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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來在史學界有「現代四大史家」或「民國四大史家」的說法，獲得榮銜的四位是：陳垣、呂思勉、陳寅恪和錢穆。
要在民國時期成為「大史家」，還真不容易。首先，民國是一個史學大爆發的時代。「展讀民國人文」系列中介紹的前面兩位學術、思想人物—梁啟超和章太炎，他們因不同理由在生命不同時期對歷史高度重視，也都在歷史的領域中做出了相當貢獻，正是受到這股大爆發潮流的影響，而且他們的心力成就也參與形塑、推高了浪頭。
這麼多人才投入史學領域，其來有自。一整代的讀書人原本讀的是中國傳統書籍，接受教育、瞄準科舉，累積了紮實、豐厚的「國學」知識，卻在成長中受到了「國將不國」的巨大威脅衝擊，眼睜睜看著自己的一身學問愈來愈和現實所需脫節，看起來愈來愈可疑。
處於傳統核心的「經學」必定無效了，「理學」更被視為是阻礙中國現代化的落後人倫觀念，在重重消去法運作後，勉強算是能夠築起一道堤防，暫時堵住幾乎要摧毀既有一切的大浪的，只有歷史。至少中國有獨特的歷史不容否認，至少學習歷史可以提供現實改革的基礎，於是那一代的知識活動明顯地向史學方向推擠，在下一代更進一步吸收、熟悉西洋知識的人才形成前，研究中國歷史、重述重估中國文明價值，成為民國初建時期的熱門顯學。
三○年代出現了「全盤西化」的呼聲，要將中國傳統文化都拋棄掉。「全盤西化」作為口號很響亮、震撼人心，然而如果真要落實，可就遇到了重重困難。
例如，「全盤西化」連中國文字都不要嗎？中國文字在學習運用上特別困難，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刺激起因，先是提倡以白話取代文言，接著進一步有將中國文字簡化的提議，很快地改革主張推向極端，認定最好的解決方案應該是放棄這套圖像文字系統，改以羅馬拼音代之。
如果大家手上有中共建國早期，五○、六○年代，甚至延續到七○年代出版的書籍，封面上幾乎都同時並列簡體字和漢語拼音書名。「展读民国人文」旁邊會附寫Zhandu Minguo Renwen，這就是此種文化改造主張的遺緒，仍然抱持著朝向廢除中文的價值觀，最終要以拼音來代換中文字。
這條路畢竟還是走不下去，形式上的殘留到了八○年代也撤廢了，漢語拼音確定成為輔助性的，類似我們國語注音符號的功能，而不再是中國文字的未來形式。
全盤西化走不通，甚至走不遠，一部分原因是即便主張全盤西化的人，他們自己的根底也都還是中國傳統學問，怎麼可能以主觀力量洗滌乾淨呢？
具體、普遍的狀況是，中國學問面臨危機，因而「整理國故」成了各方共同支持的號召，不管是要保存或要重新詮釋，甚至要嚴厲批判既有傳統，顯然都同樣必須先進行一番徹底的整理。
在「國故」中，原本地位最高的是「經」，然而在現實衝擊下，最早顯露出難以辯護的荒謬性的正是「經」與「經學」。如此古老的文本，被用那麼隆崇的態度研究一字一句，耗費了歷來文人們多少時間精力，被認定了是造成中國落後的主因之一，只能招來負面的批判與攻擊。
魯迅精彩的〈狂人日記〉中形象化、譬喻性的描述了中國古書上所說的道理，千言萬語總括不過就是「吃人」二字。經學的道理是吃人、諸子的道理也是吃人。在這種情況下，只能靠以自覺的態度來保存歷史，有了新的眼光、新的方法，可以用來整理中國歷史。以歷史的普遍性作為合法性訴求，讓這代人他們過去所學到、所累積的知識得以不必全盤拋棄，還能有所用處。
於是大部分的知識人此時的關懷都朝向史學偏移，都涉及了歷史的探究，在這樣的潮流風氣中，要能脫穎而出成為「大史家」，何等不容易。
史家所做的研究必須建立在豐富的史料上，而那個年代史料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是書籍，因而要當史家一定得要擁有龐大眾多的書籍。學哲學的不必然需要一大堆書，學歷史的卻不只要讀很多書，研究著作過程中還需要有很多書隨時可以運用。於是哲學家可以隨時將自己的哲學研究帶著走，史學家離開了龐大史料書庫，幾乎就無法做研究了。
