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一、清朝反腐簡史
如果把腐敗定義為對政府賦予的公權力進行私用、濫用或者不作為，那麼，清朝的腐敗行為可以對應分為三大類：私用公權力的貪汙侵吞、中飽私囊等經濟犯罪；濫用公權力的騰挪枉法、胡作非為等行政犯罪；公權力不作為的昏庸無為。
經濟犯罪比較容易理解。本書將提到的乾隆三十四年（西元一七六九年）威寧鉛廠虧空案，就是典範的損公肥私、敲詐勒索案件。又比如，咸同年間貴州巡撫張亮基，在巡撫衙門內添沒內糧臺，凡有解款，先交內糧臺，再發軍需總局。歷年來，湖南解往貴州巡撫衙門的白銀有五十萬兩，而發往軍需總局的僅有二十餘萬兩，張亮基僅此一項就侵占不下三十萬兩。再比如，貴州綏陽縣知縣鄧爾龔，「初任綏陽即無惡不作，假勸捐為名，肆行搜刮，下至婦女簪珥等物，為之一空，其間侵蝕肥己，數逾巨萬。」鄧知縣所作所為就是赤裸裸地魚肉百姓，都有敲骨吸髓之嫌了。
清朝的優勢之一，在於它站立在之前朝代的肩膀上，可以汲取歷朝歷代優秀的制度成果，高起點地建構反貪倡廉體制。早在順治朝，清朝就建立了成熟的官員考核制度，定期對京官進行京察、對地方官進行大計，獎優汰劣；吸取前朝宦官亂政的教訓，嚴格管控太監，將太監置於文官集團的掌控之下，並且嚴禁宦官外出與參政——清朝自始至終沒有發生宦官干政的現象；同樣的，清朝也嚴禁后妃和外戚干政，明確後宮不得過問前朝事務。往後，清朝制度在高起點上增減修訂，堪稱是中國政治制度之集大成者。
清朝建立之初，貪腐案件還集中在經濟犯罪領域，比如順治朝的順天鄉試案、盧慎言貪汙案，康熙朝的侵沒逆產案、噶禮貪贓案、趙鳳詔貪汙勒索案等等。
康熙皇帝是清朝的聖祖仁皇帝，平三藩，定臺灣，又南征北戰，建立了偉大的功業。統治後期，康熙對吏治並不重視，或者說有心整肅卻力有不逮。康熙五十三年（西元一七一四年）十二月，皇帝諭大學士等：「朕於大臣官員，每多包容之處，不察於細故也。人當做秀才時，負笈徒步，及登仕，從者數十人，乘馬肩輿而行，豈得一一問其所以來耶？」這一問，問得好！一個窮秀才，為什麼當官沒幾年就成富豪了呢？難道當官就能發財，或者就為了發財？康熙無力追究這背後的原因。
康熙五十四年（西元一七一五年）十月，康熙皇帝談到對地方督撫的要求時說：「山西巡撫蘇克濟、直隸巡撫趙弘燮、山東巡撫蔣陳錫歷任俱久，未聞清名，亦無貪跡。而地方安靜，年歲豐稔，此等便是好官。」這話，把康熙的晚年心態暴露無遺。他口中的「安靜的好官」，很快就被證明是腐敗分子。雍正繼位後，查出蘇克濟虧空四百五十萬兩，蔣陳錫虧空兩百多萬兩，趙弘燮虧空三百四十萬兩。
雍正面臨著的是一個吏治疲軟、貪腐漸漸成風的局面。他強力整肅吏治，洗刷政治。登基一個月以後，雍正皇帝就下令在全國清理錢糧。除陜西省以外，其他省限令三年，各省總督、巡撫將所屬錢糧嚴行稽查，凡有虧空，無論已經揭發還是沒有暴露的，三年之內務必如數補足。三年補完之後，再有虧空者，「絕不寬貸」。
虧空問題不是一時一刻產生的，不可能用行政命令來解決。雍正皇帝並沒有真正解決清朝官府的虧空問題，但是遏制了府庫繼續虧空的局面。他真正的反腐制度創建，是推行了「養廉銀」制度。雍正把原先地方通行的、在正稅之外徵收的耗羨（各地巧立名目的附加費用）「火耗歸公」，由各省統一標準、統一徵收，再發放給地方官員作為「養廉」費用。一來補貼官員行政開支，二來彌補俸祿的微薄，保障官員的物質生活。雖然在執行之初，就有人認為養廉銀製度會增加百姓的稅負，並不能真正養廉。事實也確實如此。但我們不能否認，養廉銀的確緩解了清朝官員的財政壓力，更不能否認雍正為了杜絕貪腐所做的努力。
