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語所：新學術的高原

第一章 史語所建制的沿與革
一、 為什麼叫「歷史語言研究所」？
郝倖仔：「歷史語言研究所」是個老名字，反映開山前輩的建所初衷，以及他們那個時代對於歷史學的判斷。

黃進興：老史語所人都是在西方接受的學術訓練。史學組的傅斯年、陳寅恪在德國受訓，認為文獻學與歷史學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學科，做歷史要從語言文獻的掌握入手。所名故而題為「歷史語言研究所」，英譯「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Academia Sinica」。語言組（1997年獨立出去成為語言所）兩位重要人物，趙元任和李方桂，都是在美國受的訓練；另外考古組李濟也是哈佛的博士。建所伊始取向即見，就是要借助歐美已經發展出來的方法和制度，應用到中國的研究上。必須說一句，老語言組開山的這幾位前輩，都是祖師爺，今天看來皆不可及，他們成長求學的過程與際遇，皆非吾輩所能複製。

郝倖仔：史語所也因此成為最先受到國際關注的中國學術機構，當時著名的漢學家，法國伯希和都曾實地考察過安陽發掘。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考古所所長陳星燦就說，老史語所主持的殷墟考古是各民族各國家的集體協作，就是奧林匹克金牌。

黃進興：老史語所的確把西方的訓練看的比中國本土的訓練更重要。你提到殷墟發掘，我來舉個例子說明中西訓練的差別。傅斯年在德國不只接受19世紀末的philology，還有蘭克史學的發展，以及考古學的興起。他把董作賓送到安陽去，結果董寫報告回來說，挖出來的東西沒什麼價值，因為上面都沒有文字，董認為有字的東西才算數。傅斯年不認同：地下出土的文物，文字只是一部份，而器物、墓葬等等，可能會更重要。於是又派李濟過去，方才拉開科學考古的序幕。可見，學術傳統和學術背景不同，對於看到的東西，什麼重要，什麼不重要，給出的解釋也不同。殷墟發掘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為傅斯年和李濟他們明白，考古的目標不僅僅在於文字。

郝倖仔：不僅史學，文學也如此。民國初年，陳寅恪從西方帶回文獻整理的理念，用於研究中古的文學，剛開始是佛教和敦煌的文學，後來用於明清文學。這條從語言學入手文獻的路子，是文史研究最正的一條路子。大陸五十年代之後就中斷了。歐美漢學基本上繼承的就是這條路子。哈佛大學即為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世界重鎮，在這一領域積累了數量龐大的藏書。

黃進興：說到史語所收藏之重要文物資料，包括殷墟古物、商周青銅器、居延漢簡、歷代碑帖、墓誌、中國少數民族文物、明清檔案、俗文學資料等等，皆為1928年建所以來長期積累的財富。抗戰發生後，為了保護研究材料，所有典藏，包括文物、儀器、標本等等，統統裝成1000多箱，輸運後方，跟著史語所輾轉遷徙。1949年撤退到臺灣，直至1955年遷至現址（臺北南港）之前，其間27年，史語所的大部份時間都在戰亂流離中度過。雖然部份圖書文物在戰爭中遭到損毀，但大多數得以保存，史語所的研究工作亦得以持續。

郝倖仔：王汎森院士在史語所所長任上，逢80周年所慶，編寫一部《中國史新論》，還拍攝一部紀錄片，《走過八十年》。但好像未曾在大陸公映過。

黃進興：史語所研究人員為此特意回訪大陸與臺灣的舊址，探索當年遷徙的歷史，製作這樣一部紀錄片。拍的不錯，但確如你所說，大陸沒放映過。

郝倖仔：我仔細觀摩兩遍。此片在一些細節上，還是很想表明親近大陸的態度。一則，史語所創於廣州中山大學，有獨立所址始於遷入「柏園」，與中共三大會址「逵園」，位於同一條恤孤院路上，門牌號分別為35號與31號，強調咫尺之遙與冥冥之緣。第二，強調1948年底史語所本想遷往廣東、廣西，或者臺灣—即臺灣並不是方向性明確的唯一選擇—但因為1948年12月15日，傅斯年被任命為臺灣大學校長，所以史語所才最終遷往臺灣。我查了王懋勤所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史資料初稿》，記載1948年12月1日，史語所召開所務會議，決議聽候政府及總院作最後之決定，因此遷往臺灣。

