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天才迷信的好處和害處
天才迷信的好處和害處。對於偉大、卓越、多產的才子的信仰，雖然未必，卻也常常與一種純粹宗教或半宗教的迷信相連；那種宗教迷信認為，這些才子是超人的源泉，擁有某種奇蹟般的能力，靠著這種能力，他們以迥異於常人的方式獲得知識。人們相信他們彷彿洞穿了現象的外衣，直視世界的本質，他們不用科學的艱辛與嚴格，就能夠由於這種神奇的先知般的眼光，傳達出關於人類與世界的最終的決定性的東西。只要知識領域中的奇蹟仍然有人相信，也許就可以認為，信徒本身便會從中獲得好處，他們只需要透過無條件地服從偉大的才子，便能為自己的才智適應發展時代謀得了最好的訓練和培養。然而有疑問的至少是，對天才及其特權和特殊能力的迷信，如果在他自己心裡已經根深蒂固，這種迷信對他本人是否有益。
如果一個人突然恐懼自己，不管是眾所周知的凱薩式恐懼，還是這裡提到的對自己才能的恐懼；假如天才的頭腦裡灌入本該只給神靈獻祭的祭品的香味，以至於他開始得意忘形，真以為自己高人一等，不管怎麼說，這對他而言都是可怕的。長此以往就會導致：沒有責任感，只有特權感，自認為自己出門可以讓一切轉危為安，若有人試圖拿他與人對比甚至低估，並且曝光他工作中的失誤，他就狂怒不已。由於他不再自我反省，他渾身羽毛中最漂亮的翎毛也一根根脫落了：那種宗教迷信從根本上挖走了他的力量，失去那種力量以後，他可能就被完全改造成了偽君子。從偉大的才子本身來說，如果他們對自己的力量及其來源一清二楚，換句話說，如果他們明白身上到底匯集了哪些真正的人類的特點，哪些只是外部的幸運條件，這說不定對他們更有幫助：首先是飽滿旺盛的精力，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堅定意志，巨大的個人勇氣，然後是能接受良好教育的幸運，以便早早地就能享有最好的教師、最好的榜樣以及最好的方法。當然，如果他們是想盡量達到造成轟動效果這一目的，那麼自作糊塗，裝瘋賣傻，就能發揮很大作用了；因為在任何時候，我們讚美和嫉妒的正是他們身上的那種力量，憑藉那種力量，他們使人類變得意志薄弱，幻想被超人的領導所指引。
相信某人擁有超人的力量，確實使人振奮、鼓舞：基於這個原因，柏拉圖說，瘋狂給人類以最大的祝福。——在極少數情況下，或許可以以這點瘋狂為手段，去把那種處處都很過分的天性牢牢抓住：甚至在個人生活中，有毒的狂想也經常有治療作用；可是到了最後，自認為身有神性的「天才」，他身上的毒性會隨著「天才」的變老逐漸顯露出來：拿破崙的天才大概還記著呢！正是因為他自信，自信自己是明星，才能成為天才，這種自信對人類產生的蔑視，凝聚成一種強有力的統一體，使他凌駕於現在所有人之上，最終，這種自信演變成近乎瘋狂的宿命論，讓他連敏銳而快速的洞察力都喪失了，結果導致了他的失敗。
請求發言
請求發言。——現在所有的政黨都有一些共同特點：故意蠱惑人心和影響大眾。正因為上述種種故意的行為，它們的原則就成了奇蠢無比的事，它們的蠢樣還被這樣畫到了牆上。在這事情上已經毫無改變的餘地，連豎起一根手指都多餘；伏爾泰曾就這個問題，說過一句恰當的話：如果庸眾也參與理性思考，那麼一切就都完了。隨著這種情況的產生，人們必須與新條件相適應，就像與地震移動了大地外形的界線和輪廓，改變了財產的價值以後的情況相適應一樣。此外：如果所有政治的目的，就是為了讓盡量多的人可以忍受生活，那麼這盡量多的人至少也能決定，他們對於所忍受的生活作何理解；如果他們靠著自己的理智，來找到實現這一目標的正確方法，對此懷疑又有何裨益？他們想乾脆地為自己鍛造出幸運和不幸。（此話出自一句德國格言：「每個人都鍛造了他自己的幸運。」）
