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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學術的戰國時代
世界上人類古代文明的發祥地大多位於河海之濱或河流交匯之地。埃及的尼羅河，印度的恆河，美索不達米亞原野上的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是人類古老文明的血脈。古老的河流，培育灌溉農業，也讓文學與數學之樹開始發芽生長。輪子的發明，將交流和貿易成為現實，文字的出現讓人類成為真正的文明人。但是西方的古代文明建立在單一的灌溉農業基礎上，一旦灌溉條件失去，古代文明也隨之衰敗，於是，古老的巴比倫文明就掩埋在亙古的沙塵之中。
中國的古代文化則不然，那時候東亞季風吹拂著華夏大地，複雜多樣的自然環境雖然不如西方河流那樣便於利用，卻為我們的先民創造下多種生態因子，為先民發明創造更高更複雜的利用自然條件的技術鋪下了客觀基礎。
中國有黃河、揚子江兩大河流。黃河與長江都發源自崇山峻嶺，而不是兩河流域那平坦的原野。從山岩噴洩而出的江流必須有較高的技術才能利用，而廣大地域的多中心文化，又使得中華文化的發展不致因為某個中心的衰落而全體消亡，因此，中華古老文化的不曾中斷並持續發展就是客觀的必然。
回顧兩河文明的發展，中國的黃河流域的文明，是在以小米的種植為主的旱地農業的基礎上誕生出來的。這個小米包括粟和黍。最早的幾個文明都是在穀物農業這個基礎上產生的，因為農業的產生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文化系統，它需要對賴以種植的穀物做長期的觀察，對這些穀物有一些了解：一個是可食性的了解，一個是耐儲藏的特性的了解。而種植穀物，對土壤要有了解，對土壤的肥沃、貧瘠要有了解，對水的溫度有所了解，對季節有所了解。既然要栽培農作物，還要製造相應的農具：種植的農具，收穫的農具，加工穀物的農具，然後，穀類食物做飯吃時，還得有炊具。這套東西整個構成一個文化系統，這在黃河和長江就形成了兩種文化體系。
就這樣幾千年形成了傳統，而這種傳統最初的形成取決於水土。程序是這樣的，首先在一定的水土基礎上產生相應的經濟，然後在這個經濟的基礎上產生相應的文化，這種文化就形成了相應的傳統。
這符合了古人所謂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歸根結底就是不同的氣候、食物、土壤、地形等自然因素影響著人類的生活和命運，除此之外，長期性的文化基因傳承和沉澱也逐漸形成了中國南北文化的差異，這表現在人類的物質、精神和社會結構方面所達到的進步狀態上。就文明起源的實質而言，是原始氏族制度衰落解體，在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達到一定水準的基礎上進入對抗性階級社會、建立起國家組織這一歷史程序。文明起源以生產力提高、社會財富增長為前提，是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生產方式和奴隸制社會形態的整體轉變。文明起源的時限，應包括構成文明諸因素的孕育、發展，直到文明時代最終誕生。
為了更好的發展自己，這兩支文明曾有過多次融合，但是他們的差別還是顯而易見的。無論什麼都是這樣，學術和主張也概莫能外。
北方氣候乾燥、寒冷，土地貧瘠，植被貧乏，要生存下來很不容易，北方民族的精力和時間都消耗在為生存的籌謀上。整天在溫飽線上掙扎，辛苦的工作還怕不能維持生計。所以沒有時間去想那些玄妙的哲理。因而北方的學術思想比較務實，注重人力所及的事，並且努力實踐，注重經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學說最為興盛。他們家族觀念很重，把族長作為絕對的領袖和權威，有崇古的觀念，尊重老人，敬畏祖先，對族人關愛有加，對外則輕視排斥。所以在古時候北方人把「稱先王，內其國，外夷狄，重禮文，繫親愛，守法律，畏天命」作為北學的精神要義。
南方氣候溫暖，物產豐富，人民生活安逸，這裡的民族不必擔憂溫飽問題，所以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考慮個人世界之外的哲理。他們從看輕世界，到玩世不恭，進而發展到厭世，不屑於現實的事物，所以也不注重禮法，不拘泥於經驗，也不崇尚先王。
