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中的傳媒角色：亞洲華人社會的實證...

名人推薦：「作為這場全球性新冠疫情首波衝擊之處，兩岸三地及新加坡四地的華人社會，在地緣政治的基礎上，有更繁複的連動與相互影響。身處其中的研究者也更能近身觀察、體會及比較不同華人社會對疫情的反應。本書的分析視角獨特，能於同類型書籍中彰顯其特殊性，又能於同為華人的背景脈絡下具備多元視野。書中處理的三大主題皆為當前健康傳播重要課題，深具參考價值。」
——黄慧萍．台灣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所長，教授

「新冠疫情事關公眾利益，牽動全球神經。本書基於亞洲華人社會經驗，運用多元實證方法，聚焦文本或受眾，對...

1 序言
魏然、羅文輝

【本書緣起】
新冠（COVID-19）疫情在2019 年底爆發後，迅速擴散至世界各地。許多國家的民眾都經歷過新冠病毒肆虐下的群體恐慌，以及封城、隔離、居家工作等公共防疫措施，並目睹了抗疫帶來的巨大社會變化。在這場公共健康危機中，疫情傳播瞬息萬變，傳媒的角色變得至關重要，無論是幫助民眾了解最新疫情，組織抗疫，還是提供及時的疫苗相關資訊，傳媒扮演著告知、組織和說服的角色。此外，各種網路新興媒體與傳媒競爭，使得傳媒的社會角色變得更複雜、更具挑戰。例如，網路媒體加劇了與疫情相關的虛假資訊和謠言的傳播。民眾對海量的疫情資訊難辨真偽，造成認知負擔，甚至採取錯誤防疫行為。

傳媒在現代社會中扮演多種角色。傳媒最早被認為具有「中立」（neutral）和「參與者」（participants）兩種角色（Cohen, 1963）。美國學者Weaver 和Wilhoit 等人曾提出新聞工作者的四種角色理論，他們將記者的角色分為「資訊傳布者」（disseminator）、「詮釋者」（interpreter）、「對立者」（adversarial role）和「動員者」（mobilizer）等四種（Weaver et al., 2007）。儘管學者們對傳媒的角色有不同的看法，但「資訊傳布者」和「詮釋者」似乎是記者最為認同的社會職責（Weaver et al., 2007; Weaver & Willnat, 2012）。

本書認為，傳媒最重要的角色是資訊傳布與詮釋，傳媒經由專業化的新聞生產過程，將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各個領域的資訊及時、準確地傳播給大眾，幫助公眾獲取相關資訊，了解世界和身邊環境的變化，形塑他們的觀點和意見，大眾才能依據傳媒的報導進行決策和採取行動。

然而， 隨著網路和社交媒體的興起， 傳媒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其社會角色也不斷演變。特別是新興平台中「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資訊發布模式催生了海量的「用戶生產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Sawhney & Suri, 2014）。這些用戶生產內容不僅持續擠占傳媒在資訊市場中的生存空間，也帶來了很多虛假和失實的資訊，對大眾產生負面影響。例如，疫情期間出現的許多與科學事實不符的觀點與謠言，在社交媒體中廣泛傳播，對大眾的認知帶來困擾，並導致疫苗猶豫（vaccine hesitancy）或採取錯誤防疫行為等不利於疫情防治的後果。因此，在新的傳播環境下，特別是社會危機的背景下，反思傳媒應如何扮演適當的角色，不僅關乎傳媒未來的發展，也對建立和維護健康的資訊環境，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

本書旨在分析新冠疫情期間傳媒在亞洲華人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反思傳媒的影響、貢獻與缺失。本書作者透過蒐集來自香港、台灣、新加坡和中國大陸四地的數據，探討新冠疫情期間傳媒的角色及其對四地民眾的影響。本書共收錄11 篇論文。這些論文中，有七篇論文的初稿曾在香港中文大學第十五屆傳播學訪問學者工作坊上發表，後來刊登於《傳播與社會學刊》第63 期「新冠疫情與數字媒體」專輯。另外，有三篇文章選自《傳播與社會學刊》，還有一篇由作者投稿。編者認為這些論文緊扣傳媒角色這一主題，具有相當的理論與實用價值，因此決定以論文集的形式出版這11 篇論文。這些論文使用的研究方法多元，包括電話調查、網路問卷調查、內容分析、話語分析、計算機文本分析等。