也就是說，史學家尤其經不起動亂。動亂必然打斷了史學研究，移地異地條件對史學研究極為不利。然而中國近代史學熱潮興起後沒多久，國家就陷入了長期的戰爭動盪中了。
錢穆的《國史大綱》之所以成為「傳奇史著」，除了內容的根本成就外，寫作的環境與過程也有相當的影響。抗戰軍興，錢穆隨著學校遷徙到四川，再到雲南，走了那麼長的距離，搬到那麼遠的地方，自身能帶多少書呢？學校的圖書館又能帶多少書呢？
離開北京，錢穆被迫留下了將近五萬冊的書，在雲南寫《國史大綱》時他身邊能用的書甚至不到五十本。他靠長期讀書教書的有限筆記，加上腦中儲藏的知識，竟然能寫出這樣一本內容簡要卻勝義紛陳的通史巨著，著實令人驚訝。
不安如是、動盪如是，還能克服種種困難做出眾多突破性有意義的史學研究，太難太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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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人才濟濟的領域要出類拔萃分外困難，然後還要加上政治劇變帶來的分裂隔閡，使得任何一個人要能得到普遍的認同與尊重，難上加難。
「現代四大史家」中，錢穆在一九四九年離開大陸，避居香港，二十多年後才轉到臺灣，這樣的生活背景很容易讓他的學術成就在臺灣和在大陸都遭到忽略。因而他能夠擠身「四大」行列，相當程度上憑藉一九四九年「大分裂」來臨前就已經建立起的地位。他先後出版了《先秦諸子繫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大部頭作品，大膽挑戰當時學術明星、學術權威如顧頡剛、梁啟超的態度，還有在抗戰艱難環境中完成《國史大綱》的壯舉，已經在知識圈創造了傳奇印象。
其他三位在一九四九年都選擇留在大陸。新中國成立後，呂思勉很快就在一九五七年去世了。因而躲過了隨後狂風暴雨般襲來的諸多「運動」—「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他的著作相對能夠保留比較完整，其聲名與地位也比較不受政治局勢影響，維持了穩定受尊重的狀態。
相對地，陳寅恪的處境就艱難多了。一方面他的眼疾惡化，視力無法恢復，失去了正常做研究的基本條件；另一方面他和新政權之間一直關係緊張，在他心中產生了矛盾的感受，刺激他放棄了原本做中古史的大格局、大氣魄，轉而挑選明清史的偏僻小題目，小題大做，先後完成《論「再生緣」書後》和《柳如是別傳》兩部非正統的史著，呈現降清文人的心思與抉擇。
這樣的變化，使得陳寅恪一度在兩岸都遭到冷落，幾乎要被遺忘了，卻在七○年代之後，因緣際會得以重回海峽兩岸的知識視野中。余英時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和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扮演了推波助瀾的重要角色，不過最關鍵的，還是陳寅恪早年史著中展現的驚人博學程度與突破性歷史論斷，令新一代的讀者與學者，仍然不得不折服。
四人之中，在中國大陸以外，包括香港與臺灣，較少為人所知的是陳垣。部分原因在於他在中國大陸的狀況。陳垣出生於一八八○年，到一九七一年才以九十一歲高齡去世。一九四九年時，他已經將近七十歲了，而且共軍進入北平時，他當時的身分是輔仁大學校長。輔仁大學是由羅馬教會在中國成立的大學，「解放」後當然不可能維持原有的情況。幾經折衝，到一九五三年時，輔仁大學被併入北京師範大學，而陳垣轉任北師大的校長。
到五○年代後期，中國共產黨對教育學術界的管控愈來愈嚴，高齡的陳垣感受到強大壓力，於一九五九年提出了入黨申請，取得黨員身分後還必須表現出感恩戴德的欣悅。因為這樣的政治地位，也使得陳垣在這二十年間未有重要的史學研究問世，難怪他在中國大陸之外所受到的重視，遠遠不如呂思勉，更不如陳寅恪和錢穆了。