雍正的另一項反腐創舉是追賠制度。貪腐的不法收入，官員要如數退還，如果不能退還，就抄沒家產，再不夠數額就勒令其子孫世代賠償。追賠制度在清朝執行了下去，我們會發現清朝是官員抄家沒產最頻繁的朝代。官員和朝廷之間，在轉移資產與反轉移、隱匿財富與挖掘貲財之間反覆攻防，幾乎是每一樁貪腐大案的必備曲目。
變革朝廷監察體制，是雍正的另一創舉。之前監察制度有臺、諫兩套系統，前者是御史臺，監察百官，後者是給事中，勸諫皇帝。雍正推行「臺諫合一」，將給事中併入御史所在的都察院，轉而同樣監察百官（側重於百官的行政效率）。此舉雖然強化了君主專權，但無疑加強了對官僚集團的監察。
清朝貪腐與反腐的高潮，出現在乾隆時期。乾隆皇帝堅信：「劣員多留一日則民多受一日之殘，國多受一日之蠹」，「斧鉞一日未加，則侵貪一日不止」。「重典治吏」，乾隆做得比康熙、雍正更嚴苛，更是後世子孫無法企及的。
乾隆對貪腐官員冷酷無情，處置起來從不手軟。王亶望的甘肅冒賑案發後，涉及官員兩百一十多名。乾隆殺了總督、巡撫、布政使三人，道府州縣官員六十六人；判處杖刑流放到三千里以外邊遠地區服苦役的有六人；發遣戍邊的五十餘人。另有五十多名官員遭革職並追罰銀兩 。
對於高官顯貴的貪腐罪行，乾隆不但不留情面，還從嚴從重判處。比如王亶望案發後，閩浙總督陳輝祖之弟陳嚴祖身為甘肅某縣的知縣，貪汙三千七百兩銀子；兩江總督高晉之子成德也是甘肅某縣的知縣，貪汙四千三百兩銀子。該案其他知縣貪汙在一千兩以上一萬兩以下的都被判可緩刑的死期，陳嚴祖二人按律該判可緩刑的死期，乾隆特意改判為斬立決。乾隆皇帝就是要在全國官民面前宣告，在貪腐問題上對任何人都不會法外開恩。
乾隆皇帝時刻留心官員，尤其是高官廉潔與否，常常透過一些細節發現貪腐線索，然後深挖下去。《清史稿》承認「高宗（乾隆）譴諸貪吏，身大辟，家籍沒，僇及於子孫。凡所連染，窮治不稍貸，可謂嚴矣！」晚清薛福成說過：「高宗英明，執法未嘗不嚴。當時督撫，如國泰、王宜望、陳輝祖、福崧、伍拉納、浦霖之倫，贓款纍纍，屢興大獄，侵虧公帑，抄沒資產動至數十百萬之多，為他代所罕睹。」
可嘆的是，乾隆時期的貪腐已經超越了簡單的經濟犯罪，而是在各項制度壓力下成為了普遍現象、全局現象。高度集權的制度設計，是官員不堪重負，不得不濫用公權力，或自保或營私謀利的根本原因。最典範的莫過於府庫虧空案件，在乾隆時期大量出現，且數額巨大。官員挪用、勒派銀兩，不是簡單地追求物質享受，更有彌補財政缺口、開展工作的形勢需求。官員挪用錢財，違規操作，也可能與個人品行無關，而是形勢所迫。比如，林則徐操守卓越，歷任督撫要職，而始終布衣素食，清廉自律。曾國藩曾說：「聞林文忠公三子分家，各得錢六千串，督撫二十年家產如此，真不可及，吾輩當以為法。」（《清朝野史大觀》）但是，張集馨在年譜中記載，其任陜西糧道時每年定期向時任陜西巡撫的林則徐奉送禮金數千兩。我相信，林文忠公用這筆錢維持巡撫衙門和幕府的運轉，並未裝入私囊。可嚴格衡量，這是違法行為。面對如此複雜的現實，乾隆堅持簡單處理的邏輯，注定不可能對財政困局有根本性扭轉。財政如此，司法制度高壓下的地方官員舉止失措，更是如此。而至於行政犯罪，也已然和經濟犯罪交叉混雜。
