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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清帝國之政治與教育
一 高壓的政治
明朝自萬曆以來，因帝王的昏聵，宦官宵小的亂政，致使全國社會皆被糜亂，盜匪遍地起來，朱明政府失了統治的機能，於是滿族以新興的民族利用時機起而替代了。所以本期教育的背景，只是政權的移轉，統治民族的變更，於農村經濟不發生絲毫影響，而變形的封建社會依舊保持原來的狀態。滿洲民族征服了內外蒙古、中國本部及西藏、回疆等地，支配了漢、蒙、回、藏全民族，在東亞組織一大帝國。他們當初尚未完全脫離遊牧生活，亦曾知道自己以後進的民族統治一切，必不為先進民族──尤其是漢族──所能心服，乃不惜逞其戰勝的威力，施行種種高壓手段，而漢、蒙、回、藏等民族終究屈伏了。他的高壓手段，對於其他被支配民族單純以兵力外，對於漢族則用種種政策。我們舉其較為顯著的計有三種：一為防守政策，二為變俗政策，三為屠殺政策。關於第一種，凡各省重要地帶即設立駐防將軍，防制漢人的反動。關於第二種，一則變易漢族原來的衣冠為滿洲的衣冠，一則強令漢族男子仿照滿俗薙髮結辮，倘有反抗的，格殺無論。關於第三種，凡稍涉反動性的文字，或被他們認為有嫌疑的文字，即大肆屠殺，往往株連幾十、幾百以至幾千人。中國帝王的專制，到明朝已經是登峰造極，哪知到了此時又加一層種族的界限，壓制更甚於前，這種政局直至二百年後才漸漸鬆懈。
二 籠絡的教育
滿洲民族比較人口不及漢族十分之一，比較文化更是不能望其項背。以低級的民族、極少數的人口來統治高級的民族、極多數的人口，絕不是單憑武力能夠收效的。他們的統治者也看到這一層，於是在政治方面雖施行高壓手段，但在教育方面則採用籠絡手段。他們的籠絡手段是看透了漢人的心理，利用了漢人的弱點，所施行的一種教育。中國社會的勢力全在一班士大夫階級及土豪手中，這一班人大都是知識階級，也即是社會的優秀分子。滿清統治者知道他們最崇拜的是孔、孟，所以建都北京之初，即仿照明朝開設學校，崇祀孔、孟，且以祀孔的典禮與尊祖、敬天並重。又知道明末王學已不為他們所重視，漸有回到宋儒程、朱的舊路的傾向，所以康熙大帝首先提倡朱子學說，並把朱子列入十二哲裡面，配享孔子，及刊行他的著作《朱子全書》。又知道他們最愛科名，所以極力提倡科舉，授以各級學位及給予領有學位者以特別榮譽與權利。還有一班明末遺老，或負有氣節的士君子，對於故國的觀念非常強烈，未必肯於屈就這種常套。滿清統治者於是又破除常格，另開特科，來網羅這一班人物藉以收拾民心。社會知識分子最容易引用到書籍裡面，滿清統治者於是極力獎勵著作，或誘引他們在宮廷裡面編輯類書，使他們常年埋頭於故紙堆中，自然沒有反抗的精力。總之他們的教育政策，一切皆是籠絡的，意在使漢族除了不敢反抗外，並且要使一般人皆樂於就他的範圍。這一種政策，結果也是成功的。但他們的教育不但對於漢族採用籠絡手段，即對於蒙、回、藏各族也是一樣。例如對於蒙、藏，則崇拜喇嘛教，對於回族則崇拜穆罕默德教，依然是蒙古帝國之「因其俗以柔其人」的辦法。滿清統治者一方面利用被統治民族的弱點以籠絡他們，一方面保持其本族固有的優點，如勇敢善戰、樸實耐勞的精神，常作為訓練的資料，如本族語言亦列為一般學校的教材。但他們自入關以來，不久就被漢族文化與習俗所同化，也學漢人作八股、詠詩詞，不僅完全喪失昔日勇敢善戰、樸實耐勞的精神，亦廢棄本族語言，這一點恐怕是滿清開國諸君所始料未及的。
第三十六章 清代學風之復古
