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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台海爭議：世界捍衛台灣的理由
二○一九年三月，我抵達台北，是距離上一次在台灣訪友後，睽違二十多年，再次踏上這座島嶼。走在台北桃園國際機場，看著中文指示牌，聽著國語公告，喜悅和感動油然而生，回到華文語境的感覺真好！這片被自由和民主包圍，崇尚人權的土地欣然接受我的到訪。此時距離我被拒入境香港將近十八個月，但在台灣，我可以自由會見政府部長和官員、國會議員、社運人士和記者。
我應邀出席由台灣民主基金會組織和主辦，美國國際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薩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發起的宗教自由會議。他們聯合宗教和民間社會的力量，在世界不同地區舉行「圓桌會議」，旨在應對宗教與信仰自由等在《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八條明文規定的基本人權，遭受嚴重侵犯的情況。
時任台灣總統蔡英文在會議開幕典禮上發表主題演講，外交部副部長徐思儉也在會議上致辭和舉辦招待會，表明台灣願意「領軍」捍衛人權和民主。蔡總統頌揚人權和自由的美德，擲地有聲。她認為宗教自由尤為重要，既意味著國家不會試圖控制宗教組織，也彰顯政府願意創造一個寬容博愛，尊重少數群體和多樣性的環境。正是這一點讓我們這些珍視自由的人走到了一起。 她說：「我們不會因為信仰差異而分開，而是基於『求同存異』的原則連結在一起。無論是信徒還是非信徒，都可以共同努力，以應對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宗教自由已經成為民主生活方式的核心。」
蔡總統的演講彰顯她對民主自由的立場，她認為「任何人都可以書寫台灣故事」。那麼海峽對岸又如何呢？蔡總統指出「在人權和民主價值觀受到壓制的國家，政府歧視和暴力對待那些只想追隨自己信仰的人。」在這些國家，宗教組織遭到迫害，雕像和聖像被毀壞，領袖被迫流亡，人們被關進再教育營，被迫違背宗教禁忌。台灣知道權利被剝奪，身分被抹煞以及生活方式遭受挑戰的痛苦。因此，台灣選擇與那些被獨裁政權壓迫，和被剝奪宗教權利的人站在一起。」
此外，蔡英文總統還與布朗巴克大使進行一次私人會談，這是台灣捍衛自由民主的一大步。幾天前，布朗巴克大使在香港發表一次振聾發聵的演講（在前面的章節中已經提到過） ，他在演講中指責中國的獨裁統治是「與信仰的交戰」，也是「一場永遠不會勝利的戰爭。」他質問中國共產黨到底在害怕甚麼？ 為甚麼不能相信擁有《聖經》的人民？為甚麼維吾爾兒童不能被命名為穆罕默德？為甚麼藏人不能像一千多年來那樣，自主選擇和崇拜宗教領袖？兩人會晤後，蔡總統宣佈將任命布興．大立（Pusin Tali）博士為國際宗教自由特使，並在五年內向國際宗教自由基金捐贈一百萬美元。
會議結束後，我與多位官員會面，討論香港和中國的人權問題。外交部邀請我在中國人權問題官員和專家聚會上演講，我們為此討論近兩個小時。台灣國際廣播電台和民間全民電視台採訪了我，這次訪談將在中國大陸的十個不同的電台頻道，向數百萬聽眾廣播。台灣國際廣播電台問我，中國大陸和台灣有甚麼區別？我的答案相當簡短：「中國正在經歷文革以來最嚴重的宗教鎮壓，而台灣正在舉辦宗教自由會議，並任命一名宗教自由特使。這是白天和黑夜的區別。」採訪者追問如果中國是「黑夜」，台灣是「白天」，那麼香港是甚麼？我回答他們香港是「黃昏」。事後看來，這或許過於樂觀。
那次訪問期間，我有幸在台北見到台灣社運人士李明哲的妻子李凈瑜。她一年前訪問倫敦，希望喚起人們對李明哲的關注，我在那時見過她。就在我訪問台灣前一個月，她作為國會議員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的座上賓，坐在觀眾席上聆聽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總統的國情咨文演講。
當我們在台北一家餐館見面時，她用鋼鐵般莊嚴堅定的眼神注視著我，告訴我：「即使在監獄裡，我的丈夫也是一名社運人士，他希望世界為人權大聲疾呼，不僅是為了他的自由，也是為了中國所有的良心犯的自由。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時，他囑咐我，把他的訴求告訴每個人。」