南方文明發展的比較晚，北方人常常看不起這些南方人，說他們是野蠻人。也因為這樣南方人也看不上北方的學派，總想去反對北方的學說，於是把「探玄理，出世界，齊物我，平階級，輕私愛，厭繁文，明自然，順本性」作為南方學說的精神要義。
《中庸》一書說：南方人具有水性的美，他們用寬容柔和的精神去教育影響人，人家對我蠻橫無禮也不報復；北方人具有火性的美，他們很勇猛，不怕死，用兵器當枕頭，用甲盾當床蓆，用獸皮做的衣服當被子。
孟子說過：陳良本來是楚國的人，因為喜愛周公、孔子的學說，由南而北來到中原學習，北方的學者還沒有人能夠超過他，他是最能說清楚南北學術差異的人。北方學術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南方學術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孔家學術受南方學者反對的情況跟南方學術受北方學者反對的情形是相似的。
當初孔子在魯國的時候，三十歲就開始授徒講學，收了幾千個學生。想想在那個公共教育還沒有普及的時代，做到這點需要怎樣的號召力啊。連魯大夫孟僖子和其子孟懿子都來學禮，可見孔子學說已聲名遐邇，甚至影響到朝廷了。
孔子到齊國做官的時候才三十五歲，作為一個外國人不但在權臣高昭子家被委為家臣，還經常跟齊國的君王齊景公聊天。
到了衛國的時候，孔子已經五十五歲了。衛國的國母南子為了包裝自己賢良知禮的形象，特別策劃化開發孔聖人的名人效應，在出遊的時候都要帶著孔子。有一次出遊的時候，南子甚至自己跟國君衛靈公同坐一輛車，而讓孔子單獨坐一輛車跟在後面。
等孔子到了宋國，情況就不那麼好了。宋國的權臣桓魋竟然要謀殺他，特別說明一下，這個桓魋還是孔子的一個愛徒的親哥哥，相當於家長跟老師的關係。但就是這樣，桓魋也沒給孔大聖人留面子，最終孔子只好灰溜溜的逃出了宋國。
如果說在宋國的遭遇只是個別人的態度的話。孔子在陳國和蔡國受到的非人待遇則說明儒學在那裡引起公憤了。據史料記載：孔子到宋蔡兩國的時候，被老百姓圍困了十幾天沒飯吃。這是怎樣的局面啊，得發動多少人力，消耗多少物力啊。難得的是這樣的行動完全是陳蔡兩國人民自發的，並沒人動員他們。不可思議，不得不找找原因。
這是為什麼呢？答案是：宋國，陳國，蔡國都是偏南的國家，信奉的是老子那一套，對他們而言，孔子簡直是異教徒了。可惜孔子當時還沒意識到這點，還繼續往楚國跑。到了楚國就更熱鬧了，不但全體公民不搭理他，連象徵著楚國文政權力的楚王也躲著他，使他在楚國多次碰壁。
孔子第一次碰壁是遇到了葉公，有個成語叫「葉公好龍」說的就是他。葉公本姓沈，名諸梁，是楚國的大夫，因為封在葉城，所以被稱為葉公。當時葉公在負函當官，把負函治理得不錯，深受百姓擁戴。當聽到孔子將要來到葉地的訊息，葉公急忙向子路打聽孔子是怎樣一個人，子路是個武人，思維不是很敏捷，竟然一時答不上來。後來孔子知道了這件事，便對子路說：「你怎麼不對他說：孔丘這個人呀，發憤地學習，都忘了吃飯；快樂地學習，都忘了憂愁；只顧了學習，都忘了自己已經快老啦！這樣的話，你怎麼不說呀？」。一席話足見孔子毛遂自薦的迫切心情。後來，孔子率弟子來到葉地等待楚昭王召見，才第一次跟葉公對話。葉公跟孔子講了一個故事：「有一個人偷了羊，並把羊拿到集市上賣了。他兒子告發了他，因此他兒子受到讚譽，但法與理卻產生了矛盾。對這件事，您有什麼見解呢？」孔子答道：「所謂正直不阿，也應該順乎天理，合乎人情，父親包庇孩子，孩子包庇父親，雖然於法不容，但是卻合乎人情啊。兒子指證老父偷羊，這是違反天理人情的，雖然合法但是不可取」。葉公信奉的是法家，對孔子儒家的說法頗有些不以為然，所謂「話不投機半句多」，這位喜歡假龍的葉公，聽了孔子這一席話後，對他逐漸冷淡起來。
孔子第二次碰壁是拜訪道家領袖老萊子，二十四孝中有個故事叫「戲綵娛親」說的就是他。這位世外高人，家裡很窮，但是卻很賢能。楚王聽說他賢能，就想啟用他，帶著厚禮去他家接他。老萊子正猶豫，恰好他老婆砍柴回來，見門前車馬，問老萊子怎麼回事，老萊子說：「楚王想納我為相。」他老婆很生氣說：「拿人錢財，與人消災。你受了人家的東西，就會被人家左右。」
這番話說的老萊子五體投地，因此選擇了隱居生活。孔子拜見老萊子，受到了老萊子的一番訓導：「違反自然規律是不好的，應該順應自然，無為而治，不要逞能」，他怕孔子不明白，老萊子用了個比喻，他說：「你看我的牙齒還在嗎？」孔子答：「沒有了。」老萊子又問：「我的舌頭呢？」「還在。」老萊子說：「牙齒堅硬，上下磨擦，故容易脫落；而舌頭柔軟，所以能長久，明白這個道理，才能去做官啊！」老萊子的意思，是想勸說孔子放棄儒家學說，改奉道家無為。而此時孔子正熱衷於推廣他的政治學說，豈能聽得進去？