黃進興：這部紀錄片偏重於地景和建築，而不是學術。如果是學術的發展，我們已經有很多這方面的資料了，所以偏重在地方的記錄。就像你這本書，偏重於學人的口述，也是這個邏輯。

郝倖仔：史語所一直以來的標籤就是「史料學派」，傅斯年老所長提倡「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深入人心。因為強調史料，且史料不限文字，所以才會有多年來對於考古、地質、文書、採集民謠、各種標本的收集。像紀錄片這樣的影像表達，其實也是史料，這又說到史語所另一項世界第一—數位典藏。

黃進興：史語所的數位典藏工作賦予史料學派新的意義。典籍數位化的前提和基礎是典藏。史語所自己典藏豐富，所以率先做起來，1984年發端，也是摸索，畢竟華人世界尚無機構做過。發展過程中，不斷出現很多新的概念，包括空間人文學的概念、物質文化和流行文化的統計、人群的移動、文本裡面的情緒等等，都是要依靠數位工具的幫助來完成。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運動還未結束，中研院的數位典藏工作就開始了，7000件相關文物以及影音材料得以保存，一周年後完成上線，是臺灣史上對於社會運動反應最快、檔案保存最完整的一次。傅斯年老所長一直強調新材料、新方法，所以為了能將史料說盡說透，就應該窮盡各種研究方法。而史語所的數位典藏，即延伸並且賦予史料學派新的意義。

郝倖仔：做史語所所長，就要面對一個問題，即所外之人批判史料學派時，身為所長應該怎樣去回應。我向前所長杜正勝先生提出這個問題，他回答說，對於我們的老祖宗，不能總是大概的恭維，應該有一個客觀的瞭解，要能夠具體講出他在學術探索上的意義。當然，這個瞭解應該是同情、肯定的瞭解，而不是批判性的瞭解，因為我們到底是史語所的人。

黃進興：史語所創建之初，史學組的研究重點有二：文籍考訂和史料徵集；遷臺之後，第二代的勞榦和嚴耕望在1960年代，第三代的許倬雲和陶晉生在1970年代，都先後離開臺灣。在這個時候，史語所的歷史學基本上完全就是文獻考訂之學了，外界對於「史料學派」的負面評價，包括胡適和何炳棣批評史語所不懂社會科學，大多集中在這個時期。六十年代以降，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社會科學大規模引入臺灣，才開始廣泛影響新一代的歷史學者。

郝倖仔：錢穆在臺北早年的寓所「素書樓」，展示過一封錢穆寫給嚴耕望的信（七月廿七日），談到自己的新書《雙溪獨語》時說：「近來士不悅學，於古書多未經目，率陳己意，恐讀吾書難入。然亦自娛而已。並稍立標格，欲使真向學者，知有一規模耳。院士選舉如沈某，豈非一索即得，言之增慨。」信中所言「院士選舉」，應該是指中央研究院第8屆院士評選（1970），嚴耕望與沈剛伯同屆折桂；錢穆是第7屆院士（1968）； 後此信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3卷，標注的寫信日期為1972年。由以上細節可推測，信中所言「沈某」大概是指沈剛伯。因為沈當選院士的1970年正是臺灣史學界新學風興起之時，即您說的西方社會科學研究史學的新思潮；而錢穆與嚴耕望皆為舊史學的典型。所以我進一步推測，嚴、沈二人同在第8屆選院士，審查討論環節必有互相比較，且錢前屆當選，應該參與新屆之評定。所以錢穆才會有信中感慨，「於古書多未經目，率陳己意」似言沈剛伯代表之新學風。杜正勝先生看到這一部份，表示想為沈剛伯多說幾句。杜公很佩服沈的史識，固非沈為其業師之故；且杜與錢穆曾有近距離接觸的經驗，受益於他的指點，〈徘徊於素書樓門
墻之外〉一文有記。但錢穆1976年9月曾有一篇文章，事後的驗證讓杜公感覺之史識實在不及沈。杜公舉此例想說明多為沈講兩句公平話的理由。