李明哲於二○一七年三月從澳門進入中國大陸時被捕。他失踪十天後，中國宣佈他因涉嫌「危害國家安全」而被拘留。在往後的一百七十七天裡，直到李明哲於二○一七年九月日受審，李凈瑜沒有得到任何關於丈夫的消息。據稱，李明哲承認「傳播惡意攻擊和誹謗中國政府的文章和評論」，試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據信，他的電視認罪過程就像許多人一樣，是在中共政權脅迫下完成的。 二○一七年十一月，他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隨後於二○二二年四月獲釋。
中共政權指控李明哲在中國境內撰寫著作，儘管他就職於立足台灣的公司。支持中國公民社會的李明哲，是第一個根據中國新的《外國非政府組織（NGO）法》入獄的外國社運人士。北京素來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自然認為他在台灣的活動屬於中國的管轄範圍。然而，當局又剝奪他身為中國囚犯享有的權利，將之視為「外國人」，多麼前後矛盾。
李明哲被關押在湖南赤山監獄，遭受強迫勞動，沒有厚衣物，靠著監獄口糧生存。據李凈瑜所言，他被關押期間瘦了很多。根據監獄規定，每週工作不得超過五天，每天不超過八小時，每週應有一天的教育和一天的休息。然而，李明哲被迫每天工作超過十個小時，而且沒有休息日。李凈瑜認為監獄裡的勞教和在血汗工廠工作毫無區別。
此外，李凈瑜試圖往監獄寄送在中國合法出版的書籍，包括傑里米．布萊克（Jeremy Black）的《大屠殺：歷史與記憶》（The Holocaust: History and Memory）、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的《斷頭台的反思》（Reflexions sur la Guillotine）和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的作品。李明哲被命令簽署文件後，將書籍退回。 李凈瑜指出她寄出的每一本書都以簡體中文刊印，經過中國當局的審查和批准出版。李明哲喜歡的文學和歷史書籍討論數百年前的歷史發展和哲學。但這些「合法出版」的書籍，卻受到赤山監獄的限制。
從二○二○年到二○二二年的兩年多時間裡，李凈瑜與丈夫沒有聯絡，她的探視許可申請被拒絕超過十六次，她的信花了好幾個月才送達丈夫手中，但沒有收到任何回信。李明哲被禁止打電話。李凈瑜最後一次見到他是二○一八年十二月。二○一九年一月，監獄當局告知李凈瑜其發表的公開言論擾亂監獄的規範運作，阻礙罪犯李明哲的改造，她的探監申請被禁止了。
李凈瑜堅稱李明哲是「良心犯」，他在監獄裡受苦只因為他關心受害者家屬，也因為他維護自由的普世價值。作為一名政治犯，李明哲的身體、思想和靈魂都被關在監獄裡。
李凈瑜認為中國的侵犯人權行為不僅針對中國公民，當他們開始迫害擁有台灣公民身分的李明哲時，中共對人權的迫害就已經蔓延中國境外。所以全世界都應該關注中國。」
我徵得李凈瑜同意後，於《華爾街日報》上寫了一篇關於李明哲困境的文章，台灣政府為此向我致意。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Myra Lu（譯音盧美拉）在給《華爾街日報》的信中寫道：
我們讚賞羅傑斯的《令人心寒的異域囚禁》（Beijing’s Chilling Imprisonment of a Taiwanese Critic），它使李明哲案件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他的處境很悲慘，權利顯然收到侵害。中國所謂的「審判」是虛假的，除李明哲自己「供述」之外沒有任何證據。李明哲是被冤枉的，如今更被拒絕探視，只有北京的獨裁政權才明白當中緣由。顯而易見的是，北京意圖恐嚇台灣人民。
這一切的荒謬之處，在於李先生的民主傾向被解釋為「顛覆國家政權」。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政府對台灣及其人民沒有管轄權。李明哲在審判前長期拘留期間，被破觀看中國國家電視台來「糾正」他的民主思想，這聽起來很像洗腦。中國的這種行為與國際社會所奉行的價值觀形成鮮明對比。
