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一
「國際關係理論是一門既年輕又古老的學科」。本書第一章緒論第一句便引了史丹利．霍夫曼這句名言—也是大實話。這門與哲學、歷史、經濟學相比還處於孩提時代的學科，在西方，其學說流派之多，卻不遑多論。讀者從本書即可窺其一斑。但大體上說，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可分為兩大類和兩大塊。
兩大類：一類是論述國際關係內在聯繫和發展規律的。本書評述的理想主義、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和部分新自由主義學說以及某些批判理論，屬於此類。它們各有自己的核心概念和理論框架，都有一定的邏輯和經驗的根據。另一類是技術型的，包括被利斯特譽為「英雄十年」內風靡一時的行為主義學派的多數，以及直接借鑑其他學科，不一定專屬國際關係的，諸如博弈論等。
兩大塊：「主流」和「非主流」。「主流」即美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主流派，不包括尚未融入和不想融入主流的美國學者；「非主流」泛指西方其他國家國際關係理論。本書對後者只簡要介紹了英國、北歐的，自是一大欠缺，據說有人還作過一番「英國學派在中國」的實地考察和分析。英國雖是世界上第一個在大學開設國際關係課程的國家，但這門學科卻在美國發展得最快，以致英國學者也自認英國學派是在美國「主流」之外的「非主流」。實際上，1959年成立的國際政治學理論英國委員會舉辦的許多研討會，若非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怕也開不起來。本書著重或者說集中評介這個「主流」，也算是基本上反映了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現實。然而就核心概念的歸納和理論框架的錘鍊而言，英國學派的「國際體系」、「國際社會」和「世界社會」的哲學基礎、歷史底蘊和分析方法，較之「主流」的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似高出一籌。近年來，西歐學術界提出重振大陸學派，激進的批判理論再度為世人矚目，這也許可擴大我們的視野，使我們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有一個更為總體的認識。
不過，從本書集中評介「主流」的幾次論戰，可以看到兩大類國際關係理論實際是相互補充，互相促進提高。力圖論述國際關係內在聯繫和發展規律的這一類理論，在技術型的行為主義挑戰下，經歷了簡單—複雜—再簡單—再複雜的發展過程。威爾遜理想主義和摩根索現實主義歸納出來的概念和框架比較簡要，其不同的哲學思辨和相同的現實政治訴求十分清楚。但在行為主義各種方法論的批判下，這一類理論便被補充得非常精細複雜，連「均勢」也可以行為體數量多寡細分為十餘種。到了沃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便乾脆宣稱只要國際社會存在無政府狀態，便一定有均勢，均勢與行為體的數量無關。這又回復到簡單。至於本書所說的目前正在開展的「第四次」或「第五次」論戰，即新自由主義的體制論挑戰結構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以及以時下新秀為代表的建構主義挑戰新自由主義等，則將「主流」的第一類理論再推上精細複雜的路程。不過，此次新挑戰方強調的，不是上次行為主義的「科學方法」，而是傳統的人文因素，加上社會學的認同、學習乃至移植等。
可見，每經一次論戰，兩類理論相互補充得更加完善。也許再經過一段時期，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還得從目前的紛繁複雜回歸到簡明扼要，構築起涵蓋面廣、概括性強、時間考驗性長的大理論（grand theory）。對此，「主流派」大多持樂觀態度，認為流派林立、學說紛呈是件好事，只要不固執己見，互補已是事實。於是，嚴謹的學者告誡學子不要輕言理論，多說方法（approches）為好—這也是大實話。因為國際關係的研究物件究竟是哪些，似難說清，迄今未取得共識，而這恰好是國際關係學多學科和跨學科的特徵。
不過，就國際關係本義說的國與國之間的互動關係而言，80多年來，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在這方面已從實踐中總結了一些相對穩定並高度實用的理論概念和框架，雖說不斷受到各類批判理論的抨擊。愚意這是應該予以梳理、比較和分析的。假以時日，倘能寫出一部如朱光潛先生《西方美學史》（這當然是大師級的了）那樣的西方國際關係學說史，如此，出版社拿到去掉「西方」兩字的國際關係理論的書稿的日子將不會太遠。王逸舟教授在〈中國國際政治理論研究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提到「我們可能缺少對當代國際政治學經典作品的全面介紹，特別是對1980年代以來國外學者的工作及其重要作品的分析」，這更切實際，而且是可以做到的。
倪世雄教授是國內系統介紹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先驅者之一。這次他和他的博士生完成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是部辭書性的著作，尤其對西方「主流」學說及其在1980年代以後的發展作了詳盡的評述，一定程度上呼應了王先生，為深入探究國際關係理論提供了有重要價值的參考。
劉同舜
2001年元月於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
推薦序二
面對《當代國際關係理論》這部巨著，我頗有望而生畏之感，何況倪世雄教授在國際關係理論研究領域有精深造詣，要由我為其巨著作序，更不免誠惶誠恐，望而卻步。但想到他近20年來在該領域披荊斬棘、奮力耕耘、孜孜以求的精神，我遂鼓起了落筆的勇氣。
