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餘談

從維新派淪落為復辟派：記沈曾植
柳小石
沈曾植晚年號寐叟，是清末民初的一代大儒，受當時學人所推崇，他治學尤以西北史地最見重於世；不過他的頭腦卻非常頑固而封建。他在戊戌變法前，本是一個維新派，曾贊助康有為創立強學會，敦促康有為公車上書；可是到了辛亥革命以後，民國建立，他卻和一批滿清遺老，策劃「清室復辟」。前後不過十年，一個維新人物竟變成了落伍者，實在是一個大諷剌。
丁巳復辟居主謀地位
當辛亥革命爆發時，沈曾植從故鄉嘉興移家上海，賃屋於麥根路，所居自署「海日樓」。他因足疾，終日沉浸在古碑帖和版本中，很少外出。凡所題跋，全用遜清甲子。他往來的都是復辟派，如升允、勞乃宣、陳煥章等。張勳復辟醞釀期間，一般遺老們都在策劃奔走，沈寐叟也是其中之一，外間人只知他參預其事，卻不知他在這次復辟事件中，完全居於主謀地位，這可於沈致復辟派首腦之一劉廷琛的密函中窺見一斑。原信如下：（按：這封信是沈托胡嗣瑗和陳曾壽轉交劉廷琛的。為便於明白信中的許多隱語及人名，特於括弧內詳加註釋。）
致劉廷琛的密函原文
潛公（即劉廷琛。劉字幼雲、號潛樓）足下：愔（胡嗣瑗號愔仲）來備悉近情，題已暗點（所謂點題，即指復辟一事），距躍三百，既已如此，則明點益不可緩。蓋此事黨人已認為必有，而在疾雷不及掩耳之時，倉卒無從抗拒，稍遲緩之，則異說異計紛紛並起矣。起於點題後應之易，起於前則應之難，此不可不切陳於桓侯（張勳）者也。津門之帥（指段祺瑞），即見其端，聞諸自彼來者云，實進步黨即報所謂陰謀家者主之。此輩以研究會故，似與倪（指駐在蚌埠的安徽省長倪嗣冲）張諸人已有瓜葛，與袁系諸人有不可斷之關係正同。然袁系志在富貴、可駕馭（指袁系如阮忠樞、雷震春、張鎮芳之流貪圖利祿，易於駕馭也），此輩志得政權、難駕馭也（進步黨人湯化龍、梁啟超則志在奪取權，非利祿所能羈縻）。東海（徐世昌號東海）醉心此輩，桓侯自任軍事，或恐以政事委東海，此輩得手，則公等為所制矣。其弊：易駕馭者去，而難駕馭者留，交鬨而內蝕，敵黨乘之，亂事起矣（沈對當時國內外的情況以及復辟、反復辟各樣腳色，都有所論列）。頃聞湯（化龍）梁（啟超）曾至彭城，此時或是謠傳，異日必為實事，竊為桓侯憂之。在此時固無一概拒絕之理，然禮貌牢籠，萬不能令參帷幄。此界限不可露，卻不可不清，郇仲必許我此意也（促請張勳提防進步黨人）。事定後，須得一舊章京練習故事者，置諸左右。杭人許某（舊軍機章京許寶蘅），仁先（陳曾壽號）所稱，願公留意。汪甘卿通敏曉事，且瘁心此事多年，似亦宜電召之也。外交自以梁松生為最妥，而辜鴻銘佐之（侍丞皆可），萬一外交團有以復古為疑者，非此君不能與之講解也。此間諸梟，束手乏策，惟日翹望於西南。西南固未如所望，就如所望，兵力單弱，諭降戡亂亦易易耳。孫文則揚言不反對，唐（紹儀）、岑（春萱）皆觀望不前，李烈鈞入粵之謀，為東人（日本）干涉而止。聞寺內意，惟復辟不干涉，他必干涉（按：沈曾植說是寺內首相對復辟不干涉，其實大錯特錯；原來徐世昌曾密遣親信陸宗輿赴日，探聽日本當局對復辟的態度，日當局鑒於袁世凱帝制失敗的教訓，表示：今所謂復辟者，乃十餘齡之幼主，又有種族問題揉雜其間，不待智者，可知其致亂有餘，致治不足，未敢予以支持。沈不知有這一番經過，因此更不知支持段祺瑞的寺內，正是反對復辟的後台。他說寺內不會干涉，可能是誤聽日人佃信夫─此人曾赴徐州蠱惑張勳，說日本支持復辟─誑言所致）。即美人暗助民黨，亦將暗與干涉。南方情形萎縮，以此報家猶吠虛聲，所當明辨者也。肅泐即請