因思想犯罪而被中國專制政權監禁的台灣公民李先生，是世界各地的「前車之鑑」。任何人身處他的位置都無力反抗。如果國際社會不僅僅將「人權」排在經濟和貿易之後，那麼像李明哲這樣的人可能還有一線生機。
大約三個月後，二○一九年五月下旬，我再次應邀出席台灣另一個宗教自由的會議。台灣總統蔡英文在新竹市（距台北西南八十四公里）舉行的「台灣國際宗教自由論壇」上演講，她認為「台灣的宗教自由是印太地區的標竿」，並表示台灣將支持世界各地因信仰而受到迫害的人們。但她也提醒我們，台灣在爭取宗教自由的道路上，也曾摸黑前行，台灣今天享有的自由，是建立在先輩的血、汗和淚的基礎上。所以台灣人比任何人都清楚自由有多麼寶貴。
時任副總統暨流行病學家陳建仁也出席論壇，在最後的新聞發布會上，發表關於迫害維吾爾人和強摘器官的聲明。陳副總統表示，論壇期間展示的一切迫使所有人走出舒適區，並「促使我們採取行動反對宗教迫害，使宗教自由能夠在世界各地生根發芽。」 身為天主教徒陳副總統提到天主教會的社會教義，強調「我們必須以愛和美德，來尋求和服務我們最不幸的兄弟姐妹。 」他提醒我們，教宗方濟各敦促天主教徒「從牆後站起來，不要害怕弄髒自己的手，要求我們所有人去愛和寬恕，保持開放的思想。」
美國前總檢察長肯尼斯．斯塔爾（Kenneth Starr）在論壇上提出「結束中國強摘器官」的倡議，得到與會者一致贊同，斯塔爾指出「大量可信且不斷增長而無可辯駁的證據表明，中國共產黨已經授權和批准並繼續實施『活摘器官』計劃。」斯塔爾對計劃造成可怕而殘酷的人命傷亡，表示深切關注， 並呼籲公眾恪守承諾，不從任何途徑接收任何來自中國的器官移植。
此外，一份「反迫害維吾爾人」的宣言也於會議期間起草和發佈，呼籲企業結束與在維吾爾地區實施監控、種族歧視、宗教迫害和大規模拘留計劃的政權合作，敦促各國政府強制制裁此類轉讓或合作的出口貿易。此外，還呼籲養老基金和慈善基金會，從與鎮壓維吾爾人有關的公司中撤資，敦促學者們公開反對迫害維吾爾人，在維吾爾族學者和學生持續受到迫害的情況下，暫停與中國教育部合作。最後，它還倡議世界衛生組織、移植協會、宗座社會科學院和世界各地的醫學界暫停與中國器官移植系統合作，直到中國以可核實的方式，結束強迫摘取器官的行為，建議各國政府提供人道主義救援，讓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進入所有關押維吾爾人，以及維吾爾兒童的國家級監禁設施。
在會議初期，達賴喇嘛的代表宣讀達賴喇嘛尊者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到：「宗教自由是一項基本人權，是我們所有人都享有的權利。因為我們所有人都希望幸福，而且我們都有權利獲得幸福。 我很高興看到在台灣這樣一個強大的民主國家保護和捍衛人權。 地球上的每個人都應按照自己的方式，擁有信奉或不信奉某個宗教的自由。」同時，蔡英文總統感謝達賴喇嘛尊者對台灣的肯定與支持。
台灣國際廣播電台宣佈將開設一個專門廣播宗教自由問題的新頻道「國際宗教自由之聲」，成立小組專項處理為受害者提供醫療保健的倡議。台灣「國際宗教自由圓桌會議」也宣佈成立。顯然，蔡英文政府熱衷於前總統陳水扁在二○○三年建立台灣民主基金會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台灣民主化。
就在宗教自由論壇召開前一周，蔡英文總統在總統府會見著名的天安門廣場社運人士王丹、王軍濤、周鋒鎖、方政和吳仁華，紀念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三十週年。 她是首位公開會見天安門領袖的台灣總統。會議結束幾天後，我前往台北的自由廣場，參加六月四日大屠殺的紀念活動。中正紀念堂前的廣場上，矗立著一個巨大的充氣「坦克人」，當晚舉行的燭光守夜活動和集會，也能聽見中國大陸和香港異見人士的聲音。
通過這些活動以及與台灣政治家、官員、記者和社運人士，包括台灣二○一四年「太陽花運動」的領袖林飛帆，以及訪問或流亡到台北的香港社運人士林榮基等人會面，我非常清楚台灣作為一個民主國家是多麼有價值和重要，自由世界與台灣站在一起，在其遭受北京日益加劇的侵略時保衛它。