滿清三百年間，為中國學術史上極燦爛的一個時期，也是中國舊學總結束的一個時期。其學術勢力較大、足以演成學風的，計有四派：一為性理學派，二為考證學派，三為今文學派，四為古文派。第一派流行於清初，著名人物有孫夏峰、李二曲、湯潛庵、張楊園、陸桴亭、陸稼書等人。前三人兼採朱、王，後三人則極力崇朱而黜王。第二派倡導於清初，稱霸於清之中葉，到末年猶有餘風。開山老祖為顧亭林，繼起人物有閻百詩、胡朏明，到中葉而大盛。此派到了中葉，乃分吳、皖兩系：吳系以長洲的惠定宇為盟主，門下有余蕭客、江聲等人；皖派以婺源的戴東原為盟主，門下有段玉裁、王氏父子等人。其餘或出入於吳、皖兩系，或獨樹一幟。到末了，還有俞曲園、孫仲容、章太炎等人，作此派的中流砥柱。第三派發生於中葉以後，到末年而此風大熾，代表人物有莊存與、崔東壁、康有為等，而以康氏為中堅。第四派倡導於清初之方望溪，成熟於中葉之姚姬傳、惲子居，到末年有曾滌生等人為他們大張其軍。這四派中，以第二派勢力最大，由清初到清末，延長三百年的時間，尤以在中葉為極盛，橫絕一世，差不多占了當時學術界的全方面，所以梁啟超稱他們為清代學術界的正統派。第四派的人們以文章擅長，可以說是藝術的；只因他們平日喜談義理，崇拜程、朱，常以「文以載道」的題目來號召，知識界上附和的人們很多，確能自成風氣，所以我們也列在這裡。此外還有顏習齋、李恕谷、王昆繩等人，以實行為號召，反對一切空談及記誦之學，可稱為實行主義者。但他們重苦行，所實行的儘是一些古禮古法，與時代潮流不合，所以再傳之後就消沉了。此外還有專講文學的，在清初有萬氏兄弟，在乾、嘉之際有章實齋，以勢力過弱，未能演成學風。黃梨洲雖有史學特識，而學術宏博，不限於一派，其所以傳世的尤在於性理學與經世。
滿清帝國承明末王學空疏之後，學術界上遂發生一大反動。所以當帝國初年，一般學者力排王學，推尊程、朱，其學風乃由明以返於宋──即我們所說的第一派。反動潮流既起，迨後愈演愈劇，遂不可制止，於是有第二派學者產生，捨棄程、朱、陸、王而專講賈、馬、許、鄭，其學風又由宋以返於漢了。這一班學者，拋開了所謂微言大義，專從古代制度名物上做工夫，以懷疑的態度、科學的方法，把所有古代的經籍一一重新估價與整理，於是發現了許多偽品，理出了許多條理，而二千年來懷疑莫決、真偽難分的問題也由他們確實地解決。這種治學的工夫，直接成就了考證學業，間接給予後來研究學術者以不少的懷疑精神，懷疑不已，於是今文學者起，更由東漢以返於西漢，甚至由兩漢以返於周、秦，直達孔、孟的真面目，完全解除後世一切附會臆造的學說。如繭抽絲，層層向內，愈內愈解放，這是清代學者治學的方式。此所以梁氏以本期學術界運動的方式比之歐洲十四、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是一種解放運動，並且是以復古為解放的運動。到末了，歐風東漸，國人思想漸漸改變，遂捨棄古董舊學而致力科學，這與本期性質完全不同，我們留待後一期另述。
本期學者有講學二十年的，有講學三十年的，甚至畢生從事於講學的，他們的治學途徑雖然不同，而多以教授為生，把他們列入教育家當可無愧。關於教育理論，以性理派學者發表最多，且有許多進步的貢獻，為前代性理學家所不及；其次則為古文派的學者。考證學派除了戴氏外，均無理論，而戴氏對於性理的解釋，特別出新而又近於情理，且超過宋、明以來一切性理學者的見解。今文學派以政治活動為職志，影響於教育界上的只在於他們的開闢的思想與革命的膽量，其餘可以從略了。至於國家教育的傾向，重科舉而輕學校；及一般淺嚐之士捨棄一切實學而日讀八股習小楷，以獵取「科第」，則較明代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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