相勸勉，盡心履職。
但鑑於此時政治環境險惡，每當有政事要奏諫時，兩人還是預先就所奏之事充分討論，共商利弊。兩人為政處事各有所長：張養浩公正無私，勇於仗義執言；郭思貞則心思縝密，謀劃深遠。於是兩人凡有合作進諫，皆能做到有的放矢，有案可稽。對重大事項，兩人聯銜奏明，共同擔責，都能引起朝廷重視。每當得罪權臣貴要，或冒犯皇帝，使兩人身處險境時，兩人互為聲援，進而化危為安、化險為夷。
西臺上疏照丹心
武宗自少生活在漠北地區，草原情節尤為深厚。他即皇帝位後，繼續原有的「兩都巡幸」制度，每年早早就移駕上都，在上都臨朝聽政。張養浩身為御史臺官員，常奉旨隨伴。在赴上都途經龍門（禹門口，位於今山西河津西北，為黃河晉陜峽谷的南端出口，以兩岸峭壁對峙形如闕門，故名）時，張養浩為龍門一帶波瀾壯闊、氣勢雄渾的景象所打動，情不自禁地寫下了〈過龍門〉的長詩。詩句中「山水何地無，雄渾獨朔郡（名山勝水無處不有，然而只有北方的山水才能給人雄偉、渾厚的感覺）。吾元此開基，德澤被餘潤（元王朝在這一地區開創帝王基業，澤被後世諸代）。我來自神京，一路翠無盡（我從大都而來，沿途景色翠綠無比，令人陶醉）。大峰儼宸居，小峰翼趨進（高大的山峰儼然朝廷的宮殿雄偉莊嚴，而那些小山像群臣朝君似的翼趨而進）」表達了他對國家奇偉山河的讚嘆之情，情感真切，寫景如生，極富感染力。張養浩此後再經過此地的時候，又以豪放的筆調、質樸的語言，寫下了〈龍門〉一詩：
四野天門錦翠屏，愛山直欲挾山行。
人生何必麒麟閣，大字龍門記姓名。
詩作既讚揚了大禹造福萬代的不朽功德，同時也抒發了自己建功立業的政治抱負。
武宗在位施政，加倍發揮了成宗時期的「溥從寬大」、「唯和唯新」的基本國策，而他的奢侈揮霍、揮金如土卻遠超成宗時期。為了爭取蒙古貴族的支持，武宗對諸王勛戚濫賜封賞，加官晉爵，經他御筆賜官的前後就有近千人。忽必烈時期非嫡系子孫從不封一字王，而武宗晉封蒙古貴族一字王位者卻多達十五、六人，甚至將駙馬也封為一字王。稱國公、司徒、丞相者，更是相望於朝。連宮廷優伶舞伎、和尚道士也身授中樞政要職銜。加之興建佛寺、治理運河、修建宮殿等，導致財政狀況日益惡化，國庫空竭，入不敷出。但錢從何來？武宗遂步元世祖後塵，採取重立尚書省理財的老套，企望以尚書省職掌財政，擺脫困境。大德十一年（西元一三〇七年）九月，武宗下詔議立尚書省經理財用，卻因御史臺官員持異議甚力，未能實行。
這期間，張養浩以匡時濟世、大義凜然、責無旁貸的浩然正氣，寫下了〈西臺上王者無私疏〉的奏章，不怕冒瀆皇帝威嚴，毅然奏明朝廷。他以「名爵賞罰，天下之公器」的明確態度，反對朝廷「賞罰無度」、「耗竭公儲」。他認為，朝廷應堅持賞無所私、罰無所私的執政原則，來治國理政。唯有至公無私，方能彰顯朝廷聖明，垂拱無為而天下大治。同時他與臺內諸臣一道，站在反對設立尚書省理財的鬥爭前列。
隨著國家財政狀況的日益惡化，各地物價急速上漲，物重鈔輕，鈔法大壞，通貨膨脹日益嚴峻，中書省臣一次次驚呼「廪藏空虛」。為擺脫日益嚴重的財政危局，武宗遂不顧眾臣反對，於至大二年（西元一三〇九年）八月特批設立尚書省，鑄尚書省印，由尚書省自己任命官屬，進行財政改革。
執掌尚書省事的「言利之臣」脫虎脫、三寶奴、樂實等一班人實施的所謂「理財」新政，其實也沒有什麼新的花樣，只是透過大量印製貨幣以增加國庫收入而已。這年九月，脫虎脫等人變更鈔法，罷廢至元鈔，新造「至大銀鈔」頒行全國。還在京城及山東等六大行省設立名為「泉貨監」的專門機構，以管理金融事宜，鑄造此前從未使用過的銅錢「大元通寶」和「至大通寶」，通行於市，下令與「歷代銅錢相參通用」。此舉不僅使銀鈔大為貶值，而且直接導致金融市場體系加速崩壞，財政赤字創元朝建立以來新紀錄，被人譏諷為「叮叮噹噹，怎一個亂字了得」。
除依靠大量印製錢幣來增加收入外，尚書省還新定課稅法，向民眾徵收各色苛捐雜稅，企圖透過增加稅收來解決財政困境。為增加稅收收入，朝廷還下令以徵稅多少作為考核稅務官員政績、評定等級的標準，規定稅科增收九分者為「最」，不到三分者列為「殿」，分別予以上酬、中酬、下酬的待遇。這種以新增課稅、鼓勵多收稅的辦法來化解財政危機，無異於飲鴆止渴。對此，張養浩再次上書朝廷，直斥尚書省的做法是「變法亂政，將禍天下」。
至大二年（西元一三〇九年）冬天，按照世祖時期確立的制度，皇帝應親率朝臣在大都城南舉行南郊大祀，以祭奠昊天上帝和后土地祇諸神。然而武宗卻以身體有病為由，沒有親自主持大典，而是派一位大臣代理主持祭祀儀式。孰料，在典禮進行中，剛剛還晴朗溫和的天氣卻驟變，狂風大作，強風裹著嚴寒轉瞬而至，在場的人沒有防備，竟有年老體弱者因此被凍死。在今天看來，這種極端天氣應該是一股強勁寒流不期而至，但當時卻被人解釋為天象示警，老天爺發怒懲戒眾生。張養浩當場對執政大臣說：「代祀非人，故天示之變。」他的話引起了宰臣們的極大不滿。
因為御史臺官員極力反對設立尚書省，又不斷抨擊尚書省一班人變亂鈔法、增課斂財等「理財」新政，使執掌尚書省大政的權臣脫虎脫等人把御史臺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他們向武宗進讒言，要把選用御史臺官員的人事權交給尚書省。
得知此消息後，張養浩上書朝廷，堅決反對由尚書省來執掌御史臺的用人之權。他舉例說，朝廷設置縣尉之職，是令其職掌一縣治安、捕捉盜賊的，縱使任用的人不稱職，但也絕不可能讓盜賊來決定縣尉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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