勛安　　　　弟植

同信封內，尚有一短箋致胡嗣瑗、陳曾壽的：「潛公一緘希面致。兩公到津所見聞，務望各一紙相示，至懇。鄙不憚此行，懼無合群之才。愔（胡嗣瑗）、仁（陳曾壽）兩兄。」
要求復辟已迫不及待
接著張勳入京，強迫黎元洪解散國會，改由李經羲組閣，復辟仍難進行。復辟份子們窮思苦索地來找「題」作。胡嗣瑗給劉廷琛信中說：「題已覓得，即于麟詩派不能家，二樵一老諸生，焉能籠罩一切。請告諸吟侶勿散。」這個題目是想指揮各省反對李經羲組閣，使復辟有所借口。明李攀龍，字于麟，指李經羲。二樵姓黎，指黎元洪。可見同一「題」字，在不同的場合，卻有不同的涵義，未可一概而論。
在沈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是有深謀遠慮的。他對當時形勢的分析，充滿樂觀，要求實現復辟的迫不及待的心情活現紙上；至於對張勳，在稱呼和口氣上也是寄以厚望的。
代張勳草擬三個文件
沈在這封信中還附有代張勳等人草擬的「請復位奏」，代溥儀草擬的「復辟登極詔」以及「第一月行政大略」三個文件。
他在「請復位奏」裏說：「竊惟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所以立者非它，則君臣大義，尊卑上下定位而已矣。有史以來，吾中華民國以五倫、五常建邦保亡，而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達道，要必藉君臣道立，而後四者得有所依而不紊，五常得有所統而可推。民彜自天，歐亞殊性，猶目眼膚色之不同，不能削趾以適履者也。」
在「登極詔」裏他又說：「惟天降作君之義，為生民物則之原。尊卑上下之相維，乃利用厚生而得所。昭然歷史，深入人心。……自今以往，政刑必根於道德，謀猷軌於典常。彙萬邦之智術範諸周孔，以保國粹於將來；建一統之規模攸暨朔南，同迓天庥於上帝。有倫有脊，不競不求……」
這兩個文件後來都沒有用上，因為後來復辟的「上諭」是出自陳曾壽的手筆，且由胡嗣瑗加以增刪，但就其結構來說，還是以沈稿為藍本。
實際可行的重要文獻
至於沈所擬的「第一月行政大略」卻是一篇重要文獻，因為其內容都實際而可行。茲錄原文如下：

草創時，暫不設內閣，置議敬大臣（四至六人不拘）於外朝，置軍機大臣於內庭（二三人、宜少不宜多）隨時詔授，不必定額（特詔）。各部長均改為尚侍，督軍省長改稱督撫藩司（其下庶僚均由司逐漸規定）以改易海內視聽。桓侯統環衛之任，定武軍選數營為侍衛軍，桓侯仍為議攻大臣、軍機大臣之首席。徵詔遺老，以電令行之，可分數次，每次數十人。復翰林院兩書房，修史館，議院封閉（恐其猶未散也）。其諸會未散者，軍警監視，不必下明詔。凡諸措施皆可以簡單諭旨行之，不必事事詳言其所以。凡今日祕書之職，實為政治樞機，必不可諉之他人。諸公不可不置身其間，握其關轄。尚侍皆虛車耳，以尊有功，以待耆舊。
右第一月行政大略，燈下書此，目眵神疲，不及詳委，公是解人，聞一知十可也。

張勳復辟後，一切措施，如機構的組織，人事的安排，幾乎全抄自沈的「行政大略」。沈則被派為學部尚書。