更糟糕的是，乾隆晚年也犯了和祖父康熙一樣「政失於寬」的毛病。精明又貪婪的和坤，就是在其晚年崛起的。和坤的存在，完全可以推翻乾隆朝反貪腐的所有成果。
乾隆之後的嘉慶、道光、咸豐諸位帝王，都是守成之主，同治、光緒、宣統更是不能與康雍乾三位相提並論。後世完全沒有康雍乾三人的雄才大略與執政手腕。而後六位帝王面臨的局面卻遠比祖宗複雜、困難得多。這注定清朝後期的反貪腐工作一團糟。
清朝後期，貪腐在經濟犯罪、行政犯罪之上，又加了一層政治黑暗。庸庸碌碌成為官員常態，圓滑敷衍成為他們處事的原則。事已不可為。晚清有某國公使造訪總理衙門，寒暄中，公使提到今天天氣不錯，清朝官員竟然鴉雀無聲。過了一會兒，先是名位最高的親王點了頭，接著排名其後的重臣附和，最後再是一眾官員紛紛回答：「今天天氣是不錯。」如此做派，老態畢現，哪有一點刷新政治的可能？政治黑暗會抹殺革新的萌芽，會打壓對公正高效的追求，掩蓋諸多骯髒貪腐，它本身就是最大的腐敗。
二、貪腐重因：清朝財政困局
財權是核心權力之一，清代財政管理制度固定僵化，缺乏必要的彈性，這是導致清朝諸多行政犯罪的重要原因，也給許多官員的經濟犯罪提供了便利。
所謂「國家經費有常」，清朝衙門和官員的開支只有符合特定的「例」與「額」才允許報銷。而這些標準，大多定於清朝前期，確定後就恆定不變。可是，社會是發展的，很快「例價不敷」就成為普遍現象。不合標準的開支無法正常報銷，不削足適履偽造帳目，就只能以其他名目騰挪資金。又比如「強幹弱枝」，財權操於朝廷，地方上除了官員俸祿外，原則上不能留存其他銀兩。那麼，地方的諸多開支怎麼辦？向朝廷報銷，往往例價不敷，報銷不了。地方官員只能盡可能地籌措資金，左右騰挪了。而隨著時間推移、朝廷開支不斷膨脹，財政壓力驟增，戶部又把包袱甩給地方。地方原本就壓力巨大，如今更是要寅吃卯糧、橫徵暴斂，及至偽造帳目了。上下都越來越苦不堪言。錢糧賦稅的虧空，上述原因是重要背景。
乾隆皇帝又給窘迫的官員們壓了好幾座大山。除了之後會提到的頻繁進貢外，還有議罪銀制度。議罪銀又稱「自行議罪銀」、「自請認罰銀」、「認繳銀」、「罰項」等。相當於官員檢討錯誤後交納的罰款，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議罪銀的名目太多，金額太大，顯然超過了官員的承受程度。有些議罪銀名目滑稽，不過是以小過獲咎。官員不得不認繳巨額銀子，向皇帝表示主動認錯、嚴以律己的態度。例如，乾隆四十八年（西元一七八三年）河南巡撫何裕城以奏摺玷汙香灰，遂聲言惶惶不可終日，積極要求「請罰銀三萬兩」。這種未曾奉旨議罪而主動自請繳銀的情況到乾隆晚年更為普遍。皇帝習以為常，官員完全不堪重負。
缺錢就得籌措。官員們籌資手法各不相同，但根子上是相同的，那就是「取之於民」。火耗、加徵、陋規、攤派、節禮等，都是官員重要的收入來源。官吏們橫徵暴斂，「私派倍於官徵，雜項浮於正額」，同時不惜侵吞、挪用官庫錢糧，導致官庫虧空。州縣官多方籌措資金後，並非全部據為己有，相當一部分又以陋規、節禮等同樣的名義奉送給了上司。上下串通，都靠種種法外收入維持著各級行政運轉。
《大清律例》規定，官吏犯贓，根據「枉法」和「不枉法」分別「計贓科斷」，有祿人（月俸一石以上）受贓枉法一兩以下者杖七十；八十兩，絞。無祿及月俸不及一石者貪贓一百二十兩，絞監候。監守自盜是嚴重的職務犯罪。從《大清律例》的規定看，死刑起點線是白銀四十兩，處決方式為斬首。而且，還「不分首從，併贓論罪」。嚴格按照這個標準執行，清朝中期以後幾乎每個官員都是罪犯，絕大多數人應該斬首。
