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試閱】
我帶著一個特定計畫前往密西西比河三角洲：透過黑人文學講授美國歷史。我想像自己帶著學生讀一些曾經感動我的文學作品。我彷彿看到我的學生們像我在八年級時那樣，為小馬丁．路德．金恩的〈來自伯明罕監獄的信〉感到熱血奔騰，或者像後來我在高中時那樣因為讀到麥爾坎．Ｘ的自傳而滿心嚮往。我會要求學生讀詹姆斯．鮑德溫的作品，看書中那些當年的學童是如何帶著英雄式的淡定和冷靜，穿過訕笑怒罵的兇惡人群，前往學校上課。書本教導我要敬佩──如拉爾夫．艾里森所言──「一個人勇於面對世界、誠實評量個人經驗〔……〕所憑藉的意志力」。書改變了我，讓我負起責任；我相信書也能改變我學生們的生活。我的夢想浪漫得理直氣壯，毫不知羞。那年我二十二歲。
我認為自己的出身背景很平凡。我是台灣移民的女兒，一九八○年代成長於密西根州西部。我走路上學，彈鋼琴，癡戀我哥那群死黨。初雪時節，我和哥哥會拿著廉價的塑膠滑雪碟到外頭溜幾圈；暑假期間，父母都得上班，我們則是每天乖乖在家做ＳＡＴ模擬試題，英文、數學各做一份。
在某些方面，我的父母在美國適應得很好。他們收集麥可．傑克森和瓊．拜亞的唱片，在客廳裡堆了足足有一英尺高；每逢選舉，他們都會盡責地去投票，一次也沒錯過；偶爾他們也會買桶裝炸雞回家當晚餐。但在其他方面，我父母似乎對自己身為外來者的地位感到憂煩。他們會用警示口吻告訴我一些亞洲人在美國遭到威嚇、殺害，然後被人遺忘的故事。其中有個人名叫文森．陳（Vincent Chin）──陳果仁，一九八二年，在他預定結婚前一個星期，在底特律被人用棒球棍活活打死。陳果仁在汽車業工作，而當時這個產業中瀰漫著仇日情緒。兩名兇手都是白人，他們這樣對他說：「我們丟了飯碗都是因為你們這些狗娘養的鬼子。」（陳果仁並不是日本人，而是華裔美國人。）這兩個殺人犯沒被判處徒刑。「這些人不是我們該送進監牢那種人，」法官後來表示。「我們不該按照罪責去定刑罰，而該按照罪犯的身分去定刑罰。」
我父母告訴我的另一個故事發生在深南部路易西安那州某處的一名十六歲少年身上。這次的受害者是日本人，當時我們只簡單把他稱作「日本交換生」。一九九○年代初期，他受邀參加一場萬聖節派對，模仿約翰．屈伏塔（John Travolta）在《週末夜狂熱》（Saturday Night Fever）這部電影中的扮相，穿上白色西裝，但是不小心走錯了房子。他按了門鈴，結果遭屋主近距離射殺。開槍者以非預謀殺人罪被起訴。在法庭上，他宣稱少年的動作非常怪異；兇手的律師則告訴陪審團，他只是在保護他的家園，他只是個「尋常百姓」、「你我的鄰居」，一個「吃玉米粥喜歡加糖」的老實人。於是兇手獲判無罪開釋。
「沒有人會跟妳說這些故事，」我父母告訴我。「我們告訴妳，是因為我們要妳小心。 」
要小心──這就是最核心的訊息。跟許多移民一樣，我的父母是會擔心害怕的那種人，他們似乎決意提醒我，悲劇可能就在轉角等著發生。只消某個無知漢子拿出一把槍或一根棒球棍就夠了。就實際數字而言，亞裔人在一九八○和一九九○年代遭人謀殺的機率微乎其微。然而，從某個角度來看，我父母告訴我的事確實重要。他們設法讓我知道，在美國人的國家想像中，我們並不存在──完全不存在。的確，在上大學二年級以前，我從不曾在任何課堂上聽任何老師提到亞裔美國人，已逝的、在世的，都沒有。作為一個移民群體，我們一方面方便好用，但另一方面終究是用過即可丟棄。我們表現好時，其他人會稍微把我們拿出來當作美國夢的存在證據，但當我們因為身為亞洲人而被殺害時，媒體並不感興趣。我們的死不會損及任何關於美利堅的神話或理想。為什麼？因為我們不是美國人。我們的臉孔揭露出這點。
