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所收集的文字，有的成稿已在二十年前，但大部分則是近十二、三年中所寫，在某一程度上說，可以代表我二十年來研究佛學所走的曲折的道路。
我最先接觸佛典，是在專上學院時代；那時我的興趣已漸漸由文學轉移到哲學，復由哲學而注意及佛教。考進研究所的時候，即決定以佛教的唯識宗哲學作為研究對象。本書所收的兩篇文章：〈佛家哲學中之轉依義〉和〈相見同種、別種辨〉，便是在那一階段中所寫。
一九六九年秋，我獲得美國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往日本專攻佛學，才有機會真正了解到近百年來外國學者的研究成績。他們運用文獻學的方法，先攻原典，然後配合現代的各種研究進路，重新探索佛教的本來面目，老實說，這對我是一個極大的震撼。這不只是方法的問題，在比較之下，還有中國佛學研究傳統的失落問題，和文化的守護問題。我開始覺醒到：除了做學問之外，還有一些事情是急不容緩。所以從日本回到香港，我除了授課、指導學生之外，常常利用一些校外演講的機緣，發表佛學研究的新方法論，促請佛教人士注意學統問題；又呼籲要因應時代開發佛教的智慧，以免佛教的語言僵化。本書甲部通論篇所收的文章，及附錄的三篇訪問稿，大體上便是這一類帶推動性的言談的記錄。
然而，佛學研究真能上路，決不可止於口號。通論性的文章貴有識見，但如無相當多量的專論性的研究為其基礎不能作出。我自己的興趣，其實還是在學問方面，我很害怕自己的見解沒有深入的研究來支持，常常為了別人的約稿而即時發表。這也是現代人的匆忙，無法像古人那樣的千錘百煉。我很知道自己的不足，不過我既然提倡佛教思想要作現代化的處理，時間又不能等待，便只好硬著頭皮自己來作一嘗試。在這十年中，我曾經把安慧的《三十唯識釋》從梵文譯成現代漢語，並作了詳細的注解；又把《大藏經》中較有代表性的文獻，節選出來加註，編成《佛學》教科書兩冊（以上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同時應韋政通先生之邀，參預《中國哲學辭典大全》的編寫，負責佛學方面的條目（此書由水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三）。餘下來的時間，就是做一些單篇論文，承三民書局的好意，現在大部分都收錄在本書乙部，總名專論篇。由於這些論文撰寫時並未有通盤計劃，隨緣執筆，缺乏連貫的線索，因此在內容上顯得有點蕪雜，包括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中國佛教和佛教邏輯。不過在風格上是一致的，都是從較為重要的問題入手，通過語源、文獻、哲學、歷史等多個角度來進行會通；也許最終目的不在解決問題，而在提供新的視野，使傳統的問題有新意。
至於本書題名「絕對與圓融」，這是取自乙部最後一篇討論中國佛教思想的特質的名字。在那篇文章中，我使用「絕對」和「圓融」一對概念，來展示佛教由印度形態轉變為中國形態的過程。若能通透一點想，則一切學術問題的討論亦均有其「絕對」義與「圓融」義，何者可改，何者不可改；何者可說，何者不可說，亦難判準，端賴操觚者之識見與氣度而定。為了表示一點體會，即逕取此名以為全書之名。愚意此中實涵有無窮義，唯非今可盡，讀者其鑒諒之！
一九八六年元月 霍韜晦 序於香港法住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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