黃進興：總之，史語所的歷史學，面臨的學風轉向就是這個樣子；語言學這一塊，與初創時期也有很大改變，傅斯年、陳寅恪的時代過去了，他們當年認定的歷史語言學，即英文所名中的philology，與現代的語言學，在學科系統上已經不一樣了。所以，史語所的語言學組於1997年分出去，成立獨立的語言學所。史語所這棵老樹，一直保留最初的歷史、考古、文字學的主幹，並持續發展；遷臺之後，又分出來兩條新枝，一個是民族學研究所，另一個是語言學研究所，構成1950年以來史語所在建制上的變化走向。老所名稱「歷史語言研究所」維持不變。

郝倖仔：有一個細節，我列席第33屆院士會議現場，發現正中央懸掛中山先生像與國民黨黨旗。是否歷次院士會議一直如此佈置？

黃進興：是的。至今如此。

郝倖仔：說到建制，關於「組」這個概念，得請您好好說說。所裡老人都跟我說，搞清楚「組」的意義、「組」的精神，對瞭解史語所的歷史非常重要。2003年，中研院取消「組」建制，代之以「學門」。研究所史時，我原以為只是名稱的變更，後來發現遠非如此簡單。

黃進興：史語所初創於廣州，1929年遷北平後，建制調整為歷史丶語言丶考古三個組。1933年由北平遷上海，繼遷南京，同年5月增設人類學組。撤退臺灣之後，1958年增設甲骨文研究室，後易名文字學組。1997年語言學組獨立成所。2003年配合院方廢組政策，改「組」為「學門」。這條線捋下來，你就看清楚了，「組」是一個從創所伊始就沿用的老建制。老史語所的規格就好像大學裡面的文學院。文學院下面有若干個系，史語所下面有若干個組。第一組是史學組，第二組是語言組，第三組是考古組，第四組是人類學組，第五組是文字學組。

郝倖仔：第幾組是正式的名稱嗎？

黃進興：是的。正式的名稱就是稱呼第幾組。因為組是有建制的組，每個組主任都有行政加給，是拿津貼的。組的人事權歸組管控，組也有經費。

郝倖仔：那組的權力蠻大的。大陸文教系統大多屬於事業單位，一個單位的權力說到底也就是人事權和財權這兩項，且事業單位不創造經濟效益，所謂財權不外乎財政預算的分配權。所以大陸此類事業單位的一把手—臺灣稱為「長官」—說白了只是有個級別和相應的待遇，權力很有限。因此流行一句話，說文教系統的領導是紙老虎，咬人也不疼。

黃進興：組主任有人事權，就是用人的提名權。提名權在組，不在所。當然用人也不是組主任一個人說了算，最後還要到所務會議上投票，取得各組的認同，才能算數。但是發動機還是在組。所以組主任的任務就是要有眼光去物色人才。

郝倖仔：這樣看來，組主任重視哪一方面，甚至可以決定這個組今後的發展偏重哪一方面。

黃進興：是的。組主任要把握這個組的學術方向。只要發現一個人足夠優秀，能夠說服其他人，組主任就可以提名進用這個人，但如果組主任按兵不動，所長也沒有辦法。

郝倖仔：所長不能提名一個人進所嗎？

黃進興：不能。因為被提名者只能以「組」為單位進來，別人要問你，也是問屬於哪一組啊？沒有回答說是屬於史語所的。這就是發動機的作用，是「組」的關鍵所在。

郝倖仔：2003年以後取消「組」建制，改成「學門」。學門召集人是不是就沒有行政加給，沒有這些權力了？

黃進興：都沒有了。所以從「組」到「學門」，絕不僅僅是名稱的改變。

郝倖仔：1990年代張光直回臺灣擔任中研院副院長，希望將考古組獨立成所卻未能如願一事，已成為國際漢學界一大公案。我跟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陳星燦談及此事，他感歎，原來還是考古組呢，結果不光沒獨立出來，連組也沒了。可見「組」和「學門」的差異。只有史語所下設這樣的「組」建制嗎？中研院其他所呢？