跟許多移民一樣，我的父母相信教育既是可以對抗傷害的壁壘，也是通往安全與富足的階梯。尤其是數學特別令我父母感到安心；數學是他們熟悉的科目，無論是在他們的故鄉──小小的島國台灣，或者在美國，數學就是數學。讀數學不需要懂英文，也不需要學習一整套祕密難解的社會規則。只要花些時間，你就能學會怎麼玩數學。哥哥和我上小學時，父親每天晚上都會訓練我們解數學習題。我們答錯時，他會大吼，把我們罵哭；然後母親會帶著罪惡感端茶來給我們喝。
我很慢才會說話，而且生性害羞。我的個人興趣都是些獨自進行的事。比方說我會帶著強烈的情感彈鋼琴──有一次彈奏蕭邦的某個華彩樂段時，我在激情澎湃之際，竟然把頭撞上樂譜架。跟我母親一樣，我不喜歡好逸惡勞，而在我就讀那間有一定競爭性的公立中學，這種特質使我有相當好的課業表現。我喜歡取悅父母；六年級那年耶誕節，我把成績單包裝起來，送給他們當禮物。我閱讀大量書籍，儘管現在回顧起來，我並不能說自己在這方面特別拿手。我喜歡絕對的道德原則，對滑稽嘲諷的理解能力則非常有限。讀到《唐吉訶德》的故事時，我單純地認為主角是個英雄。拜讀《米德爾馬契》以後，我很想像朵蘿西亞那樣，嫁給一個滿腹經綸的讀書人。
不過透過其他一些閱讀，我的天真誠摯得到了報償。舉例而言，當我讀到小馬丁．路德．金恩這段文字：「因此問題不在於是否我們將成為極端主義者，而是我們將成為哪種極端主義者」，我感覺自己受到深深的感召。我讀了麥爾坎．Ｘ的作品，他也來自密西根，他的母親曾被送到我家鄉卡拉馬朱（Kalamazoo）的一所精神病院療養。他警告黑人讀者不要信任白人自由主義者：「我不管某個人對你有多好；你必須永遠記得一件事：他幾乎絕對不可能像看待他自己、看待他的同類那樣看待你。天下太平時，他可能跟你站在同一邊；但局勢一險惡，他就不會挺你了。」我在詹姆斯．鮑德溫的書寫中也看到這種責難，他說自由派人士會買所有正確的書，他們會表現出「所有合宜的態度──但他們沒有真正的信念。當攤牌的時刻來到，你期待他們會兌現你以為他們感受到的東西，結果他們不知怎地卻不見了」。
他們不知怎地不見了。我從字面意義解讀這個指控。那我該把自己擺在哪？
在密西根某處郊區的靜謐臥房中，我閱讀這些反種族主義論述中的經典作品，感覺彷彿被施了魔法。這些書寫暗地裡教化了一個原本注定該當個好學生的孩子。我明白，光是學習不夠，光是看書不夠，光是欽佩某位黑人作家也不夠。欽佩不代表什麼。如果你的激情無法化為行動，你就只是在玩角色遊戲，表現出你知道什麼該讚美、什麼該排斥。對我而言，教育所乘載的意義既明確又蘊含精神特質。受教育代表你讀了一些書，心中懷有一些讓你覺得不自在的想法。受教育代表你會對著鏡子自問：我做過什麼我必須付出代價的事？我爭取到什麼說話的權威？我投入過多少心力？受教育代表推翻你原本確定的東西，拆除你的自我防禦工事。你應該感覺自己不受保護，沒有武裝，暴露在被攻擊的可能性之中。
不過這裡面有個問題：鮑德溫、金恩、麥爾坎，他們只談黑人和白人的事，而我兩者都不是。亞裔美國人曾經為了什麼而奮鬥，為了什麼犧牲性命？我們關注過什麼事？歷史教科書和大眾文化沒有告訴我這些。當某個看起來像亞裔的人出現在電視畫面中（這是極少發生的事），我的心跳會變得急促。但浮現在我心中的問題從來不是：這會是個笑話嗎？而是：這會是什麼樣的笑話？假如事實證明我錯了，他不過是像任何其他次要角色一樣，沒有口音，沒有突出的特徵，過目即忘──我居然會覺得滿意，甚至心懷感激。