本書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探討新冠疫情背景下傳媒的內容，包括網路新聞和文本；第二部分探討新冠疫情期間民眾收看傳媒報導和他們對新冠疫苗的態度之關聯性；而第三部分則分析新冠疫情期間的虛假資訊在網路媒體上的傳播及其社會影響。

本書集結大中華地區的27 位華人作者，他們分別服務於香港、澳門、台灣、新加坡、中國大陸、美國的大學與機構，如香港中文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清華大學、台灣政治大學、美國加州大學，以及各地政府和醫療機構。這些作者包括大學教師、研究生、工程師、政府官員與醫師，他們有些人主要研究媒介效果，有的研究流行病學，有的致力於大數據研究，但不約而同地，他們都在新冠疫情期間進行資訊傳播研究，因此合作完成此書。

【章節介紹】
本書第一部分的論文主要分析新冠疫情期間傳媒的報導與影響。網路媒體是民眾獲取疫情資訊以及參與相關議題討論的主要管道。2020 年1 月新冠病毒爆發初期，中國為有效阻斷本土疫情傳播，實施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公共衛生應對舉措，包括對擁有900 萬人口的武漢實施封鎖。張明新、程渺然、岳漢玲和李宗亞在封城期間對武漢市民進行了電話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主要透過網路與微信來獲取疫情資訊，年長者對電視依然保持高度依賴；另外，相較於傳統媒體，新媒體使用更能激發民眾的正面與負面情緒。此外，這種媒介使用與情緒反應之間的關係會被社區有無確診病例所影響，顯示社會環境因素對媒介效果的影響。章平、楊肖光、戴笑凡、曾詠祺和洪子陽的研究聚焦於新冠疫苗報導，結合主題模型和深入人工解讀，考察中國大陸網路新聞的商議特性。其研究從包容性、互動性和理性三個角度評估，他們的研究發現，儘管網路新聞文本具有部分商議性特徵，但仍缺乏多樣性和對話性，呈現出「對外批評對內謳歌」的兩極化特點，與公共商議精神要義有較大距離。

王海燕和吳琳則研究疫情以來中國互聯網上的民族主義情緒。疫情期間，中國內地與西方社會愈加對立，民族主義情緒在網路世界高漲。王海燕和吳琳分析活躍在今日頭條上13 個粉絲量超過50 萬的「網紅知識分子」的國際時評影片，探討其民族主義話語建構的方式和內涵。她的分析發現，「網紅知識分子」藉助人格、情感、事實結構等修辭手段，典型性地建構了一套對內保守對外激進的民粹式民族主義話語，這一既激進又保守的民族主義話語的建構，意味著官方民族主義與大眾民族主義的合流，也揭示了「網紅知識分子」對政治權力與平台資本的雙重迎合。這篇論文可以幫助人們理解數位化媒體時代平台資本與政治權力結合的形式，以及這種結合對社會可能造成的影響。同時，為了應對新冠疫情，世界各國紛紛使用數位接觸者追蹤（digital contact tracing）技術作為應對措施。但政府對資料的蒐集和訪問引起全球民眾對隱私問題的擔憂。因此，汪靖和吳瓊建構了一個針對於接觸者追蹤App 隱私政策的評價指標體系，從「一般屬性」、「資訊蒐集」、「資訊使用」、「資訊留存」、「資訊共用」、「用戶權利」等六個維度，對全球範圍內50 個接觸者追蹤App 的隱私政策進行了內容分析。她的研究發現，接觸者追蹤App 在用戶隱私保護政策方面表現效果不理想，平均分數僅為36.66 分（滿分100 分），而且分數的分布也不平均，各國的隱私政策存在較大差異。此外，文化因素對隱私政策內容質量有影響，權力距離指數（PDI）、個人主義指數（IND）、男性文化指數（MAS）均能顯著影響隱私政策分數。透過聚類分析，這項研究發現不同國家的隱私政策可以分為「溝通說服型」、「利益規範型」與「告知服從型」三種類型。