黃進興：只有史語所如此，其他所沒有。以前老史語所的組主任在中研院都是有投票權的。一直到1980年代，院裡開院務會議，史語所有五票，除了所長那一票，四個組主任還各有一票。人文的兄弟所像近代史所只有一票，民族所也只有一票，就是只有所長有投票權。1980年代還是這種情況，至於什麼時候改了要查檔案。所以傅斯年創所的時候說，史語所每一個組主任—陳寅恪、趙元任、李濟—出去都是要當所長的。

郝倖仔：感覺以前的中研院和史語所都是地方分權制。即在院裡，所是重心；在所裡，組是重心。現在都打散了。

黃進興：的確如此。如今的「學門」，就好像是區分一下學術領域，有個人來負責，遠遠不是「組」的內涵。

郝倖仔：杜正勝先生還給我舉了一個例子，教我理解「組」的一體感。人類學門要請吃飯，請的就是原來人類學組的同仁。不會有哪位同仁說把其他組—或者史學組或者考古組—哪個好朋友叫來一起吃飯。人人都有這個邊際感。

黃進興：我這裡也有個例子。考古學門有一個自己的節日，10月13日「考古節」，紀念殷墟破土開掘的日子。而且這個考古節比史語所的所慶—10月22日—還早九天

郝倖仔：石璋如在回憶錄裡說，考古節是他擔任考古組組主任（1977年9月始）時所訂立。據說這個圈子式的節日儀式一直延續至今，每年這一天考古學門都會有聚會，並到李濟、高去尋、石璋如等前輩墳前祭拜，以志不忘。

黃進興：總之，史語所自1928年創立，至今已超過90年，近代中國學術史上，具此歷史背景的研究機構並不多。老所便有不少老規矩，新人進來又有新氣象。新舊激蕩，自然有話可說。所以你要多觀察，用心發現。

第一章 史語所建制的沿與革
一、 為什麼叫「歷史語言研究所」？
郝倖仔：「歷史語言研究所」是個老名字，反映開山前輩的建所初衷，以及他們那個時代對於歷史學的判斷。

黃進興：老史語所人都是在西方接受的學術訓練。史學組的傅斯年、陳寅恪在德國受訓，認為文獻學與歷史學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學科，做歷史要從語言文獻的掌握入手。所名故而題為「歷史語言研究所」，英譯「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Academia Sinica」。語言組（1997年獨立出去成為語言所）兩位重要人物，趙元任和李方桂，都是在美國受的訓練；另外考古組李...

導言
寫作緣起
2018年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建所90周年。華人出版界的朋友都希望能夠就此主題做一本出版物，側重梳理史語所1949年跟隨國民政府撤退臺灣之後的情況。前些年大陸持續民國學術熱，為大眾追捧的民國大師，如蔡元培、傅斯年、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等人，皆為史語所的開山前輩。那麼1950年之後，史語所在臺灣發展如何？這些前輩離開大陸之後的狀況如何？接續上來的人後勁又如何？時代變遷，學風是否依舊，精神是否長存？面對這些問題，目前大陸方面少有系統的資料梳理和專門研究。此外，史語所也認為，大陸研究1949年之前的史語所已不算少，除非有特別的角度，否則似應把重心放在「1950年之後的史語所」，學術價值較高，重中之重應在1980年之後。故本書希望就此展開細察，承前餘熱，啟後新聲。

