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九九○年）--部分摘錄---
現代女性主義者針對性別的意義所進行的爭辯，往往會引起某種特定的憂慮感，好像性別的不確定性終將會導致女性主義的失敗。或許這種憂慮感（trouble，也有麻煩、問題、混亂等意涵）也可以不帶有負面的意涵。在我童年時期具有主導權的論述中，你絕不該製造麻煩的原因，正是因為製造麻煩會使你身陷麻煩之中。反叛本身與反叛的懲戒似乎也陷入了同樣的脈絡，這種現象使我初次對權力的隱晦伎倆提出了批判：主流法律為了使一個人避開麻煩，會用麻煩來威脅我們，甚至使我們身陷麻煩之中。因此，我認為麻煩是不可避免的，問題在於要怎麼做才能以最好的方式製造麻煩，以及什麼才是陷入麻煩的最好方式。隨著時間推進，這樣的批判中出現了更多模稜兩可的要素。我注意到人們有時會用麻煩來委婉地表達某些難以理解的根本問題，這些問題往往和所有陰柔氣質中所謂的奧祕有關。我閱讀了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著作，她解釋說，在陽剛文化中成為女人，就是成為男人眼中的奧祕源頭與不可知源頭，這似乎和我讀到的沙特相符，沙特以一種非常成問題的方式假定所有慾望都是異性戀傾向的、陽剛的，他將所有慾望都定義為麻煩。對於陽剛的慾望主體而言，當女性「客體」用難以理解的方式看回來、反轉了凝視，並挑戰了陽剛地位的位置與權威性時，這種突然的干擾、預料之外的能動性會把麻煩轉變成一種醜聞。陽剛主體對女性「他者」的極度會在忽然之間揭露陽剛主體的自主性是一種幻覺。然而，這種辯證式的權力反轉並沒有特別抓住我的注意力――不過我確實注意到了其他事。權力似乎不只是主體之間的交易，也不只是客體與他者之間的持續反轉；事實上，權力的執行場域似乎恰恰位於性別思考的二元框架的製造之中。我要提問，是什麼樣的權力配置建構了主體與他者、「男人」與「女人」之間的二元關係，以及這些脈絡之中的內在穩定性？在這裡運作的是什麼樣的限制？這些脈絡是不是只有在符合概念化性別與概念化慾望的異性戀矩陣時，才能夠免除麻煩？當以異性戀傾向為假定狀態的認知體制被揭開了面具，顯露出此一體制製造與具體化了本體論在表面上的範疇時，主體與性別範疇的穩定性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認知的／本體論的體制又要如何被帶入問題之中？要怎麼做才能以最好的方式為支持性別階級與強加式異性戀傾向的性別範疇製造麻煩？想想「婦女病」（female trouble）的命運，這是一種歷史結構中對女性具有不知名小毛病的名稱，聊勝於無地掩蓋了「身為女性是一種天生的小毛病」的觀念。在論及婦女病時，儘管女性身體的醫療化是很嚴肅的一件事，但「婦女病」這個名詞同時也很可笑，對女性主義來說，就算是在討論嚴肅的話題，我們也離不開笑聲。毫無疑問的，女性主義需要屬於自己的嚴肅遊戲形式。約翰．華特斯（John Waters）執導的一部電影也叫做《女人的煩惱》（Female Trouble），電影主角是在《約翰華特斯之髮膠明星夢》（Hairspray）中同樣飾演主角的蒂凡（Divine），她／他在《女人的煩惱》中的變裝演出含蓄地表現出，性別就是一種被當作真實的持續裝扮。她／他的表演動搖了自然與人工、深層與表面、內在與外在之間的明顯區別，而有關性別的話語幾乎總是靠著這種區別在運作。變裝是一種性別的模仿嗎？又或者變裝是在戲劇化那些建立了性別本身的意指姿態？身為女性是否會構成一種「自然事實」或文化操演？又或者「自然性」的建構來自受到語言限制的操演行為，而這種操演透過性的範疇、在性的範疇中產生了身體？儘管有蒂凡的例子，但在男女同性戀文化中的性別實踐，往往會在模仿的脈絡中把「自然」變成主題，凸顯原初的性與真實的性所具有的操演結構。身分還有哪些其他基礎範疇――性、性別與身體的二元性――可以被表現成一種生產機制，能創造出自然的、原初的與不可避免的結果？
若要揭露性、性別與慾望的基礎範疇其實是權力的特定結構帶來的結果，那麼我們就會需要傅柯改編自尼采、稱之為「系譜學」（genealogy）的批判探究形式。系譜學的批判拒絕追尋性別的起源、女性慾望的內在真實、被壓迫所阻擋在視線之外的純粹的或真實的性身分；系譜學探究的是特定的政治利害關係，這種利害關係為身分範疇指定了起源與成因，但事實上這些身分範疇是機構、行為、話語所帶來的結果，具有多重且分散的起源。此種探究的目的是聚焦在陽具理體中心主義與強加的異性戀傾向等定義性的制度，並去除這些制度的核心地位。
正是因為「女性」（female）不再是一個穩定的論述，且女性的意義和「女人」（woman）一樣充滿疑慮且不固定，也因為這兩個詞語只有在做為關連詞語時才會具有充滿疑慮的指稱性，所以這種探究會將性別與性別所暗指的關連分析當作焦點。此外，我們如今並不清楚，女性主義理論是否應該要為了應對政治方面的任務，而去試著解決原初身分的種種問題。我們應該問的是，針對身分範疇的基進批判會帶來哪些政治上的可能性。當我們視為共同基礎的身分再也不會限制女性主義政治的語言時，會出現哪些政治的新型態？我們為了尋找一個共通身分做為女性主義政治的基礎而付出的努力，會在何種程度上排除針對政治結構與身分規範本身提出的基進探究？