由於在新冠疫情中，媒介使用對民眾的疫苗接種意願具有顯著影響，因此本書的第二部分探討民眾對新冠疫苗的態度。盧鴻毅、林冠承和趙麟宇的研究試圖擴展「計畫行為理論延伸模式」（ETPB），以解釋影響疫苗接種意願的因素。他們在台灣地區針對未打疫苗的人展開網路調查，結果顯示「對接種疫苗所抱持的態度」及「新聞慎思程度」能夠顯著地預測民眾接種疫苗的意願。三位研究者建議，面對疫情威脅，應強化民眾對接種疫苗的正向態度和增加「說服性」訊息。鄒霞、劉蒙闋、劉煥和謝金文的研究則以保護動機理論為基礎，探究了個人資訊源、威脅評估、應對評估和主觀規範對新冠疫苗接種意願的影響。這項在杭州、無錫、西安、重慶四地開展的問卷調查發現，網路接觸對感知嚴重性、自我效能、反應效能、主觀規範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人際接觸對感知易感性、主觀規範、反應效能、自我效能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對反應成本有顯著負向影響。而主觀規範、反應效能、自我效能與新冠疫苗接種意願顯著相關。這項研究也顯示與網路接觸相比，人際接觸對接種疫苗意願有更大的促進作用。

基於北京的網路問卷調查數據，金兼斌、魏然和郭靖提出了虛假資訊接觸會影響民眾的錯誤觀念，進而影響公眾疫苗接種態度的理論模型。他們的研究發現，接觸疫情相關虛假資訊會對人們的疫苗接種態度產生直接和間接影響，而以錯誤觀念為中介的間接影響要顯著大於接觸虛假資訊所產生的直接影響。政府信任與公眾的負面疫苗態度具有顯著負相關，顯示接觸虛假資訊和政府信任對公眾疫苗接種態度的競爭性影響。也就是說，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可以減弱對疫苗的負面態度，進而對虛假資訊的負面影響產生沖抵效應。

疫情與後疫情時代的媒介空間滋生了大量虛假資訊，網路媒體去中心化是虛假資訊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全球社會亟待了解虛假資訊的傳播機制與效果。本書第三部分的論文集中探討虛假資訊對社會的影響。張曉、魏然和邱林川運用第三人效果理論闡釋了虛假資訊的影響機制。他們在新加坡進行網路問卷調查，研究結果顯示，接觸虛假資訊對自己和他人影響的認知會因個人知識水準和負面情緒而有所差異。此外，對自己和他人影響的認知能夠進一步預測個人反疫苗態度和對抗虛假資訊的行動。他們的研究不僅拓展了經典的第三人效果理論，也加強社會各界對新冠虛假資訊社會影響的理解。

結合「預設影響之影響」與「資訊處理理論」，路淼、羅文輝、魏然透過網路問卷訪問香港市民，他們發現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可以直接預測市民的態度與行為模式，包括對限制虛假資訊的支持度、對虛假資訊的糾正行為，以及對正確資訊的推廣行為。此外，他們也發現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也可以透過「對虛假資訊的思考」與「對他人的預設影響」來間接預測這三種態度與行為。他們的這項研究還同時發現，對虛假資訊的思考可以預測虛假資訊對他人的預設影響，進而影響市民的態度與行為。也就是說，研究發現證實人們在接觸虛假資訊之後，不僅關注「自身」處境，還會一併思考這類資訊對「他人」的影響，進而調整自己的態度與行為。這項研究為政府應對、管理疫情虛假資訊提供了參考性建議。

陳憶寧蒐集疫情初期台灣四家主要報紙和社交媒體上的虛假資訊相關內容， 從跨媒體議題設定角度對比了台灣傳統媒體與社交媒體間的虛假資訊差異。論文透過內容分析與社群數據蒐集的語意分析，發現兩者在主題上有所區別：傳統媒體報導最多的依序是醫學相關的疾病影響、社區傳播、官方機構的作為以及病毒如何傳播。社交媒體的流行主題依序是疫情衍生出的行為、醫學相關的疾病影響、準備與預防。雖然新冠疫情讓虛假資訊有機會在社群上散播，且虛假資訊也出現在傳統媒體上，但在語調與類型上的呈現方式顯示傳統媒體的把關較為嚴謹。