如果這種自主的感覺，這種從頭腦裡蘊藏和發掘出的幾個概念所產生的自豪，已經在現實上改善了他們的生活，使得他們願意承受有限的致命後果的話，那麼就無話可說了，這種有限有一個前提，即，不去要求一切都變成政治，也不去要求每個人都按照這樣的標準來生活和工作。因為首先，比任何時候都更多的一些人必然可以放棄政治，去休息一番：對自主的興趣也驅使他們這樣去做；而且如果人數太多，或者直截了當點，說話的人太多，那麼保持沉默大概算是一種小小的自豪了。其次，如果這些少數人並不看重多數人（應該理解為各民族和各人口階層）的幸福，也不對諷刺態度時有愧疚，那麼你就必須對少數人的問題視而不見；因為他們的認真在別處，他們的幸福是另一種概念，他們的目標是不會被區區五個手指的笨手握在手中。最後——難以承認卻不得不承認的是——時不時有這樣一個時刻，他們走出沉默的孤獨，再一次試試他們的肺活量：然後他們像森林裡的迷路者一樣互相呼喊，以便察覺彼此，並得到彼此的鼓勵；當然，在他們這樣做的時候，聲音會變得很響，聽起來很刺耳，不過這不是故意的。——隨後，森林裡又歸於平靜，靜得你又可以清楚地聽見生活在森林裡上下各處的昆蟲的嗡嗡聲、嚶嚶聲和翅膀拍擊的聲音。
關於信念與正義
關於信念與正義。——人們一時衝動說過、許諾過、決定過的事情，事後必須實際而客觀地做到——這屬於人們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必須接受發怒的後果，接受烈火般報復的後果，接受熱情地為未來獻身的後果——由此激起對這些情感的怨恨，正是這些情感成了無處不在的被崇拜的偶像，尤其是藝術家在促進著這種偶像崇拜，而對這些情感的偶像崇拜越強烈，就越是怨恨這些情感。藝術家花費功夫估計熱情的價值，長此以往；當然，他們也讚美個人所保存的可怕的滿足的熱情；讚美寧可被殺、被肢解、被流放也要報復的衝動；讚美那種認了命的悲情。總之，他們念念不忘對熱情的好奇，似乎他們想說：「不曾經歷熱情，就不曾經歷一切。」因為我們對忠誠許下誓言，或許只是忠誠於虛無的神，因為我們在讓自己著迷，並讓那種著迷的東西好像值得擁有任何一種崇拜和犧牲的盲目瘋狂狀態，將我們的心獻給一位王公、一個政黨、一個女人、一個修士會、一位藝術家、一位思想家，難道我們就成了永遠綁定在一起的整體？此刻我們沒有自欺欺人？這諾言不是利益交換？
其前提條件當然是不言而喻的：那些我們神聖化了的東西其實就是我們想像中的東西。此外，我們必須為錯誤守諾，甚至當我們明知這種守諾會危害我們更進一步也要如此嗎？不，沒有這種法律，沒有這種義務；我們一定要做叛徒，一定不要守諾，一定要丟棄所謂的理想。沒有這種叛變的痛苦，甚至不再遭受這種痛苦，我們就不會從一個時代跨入另一個時代。我們需要為此避免痛苦、防備衝動嗎？對於我們而言，世界會變得更荒涼陰森嗎？我們更願意問自己，這些信念轉變的痛苦是否必要，或者它們是否由一種錯誤的主張和評價所決定。為什麼我們崇拜守信之人，而鄙視無信之人？恐怕答案必然是：因為人人都確信，只有拿微小的利益和個人恐懼形成的動機對比才會引起這樣一種改變。也就是說，我們基本上相信，在自己的主張有好處，或者至少對自己無害時，沒人會改變自己的主張。但是，即便如此，對於所有信念的理智方面，這其中也包含著一種不利證明。讓我們測試一下，信念是如何產生的，看一看它們是否被過於高估了：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所有情況下，信念改變多少完全取決於錯誤的標準，迄今為止，這種改變讓我們大受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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