患難無朋友可為一慨
復辟失敗後，沈和康有為一同逃入東交民巷美森園（即美國公使館）請求政治底護，康、沈兩人同為維新人物，現在則是逃亡的復辟派，兩人寄住美使館時，曾互相酬唱以解憂愁。沈和康的詩中有：「香火因緣定幾生，百年憂患飽同更。」之句。
沈在求庇期間曾寫給六弟沈曾林一函，有云：

……病山（按：指王乃澂）極力勸我北來，今渠南歸，竟無一字通知我，患難之際，絕不相顧，可為一慨。我不願得尚書，亦病山與陳仁先（曾壽）力阻我辭，留此活欛。今渠等歸，竟棄我老人於不顧矣。兄近體勉可支持，北方勝夏，究勝南中，然老病龍鍾，是其常態。人或笑之、或憐之，或謂如此高年，何苦來此？乾笑而已。浙局事止可請子修（指吳慶砥）接手，未了之件，兄歸後自行清理。此行挪用局款，將來兄自有辦法，現在不必提也。病山、仁先到壇，諒必相見。二君各有隱情，所言不盡可信，須善聽之。兄信中語，亦不必盡情相告也。
復辟失敗尚書作不成
沈對於病山（王乃澂）仁先（陳曾壽）的抱怨、尚書的懊惱、以及北來的苦悶，在這封家信中都坦率地流露出來。本來浙江方面曾以數萬聘金請沈修「省志」，他自任總纂，約吳慶砥（子修）、金蓉鏡（甸丞）等為分纂，已著手進行。如今列名（宗社）黨籍，成為逋客，再難繼續下去，不得不讓吳慶砥接辦此項工作。
復辟份子中如劉廷琮、胡思敬、鄭孝胥等，擁有多貲的究係少數；其餘多是「寒酸」，作過陝甘總督的升允就很窮，專賴日人供應。他們在上海有「一元會」之組織，參加者，每人每次出一元錢作酒飯費。復辟失敗後，胡思敬還計劃籌一筆錢，接濟胡嗣瑗和陳曾壽的艱窘。就寐叟說，不過中人之產，此次北上作政治活動，非比尋常，身邊要帶較多的錢，亦不得不動用「志局」的款項以應急；可是尚書沒作成，反欠下這一筆債，有苦說不出，只好乾笑。
兩個歷史的悲劇人物
張勳復辟前後，各樣道門也很活躍：在北京有錢能訓辦的同善社；在上海有濟公壇、呂祖壇多處，妖言惑眾，形秘密組織。宗社黨人也利用「壇」為會晤場所，《緣督廬日記》丁巳年二月五日記：「前日扶乩，濟顛臨壇，乙庵與古微同往問休咎，神示神龍再見。」古微是朱祖謀，乙庵即寐叟（沈曾植）。扶乩是騙人的勾當，沈是知道的，正因他深知病山（王乃徵）、仁先（陳曾壽）到壇會造謠，故告六弟不可盡信其言。
沈（曾植）給劉廷琛的信是復辟的政治綱領；給六弟曾林的信是復辟失敗後他的情況。各有其代表性。
康有為和沈在上海時常相過從，後來沈死，康在輓沈的長詩中曾歷述兩人的交誼和遇合。這兩人學問都不錯，兩人的政治歷程也有相似之處，都是從維新派淪落為復辟派，是歷史車輪下的悲劇人物。
沈的弟子胡步曾輓師詩曾極力為沈迴護，原詩云：

寧止易代袁，恐有滅國恥。
所以七十翁，海濱蹶然起。
奉新果何物？亦知無幸理。
鹿死不擇音，臣心如此耳！

從維新派淪落為復辟派：記沈曾植
柳小石
沈曾植晚年號寐叟，是清末民初的一代大儒，受當時學人所推崇，他治學尤以西北史地最見重於世；不過他的頭腦卻非常頑固而封建。他在戊戌變法前，本是一個維新派，曾贊助康有為創立強學會，敦促康有為公車上書；可是到了辛亥革命以後，民國建立，他卻和一批滿清遺老，策劃「清室復辟」。前後不過十年，一個維新人物竟變成了落伍者，實在是一個大諷剌。
丁巳復辟居主謀地位
當辛亥革命爆發時，沈曾植從故鄉嘉興移家上海，賃屋於麥根路，所居自署「海日樓」。他因足疾，終日沉浸在古碑帖和版本中，...