透過對四個文化相近，但資訊近用性不同的亞洲城市（北京、香港、新加坡、台北）進行實證研究，魏然、郭靖、王賽和黃懿慧考察了接觸疫情虛假資訊對錯誤觀念、疫苗態度、知識水準的負面影響。他們的研究發現社交媒體流行的虛假資訊會使人們對於新冠疫情產生錯誤的認知、形成抵制疫苗態度，並阻礙學習相關知識。此外，這項研究還發現在數位媒體資訊近用性高的社會（如香港、新加坡）中，虛假資訊的接觸和分享頻率較低，負面影響也較低；而在對數位媒體資訊近用性受限的社會中（如北京），虛假資訊的接觸和分享則頻率較高，也比較可能產生較高的負面影響。

1 序言
魏然、羅文輝

【本書緣起】
新冠（COVID-19）疫情在2019 年底爆發後，迅速擴散至世界各地。許多國家的民眾都經歷過新冠病毒肆虐下的群體恐慌，以及封城、隔離、居家工作等公共防疫措施，並目睹了抗疫帶來的巨大社會變化。在這場公共健康危機中，疫情傳播瞬息萬變，傳媒的角色變得至關重要，無論是幫助民眾了解最新疫情，組織抗疫，還是提供及時的疫苗相關資訊，傳媒扮演著告知、組織和說服的角色。此外，各種網路新興媒體與傳媒競爭，使得傳媒的社會角色變得更複雜、更具挑戰。例如，網路媒體加劇了與疫情相關的虛假資訊和謠言...

01　序言（魏然、羅文輝）

【新冠疫情之傳媒呈現與傳播】
02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初期武漢民眾的媒體使用、資訊處理與情緒反應：一項電話調查研究（張明新、程渺然、岳漢玲、李宗亞）
03　網路新聞文本公共商議性研究——以新冠疫情初期中國大陸相關報導為例（章平、楊肖光、戴笑凡、曾詠祺、洪子陽）
04　新冠疫情時期的「網紅」知識分子與大眾民族主義——基於今日頭條影片的研究（王海燕、吳琳）
05　新冠疫情下全球接觸者追蹤App的隱私政策及其文化影響因素——基於50個移動App的內容分析（汪靖、吳瓊）

【新冠疫情與新冠疫苗】
06　風險感知與疫苗猶豫：以台灣新冠肺炎疫情為例（盧鴻毅、林冠承、趙麟宇）
07　新冠疫苗接種意願的影響機制研究：一項基於保護動機理論的實踐（鄒霞、劉蒙闋、劉煥、謝金文）
08　疫情虛假資訊如何影響公眾的疫苗接種態度：基於北京市的實證研究（金兼斌、魏然、郭靖）

【新冠疫情與虛假資訊傳播】
09　知識水準、負面情緒與新冠虛假資訊的第三人效果：一項來自新加坡的研究（張曉、魏然、邱林川）
10　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預設影響，與香港市民對虛假資訊的態度與行為（路淼、羅文輝、魏然）
11　新冠疫情中虛假資訊的議題設定：從社群媒體到傳統媒體（陳憶寧）
12　新冠肺炎虛假資訊接觸對認知和態度的負面影響：探究數位媒體資訊近用性的形塑作用（魏然、郭靖、王賽、黃懿慧）

01　序言（魏然、羅文輝）

【新冠疫情之傳媒呈現與傳播】
02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初期武漢民眾的媒體使用、資訊處理與情緒反應：一項電話調查研究（張明新、程渺然、岳漢玲、李宗亞）
03　網路新聞文本公共商議性研究——以新冠疫情初期中國大陸相關報導為例（章平、楊肖光、戴笑凡、曾詠祺、洪子陽）
04　新冠疫情時期的「網紅」知識分子與大眾民族主義——基於今日頭條影片的研究（王海燕、吳琳）
05　新冠疫情下全球接觸者追蹤App的隱私政策及其文化影響因素——基於50個移動App的內容分析（汪靖、吳瓊）

【新冠疫情與新冠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