不過平心而論，陳垣絕對有資格列名入「民國四大史家」，頂得起這個榮銜。雖然他在新中國成立之後還享有甚高地位活了二十多年，但從學術與思想的角度看，陳垣卻是個不折不扣的「民國人物」，意思是，他的主要學術成就與思想內容，都是活在「民國」的時代之下提出的，和「民國」的動盪局勢密切關聯、呼應。
陳垣曾經自述將生平分成「錢—顧—全—毛」四個階段，用四個曾經被他奉為榜樣的人物來彰顯自己每個階段的信念與努力方向。「錢」是清朝大學問家錢大昕，「顧」是明末清初知識分子代表顧炎武，「全」是黃宗羲的弟子，幫助老師完成《宋元學案》的全祖望，而「毛」，和其他三個人身分都不一樣，指的是毛澤東。
陳垣的「毛階段」和新中國成立的時間大致同步，也就是從一九四九年開始，這段時間他繼續教書、繼續當校長，而和前三階段很不一樣的，這階段幾乎沒有產出任何夠分量、有影響、值得一提的史學論著。
這是「毛階段」，意味著陳垣接觸並認真研讀了毛澤東思想，被毛澤東徹底折服。看來有了「毛思想」在心中，原來的史學史家思考也就退位消失了。作為史家的陳垣，他的學術思想基本上都形成、表現於一九四九年之前，所以儘管他一直到一九七一年才去世，我們仍然能將他當作民國思想人物，承認他是「民國四大史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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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進到民國思想系譜中來考察，我們會注意到陳垣是廣東新會人，不只是和梁啟超同鄉，而且他知識學問的養成，和梁啟超、章太炎有著同源關聯。梁啟超和章太炎的學問基礎都來自阮元創設的「學海堂」。阮元擔任兩廣總督，一度兼任廣東巡撫，在廣州前後待了九年，對於當時廣州的風氣深感不滿。南方經濟發達，這裡的有錢人能夠培養出善於考科舉的子弟，在求取功名方面頗有斬獲。然而也因此這裡看待讀書的態度，明顯以功利導向，缺乏更深層、應付考試以外的積累。
而清朝建立之初為了拉攏明遺民，就在一般科舉之外，另立了「博學鴻儒」項目，尊崇、獎勵那些真正有學問的讀書人。到了乾隆朝編《四庫全書》更進一步擴大朝廷中這方面的人才晉用，建立更明確的知識傳統。
在北方有兩條清楚的讀書脈絡，而且「博學鴻儒」的地位高於單純為科舉而讀書的。阮元自身是考據學的學者，來到廣州，發現「博學鴻儒」這方面的知識在南方少有發展，於是特別設立了「學海堂」來提倡正統的經學、考據學。
考據學進入南方，得到了一個好處，經濟發達連帶的印書就容易了。可以運用這裡發達的出版活動，編印《學海堂經解》大套書，也就是《皇清經解》，後來又有《續皇清經解》，提供了經學主要參考書，讓更多人方便使用。在這過程中，又刺激了目錄學在南方的發展。
大家可以參考余英時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一書，裡面以豐富的史料鋪陳了明代以降中國社會形成的特殊「士商合一」的家族結構，而陳垣就出生於這樣的一個家庭中。這種家庭裡通常大兒子必須繼承家中的商業活動，往下的其他小孩則視其才分，有本事能讀書的就專心準備科舉，考到功名來提升或至少維持家裡的社會地位；讀書不在行的，那就幫忙家業維持收入。
陳垣家中的主業是藥材商，很成功也累積了相當資財，他從小進學後展現出對學問的高度興趣，照理說應該就走上考試仕途。然而受到當時廣東新興學風的影響，他卻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專注於研讀目錄學。
多年輕呢？十二歲，因為準備考試已經讀了許多古書，進而接觸到了曾經風靡一時的目錄學名著—掛名張之洞編撰，實則由其幕客集體完成的《書目答問》。叫「答問」，是假設有困惑的讀書人問：到了清光緒年間，要讀中國書，應該如何讀，讀哪些書、依照什麼順序、依照什麼樣的分類？
這中間關鍵的是特定時代背景。此時距離編成《四庫全書》的乾隆朝經過了一百多年，而且是「乾嘉學派」考據學大盛的一百多年，考量這段時期的學術、著述成果，需要有可以補充、修正《四庫全書》的新書目。張之洞樂於以此提升自己的學、官地位，本來由滿人皇帝主持的書目總集工作，一百多年後轉而由漢人封疆大吏接手整編，也正看出經歷太平天國之亂後，清朝政治結構的大轉變。
