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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選集，它收集了從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大約五百年間黃河長江流域各國詩歌三百零五篇（不包括六篇「笙詩」）。《詩經》的「經」字是經典的意思，它在古代是被當作儒家經典學習傳誦的。但是，這個「經」字是後人加上去的。起初《詩經》單稱《詩》，如《論語‧陽貨》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有時也稱為《詩三百》，如《論語‧子路》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這是因為《詩》有三百零五篇，取其概數命名，以顯示它內涵的豐富。但是不久以後《詩》就被戴上了「經」的桂冠，如《莊子‧天運》曰：「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說明早在戰國時代，《詩》就已經被納入「經」的範疇。到了西漢初年，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列傳》中乾脆直接把「經」字連綴在「詩」字後面。這表明《詩》正在逐漸異化為儒家經典，意味著它的本義逐漸淡化，附加的說教色彩逐漸加深。
《說文》曰：「詩，志也。」《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古人認為「詩」的命名與「志」有關。「志」是意志精神的意思，也就是說「詩」是用來抒發心中喜怒哀樂的載體。但是，當《詩》異化為「經」以後，經過經師的闡釋，它就成了傳播儒家思想的工具，詩人作詩的本意往往被曲解，被湮沒，被蒙上層層疊疊塵埃，人們就不容易看清它的本來面貌了。
我們為何要讀詩經？
《詩經》是中國文學的濫觴。它所開創的針砭時弊、抒寫人性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為文造情」的淳樸風格，以及以賦、比、興為特徵的藝術手法，成為中國文學優秀傳統的精髓。除了文學以外，《詩經》對於學習研究商周歷史、文字音韻、上古民俗文化、社會結構、倫理道德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寶貴文獻。唐代白居易曾經高度評價這部不朽的著作，他說：「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與元九書〉）他把《詩經》列為六經之首，可見這部書在古代文人心目中的地位究竟有多高了。
詩經難在哪裡？
眾所周知，在現存古書中，《詩經》是一部比較難讀的書。清人姚際恆曰：「諸經中，《詩》之為教獨大，而釋《詩》者較諸經為獨難。」（《詩經通論‧自序》）當代學者陳夢家也說：「二十九篇《尚書》和三百篇《詩》，在經典中號稱難讀。」（《尚書通論‧重版自敘》）那麼，《詩經》難讀其原因何在呢？
首先是《詩經》語言古奧，文辭簡略，制度名物茫昧。誠如俞平伯所言：「求之訓詁則苦分歧，求之名物則苦茫昧，求之文義則苦含混。」（《讀詩札記》）其次是《詩經》因為年代久遠，作者多不可考，創作背景大多不明，作詩本意難以索求。
怎樣學習詩經？
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從孟子提出「以意逆之」算起，已經有二千多年的歷史了。歷史上孟子、朱熹、胡承珙、陳奐、馬瑞辰、姚際恆、方玉潤、胡適等許許多多學者都曾提出過一些自己的主張。人們經過不斷摸索體驗，認識漸漸趨於一致。《詩經》難讀主要在語言和詩旨兩端，有鑒於此，一般認為研讀《詩經》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一、研讀《詩經》當從訓詁入手，首先要基本讀懂《詩經》文字。
二、拂去歷代經師蒙在《詩經》上的塵埃，直接涵泳篇章、尋繹文義，主要從字裡行間探求作詩本意。
三、對一些有關《詩經》的基本常識也應當有所了解，比如，什麼叫風、雅、頌，什麼叫賦、比、興，等等。
四、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學風。
下面就這四個方面稍稍展開談一談。