本書區分成三章，各自以截然不同的論述領域對性別範疇的系譜學提出批判。在第一章「性／性別／慾望的主體」中，我重新思考「女人」做為女性主義主體與性／別區分的狀態。強加的異性戀傾向與陽具理體中心主義被視為權力／話語的體制，這些體制往往會以發散的方式回答性別論述的核心問題：語言如何建構性的範疇？「陰性特質」（the feminine）是否在語言中反抗陳述？語言是否被理解為陽具理體中心的（露西．伊瑞葛萊〔Luce Irigaray〕提出的問題）？「陰性特質」是不是語言中唯一一種能把女性與性傾向合併在一起的性陳述（莫尼克．維蒂格提出的問題）？強加的異性戀傾向與陽具理體中心主義在哪裡、以何種方式匯聚？這兩者間的斷裂點在哪裡？語言本身如何產生虛假的「性」結構，並以該結構支持這些權力體制？在預設異性戀傾向的語言中，性、性別與慾望之間存在何種假定的連續性？這些詞語是離散的嗎？哪些種類的文化實踐會在性、性別與慾望之間產生顛覆式的不連續性與不協調性，並質疑這三者之間所謂的關連性？
第二章「禁令、精神分析和異性戀矩陣的產物」針對結構主義、精神分析與女性主義對亂倫禁忌的論述提出了選擇性的檢視，此處亂倫禁忌是一種機制，旨在異性戀的框架下試著強加一種離散的、內在的連貫性別。在部分精神分析的論述中，同性戀傾向的問題無疑和文化上不可理解的形式有關，在女同性戀主義中，此問題則和女性身體的去性化有關。另一方面，瓊安．李維耶赫（Joan Riviere）與其他精神分析者的研究，則試圖透過身分、身分認同與裝扮的分析，以精神分析理論來解釋複雜的性別「身分」。當傅柯在《性意識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中，用針對壓抑假設的批判來討論亂倫禁忌時，我們就會看到，那種禁制的或法律的結構不但會在陽剛性經濟中確立強加的異性戀傾向，還會促成針對此經濟的批判性挑戰。精神分析是不是一種反基礎主義的探討方式，能夠證實某種性傾向複雜性的存在，而該複雜性解除了原本十分嚴格的階級式性傾向法規呢？又或者精神分析會維持一套不被承認的身分基礎假定，而此種假定對該階級本身是有利的呢？
最後一章「顛覆的身體行動」首先對茱莉亞．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對母親身體結構的想法提出了批判式思考，目的是展現出她的作品有一種隱含的常規，控制了性與性傾向在文化方面的可理解性。儘管傅柯致力於針對克莉絲蒂娃的作品提出批判，但若我們進一步深究，會發現傅柯自己的某些作品對性差異的冷漠態度也很有問題。儘管如此，他對性範疇的批判仍提供了一種洞見，讓我們了解某些旨在為「單一意義的性」命名的當代醫學假象實踐監管的方式。莫尼克．維蒂格的理論和小說提出了要「解體」文化建構成的身體，她認為型態學本身就是霸權概念體制所導致的結果。本章的最後一節「身體的銘刻，操演的顛覆」引用了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和茱莉亞．克莉絲蒂娃的研究，認為身體的界線與表面是政治建構的。為了建立一個將身體範疇去自然化與重新意指身體範疇的策略，我以性別行為的操演理論為基礎，描繪並提議一系列的模仿實踐，這些模仿實踐能破壞身體、性、性別與性傾向的範疇，使模仿以超越二元框架的方式進行顛覆性的重新意指與增生。
每一篇文本的源頭似乎總是會超出文章能在自身中重新建構的限度。這些源頭為文本中的語言提供了定義與資訊，我們必須透徹地揭露文本，才能理解這種語言，想當然爾，我們無法保證這種揭露會不會有停止的一天。雖然我在這篇前言的開頭提及了孩童時期的故事，但這個故事只是一則預言，不能被化約成事實。事實上，本書的大體目的是去追尋，性別如何預言建立與流傳自然事實的不當命名。我們顯然不可能恢復這些文件文章的源頭，也不可能找到促成本書的各個時刻。我編彙這些文章，是為了推動女性主義、同性戀對性別的觀點與後結構主義理論產生政治上的交會。哲學是目前推動這種作者―主體（author-subject）關係的主要學術機制，不過它鮮少會脫離其他話語而獨立存在。本書希望能透過探究，確認學術領域的關鍵邊界位置。重點並非停留在邊界，而是參與從其他學術核心延伸過來的所有網絡或邊緣地帶，這些網絡與邊緣地帶會共同組成權威的多元換置。性別的複雜性需要跨學科與後學科的一套論述，藉此反抗性別研究或女性研究在學術圈中遭受的馴化，並使女性主義批判的論述更加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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