倪世雄教授是改革開放中的幸運者，當開放大潮剛在祖國大地湧動之時，他就受祖國的囑託赴美國深造，師從約瑟夫．奈伊、史丹利．霍夫曼等美國著名國際關係理論學者，進入一個當時頗具風險卻又完全陌生的領域。當他學成歸國時，用盡自己微薄生活津貼積蓄購回國內的並不是當時稀罕的家用電器，而是教育、研究急需的一箱箱書籍，拳拳報國之心可見一斑。更可貴的是，他立即以極大的理論勇氣，投身於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學科的建設。從1987年出版《當代美國國際關係理論流派文選》，到今天《當代國際關係理論》的問世，其間不斷地有新論著登上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學科的殿堂，為該學科建設增輝。它的論著之所以總是那麼令人注目，是因為他奉獻給讀者的，是經過他細細品味的理論、歷史、現狀相結合的精心雕琢過的研究成果，能給人以科學的啟迪；是因為他奉獻給讀者的是實現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創新所需要的營養物質。
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創新有三個來源：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當代發展的最新科學成果，包括我國對外關係發展實踐在理論上所提供的最新建樹；一個是國際問題研究當代發展的最新科學成果，包括國際關係史、外交史研究的最新科學成果；一個是外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最新科學成果。沒有這三者提供的營養物質，沒有這三者的結合，就談不上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創新。倪世雄教授善於運用前兩個來源的最新科學成果研究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發掘其合理的內核，剝取其精華，這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嚴格地說，只要是科學真理，不用忌諱其究竟來自西方抑或來自東方；關鍵是要鑑別其是否是科學的真理。應該看到，在西方國家中有一大批專心致志地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著作等身的學者也不在個別，這都是令人欽佩的。在他們的論著中，隱含著很有見識的分析和判斷、高瞻遠矚的真知灼見，需要我們去發掘，去雕琢，以便開拓我們的視野，豐富我們的知識，拓展我們的思路。馬克思主義從其誕生時起，從未放棄過從其他學說中吸納有價值的東西，無論是科學的內核還是合理的外殼都不排斥，因而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總是代表世界最先進的生產力發展要求，代表人類最先進的文化發展方向，代表世界最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中國國際關係理論要發展，要創新，只能堅持馬克思主義這種科學態度。
21世紀是一個國際關係將發生偉大變革的世紀，日新月異的現代科學技術成就不僅將促進生產力和社會財富的巨大增長，而且將孕育國際關係發生偉大變革。客觀地說，現存的國際關係理論是適應國際社會主權國家體系運作的需要而產生的，國家利益理論、權力理論、地緣政治理論、均勢理論以及我國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理論、獨立自主理論、國家安全學說等，都是以主權國家體系為背景的。儘管人們在外交決策時無不致力於全域性、戰略性考慮，但核心的主體是主權國家。然而，由20世紀末發端的全球化趨勢所孕育的國際關係的偉大變革，需要人們在主權國家體系與全球化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在人們可以預期的未來，主權國家體系不可能退出歷史舞臺，尚不可能有一個權威的國際體系來取代主權國家體系，但是必須同時面對全球化發展趨勢所孕育的國際關係偉大變革及因此提出的問題，形成相應的理論，找到應對這些問題的機制。儘管人們所熟悉的主權國家體系理論並不都會過時，但面對全球化趨勢，如何與主權國家體系理論建立平衡點，卻有著大量未知的領域，這都是國際學術界有待研究的課題。
與全球化相關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當今的全球化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孕育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傳統弊病的存在，即使西方國家學術界也不諱言。這些弊病的存在是國際社會在21世紀發展中所必須解決的問題，否則將會嚴重影響國際社會的穩定，和平與發展都會面臨嚴重挑戰，國際關係就不可能健康發展。所以，如何揭示全球化趨勢中的合理內核，剝離其非理性，都有大量的理論工作要做。
21世紀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世紀，中國不僅將繼續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而且將更深入地融入國際社會，因此可能面對的機遇和風險同樣都是巨大的。中國外交在傳統上主要是與一個個國家打交道，而今要準備加入各種多邊體系，要準備進入一個日益機制化的國際體系，面臨著大量我們未知的、不熟悉的東西；我們不僅要考慮如何適應，而且要考慮如何有所作為。解決這些問題既是中國發展對外關係的現實需要，也是要讓世界理解中國的崛起是增強國際關係穩定的重要因素。這一切同樣使我們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面臨大量的課題。
新世紀呼喚著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創新。放在我們面前的這部巨著，再一次為新世紀國際關係理論的創新提供了寶貴的營養，我們不能不感謝倪世雄教授為此做出的巨大努力。
金應忠
2001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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