我在書中找到我的模範。Ｗ．Ｅ．Ｂ． 杜博伊斯、拉爾夫．艾里森、理察．賴特、愛麗絲．華克、瑪雅．安傑羅──這些人的無所畏懼跟亞裔美國人的擔心怕事恰成對比，他們在美國歷史中的重要性，也似乎反襯出我們這個族群的無關緊要。我前往哈佛上大學，在那裡初次遇到社運人士；其中某些人令我特別想要仿效，他們的父母都曾在一九六○和七○年代為爭取人權以及反對越戰而奮鬥。他們參與過「向華盛頓進軍」（March on Washington）大遊行，聽過小馬丁．路德．金恩的演說；他們曾經加入黑人權力運動。我在心中描繪那種沉浸在深切交談中的家庭氛圍。我心想：繼承到一個充滿激情與憤慨的歷史，那是什麼感覺？那會讓人更堅強嗎？讓人更大膽？我是不是因為沒有那樣的背景，因此柔弱、可愛、順從？
我硬起背脊。我要從頭開始。我要像拔雜草般根絕父母的影響，消除光挑安全選項、不斷往前衝、一味追求安穩的傾向。我要擁抱離經叛道的做法。就讀大學期間，我到一間遊民收容所打工，星期五晚上我會在那裡過夜，每當我有報告要交時，我甚至會刻意額外排班。我放棄醫學院預備班課程，轉而主修社會學科和性別研究。我負責編輯一份探討種族、階級與性別議題的小型刊物。當我碰到其他亞裔美國人──那些準備當顧問、玩對沖基金、賺六位數美金年收的人──我會做出嚴苛的評斷。我會瞇著眼睛，無聲地告訴他們：我知道你是怎樣的人，而且你並沒有太多事值得我知道。
畢業將至，我還在猶疑自己要做什麼。我考慮投入社會運動，因為我一向特別欽佩社運人士。但我對這方面不在行。我嘗試過在一個非營利女權組織工作，我在那裡的任務是向國會幕僚遊說，結果我發現自己很容易因為覺得侵占到那些人的時間而對他們道歉。更廣泛地說，我認為要改變那些強烈關注自我利益者的心態太過困難。我想做的是直截了當的事，在需要有人幫忙的地方從事立即性的工作。然後我遇到一位「為美國而教」的人才招募員，是一名亞裔美國女性，她告訴我全美最窮困的地區之一──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學校正苦於嚴重的師資不足。
那是我這輩子頭一次聽到有人向我描述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現況。這個極度貧窮的棉花鄉曾經是孕育民權運動及黑人權力運動的溫床。博比．甘迺迪在對抗貧窮的作戰過程中，也曾經來到這裡視察。斯托克利．卡麥可在這裡創造了「黑人權力」這個詞彙。在三角洲地區，英雄豪傑因為相信改變而遭宰割、槍擊、逮捕、殺害。金恩本人就在來到三角洲地區最北端的曼菲斯（Memphis）聲援環境衛生工作人員時遇害；詹姆斯．梅瑞迪斯在此展開傳奇的橫跨密西西比州單人步行計畫，但第二天就被一名狙擊手射擊受傷；一位名叫芬妮．露．黑默的佃農則因為組織民眾投票而遭逮捕、毆打。
我心想，為什麼我從沒聽說現在三角洲地區的人民是怎麼生活的？是不是因為在當今所謂的進步派人士以及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民眾（相當於當年令鮑德溫大失所望的那群自由派人士）中，很少有人願意造訪那個地區，更遑論在那裡生活？我不禁懷疑，那個地方是不是已經隨著民權運動和黑人權力運動遠去，也從美國的國族意識中消失不見？與白人暴力無關的鄉村黑人窮困處境是否過於庸俗不雅，無法吸引顯赫的領導人物挺身而出，為它發聲？
布朗訴教育局案五十週年紀念日即將到來，但是，在不久前的一項針對全國四年級學生所做的閱讀測驗中，只有百分之十三的黑人學童及格，遠低於白人學生的百分之四十五。我開始認真考慮「為美國而教」的工作，心想或許我能盡一份小小心力，延續民權運動的精神。「這是我們的希望，也是我返回南方時所懷抱的信念，」馬丁．路德．金恩曾說。「返回密西西比，返回阿拉巴馬，返回南卡羅萊納，返回喬治亞，返回路易西安那，返回我國北方城市中的貧民窟和少數族裔聚居區；我們知道現有情況可以也必將透過某種方式獲得改變。」