畢竟，台灣已經實現從威權獨裁國家到民主國家的非凡轉變。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和國民黨（KMT）被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擊敗，撤退到台灣後，實行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一九七五年。蔣介石去世後，他的兒子蔣經國繼任總統，他之前負責維持國安，並主導「白色恐怖」事件。「白色恐怖」時期大約有十四萬人被迫害，因直接或被視為反國民黨政權而入獄，並有三千至四千人被處決。用學者布倫丹．泰勒（Brendan Taylor） 的話說，國民黨能否持續統治，取決於該黨能否反映台灣人民意願。 台灣已發展成為經濟繁榮、教育良好的社會。 泰勒指出：「雖然 蔣經國肯定不像國民黨的創始人孫中山那樣致力於民主，但他確實認識到，為了避免一場重大政治危機，台灣需要更大程度的自由。」 一九八六年，即蔣經國去世前兩年，他決定不鎮壓反對黨，民進黨隨後宣佈成立。在他去世後，他的副手，出生於台灣的學者李登輝手執國民黨的領導權，繼續推進台灣政治自由化。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李登輝成為台灣第一位民選總統。根據理查德．布希（Richard Bush）為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e）撰寫的二○二一年報告，台灣在李登輝之後發生三次總統權力交接，是鞏固民主的有力指標。布希指出，台灣政黨制度已經成熟，不僅有在野和執政兩大黨，還有各種較小的政黨，因而產生自由公平和競爭激烈的選舉。在台灣總統競選中，投票率通常超過百分之七十。」
我在林飛帆於倫敦經濟學院學習期間第一次見到他，後來我在訪問台灣時與他重新取得聯繫，他為加強和保護台灣的自由貢獻很大。二○一二年，他作為太陽花運動的先驅，捍衛台灣的新聞自由。 林回憶道：「我們將其稱為反媒體壟斷運動。因為當時有一家台灣食品公司在大陸有大量投資，從二○○八年開始收購台灣相當多的媒體集團，意圖控制台灣的媒體。」涉事的台灣食品公司「旺旺控股」是亞洲最大的食品製造商之一，收購了多家台灣媒體，包括《中國時報》、中國電視公司及其數碼頻道、中天有線電視；以及台灣第二大有線電視供應商的中嘉網路股份有限公司（China Network Systems）。旺旺集團董事長蔡衍明持親中立場，因干涉旗下媒體集團的編輯路線而聲名狼藉。
林回憶道：「人們擔心這種擁有大量中國投資的公司，可能會在壟斷台灣媒體，這將影響我們的人民以及他們接收新聞的方式，特別是在選舉期間，將導致大量假新聞和操縱新聞事件發生。因此，一場包括學生、社運人士、學者和其他人士在內，旨在阻止媒體公司的收購和合併的抗爭應運而生。最後，我們成功阻止併購，政府也不再給旺旺旗下的電視網絡發放營業執照。 因此他們只能在網上傳播，不能在電視上播放相關新聞。即使如此，仍有很多人擔心中國購買台灣媒體以滲透、影響和破壞台灣的言論和新聞自由。」
對中國大陸在台灣媒體集團持股日漸增多的擔憂，是兩岸貿易惡化的先兆，催生二○一四年的「太陽花運動」。該運動主要領袖之一的林飛帆向我解釋運動的始末：「『太陽花運動』是自二○○六年左右以來出現的環境運動、有關房屋和土地問題的抗議，和反對新自由主義等多項訴求的整合。顯而易見，中國在台灣越來越廣泛的影響力是問題核心。從二○○八年起，時任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奉行簽署更多兩岸協議，與中共政權進行更多對話的政策。很多人擔心台灣是否會落入中國的『陷阱』，我們的自由是否會受到損害。」
二○一三年，公眾對台灣與中國達成太多協議的反感達到頂峰：「以前人們可能認為兩岸關係改善會帶來經濟利益，但五年後，人們實際上感覺到越來越多的企業流向中國，越來越多的中國投資進入台灣，但台灣沒有得到太多回報。越來越多年輕人才被中國市場吸收，人們開始認為畢業後唯一的選擇就是去中國找工作。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台灣的經濟和民生卻沒有顯著改善。」