黃進興先生是這本書的靈魂人物，慨然應邀為兩岸讀者總述史語所遷臺之後的發展與變革。黃進興現任臺灣中央研究院人文副院長，2009年至2016年做過7年史語所所長，自1983年取得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之後回到臺灣，迄今服務史語所整整40年。其視角之下的史語所—上括1950年代的遷臺前輩，下涵1980年代的新晉學人；內治學術管理，引導學風及走向；外拓國際協作，領銜「唐獎」評選—可稱為「黃進興時代的史語所」。

黃進興先生是臺灣社會歷史轉型之大背景下學界學人的一個典型，求學、治學、晉身，一條路子下來，非常具有代表性。更重要的是，長期從事學術管理工作，使他超離了完全個人化的純學術研究，參與進入時代風雲的高度，這本書以他作為橫截面切下去，觸角可以伸得更開，眼界可以揚得更高，對臺灣學界乃至臺灣社會的把握可以進入到一個更大的趨勢的層面。基於此，我向黃進興先生發出邀請，請他領銜擔綱本書的對話主體。此為本書堅定的選擇。

隔海相望還有一位97歲高齡的關懷者—戴逸先生，即我所服務的中國國家清史纂修工程（暨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的領軍人物。戴逸1947年求學北大，曾因投身地下工作，為國民政府軍事法庭逮捕，幸得校長胡適（後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長）積極營救，得以脫險。此外，當時的史語所和北大的人文學科，實為一套班底、教員共用，故所中前輩之惠澤，北大學子多有沾溉。戴逸先生每每談及，感懷追憶良多。先生非常重視臺灣學界，修史大業中多個項目交由臺灣學者擔綱負責，亦曾多次親赴臺灣交流。此上諸多情結淵源，筆者皆記錄於《秋水春樹縈懷抱》一文（刊於臺灣《傳記文學》2018年2月號）。此文旨在向臺灣學界彙報清史纂修進程，余英時先生初讀草稿時，甚感興趣，曾有意推薦給廣州《南方週末》發表，後因臺灣《傳記文學》雜誌盛情難卻，已然排版，故終刊於後者。

黃進興先生在臺灣一直關注清史纂修的進程和國際影響。從戴逸先生會見美國清史研究領軍人物、哈佛大學副教務長（Viceprovost）歐立德教授（Mark. C. Elliott），到戴逸先生應科大衛（David Fature）教授之邀委派代表團赴香港中文大學講演以宣進度，黃進興先生有感於戴逸先生的開明胸襟和虛懷若谷，高度認同他相容並包的方法論思想，以及他致力於促進不同文化、不同研究方法之間相互理解、相互借鑒的諸多努力，故曾擬邀請戴逸先生訪問中研院，但終因擔心老人家長途遠涉而未能成行。二人一直保持贈書往來，臨穎神馳。

戴逸先生負笈北大的少年記憶，黃進興先生治學於所的半生守望，二者前後銜接、相繼見證了史語所的前世今生，也賦予這本書以海峽兩岸史學共通的高度。

前世今生
學界慣稱1950年之前、大陸國民政府時期的史語所為「老史語所」，是中國現代第一個史學專業研究機構。

1928年，史語所成立，同年開始為期十年、共計15次的殷墟發掘，揭開科學考古的序幕，為世界矚目。當時國際知名的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顧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都曾實地考察過安陽現場。老史語所主持的殷墟考古就是各民族各國家的集體協作，就是奧林匹克金牌。

不僅如此，20世紀中國歷史學最具影響力的四大發現，即殷墟的挖掘、居延漢簡的整理、敦煌石窟的發現和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的整理，皆與老史語所人的工作密切聯繫在一起。

創所伊始，傅斯年認為，歷史研究應該基於語言文獻的掌握，故而命名「歷史語言研究所」。這條從語言學入手文獻的路子，是從王國維以及老史語所的傅斯年、陳寅恪一脈下來的、中國傳統史學最正的路子，也是國際歷史學研究的核心方法論。大陸1950年代之後就中斷了。歐美漢學承繼的基本就是這條路子，哈佛大學即為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世界重鎮。

