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試閱】
三十年後（新版前言）
我耳聞過那位被認定為《小花》作者的聲音，此刻我仔細聽著並且希望傳遞下去。這個亞西西的窮光蛋，我們歐洲史上的一位稀罕智者，他與狼交談，跟鳥共鳴，並將水果和花朵喚作我們的兄弟和姐妹。
當盧克萊修說到foedera naturae時，他或許早於亞西西的方濟各已經提到這相同的智慧；在其身後，還有拉封丹（La Fontaine），他那美妙的寓言〈朱庇特和佃農〉（Jupiter et le métayer）預見了我們控制氣候所引發的災難。
環境
透過我，這些偉大的聲音要求我們心甘情願地從法律和條款中去除「環境」（environnement）一詞。
事實上，我們的古人區分了「依賴我們的事物」和「不依賴我們的事物」。我們最近開始明白，我們如今依賴著那些也依賴著我們的事物。此乃攸關存亡。換句話說，世界──事物（choses）和生物──並不像我們帶著高傲所說的那樣形成了「我們佔據其中心的一個範圍」（而此一中心即為樞紐、焦點或指揮中心），而是必須成為我們持續與之協商的夥伴，特別是必須與之簽署我過去提出的契約的夥伴。
原因是這個我拒絕使用的環境一詞源自拉丁文vertere，意思是轉動（tourner）。在這個圓裡，在這個曾經顯得虛榮、如今變得危險的圓裡，我們既是世界的主體而這個世界是我們的客體；我們又是這個突然會像我們主體一樣行動的世界的客體。過往，我們將我們的地球放在世界的中心，因為我們居住於此；後來，我們不得不將中心置於太陽，再置於其他地方，最後置於無處；我們將這幾波革命中的第一個命名為哥白尼革命，並且這個意象只跟我們的知識有關。真是虛榮中的虛榮：把自己當太陽！然而今日，在我們所在的現實中，我們必須將自己從中心移開，並且如同世界一樣，也將自己置於這個自給自足的圓的周界上。被逐出中心後，人的自戀遭逢了一記新的屈辱（humiliation），而這一詞恰如其分，因為它同時涉及腐植土（humus）、土地（terre）和人（homme）。這場關乎兩顆相關聯星球的革命確實攸關存亡，它不再描述一個環境，而是描述一個實時的相互性（une réciprocité en temps réel）。作為捕食者或寄生者，我們靠世界和生物而活，我們必須成為共生者（symbiotes）。
這個「成為」背後所隱含的自然契約（le contrat naturel）假設了兩個具有同等地位和平等權利的夥伴。
名稱
相較於「自然契約」，法國政府所推動的計畫更青睞「生態公約」（Pacte écologique）的提法。「公約」一詞似乎是不錯的選擇，加上它會阻擋我在另一本著作《世界戰爭》中所談的戰爭：一場也許從遠古時代就展開的衝突，但工業革命以來越演越烈，它將人類與世界對立起來，而如同作為回應，世界也突然開始與人類對立起來，有可能同歸於盡。但願和平降臨人類與世界這交戰的兩方。此外，公約也會把《私有的惡》變成共同的善（Bien commun）。
相反地，在我看來，「生態的」這個形容詞則選得不好。因為，作為一門科學並且名列最盤根錯節的科學之一，生態學不能得出法律決定。難道我們會說物理公約或化學公約嗎？《私有的惡》試圖指出，這個和平條約事實上唯有在對財產權（le droit de propriété）進行詳細檢視後才會降臨，因為汙染來自佔有，因為在這方面，我們的習性延續了大多數生物的習性，這些生物努力對其棲位（niche）進行自私的控制。
迫不得已的話，講「世界公約」（Pacte mondial）會比較好，因為它確實是關於世界的，然而，如果考慮所有因素，我不明白為何不回到「自然契約」這個說法上，它更清楚，在我著作出版的各語言中也更容易翻譯。
我堅持原議。
契約