編輯前言

我曾經將當年蒐集到的有關近代史的文章，擇其最精彩的，試圖依時間為主軸，來加以分類，而編出《晚清遺事》、《晚清遺事續編》、《民初珍史》、《抗戰紀聞》四本書，出版以來，引起海內外諸多迴響，佳評如潮。究其原因，是這些文章的可讀性極高，而且可信度更高，堪稱難得一見的好文章。但由於他們非學術論文，也從未有人加以編纂，或收錄於文史資料庫中，因此成為歷史的「遺珠」。我之所以發現他們的重要，是因為這些作者，雖然大半是姑隱其名，但你整篇文章讀下來，就知道作者是親歷、親聞這些事件，絕非信口開河，大言不慚者流。而這些史料又有其價值，常常會是大事件中的關鍵點，或是見證者。對於我這個有史料癖的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資料，因此我一疊一疊地從無數的老舊雜誌中影印起來，並加以妥善地保存，其間歷經數十寒暑。我時常去翻閱它們，後來我寫文章有時也會參考使用其中的材料，但我引用可能是其中的一小段話，或是一個觀點，為了讓更多讀者能夠一窺全豹，所以這次我把全文錄出，許多有興趣的讀者看過後都拍案叫絕，也證明「英雄所見略同」！
基於前四冊發行以來，叫好叫座，很高興珍貴的史料被重視而不再淹沒於圖書館昏暗的角落中，因此我再次賈其餘勇，再編出《歷史留痕》和《名人餘談》兩冊。這次不同於前例，不是按照時間軸來分類的，而是依照事件來分類。歷史不外乎時間與空間的縱橫交錯，時間是縱的，空間是橫的。因此這兩本書不侷限於時間的縱軸而是偏向跨界的橫軸。將同一類的主題擺放在一起，跨越時間，晚近並存的。
《歷史留痕》首篇談及留日士官系與民國政壇，誠如作者所言，由日本士官學校回來的留學生，後來都成為叱吒風雲的軍政人物，在對內及對外的戰爭歷史上表現過身手。這個「士官系」，後來還是「保定系」、「黃埔系」的老大哥。第一期的著名人物有陳其采、吳錫永、杜淮川、蔣雁行、王廷楨、吳祿貞、唐在禮、陸錦、張紹曾等。第二期的著名人物有：舒清阿、哈漢章、良弼、馮耿光、藍天蔚等。第三期的著名人物有：蔣方震（百里）、許崇智、曲同豐、胡景伊、宮邦鐸、張懷斌、高爾登、蔣百器、蔣鍔、吳光新、傅良佐、陳樂山、孫銘、張瀾等。第四期的著名人物有蔣作賓、石星川、杜錫鈞、何佩鎔、李宣倜、王揖唐、劉嗣榮等。第五第六兩期是合併畢業的，其中著名人物有：何成濬、陳之驥、袁華選、范熙績、陳毅、姜登選、朱先志、危道豐、孫傳芳、莫擎宇、李根源、尹昌衡、劉存厚、閻錫山、盧香亭、張鳳翔、韓麟春、周蔭人、唐蟒、楊揆一、唐繼堯、葛光庭、趙恆惕、李烈均、程潛、黃慕松等。（按：陸光熙、徐樹錚、黃郛、楊宇霆、邢士廉等均為七期以後，不備贅。）自辛亥革命，民國肇建，以迄於北伐成功，南北統一，其間政治組織，或黨或系，名目繁多，魚龍漫衍，變化尤劇。〈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政黨〉所述，為自南京臨時參議院起，大小政黨與政團的變化，及其間若干有關的重大的事故。它們雖各制有政綱，發為宣言，洋洋大文，語長心重，實際只是拉攏幾個有名政客，掛上一塊招牌，標門待沽，投機活動，既乏堅定主張，自無固守崗位。儘可忽左忽右，脫黨跨黨，配合現實，唯利是圖。其為甲黨所推戴的領袖，亦可由乙黨奉為魁首，而被推者則對任何一黨，均不關心，分合興衰，任其演變。蔣作賓、廣田弘毅、葛魯是中、日、美三國的外交官，他們涉及當年中日外交的一段秘聞，作者說姑不論功過是非，而以一個「這個時代最痛苦的中國知識份子」來回顧這三位前輩，讀者也許可能看出我們今日國運之蹇劣，實承自當年他們處理之失策。