老史語所及其代表性學風所形成的史料學派，是20世紀初中國文史學界的革命。《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從編纂的格式到寫作的習慣，再到嚴謹的審查，使得早期大陸和戰後臺灣整個大的風氣風格以及學術倫理，均是在史語所的衝擊之下形成。

因此，老史語所起到了中國現代人文學術奠基的作用。它不僅僅是一個歷史研究所，還是整個人文科學的研究所。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史語所是第一個走向現代意義的學術社群。發展的初始階段，遭受戰爭帶來的過於巨大的干擾，使得學術社群自身註定要出現的一些跡象，藉由戰亂時代提前顯現出來。

史語所在華人學術中，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構。你衹要願意在這裡好好待著，真的可以無求聞達於諸侯，就能有機會。史語所彰顯出一種幽暗意識，大家都不是天使，人聚集在一起，就一定會產生各種問題。但是傅斯年創造出這樣一個環境，讓有志於做學問的人有機會在這裡好好讀書，這在華人學術社區裡面非常難得，即使有一些值得批評的地方，還是必須承認，在史語所，學術永遠排在第一位。因為史語所人才濟濟，自己也面臨內 部競爭激烈的現實，乃至於鬥爭，但是可貴在於，對外卻能做到團結一致。派系鬥爭哪裡都有，做到史語所這種境界，是真正要有這樣一個氣魄在。

1949年，史語所跟隨國民政府遷居臺灣。之後的發展歷經三個階段：

1950年至1970年，主要工作為延續大陸學術的發展，即整理大陸考古發掘所得遺物，並發表報告。

1960年代，許倬雲等學成歸來的臺籍留美學者，在臺灣掀起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歷史學的思潮，包括影響和訓練學生、開創新的風氣、推行新的方法論。這在當時是一個突破，直接推手史語所在1980年代之後沿此路徑走到今天。1970年代，許倬雲、陶晉生離開臺灣，史語所完全淪為文獻考訂之學，歷史學式微。外界對史語所「史料學派」的詬病，多集中於此時。

1980年代，臺灣經濟高速發展，政府推行兩個五年計劃，鼓勵留洋學人回臺服務。這一批「洋博士」，經過20年沉潛期，於2000年之後開花結果，爆發式、集中性地獲頒「中研院院士」等學術榮譽。他們的成就與國際影響不斷加持西方史學的研究道路。即此而觀，史語所自身其實也經歷了一個復興的過程，因為家大業大，底子雄厚，所以衹要有合適的人出現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位置上，影響立刻彰顯。

另一方面，史語所今天的學術走向，與傅斯年創所時的宗旨產生偏離，包括學術方法、研究範圍乃至議題等等，都有不小的差距。面對如此大勢所趨的演變，所內外出現各種說法，各種價值判定。茲錄黃進興先生2018年於香港的一段講演，作為史語所「80年代學人群體」自己的聲音：

「傅氏所創立的史語所在大陸時期，網羅諸多名家，治學成績斐然，自是蔚為漢學重鎮。嗣後遷臺，史語所同仁不畏時局的困厄，堅守崗位，一心向學，猶得弦歌不輟；尤其1980年後，再次成為臺灣史學生力軍的匯聚之所，各方學人歸來，盡情揮灑，大放異彩，已非原初傅氏史學所能矩矱了。」

怎樣看待這一學風的轉變對於創所宗旨的揚棄？遷臺之後的兩次分所，與歷來幾度討論分所，是否根源於創所之初就存在的天然裂縫—學術整合之艱？

當世界各大學派齊聚於今天的中研院和史語所，自然而然就會衝擊到從老史語所延伸下來的、明確的師承與宗派意味。面對這樣一個什錦拼盤，其中再沒有哪一個人會說，自己有這個能力可以把大家都領導起來、整合起來。傅斯年不可複製，那個年代也不會重來。這是否意味著學術的主軸已經不見了？那麼得失何在？又對新局面下的「史語所所長」一職提出怎樣的要求和自我角色的定位？