因此，1990年出現了這樣的呼籲，如今已逾四分之一世紀。這本引發爭論的出版品主張將自然提升到法律主體（sujet de droit）的高度。此舉也讓一段既漫長又艱辛的歷史得以完結。在這段歷史中，這種過往僅限成年自由男性的地位，逐漸授予奴隸、異邦人、少數族群、女性（這些人在幾千年來一直遭受不公平對待），並且最終以普遍的方式、無區別地授予人類全體。因此，全世界，除了世界，原則上都可以參與政治，以及──最重要的──都可以進行訴訟（ester en justice）。
這項不限人類並在這些參與上接納世界的新主張引發了諸多批評，當中至少出現了兩三種說法。事實上，我聽聞有人說彼時我住在加州，因而人云亦云地抄襲了深層生態學的說法，然而當時我既不認識這些作者，也不知曉任何相關用語。
另一種批評不無道理地說，我們沒有任何證據主張該契約曾經簽署過；對此，我的回答是，也從來沒有任何證據說盧梭著名的「社會契約」曾經跟哪個團體或國家簽署過。
還有一種批評聲稱我們無法將法律授予客體（objets）。但誰不知道奴隸幾千年來並且直到今日都被主人和所有者當成工具或被動、無自主權的客體呢？我甚至可以引述一位著名哲學家的話，他在啟蒙主義當道的年代將婚姻界定為男性是主體、女性是客體的一個組合。因此，晉升到法律主體地位這一點往往需要跨過這道不可逾越的樊籬：是的，被解放，主體從客體中誕生。實際上，對世界而言，這種情況正在發生。我們對此一必要性卻依然視若無睹。
我完全能夠設想一場發生在黃石國家公園或庇里牛斯國家公園與違規使用者之間的訴訟。我的一本著作甚至提議，土地、空氣、水和火，就像生物一樣，應該成為法律主體，甚至成為政治主體。
對此，容我解釋。
國際的、世界的
幾年前，蓋里先生（Boutros Boutros-Ghali）擔任聯合國秘書長。因緣際會，我們一起受邀上電視。一如往常，在節目中沒說到什麼值得一提的事，不過我們在節目後聊了不少。我問他，為什麼世界各國的組織不關心諸如水、空氣、海洋或生物這樣迫切的問題？我記得他的答覆是「我有時會在聯合國成員面前提到這些問題；但各國代表皆對這方面的思考興趣缺缺，他們說：我在這裡不是為了空氣或海洋，而是為了捍衛我國政府的利益。」因此，這些會議不是世界的（mondiales），只是國際的（internationales）。
政治只關心國家，而對世界漠不關心。我們仍舊奉持一種古老而危險的觀點：政治跟那些被稱為非人的東西無關。所謂非人的東西始終相對於我們被界定出來，不過如果我們是響尾蛇，我們會把其他生物及世界定義為非響尾蛇的東西嗎？政治關乎的只是人，尤其如同政治一詞所顯現的，它關乎的是城市人；它不關心世界。自然與文化之間的古老區別也重複了相同的排斥。我們仍然踐履如下的座右銘：人與人彼此相愛。
因此，我們現在必須改弦更張這項古老的做法，並視我們的政治及法律與世界一同存在，在其中存在，並且透過它、為了它、仰賴它而存在。否則，就會滅亡。
Wafel與新的法律主體
從這裡，便產生了如下的想法：一所專門聚焦在地球上的議會。這個想法並不新穎，我自己也曾公開提過，當時我提議稱這場會議為Wafel，亦即水、空氣、火或能量、土地及生物等每個詞在英文中的字首字母。在會議上，這些現實事物會被代表出席。
但是如何代表海水或高山冰河呢？我再說一次，藉著將無生命的客體變成法律的主體。如此，《自然契約》主張要授予世界的事物（les choses du monde）一個跟人類同等的法律地位，此舉引起了專家的不滿。從本書首次出版以來，這個想法已經向外擴散，在某些國家，我們看到這種嶄新的立法被應用在瀕危的河川上、被濫砍的森林上、遭到破壞的水岸上，甚至是被觀光業蹂躪的地區公園或國家公園上。這些實體中的每一個都得到機會在司法上控訴其破壞者。
新的法律誕生了。誰來擬訂？唉呀，對此一問題的回答需要一個完全不同的檢視。內容如下。
第二道斷裂
醫學除外，有兩類知識在各國傳授，一類是精確知識，一類是人文知識，並且沿著這兩條路，兩群截然有別的人被劃分開，一邊是文學家、法學家、人文學家，另一邊是科學家。一邊的人對另一邊的人一無所知，於是有教養的無知者與沒文化素養的專家針鋒相對、毫無交集。說它們是兩個知識家族，沒錯，但更重要的是，它們也代表兩種盲目。