第一，了解《詩經》語言是研讀《詩經》的基礎。這個道理用不著多作解釋，因為閱讀古今中外一切作品，沒有不是先從通語言開始的。只是《詩經》語言古奧，其重要性顯得更為突出罷了。《詩經》是用上古漢語寫的，所以我們需要注意古今詞義的異同以及一些基本的古漢語語法規則。如〈召南‧行露〉：「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這個「家」字到底是什麼意思？現在一般解釋「家」為「家室」、「家庭」，因此認為這是一首女子拒絕已有妻室男子求婚之詩。但是，這樣一來，「室家不足」一句就不好解釋。難道「室家」（即結婚的聘禮）備足了，就是重婚也可以容忍了嗎？其實，「家」在古代還有「家產」、「家資」的意思。《禮記‧檀弓》「君子不家于喪」、《莊子‧列禦寇》「單千金之家」皆可為證。通觀全詩，詩中女主人公是願意成婚的，否則開頭就不會說「豈不夙夜？謂行多露」了。但是，男主人公以無錢財作為不備足聘禮的藉口，甚至還以打官司來要挾。為了揭穿男子的謊言，女主人公責問：誰說你沒有家資，否則哪來錢把我找去打官司？據《周禮》記載，當時獄訟是要付訴訟費的。一字訓釋的出入，就導致對全詩詩旨的理解截然不同，真是牽一髮而動全身了。研讀《詩經》，要具備一定的古漢語語法知識，如疑問句中疑問代詞作賓語必置動詞之前（〈鄘風‧載馳〉「誰因誰極？」即因誰極誰）；否定句中代詞賓語一般也在動詞之前（〈魏風‧碩鼠〉「三歲貫女，莫我肯顧」，即莫肯顧我），等等。除了這些基本知識以外，還應當了解《詩經》本身語言的特殊性。《詩經》是韻文，以四字句為主體。為了滿足押韻和句字的需要，它的文例和散文有所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一些地方：
1.多有倒文。如〈邶風‧匏有苦葉〉「招招舟子，人涉卬否」，「招招舟子」即「舟子招招」之倒文。〈邶風‧擊鼓〉「『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順言之，應是：「執子之手，與子成說。『死生契闊，與子偕老』。」
2.多有省文。如〈豳風‧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七月」、「八月」、「九月」下並省略「蟋蟀」二字。〈召南‧江有汜〉「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以」下當省「歸」字。
3.多有增文。當一句不足四字時往往要增添無實義的語助詞足句。這類語助詞常見的有「其」「有」「斯」「思」「于」「言」「曰」「聿」「云」「薄」「式」等等。如〈陳風‧衡門〉「豈其食魚，必河之魴」，〈大雅‧文王有聲〉「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秦風‧小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上例中的「其」、「思」、「言」只是湊足音節，並無實義。
4.多有互文。上下文文辭或文義互相補充、呼應，就叫互文。如〈周南‧葛覃〉「薄汙我私，薄澣我衣」，言趕緊洗淨我的內衣；「私」「衣」互文，私衣即內衣。〈衛風‧碩人〉「邢侯之姨，譚公維私」，言邢侯、譚公皆是莊姜之姻親；於邢侯曰「姨」，於譚公曰「私」，互文也。〈大雅‧卷阿〉「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意為高崗朝陽，梧桐生其上，而鳳凰棲於梧桐之上鳴叫。互文有節約文字、避免重複、曲折微妙的作用，因此被《詩經》大量採用。
要是我們對這些特殊的文例不了解，極有可能誤解詩意。
第二，以詩文本身作為解讀《詩經》的主要依據。歷來有「詩無達詁」的說法，尤其對《詩經》的題旨，往往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有時很叫人頭疼。古人曾經撰寫《詩序》，試圖點出每一首詩的題旨。但是後來人們逐漸發現，《詩序》和詩的內容往往有所出入，甚至風馬牛不相及。因此宋代大學問家朱熹就力主廢《序》，提倡通過涵泳篇章尋繹詩意。也就是主張拋開《詩序》說教的約束，反覆誦讀詩文，自己體會文義，從而探尋詩人作詩的本意。但是這種方法仍然不能避免歧見的產生。除了因為個人學識修養等因素以外，有的詩歌本身寫得比較模糊，容許有不同的解釋，因此見仁見智是很自然的事情。