國民黨政府在立法院推動與中國的一項重大貿易協議時，被認為輕蔑議會正當程序，引發民眾不滿。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授伊恩．羅文（Ian Rowen） 指出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定（CSSTA，下文簡稱「服貿」）是「閉門」談判和簽署的，協議內容包括「向台灣投資開放八十個中國大陸經濟領域，並向中國大陸開放六十四個包括酒店、旅遊、印刷和醫療服務在內的台灣經濟領域投資。」「服貿」遵循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羅文將其描述為「一項旨在加強台灣和中國大陸之間經濟一體化的廣泛協議」。儘管中華經濟研究院估計「服貿」只會為台灣GDP帶來百分之○點○二五至○點○三四的增長，但馬英九總統仍將「服貿」和「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視為「台灣經濟的重大福音」。
羅文指出，台灣的服務業約佔其GDP百分之七十，「服貿」反對者特別擔心中國採取「經濟滲透」方式，逐步擴大對台灣中小企業及媒體文化和言論自由的影響。此外，台灣主權和民主支持者也認為該貿易協定為國家安全和自決帶來負面影響，幾個月前的民意調查顯示總統支持率，低得只有驚人的百分之九，台灣民眾普遍認為總統無權推動此類立法。
二○一四年三月十七日，國民黨試圖加快制定「服貿」法案，羅文表示該法案「違背 二○一三年六月與民進黨 （DPP） 達成『逐項審議』的協定。委員會召集人兼國民黨立委張慶忠單方面宣佈審查期結束，將法案提交於立法院，並於三月二十一日召開全體會議。林飛帆憶述上述行為引發立法院內的抗爭，導致國民黨領導們不得不「走進廁所」，用迷你麥克風宣佈該法案獲得通過。林飛帆認為這一「程序醜聞」是「台灣民主的一個可怕的笑話」，導致他和其他人發起「公民抗命行動」。
三月十八日，來自台灣各界的抗爭者，包括學生和非政府組織，在「捍衛台灣民主平台」協助下，聚集在立法院前舉行新聞發布會和集會。當天晚上九點左右，一群學生翻過立法院的圍牆，衝進立法院大樓。台大 何明修教授提到：「出乎意料的是， 他們倉促計劃的行動演變成一場持續二十四天的對抗。『太陽花運動』以向抗爭者贈送象徵希望的向日葵而得名，贏得廣泛台灣民眾的同情。數千名支持者在立法院周圍的街道上紮營，使政府很難驅逐入侵者。然而，政府拒絕接受抗爭者的要求，推遲簽訂『兩岸自由貿易協定』。」
林飛帆認為，立法院未能遵守程序，沒有代表人民的意願，這證明抗爭者的激進行動是正當的：「我們相信人民有權對這項法案說不，他們的聲音應該由立法院代表，但立法院未能達到這個期望，這就是學生佔領立法院二十四天的原因。」
林飛帆回憶說：「一開始只有一小群學生，大約一百人左右。但到了第二天，就變成幾萬人，到三月底，我們在總統府前舉行集會，有五十萬人加入機會。電視台全天候二十四小時直播抗爭現場。」
前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領袖王丹和吾爾開希意識到到羅文所說「針對國民黨與中國勾結的抗議，受廣泛地緣政治影響」，他們於三月十九日短暫進入立法院支持學生，更有一些身處台灣的香港人和在當地讀書的中國大陸學生聲援「太陽花運動」。
佔領區抗爭者要求重新審查「服貿」和簽定「兩岸協議」的立法程序，並要求和馬英九總統公開對話。總統派出行政院院長江宜樺為代表，在立法院前與林飛帆公開「談判」，但正如羅文所言「在十分鐘的對峙後，江宜樺表示自己無權同意抗爭者的要求，林飛帆感謝江宜樺的來訪，並送他離開。」
由於政府幾乎沒有妥協的跡象，群眾情緒更為激進，三月二十三日，一群學生衝擊行政院。警方的反應迅速而暴力，導致一百五十多名社運人士受傷，許多民眾入院治療。
林飛帆和他的同伴陳為廷宣佈於三月三十日星期日舉行一次大型集會，據羅文稱，這次集會是「台灣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無黨派親民主集會」。組織者聲稱至少三十五萬抗爭者聚集在總統府前的街道上。世界各地也組織類似的團結抗議活動，與立法院內外的抗爭者現場連線。
馬英九總統最終讓步，在辦公室私下會見抗議領袖，但林飛帆和陳為廷拒絕，堅稱會議應該公開和同步轉播。四月六日，立法院院長王金平與民進黨立法院領袖柯建銘一同前往立法院，並與學生對話。他們承諾，「服貿」條例未經審查和兩岸監管機制的決議，將不會通過並立法，這令國民黨感到震驚和憤怒。儘管這一提議沒有滿足所有學生的要求，但足以說服運動領袖決定結束佔領行動，並在四月十日離開立法院。羅文寫道：「在撤離立法院之前，學生們安排撒滿『太陽花』的遊行，隨後學生們清理相關路徑，邀請評估人員估算維修立法院的成本。」