甚且，當今聽眾最多的哲學家聲稱，知識創新的各項進展，與其歸功於對實在本身做出驚天動地且稀罕的直觀及其所引發的應用，倒不如歸功在社會關係上。在人文科學的學生和研究人員眼中，這些理論的成功有賴於他們的自我宣傳，即行會（corporatisme）秘密但卻強大的作用。
誰號令？
然而，人文或社會的知識毋寧致力於描述，而精確的知識則從事實驗、說明，接著提出法則。甚且，而這具有決定性，前者評估社會當前的狀態，後者則催生出行動及事業。在無生命及有生命的現實中，這些行動及事業改變了世界當前及未來的狀態，包括物質的、生命的和集體的狀態。
然而，還不只如此，並且決定點就在此處，執政者、行政官員、記者、全部媒體，簡言之，就是那些在我們的社會中掌握公共話語權、因此聲量最大並具有影響力的人，他們無一例外，全都受人文科學、經濟學、社會學、貿易、金融、政治科學等方面的訓練。他們的言論對社會具有強大的效果，然而對世界則沒有任何影響。
另一邊，那些為技術或生物學變革做出貢獻的人則撼動了世界、形塑了社會。是沙特（Sartre）還是那位發明青黴素而讓壽命直線增長的弗萊明（Fleming）對二十世紀刻畫最深、影響最鉅呢？是布迪厄（Bourdieu）還是那位計算機的發明者圖靈（Turing）呢？當一方錯得離譜，另一方則改變了世界的面貌，並在人類關係、知識獲取、時間及空間的日常實踐、職業及整個勞動等方面帶來了巨大變革。一方對另一方又知道多少呢？一邊屬於意識形態，另一邊則完成了一項積極、持久、成功並造成真實改變的工作。
社會隔閡確實發生在金錢或社會階層上，不過社會隔閡還分隔了──或許尤其分隔了──一個不斷徹底改變的世界與一些既不知為何也不知如何改變會發生的統治者或管理者。最重要的斷裂就在此處。一個在一方面被硬科學（sciences dures）所徹底改變的社會在另一方面則由軟科學（sciences douces）所領導。
有時，我不得不參加以所謂環境為題、看來煞有介事的會議；法學家、政治人物和哲學家在會議上展開討論，卻不見任何生物學、地球物理學或氣候學的代表。會議聲稱獲致結論並且擬具計畫，然而與會者不懷疑自己什麼都不懂嗎？
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修補這道裂縫。我的兩本著作──《西北航道》（Le Passage du Nord-Ouest）及《博學第三者》（Le Tiers-Instruit）──就是為了將這道裂縫焊接起來而撰寫的。
哲學家的責任
十九世紀有好幾個關於社會的方案問世。在隨後的一個世紀期間則一個也沒有。為什麼？因為在十九世紀提出的計畫被那些選擇了一種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的人指稱為烏托邦，而後者則被說成無可迴避的未來。如此，作為現行資本主義經濟明確的替代方案，馬克思主義在許多地方擴散。然而，除了留下血淚成河，馬克思主義在各地都以失敗告終，它跟地球的關係在實踐上也是如此，這就讓資本主義得以不受羈絆地發展。
與此同時，哲學家不但未能提出任何新東西，他們反而建議人們直接投入，也就是接受某個政黨的綱領並重複其口號。哲學創造力枯竭。在辯證唯物主義崩盤後，我們並沒有任何社會模型能夠取代資本主義。此際，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世界的，它的經濟活動也是如此，並且正在摧毀地球。誰來捍衛窮人和我們共同的棲地（habitat）？
如此，哲學家──我也身為其中一分子──要為我們所遭逢的方案闕如景況負責。我一生都在努力描述我們這個時代深刻的新事物。然而這項工作如此浩大，它所帶來的孤獨是如此之深，以至於當我窺見生命的盡頭，它猶未完成，與這些新變化相關的政治方案也未見天日。我們同時代的許多人當然相當憤慨，我也常有同感，然而真正的解決之道是提出一個替代模型。這是我們欠缺的。
政治？