寫過《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的朱子家（金雄白），因張志韓寫了〈血淚當年話報壇〉的長文，而談及在抗戰當年，腥風血雨，上海報壇真是充滿了血淚，新聞界卻首當其衝，不少同業，都成為政爭中的犧牲品。他說客窗無俚，回首前塵，也寫一些張志韓那篇鴻文中所牽涉的人與事。真正拆穿西洋鏡，固覺乏味，仍不妨以之對「忠」「奸」之間，揭露一些真相，聊供讀者作為笑談之資料。其他還有談上海《申報》滄桑與史量才死、談上海當年四大報之一：《時報》、談「揚州才子」畢倚虹、談五十五年前的《星光》、談狀元女婿徐枕亞、談三十年代上海「藝社」的活動、談上海的小型報，篇篇都精彩可讀，史料珍貴，堪稱可謂「歷史留痕」之作。
《名人餘談》從維新派淪落為復辟派的沈曾植談起，有談章太炎及其門下的「五個王」：東王汪旭初、天王黃季剛、翼王錢玄同、北王吳承仕、西王朱逖先，而章太炎的師徒三代，則從章太炎、黃季剛說到劉博平。他們年齡的差距都不遠，劉博平和黃季剛，只相差幾歲；黃季剛和章太炎，也只差幾歲。儘管歲數懸殊不大，但對師道尊嚴，卻看得最重；他們師徒之間，最重禮數，逢年過節，或久別乍見，依例都要躬行叩拜之禮；行禮和受禮者，都視為行所當然。最聰明的人，有時不一定記憶力最強！反之，記憶力最強的人，則多屬最聰明之士！湘潭奇士沈鏝若，堪稱縱橫一代，睥睨千秋。自幼即以神童著稱，因資質超越，造詣精湛，不逾弱冠，已成為傳奇一類人物。書畫大家葉恭綽曾是民初交通系掌門人，這是一般人所較不熟悉者。葉恭綽是梁士詒一手提攜的大將，是交通系的要角。尤其是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在他任交通總長任內將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和交通部原先在北平設有的郵電學校及鐵路管理學校四校合併，改為交通大學，增加其預算及設備，並廣延師資，培育不少專業人才。唐紹儀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位關鍵人物，以民國首任國務總理而為大眾所知。歷史學者經盛鴻說：「關於唐紹儀的死因，多年來一直撲朔迷離，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成為疑案。直到近年，蔣介石的日記與其他史料陸續公開，就在唐被刺死的第二天，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此實為革命黨除一大奸。此賊不除，漢奸更多，偽組織與倭寇更無忌憚矣。總理一生在政治上之大敵，我黨革命之障礙，以唐奸為最也。』蔣介石的日記與其他史料，終於使唐紹儀被刺案真相大白於天下。」歷史學者王綱領認為「他卻自稱一生中『對於外間任何謠言，向不聲辯，而以事實為之表現』，而始終未公開表明態度和政見，使國人動搖了對他的信任，亦授『鋤奸』者以把柄。」這位以遜清郵傳部尚書，首膺民國開國第一任國務總理，曾經望重中外，最後卻成了難逃一斧的悲劇人物！