靠殷墟發掘起家的史語所，遷臺後失去大陸田野，如何延續學術薪火，別開一番生面？在位於臺北南港的史語所文物陳列館中，殷墟古物的保存狀況如何？兩岸考古學界圍繞殷墟考古資料為核心，又生發多少交流與合作、努力與探索？

很長一段時間，因為臺灣的開放和遙遙領先的研究成果，使其長期成為西方瞭解中國文化的唯一窗口，也是國際漢學在東方的第一重鎮。大陸改革開放之後，敞開大門，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對臺灣這一優勢有所衝擊。史語所如何在問題的取向等方面，與大陸的中國文史研究做出區隔，保持自己獨特的存在性？

除卻「民國學術熱」裡的大師，遷臺之後的史語所也是眾星閃耀，先有余英時、許倬雲、陶晉生、嚴耕望⋯⋯，後有80年代海歸學人的傑出代表，杜正勝、邢義田、臧振華、石守謙、黃進興、王汎森、王明珂⋯⋯他們如何以自己個性的智慧與研究，為史語所的精神與學風、方法論與學術範式，做出各自的詮釋？如何一代一代薪火相傳？又如何自處、相處、彼此激盪？

探究這些問題，就是進入史語所這個文化寶藏的路徑所在，從歷史表層到歷史內裡挖掘內涵，總結文明類型及其啟迪。這樣做，也符合胡適之「整理文獻，輸入原理，研究問題，再造文明」的新文化運動宗旨，而史語所最初不過是他實現這一理想的學術工具。

導言
寫作緣起
2018年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建所90周年。華人出版界的朋友都希望能夠就此主題做一本出版物，側重梳理史語所1949年跟隨國民政府撤退臺灣之後的情況。前些年大陸持續民國學術熱，為大眾追捧的民國大師，如蔡元培、傅斯年、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等人，皆為史語所的開山前輩。那麼1950年之後，史語所在臺灣發展如何？這些前輩離開大陸之後的狀況如何？接續上來的人後勁又如何？時代變遷，學風是否依舊，精神是否長存？面對這些問題，目前大陸方面少有系統的資料梳理和專門研究。此外，史語所也認...

黃進興
頭回見到郝倖仔博士是2016年5月，她隨學術代表團前來史語所訪問。當時只覺得郝博士爽朗健談，不知是否這次參訪留下美好的印象，之後她遂發願撰寫「史語所的簡史」。由於近年大陸有股「民國熱」，書寫大陸時期史語所的文學或歷史均相當蓬勃，居中亦不乏佳作。我遂建議她不妨聚焦於「史語所在臺灣」。一來，史語所在臺灣時間上業已遠逾大陸時期；二來在臺灣的史語所，一方面不只繼承了前人成果，並且能推陳出新，帶來一股新學術的風氣，而與大陸時期迥然有別；加上兩岸隔閡既久，或許更能滿足外在學界的好奇心，從而幫助彼此的交流與切磋。果真，郝博士從善如流，接納我的建議，徑取臺灣的史語所作為分析的焦點。

按郝博士原為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高材生，學有專精，古典文學尤為通曉；有意以現代學術史為志業，理應駕輕就熟。她花了四、五年的時間，根據文獻資料、田野調查、親自訪談，三路齊發，終於成就這部生動有趣、信實可靠的對話錄。她不辭辛勞，曾多次到南港史語所親自採訪，與所內同仁深入交談，並且和海內外的學術知情人士交換意見，遂得完成此一巨作。

個人曾忝為史語所所長七年之久，得見郝博士有此努力的成果，尤感欣喜與欽佩，盼此一對話錄有助於學界瞭解史語所近況，不吝予以批評與鼓勵，促進未來學術的交流和進步。

史語所第一代的前輩，名考古學家李濟先生曾言「史語所凡九遷。」蓋謂其時國家多難，社會動盪，史語所逼不得已東西南北顛沛流離，但終究香火不絕如縷：一群知識分子兢兢業業，堅守崗位，薪火相傳，此或許可激發後人，追求學問的榜樣。