結束佔領立法院的行動後，林飛帆等人向司法部門自首：「我們向檢察官聲明我們願意承擔所有責任，於是我們被起訴了。然而，經過兩輪審判，法官最終判定我們無罪。在第一次審判中，他們的結論是這是一種公民抗命行為。這是台灣司法機關首次採用『公民抗命』原則，意義重大。二審時，法院基於言論自由原則，再次判定我們無罪。一些與警察發生衝突的學生因暴力受到起訴，但佔領運動被認定『無罪』，被視為維護言論自由和公民抗命的行動。」
林飛帆指出，「太陽花運動」最大的成就是喚醒台灣年輕人參與政治的意願與決心。過去台灣人總說年輕一代不關心政治，也不關心台灣的未來。但年輕人如今願意參與政治，不僅通過投票的方式，還通過成立非政府組織、學生運動和加入政黨等方式投身政治。此外，隨後於二○一四年舉行的「九合一」選舉也改變台灣的整體政治格局。很多前身為「國民黨票倉」的城市被民進黨拿下，較小的政黨也獲得立法院席位。」
何明修認為「『太陽花運動』掀起一場政治浪潮」，二○一四年末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超過一半台灣受訪者（百分之五十三點三）支持這場運動。
「太陽花運動」鼓勵公眾審查日漸緊密的中台經濟一體化，組織貿易提案，並舒緩與北京實現貿易自由化的腳步。」 他指出，公眾在新舊政黨輪替下，推動新形式的抗議和激進主義，鼓勵政府重新評估相關政策。台灣為社運人士如何從「體制外抗議」，轉向「常規政治參與」提供良好範例。」
至少有十名參與「太陽花運動」的社運人士直接投身蔡英文陣營，參與二○一六年的總統選戰，約有十幾人被聘為民進黨立委助手，進入立法院。 何明修寫道：「民進黨主席就職後，前學生社運人士也找到在行政院、總統府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等國家最高級別機構任職的契機。」
正如羅文所言，最初沒有一個抗爭者預料到，後來被稱為「318」或「太陽花運動」的佔領持續二十四天，引發台灣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民主抗議集會。「太陽花運動」重新建構台灣政治和社會軌跡的普遍論述，導致執政黨（國民黨）在隨後中期選舉大敗，使香港效法台灣，催生一系列公民抗命活動。」
「太陽花運動」和上一章所探討的「雨傘運動」後接踵而來公民抗命活動並非巧合。林飛帆認為： 「這是一個相互交流的過程。二○一二年，台灣有反媒體壟斷運動，香港也有反國民教育運動。我見過黃之鋒（Joshua Wong）和許多來自香港的公民社會團體。這些年來，我們派台灣社運人士到香港，他們也派代表團到台灣，我們一起舉辦研討會，學習並分享社運經驗，我們支持彼此的行動。」
當然，香港的鎮壓對台灣產生重大影響。林飛帆回憶道：「二○一四年雨傘運動期間，我們第一次看到大規模的警察暴力。香港警察殘酷地施放催淚瓦斯襲擊民眾。當時『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口號多次被提及。實際上，很多香港朋友不喜歡這個口號，他們更願意說『今日台灣，今日香港』，因為我們都站在爭取自由，反對中國威權主義擴張的前線。」二○一九年反送中運動期間，警察的暴力更頻密，隨著嚴苛的《國家安全法》出台，香港僅存的自由也隨風而逝。
林飛帆指出：「香港的經驗告訴台灣兩件事。 首先，中國威脅是明確的，它的許諾不可信，因為它慣於出爾反爾，它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許下的承諾。第二，中國政權對所有人均構成威脅，不僅擠壓香港的公民社會空間，還試圖通過對台灣媒體的投資，其他形式的經濟脅迫和虛假信息來控制台灣。因此，我們需要加強公民社會、媒體和其他機構的力量，維護台灣的自由。」
我於二○二二年二月初曾與台灣總統發言人谷辣斯．尤達卡（Kolas Yotaka）交談，她說：「香港人給台灣人最重要的教訓是『一國兩制』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中共政權永遠不會信守承諾，所以全世界都必須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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