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或者，乘勢而為
根據這些古老的兵書，中國式戰略的核心就在於利用情境中既有的勢態，並且藉由它在事物的變化之中承載自己，既然如此，就會排除在事先構想計畫來預先決定事件的發展過程，並把那當作一個彷彿即將實現，且或多或少已經決斷的理想（如同克勞塞維茨所謂的「戰略計畫」，「由它來決定戰鬥中的軍事力量何時、何地、及透過何種戰鬥力來投入戰爭」）。中國的戰略家克制自己不向事態發展投射任何他個人的構思或意願應該如此的想法，因為他正是想由這個邏輯上會自行演變的事態本身中，找到可以獲益的方式。如果說在進行戰鬥之前仍必須進行某個操作（在「祖廟」之中進行，如同我們是在「會議室」中進行），那麼這行動不應該是計畫而是「估量」（「校」的意念），或者更精確地說是「計算」（「計」的意念：事先以計算的方式進行評量）：戰略家應精密地評估作戰中各方的力量，計算出對於不同陣營有利或不利的因素，甚或是勝利所由出的因素。我們開始閱讀的這本古代的兵書，其起始即系統性地說明如何嚴謹地進行事先評估（而且這也是不可或缺的；《孫子》，卷一，〈計篇〉）：其中有五個基本的標準（精神狀態〔道〕、氣象狀態〔天〕、地形狀況〔地〕、領導指揮〔將〕、組織系統〔法〕），並以它們來提出一組固定的問題：1.那一方的君王能使得軍隊達到最佳的精神狀態〔主孰有道〕？2.那一方將領最有才能〔將孰有能〕？3.那一方最能受益於氣象及地形的條件〔天地孰得〕？4.那一方的命令最能受到執行〔法令孰行〕？5.那一方的裝備最好〔兵眾孰強〕？6.那一方的官兵受到最好的訓練〔士卒孰練〕？7.最後，那一方的紀律最好〔賞罰孰明〕？戰略專家在此可以結論：「由這些問題的解答，我即知道誰輸誰贏」〔吾以此知勝負矣〕。因為這一組問題對敵對情境的各個層面加以估量，而由其中會發展出一個態勢，只要加以運用就足夠了。
實際上，便是在由估量到勢態利用的過程中出現成敗的關鍵。要細讀這部古老兵法的文句：「既然已瞭解並運用前述七個用以計算情境對何者有利的項目，我們乃創造出一種情勢，可以由外部來協助」〔計利以聽，乃之為勢，以佐其外〕（意即這是在估量的規則之外，因而是在戰場上）。於是便有了以下的定義：勢態即「以利益來決定情境因素」〔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在這樣的瞭解之下，情境便不再是因為其特殊而不可預期的決定，而磨蝕投於其上的計畫者；反之，正好因為它的可變性，情境逐漸地被情境中發展出的勢態所影響，並使得受期待的利益可以來臨。我們如此便離開了一個模塑（modelage）的邏輯（以一個計畫─模型來形塑事物的邏輯），也離開道成肉身（incarnation）的邏輯（理念－計畫在時間之中具體化），進入到一個演變發展（déroulement）的邏輯：讓其中含帶的功效受已進行的變化過程影響並自行發展。由此開始，所謂的環境因素就不只是──甚至完全不是──那「位於周邊者」（circum-stare），像是附屬品或細節（陪伴著情境或事件中的核心事物──並由此指向一本質的形上學）；勢態乃是透過它而來──因為它即是情境中的勢態。結論：勢態是屬於情境的──只存在於情境之中──而且情境也是屬於勢態的（因此就是要由情境中的勢態裡取得利益）。
因為，就像一位注釋者（杜牧）沒忘記提到的，即使可以透過事先的計算來斷定勝負，情境中的潛勢，卻不能「事先看到」〔夫勢者不可先見〕。這裡的事先指的是在動作之先，勢不得見，只能探測，因為它是不斷地變化的。在一個相互對抗的過程裡，互動實際上是持續的：它在每一個時刻發生，「因敵之害見我之利」或相對地，「因敵之利而見我之害」。這也就意謂著「情境中的潛勢便是在變化中獲利者」〔勢者乘其變者也〕（王皙）。勢的想法因此在此論著中建立起一個連繫，它可以連結原先以固定規則進行的計算衡量，以及後來在過程展開後，對情境所作的利用。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行動過程中要不斷地欺騙敵人，要不斷地適應他：如果他受利益誘惑，我便加「引誘」〔利而誘之〕；如他陷入混亂，我便加以「奪取」〔亂而取之〕；如果他很完實，我便增加準備〔實而備之〕等。或者，如果他盛怒沖天，我便「使其屈撓」〔怒而撓之〕；如果他僅慎地採取低姿態，我便「使其驕傲」〔卑而驕之〕；如果他狀態良好，我便使他勞累疲乏〔佚而勞之〕等。由於面臨敵人，我是不斷變化的，因而不能事先宣佈要如何戰勝他〔兵家之勝，不可先傳〕。換句話說，這便是（李筌）所謂：「戰略無法預先決定」，只是「依情勢而得以成形」〔兵無定法，惟因勢而成〕。
讓我們回到歐洲這邊。當克勞塞維茨總結戰爭理論家所遭遇的失敗時，他將它們歸結為三點（《戰爭論》，II, 2）：第一、這些（西方）理論家追求的是「定量」，「然而在戰爭中所有的計算都要用變量來進行」；第二、他們只考慮「物質的量」，「然而戰爭行動是完全為精神和德性的力量及其效果所穿透」；第三、他們只考慮交戰的一方的活動，「然而戰爭的基礎卻是由兩方面互相作用所不斷產生的行動」。相對地，我們觀察到，中國古代兵書所精煉的戰略構想，乃是由此一主導的情勢理念出發，也同樣地擺脫這三個批評（我們由外部檢視可發現這三個理由同源並行，出自同一個邏輯）：第一、中國思考情勢時是將它當作變量，它不能被事先決定，因為它來自持續的適應；第二、潛勢所源出的校計無困難地結合精神和物理的因素（同時考慮使得軍隊團結的士氣問題及物質面的組織和軍備）；第三、相互性這個層面即存在於情勢構成者的核心（對他人不利者即因此對我有利），而在中國，戰爭就像其它過程一樣，是以兩極間的互動來思考的。
結果是，中國的兵法不必通過理論─實踐的關係（勢的意念以它自己的方式連繫了初期的計算和環境的變化）。這麼一來，它便能擺脫西方理論至今仍必然無可避免要承受的消耗（就理論來看實踐必然產生的消耗）──克氏自己也無法避免。簡言之，它不會遇到「磨擦」；這是因為，即使出現在眼前而且不斷變化的情境，雖然會威脅到所有事先設立的計畫，但相反地卻是它使得情境中所含帶的潛勢得以發生及展開。以西方所特有的思考工具，即其帶有形式化及技術性的思考特質，當它在思考戰爭行為時卻是奇怪地匱乏，只能談及其周邊事物（其準備或物質條件），但就是錯過了現象本身（而克氏其實已經確認了它：即一個「活生生且會反應」的事物）。如此一來，克氏從未完全放棄的唯一出路，便是提出偶然或天才。對照於此，中國思想中的智性所發展出來的，卻是充滿了策略的特性。自上古末期開始（西元四至五世紀的三國時代），中國的兵書即已對這一點提出邏輯一致的說明，而且由此一時代起，這個思想特質還深入了人類活動的其他部門，比如外交及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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