〈趙竹君趙叔雍父子傳奇故事〉和〈名士風流趙叔雍〉談的是趙鳳昌、趙叔雍父子。趙鳳昌被稱為「民國產婆」，當年在「惜陰堂」中相與計議。此後以十七省代表之力，奠定南京臨時參議院的鎡基，建立共和政體，進而設置臨時政府，推舉孫文為臨時總統，推源溯本，固不妨謂此為其胚胎。趙叔雍是詞人，在國學浸衰的今日，可當一代詞宗而無愧。他親炙於大詞家況夔笙之門，得其薰陶而卓然成家。於詩於文，也都冠絕儕輩，他駢文的典麗，古文的樸茂，而且手揮目送，下筆千言，不加雕琢，往往於談笑中成之。論者謂戴季陶在晚清之際，以「天仇」為筆名，為文犀利淋漓，甚具朝氣。一九二一年之前，從事新文化運動，與陳獨秀、沈玄廬輩，大倡社會主義，亦還有維新氣象。迨官居考試院院長，則一變原有之慷慨激昂，反而仗馬寒蟬，唯唯諾諾，只剩長樂老之風。「良弼」、「天仇」、「季陶」、「傳賢」這些名號，正代表戴季陶一生有此數變矣。在中國近代史上，有兩個人獲得「財神」的綽號：一個是梁士詒「梁財神」；一個是孔祥熙「孔財神」。說起來真是無獨有偶，他們兩個人，都先後當過財政部長。梁士詒還是清末民初中國政壇上重要人物，交通銀行和「交通系」的創始人和領導者。宋子文在當財政部長的時候，也曾有人稱呼過他「財神」，不過他在財政部長任上，總共祇有七年時間，而且中間還經過了兩次下野，七年時間，並不是一口氣蟬聯下去的。此外，更加上宋子文擔任財政部長期間，又是國府財政最艱苦階段，所以，他的「財神」綽號，也就沒有以後的孔祥熙那麼響亮。孔祥熙一任十二年的財政部長，在中國歷屆擔任這項職務者而言，他可以算是幹得最久的了，所以他這個「孔財神」的稱呼，也就因此叫得就格外響亮，中外咸知。王正廷與顧維鈞兩人，在民國外交壇坫上久據要津，非但為國人所熟知，而且蜚聲於國際；遠在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次年舉行和平會議於巴黎，北京政府派遣代表團前往參加，由於席次的問題，造成王、顧二人的失和。此一民初政壇秘辛，早已成為談助。王、顧二人對國家社會各有其重大之貢獻，其勳業鴻猷可謂各有千秋，據種種傳聞，王、顧二人自巴黎和會失和後，終王之世未能恢復。說到林長民今人都不識了，但若說起他的女兒才女林徽音，那知道的人可多了。一部《人間四月天》連續劇播出後，可說是「滿城爭說林徽音」。但才女的父親也稱得上是「一代才人」，當年他身死於郭松齡之役，福建耆宿、曾任溥儀老師的陳寶琛輓以聯，就有：「喪身亂世非關命，感舊儒門惜此才」之嘆了。林長民工書法，是由晉唐人入手的，美妙絕倫；中歲參了北碑的態勢，更在雅秀之中，顯出樸茂勁遒的意味，所謂「融碑入帖」。康南海作《廣藝舟雙楫》，以評書家自命，曾和伊峻齋（立勳）說起：「你們福建書家，卻只有兩位……」伊峻齋以為他會是其中一個，那康聖人卻從容地說：「一個是鄭蘇戡（孝胥），一個是林宗孟。」而當年王世澂、黃濬所辦的《星報》，蒲殿俊、劉崇佑所辦的《晨報》，常登林長民的詩。《晨報》是研究系的喉舌，孫伏園、徐志摩先後皆曾任副刊主編。這兩家報紙的編輯校對，一見有林長民送來的詩稿，爭著搶到手，把詩謄錄一過，留起原稿，而以抄件付字房排印。原來林長民的詩稿都用特製的箋紙所寫，書法秀逸如不食人間煙火，見者愛不釋手也。
《歷史留痕》和《名人餘談》兩書的作者雖有些用筆名，一時間難以查考。而如秦嶺雲、趙世洵、朱子家（金雄白）、林熙（高伯雨）、傑克（黃天石）、劉豁公都堪稱大名家。秦嶺雲、趙世洵、金雄白都是名記者出身，文筆斐然。劉豁公是有名的劇評家，高伯雨、黃天石精於掌故，有名於世。感謝香港掌故家許禮平先生之協助，徵得高伯雨女兒高季子之同意收錄其父親的幾篇文章，以光篇幅，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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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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