《書目答問》中洋洋灑灑列出了兩千多本書，其規模震撼了十二歲的陳垣，進而激發了他在學問上的雄心壯志。中國書海真是浩瀚，光是基礎入門就得讀那麼多書，陳垣立志要好好找到這些書、讀這些書。
而家中的經濟條件、南方的出版流通狀況，讓他可以恣意大量買書。他花了幾筆大錢，一筆是花八兩買了《四庫全書目錄提要》，另一筆是花了一百二十兩買了一套《珍本二十四史》。
讓我們對比一下，陳垣父親注意到這個小孩的讀書買書方式，意識到他愛讀書卻不是依照應考的方式來讀，開始擔心他的前途，於是決定先替他捐一個貢生資格，也就是用錢幫助他在考試進階中先推入門。捐一個貢生要花多少錢？和買一套《四庫全書目錄提要》一樣是八兩，那你也就知道一次花一百二十兩買書是何等的大手筆了！
捐了貢生，確實產生了刺激、推進的作用，讓陳垣去參加了秀才考試，但名落孫山。他很不服氣，自己已經讀了這麼多書怎麼還考不上？遇到了一位同鄉前輩，聽他說自己如何寫應考文章，前輩斬釘截鐵告訴他：科舉卷子不能這樣寫啊！
那到底怎麼寫？他此時發憤要考上秀才，很自然就用上了南方讀書家庭的招數，去將過去三年各地考試得到高分的卷子都買來讀。到這個時候，科舉考試成績南方人遠遠領先北方人，一部分也就因為南方有這種資源、有這種準備考試的習慣。
大家不妨查看一下吳敬梓《儒林外史》中馬二先生和匡超人的故事，就能了解當時編這種考試參考書已經是一門大行業，有人專門去蒐羅高分文章，另外有人負責編選和寫分析、指南。就是因為生意做大了，馬二先生一個人做不過來，才找了匡超人來幫忙。
靠這種惡補法，陳垣考上了秀才，不過很快他的科考道路畢竟還是無以為繼。陳垣在一八八○年出生，超過了二十歲時考上秀才，那時候廢科舉的呼聲已經很高了，到一九○五年，科舉考試就正式廢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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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陳垣一方面回到了自己原先的讀書道路上，另一方面受到時代影響，以家中的資源加入了清末的報刊雜誌熱潮中，一九○四年時參與創辦《時事畫報》。
「畫報」是那個時代的「新媒體」，在沒有相片印刷的情況下，以線條畫的方式將新聞現場畫面予以重現，其中最有名、最成功的是《上海申報》，而《時事畫報》就採取了這種最時髦的形式來吸引讀者。
過兩年，一件事讓陳垣的活動擴張到更現代、更新鮮的領域。他的父親飽受膀胱結石之苦，無法順利排尿、經常感到難以忍受的灼熱刺痛，而自家開的是藥材行，認識那麼多名醫，卻都對這個問題束手無策，只能坐視病人受苦。在中醫治療無效後，改找西醫動小手術將結石取出，就解決了問題。
這個經驗使得陳垣立意要改行學西醫，他去註冊進了「博濟醫學堂」，那是美國人開設的醫學校。進去之後，還未能學到什麼像樣的西醫知識與技術，陳垣先感受了裡面強烈的歧視風氣。他忍受不了洋人明白而深刻的歧視眼光與行為，受激之餘，不只憤而退學，甚至乾脆興辦醫學校。
這所學校名為「光華醫學專門學校」，陳垣是創辦人之一，掛名擔任學校的行政、教務職務，但同時他又是這所學校的學生。他在這所自己參與創辦的學校得到醫學士學歷，他後來寫了一些和醫學有關的文章，背後是有他的專業知識與專業關懷的。
例如在這本《解讀陳垣》的選集中，大家可以找到一篇內容相當前衛的文章，當別人在積極推動反對纏足，以不纏足作為婦女解放的重點時，陳垣卻已經在鼓吹「放胸」，反對婦女「束胸」或「縮胸」。他不只是以西方婦女露胸的衣著為對照，更重要的是從醫學角度控訴「束胸」、「縮胸」的做法使得女性無法正常成長，影響健康；女性無法有健康的身體，就不能當健康的母親，連帶的也就無法生養健康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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