史語所的歷史將近百年，若衡諸民國以來所創制的學術機構，確實罕見。在史語所擔任所長期間，我常接到大陸學人的溢美之詞，謂「史語所」乃是「學術的麥加」或「求知的淨土」，此不外著眼本所自由、多元、不進則退的學風。但對我個人而言，在我的想像中，「史語所」毋乃更像宮崎駿動畫中的「霍爾的堡壘」，是一棟無時不在變化和移動的「知識堡壘」，雖只是一粒殘存的火種，但仍隨時發光發熱照亮身處之境。

黃進興
頭回見到郝倖仔博士是2016年5月，她隨學術代表團前來史語所訪問。當時只覺得郝博士爽朗健談，不知是否這次參訪留下美好的印象，之後她遂發願撰寫「史語所的簡史」。由於近年大陸有股「民國熱」，書寫大陸時期史語所的文學或歷史均相當蓬勃，居中亦不乏佳作。我遂建議她不妨聚焦於「史語所在臺灣」。一來，史語所在臺灣時間上業已遠逾大陸時期；二來在臺灣的史語所，一方面不只繼承了前人成果，並且能推陳出新，帶來一股新學術的風氣，而與大陸時期迥然有別；加上兩岸隔閡既久，或許更能滿足外在學界的好奇心，從而幫助彼此的交流與...

序(黃進興)
導言

第1章—史語所建制的沿與革
一、為什麼叫「歷史語言研究所」？
二、歷史學門
三、人類學門
四、考古學門
五、文字學門

第2章—1950年之後的分期與蛻變（上）
1950-1970年代：老史語所的延續和新思潮的湧入
一、結束與重啟
二、黨禁與新思潮（1960-70年代）
三、臺大合聘開課
四、智識時代的落幕

第3章—1950年之後的分期與蛻變（下）
1980年代的重新起飛
一、人文研究最好的環境（做學問最好的地方）
二、收穫季與院士制度
三、1980年代是分水嶺
四、院士養成記
五、考核標準與「君子國」

第4章—史語所的歷次分合
一、1997：語言組獨立成所
二、考古組獨立計畫夭折
三、1955：史語所分所？ 民族所創所？
四、近代史所：與民族所同時增設

第5章—所長與人才
一、屈萬裡時代：文籍考訂獨步，歷史學式微
二、所長眼中的「所長」
三、所長角色的變與不變
四、求賢虜學人才

第6章—殷墟古物在臺灣的保存
一、歷史沿革與舊館改造
二、檔案中的老史語所殷墟發掘
三、學術研究型博物館
四、兩岸合作與探索
五、社會影響與文創開發

第7章—史語所的國際化（上）
爭取國際學術空間
一、從西洋史到世界史
二、GIS：國際化與「產業化」
三、傅斯年講座的靈驗
四、胡適夢想的實踐
五、史語所的大陸印記

第8章—史語所的國際化（下）
唐獎漢學獎的評審
一、仿效諾貝爾獎，沒有秘密
二、評審委員與評審團
三、打造國際學術獎品牌
四、召集人的故事及期待

第9章—方法論與代表作
一、史籍自動化：史料學派的新路徑
二、集眾工作方法
三、他山之石的評價
四、方法論：閱讀與研究

參考文獻
所史
回憶錄、口述、傳記
專著
文章

人物索引
後記

序(黃進興)
導言

第1章—史語所建制的沿與革
一、為什麼叫「歷史語言研究所」？
二、歷史學門
三、人類學門
四、考古學門
五、文字學門

第2章—1950年之後的分期與蛻變（上）
1950-1970年代：老史語所的延續和新思潮的湧入
一、結束與重啟
二、黨禁與新思潮（1960-70年代）
三、臺大合聘開課
四、智識時代的落幕

第3章—1950年之後的分期與蛻變（下）
1980年代的重新起飛
一、人文研究最好的環境（做學問最好的地方）
二、收穫季與院士制度
三、1980年代是分水嶺
四、院士養成記
五、考核標準與「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