對於一個能夠帶來如此的政治革新的模型，我甚至還沒有什麼明白的見地。也許，我唯一有把握的是，要從我們跟都市──我們如今的主要棲地──的關係上清晰地分析我們的行為。由於政治一詞原本正源於城市一詞，因此今日大部分人類大量聚集在巨型都市（mégapoles）中的情況更讓我們盲目地相信一切都是政治的──此乃就政治一詞最初的意思而言的，也就是說一切都跟城市秩序有關，而正是這個秩序，通過其自身的動力和過度的擴張，佔據了大地並摧毀了世界。
如果這種城市的征服將混凝土覆蓋沃土，並且隨著它的推進，消滅了新石器時代以來人類的衣食父母──農民，那麼明日我們要如何養活自己呢？我經常有種直觀，認為人們可以將歷史本身重新思考為鄉村與城市、鄉村文明與城市文明之間綿延數千年的衝突，而從這場戰爭中，城市文明如此徹底地脫穎而出，以至於這場勝利無異於集體自殺。我們的歷史從一開始就跟迦勒底的烏爾（Ur en Chaldée）、雅典、羅馬、巴黎或倫敦、柏林、華盛頓、北京或東京等城市歷史混融在一起。今日，整個法國也變成了一座城市，高速列車成了它的地鐵，高速公路是街道。確實，如同其他人，城市居民也應該努力去拯救地球，不過首先該做的是讓農民從絕望和滅亡中走出，他們是人類的衣食父母，他們的數量不斷減少，他們的苦難則與日俱增，因為今日所有生產者都是剝削的受害者。已然跟世界的循環勢均力敵的都市分配吞噬了它途經的一切。讓我們一起避免這種弒父行為。如果一個新成立的農民政黨發動一場全球的糧食罷工，後果將不堪設想？
今日的悲劇
儘管有些當代人推出了若干革新的生活與行動，透顯出某種未來的希望，然而恕我直言，我們正陷入一種難以臆測結局的處境中。願這些人能夠同心協力，終結這場導致生物、人類及共同棲地滅絕的世界戰爭。
事實上，在本書出版三十年後重讀，我依然覺得內容相當站得住腳。當年，有關問題還如此新鮮，以至於人們仍能不失冷靜並一頭栽進理論思辨。如今，儘管我依然堅信重申書中的這些言論，然而這份平靜已經離我及我們遠去。我很確定，如果我們不盡快改變我們的習慣、經濟及政策，我們正走向一場歷史上前所未見的災難。如果今日重寫，我會加上這個悲劇的面向。的確，當時的談法較少著墨於生態學上，而側重在法律哲學上，儘管後者也以前者為基礎。
實際上，我們當中誰沒看見花與動物的物種正迅速消失、鳥與昆蟲不斷滅絕、生物多樣性一點一滴地失去？問題是：如果某個世界的事物或生物物種有如一根經線，它貫穿一塊織物，並與其他事物或生物物種構成的緯線在其中交織，那麼我們可否估出一個臨界點，一個滅絕的量，從此處開始，這塊織物將完全散開？我們正在接近這可怕的時刻嗎？
我們今日終於掌握了向人類敲響警鐘的數字：因飢荒或氣候變遷即將造成的遷徙運動；地球暖化、冰河或兩極冰山融化，以及海平面上升的程度；海洋的垃圾量（例如漂流在夏威夷外海的垃圾比法國面積還大）；如今這些經久不爛的廢棄物正組合出世界物件（objet-monde），也就是說一個至少在某個尺度上可跟世界的尺度相比擬的物件；我們可以在具公信力的網站上讀到這些無可爭辯的數字，替我所表達的擔憂提供客觀的現實憑據。
與《自然契約》出版同時，我的出版社也讓《博學第三者》重新問世。與這篇新版前言在同一時間進行，後者的新版前言提到（正如我稍早所言），它針對上述這些擔憂提供了一帖解決良方。例如，我夢想我所提出的生命及地球科學（Sciences de la Vie et de la Terre）能夠在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和國家行政學院（ENA）中教授。
在這項解方之上，還得再加上本書從法律角度提出的方法，它也開始進到許多國家的立法當中，包括法國的立法。法國憲法總算提到幾個自然要素。因此，需要三十個年頭來讓一個新觀念不再把人嚇跑並變得合理？需要整整一個世代的時間來讓被前代人視為荒誕不經的一些想法如今在後繼者眼中變得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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