孔子的第三次碰壁是拜訪楚狂接輿。這位楚狂姓陸名通，唐朝李白有首詩中言道「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說的就是他。據說這位陸接輿上通天文，下精地理，日月星辰，五行八卦，無所不曉。特別是思想博大精深，諳通事理，明察秋毫。為人耿直豪放，笑傲王權，不與小人為伍，不隨時俗所流，因對當時社會不滿，剃了個禿子，裝瘋賣傻不出來做官。楚昭王派人帶著黃金百鎰請他去治理淮南，他堅決不答應，待使者走了，他就到小溪邊洗耳，一邊洗一邊說：「官吏的話，太髒，連我耳朵也聽髒了」。就是這樣一個人，聽到大名鼎鼎的孔子前來拜訪自己，陸通對這位信奉「學而優則仕」的所謂君子頗不以為然，佯裝瘋狂在孔子車前高歌一首：「鳳鳥啊鳳鳥啊！你的德行為什麼衰退了呢？過去的事情已經不能挽回了，未來的事情還來得及呀。算了吧，算了吧！如今那些從政的人都危險啊？」孔子下車，想和他交談，陸通趕快走開了。
而孔子「傻呵呵」地一直待到楚昭王嚥氣也沒受到重用，沒有官場潛規則經驗的他萬萬也沒有想到是自己的學說對自己的仕途動了刀子。痴心未改的他還盼著接班的楚惠王是個伯樂，而楚惠王卻是個講究實用的國君，歷史上記載他倒是聘用了一位人才，但不是孔子，而是大名鼎鼎的公輸般，也就是歷史上最著名的巧匠魯班，魯班倒也不負重望，為他造出了最先進的攻城用具雲梯，要不是墨子反對，楚惠王在滅亡了蔡國、杞國之後，一定還會發動對宋國的戰爭。孔子的仁義道德那一套，楚惠王根本就一點也聽不進去。孔子見楚惠王對自己一點也不感興趣，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至此，孔子終於徹底死了心，六十多歲的他再也不想做官了，回家專心做起了學問，修《詩》、《書》，定《禮》、《樂》，序《周易》，作《春秋》。
在儒學與道學爭雄於南北的時候，法學家也在齊國興起了。
齊國是依靠大海興起的國家，從世界歷史看，齊國的興起與古希臘興起大致處於同一階段，是古代世界東西方文明的璀璨明珠。齊國之所以成為「春秋五霸」之首和「戰國七雄」之魁，除了君明臣賢、重民務實等原因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地制宜，因時變革，依據沿海地理優勢，重視海洋資源開發，傳承、弘揚海洋文化。齊國是世界上最早開發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約五千年前，山東沿海居民就已經「煮海為鹽」，在數千年經略海洋的過程中，處於山東半島的齊國，繼承了利用海洋的歷史傳統，從而創造了鮮明的海洋文化，在中國海洋文化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基於這樣的歷史背景，齊國產生過兩種觀念：一是國家觀，二是世界觀。國家觀發展成了法家學說，世界觀發展成了陰陽學說。
法家的創始人是管仲，他輔佐齊桓公創立霸業，是春秋時期的大政治家。他所處的時代正是列國並峙、互相征戰不休的時代。他的祖先是姬姓的後代，與周王室同宗。父親管莊是齊國的大夫，後來家道中衰，到管仲時已經很貧困。為了謀生，管仲做過當時認為是十分微賤的商人。他到過許多地方，接觸過各式各樣的人，見過許多世面，從而累積了豐富的社會經驗。管仲注重經濟，反對空談主義，主張改革以富國強兵，他說：「國多財則遠者來，地闢舉則民留處，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齊桓公尊管仲為「仲父」，授權讓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經濟改革：在全國劃分政區，組織軍事編制，設官吏管理；建立選拔人才制度；按土地分等徵稅，禁止貴族掠奪私產；發展鹽鐵業，鑄造貨幣，調劑物價。管仲改革的實質，是廢除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管仲改革成效顯著，齊國由此國力大振。對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聯合北方鄰國，抵抗山戎族南侵，這一外交策略也獲得成功。後來孔子感嘆說：「假如沒有管仲，我也要穿異族服裝了」，就這樣，齊國成了「依法治國」的典範。《管子》這本書是治理策略的最好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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