清朝上層對財政虧空的處置，存在兩種意見。康熙四十八年（西元一七零九年），康熙皇帝談到對錢糧虧空的看法，他說：「凡言虧空者，或謂官吏侵蝕，或謂饋送上官，此固事所時有。然地方有清正之督撫而所屬官員虧空更多，則又何說？朕聽政日久，於各州縣虧空根源知之最悉。從前各省錢糧除地丁正項外，雜項錢糧不解京者尚多。自三逆變亂以後，軍需浩繁，遂見一切存留項款盡數解部，其留地方者為俸工等項，必不可省之經費，又經節次裁減，為數甚少。此外則一絲一粒無不陸續解送京師，雖有尾次，部中亦令起解，州縣有司無纖毫餘剩可以動支，因而有挪移正項之事，此乃虧空之大根原也。」康熙的意見是，只要官員是一心為公，挪用、虧空錢糧可以默許。
雍正皇帝跟他父親的看法完全不一樣，雍正認為：「近日道府州縣虧空錢糧者正復不少，揆厥所由，或系上司勒索，或系自己侵漁，豈皆因公挪用！」官員「每恃寬容，毫無畏懼，恣意虧空，動輒盈千累萬。督撫明知其弊，曲相容隱，乃至萬難掩飾，往往改侵欺為挪移，勒限追補，視為故事，而全完者絕少。遷延數載，但存追比虛名，究竟全無著落」。因此，雍正嚴厲追查虧空，勒令官員填補窟窿。
基本而言，清朝對財政虧空的查辦，搖擺在康熙和雍正兩種意見之間。
暴露問題以後，朝廷會要求相關官員按照責任、品級、任職時間等複雜的標準分配好賠償的比例，定期繳納銀兩，或者乾脆扣罰官員的俸祿、養廉銀等來填補虧空。攤捐、分攤、流攤、捐賠等名詞，指的就是不同的彌補虧空的方法。
隨著虧空現象越來越普遍，官員的扣罰俸祿、賠補現象也越來越嚴重。款項「年增一年，至繁且雜」，以至初習錢谷事務者「每致茫無頭緒，難悉源流」。為此，道光初年，江蘇布政司書吏特意編纂《捐攤款目》一冊，作為財政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道光初年官員何耿繩在官箴中寫道，州縣官到任交接庫項時應飭查「院司道府各衙門按年按季按月應解攤捐」之數額，足見攤捐在州縣錢谷事務中的重要性。道光二年，浙江會稽知縣稟稱：「年例捐攤及奉文特派，並在縣應捐各款，幾及七千金，核之歲入，並應得養廉之數，已不敷甚多。」也就是說，每年的賠補金額就占去了會稽知縣的收入及養廉銀，同時期甚至有官員收入「全行坐扣，祿入毫無」的情況，他們只能去開闢額外的資金管道。金銀不會從天而降，官員只能剝削百姓，欺下媚上。
財政困局如此，司法困局也類似。清朝的法律既簡略又僵化。清代法律主要由「律」和「例」兩部分構成。律是穩定的法律原則，幾乎不變；而例是判例，因時制宜，相對靈活。例的數量往往多於律，在實踐中效用大於律。此外，聖旨也能成為最新的、最有效的法律。判例和皇帝的旨意不斷湧現，新的社會情況又不斷出現，不可能和條文完全相符，這就給了法官比附援引的自由裁量權，也給了上司駁斥的餘地。加之，清朝在審級、期限、定罪權等方面的嚴格限制，導致下級衙門司法壓力巨大，既不能應對複雜的現實，又不能滿足挑剔的上司。而司法權的集中，也讓上級機關不堪重負，疲於應付。在上下怨聲之中，唯一不受關注的就是原、被告的利益和事件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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