我想要觸及那樣的英雄氣概，或者至少是在它的陰影下工作。我相信詹姆斯．鮑德溫的訓誡：如果我們〔這些意識相對高的白人和意識相對高的黑人〕能「像戀人那般堅持凸顯、乃至創造對方的意識」，我們很可能有辦法「終結種族的噩夢，成就我們的國家，乃至改變世界的歷史」。我覺得我知道鮑德溫在要求我做什麼：用我的全副身體與心神進行補償。「無辜反而構成他們的罪惡，」鮑德溫在一九六三年時用這樣的文句提到白人。「因為這些無辜的人沒有別的希望。事實上，他們仍舊被困在一個他們不理解的歷史中；在他們能夠理解以前，他們不可能從中解脫出來。」鮑德溫用「無辜」一詞委婉指稱「無知」，但因此譴責意味反而更強烈。是的，我告訴自己：我要證明我不是個「無辜者」。奔赴三角洲核心地帶的偏鄉，到阿肯色州小鎮赫勒拿（Helena）教書，或許這將能幫助我免除鮑德溫的指控。
在距離我父母家將近一千英里的地方，我很容易就做出前往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決定。當我打電話告訴他們時，他們的反應先是不解，然後是生氣。「妳在南部那邊會沒命的，」母親說。
聽到這話，我不禁哈哈大笑。這令我父親嚴厲了起來。
「這不是好玩的事，妹妹，」他用我的小名稱呼我。「南部那邊很危險。」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我逐漸將某種特定的歇斯底里心態歸諸於我的父母，我認為他們對美國有種可悲的錯誤認知，而我與他們不同，我是在美國出生的，我屬於這裡。那種感覺一直持續到大學時代。
我開始告訴他們識字率相關統計數字，他們聽出我那義正詞嚴的口吻以後，馬上就打斷我的話。
「妳在那邊領得到錢嗎？」
我回說當地政府會發薪水給我。
「一定不多，」我父親說。「妳是打算把妳的哈佛學位丟掉嗎？」
我覺得很受傷，不過一天後，我已經把他們的不以為然拿出來當笑話跟朋友們說了。
「為美國而教」把我派到一所另類學校，該校的名字取得非常不符實情，叫作「明星學校」，但當地行政機構其實是把所謂的「壞學生」往那裡丟。逃學的、嗑毒的、製造麻煩的、逞兇好鬥的，盡是些被主流學校開除的中輟生。「明星」是這些孩子最後一次留在體制中的機會，要是再待不下去，就會完全被摒棄在公立教育之外。
我就在這裡遇到了派屈克，當時他十五歲，就讀八年級。
派屈克舉止溫和，走路時彎腰駝背多過大搖大擺。在課堂上，他喜歡傾聽，不喜歡發言。派屈克從不霸凌任何人，也不曾對別人飆罵。他似乎在遵守一套自我約束的行為準則：明哲保身，不胡搞瞎搞，避免捲入別人的紛爭。不過他倒願意為了正大光明的理由違反自己的原則：有一次，他猛然介入兩個女孩之間，阻止她們打架，結果在那個過程中被推倒在地。
午餐時間，其他學生會你推我擠，衝到排隊的人群前方。派屈克總是在後頭卻步。他的心思似乎永遠流連在某個其他地方：用功的時候，他不時低聲哼唱，經常要等到旁人戳弄他，他才會回過神來。他的文件不是丟在桌上亂成一團，就是隨便摺摺塞在口袋。他笑的時候總是沒法笑開來，彷彿他曾經努力訓練自己露出完整的笑容，但後來放棄了。
更重要的是，派屈克顯得迷失，彷彿他是不小心搭上了校車。果不其然，他才進這所學校一個月，就不再來上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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