遇到說《詩》分歧，我們該怎麼辦呢？首先可以分析一下各家分歧的焦點在哪裡，他們提出的理由或舉證是否充分，更重要的是，自己要細讀詩文，反覆涵泳，看看有沒有蛛絲馬跡，可以作為解決問題的突破口。像上面所舉的〈召南‧行露〉中的「家」字就是突破口。我們再舉一例：〈周南‧汝墳〉，《詩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按照《詩序》的說法，這是一首婦人勸勉丈夫的詩。在國難當頭的時候，妻子能深明大義，雖然與丈夫久別重逢，仍然以「正道」勉勵丈夫以王室為重，希望丈夫再赴國難。因此說文王之道已經深入人心。但是，涵泳詩之末章，總覺《序》說似有未安。如果是婦人勉勵其夫，為什麼要說「雖則（王室）如燬，父母孔邇」？「父母孔邇」，意思是父母近在眼前，其背後的意義就是你怎能忍心撇下父母不顧呢？這分明是婦人抬出公婆拖住丈夫後腿的話。這兩句詩對解讀本詩至為關鍵，因此〈汝墳〉其實是寫婦人挽留丈夫，不讓他再度離家遠走，《詩序》恰恰把它說反了。《詩序》是為《詩》教服務的，它所闡發的詩義大部分是引申之義，而非詩之本義。但我們也不贊成不分青紅皂白，把《詩序》一腳踢開。平心而論，《詩序》也並不全是空穴來風，有一部分《詩序》還是和詩篇的內容比較貼近，如謂〈召南‧摽有梅〉「男女及時也」，謂〈邶風‧新臺〉「刺衛宣公也」，謂〈陳風‧株林〉「刺靈公也」，謂〈小雅‧小弁〉「刺幽王也」，謂〈大雅‧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謂〈周頌‧清廟〉「祀文王也」等等，大旨都不誤。因此對於《詩序》應當作實事求是的分析，該吸收的要吸收，該參考的要參考，該揚棄的要揚棄，這才是正確的態度。
第三，要具備一些有關《詩經》的基本知識。這裡只對「六義」作一簡單介紹。所謂「六義」，就是《詩經》中的六個基本概念，即風、雅、頌，賦、比、興。
風《詩經》本是配樂演奏的樂歌，「風」當指樂歌的聲調。〈大雅‧崧高〉「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左傳‧成公九年》載鍾儀「操南音」事，范文子說他「樂操土風」，這些都是「風」為聲調的明證。「風」既泛指聲調，當然包括「雅」「頌」在內，但編《詩》者把「雅」「頌」獨立出來，「風」就專指各地土樂了，如〈衛風〉就是衛國的土樂，〈秦風〉就是秦國的土樂，依此類推。
雅「雅」是「夏」的通假字。《荀子‧榮辱》：「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王引之曰：「雅讀為夏，夏謂中國也，故與楚越對文。」因此，「雅」當指西周鎬京及其周圍地區之樂歌。「雅」何以又分大小呢？有人說，〈小雅〉多為宴饗之樂，〈大雅〉多為朝會之樂；也有人說，〈小雅〉比較短小，〈大雅〉比較長大。這個問題現在還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
頌「頌」是頌揚、讚美的意思。〈周頌〉、〈魯頌〉、〈商頌〉就是頌揚周王、魯侯、宋公或者他們祖先功德偉績之詩。
風、雅、頌是《詩經》的分類，賦、比、興是《詩經》的作法。
賦朱熹用「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來解釋「賦」，也就是說「賦」的特點是直接陳述事物、抒發感情。「賦」是《詩經》最常用的表現手法（除了「比」「興」全都屬於「賦」）。但是，直陳不等於平鋪直敘。《詩經》敘事、抒情、寫景和刻劃人物，多半採用「賦」的手法。像〈周南‧芣苢〉、〈小雅‧車攻〉、〈十月之交〉等雖然通體出之於賦，同樣寫得十分精彩。
比「比」就是比喻、比擬，也就是朱熹所說的「以彼物比此物」。它借助於兩類不同屬性事物相切合的類似處所產生的聯想，或者使抽象的事理變得具體形象，或者描繪事物的情狀使其更加鮮明生動，也可以用來寄託詩人的愛憎感情。
興在賦、比、興三者中，人們對「興」的理解最為分歧。「興」的主要作用是興起，也就是朱熹所說的「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辭」。從寓意角度看，有的興辭和所詠之辭似乎沒有什麼聯繫，如〈秦風‧黃鳥〉三章都以「交交黃鳥，止于棘（桑、楚）」起興，只是起一個定韻的作用，並無什麼深意。但有些興辭確有寓意，如〈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興男女求愛；〈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實七兮」，寓意青春易逝。因此對「興」不能一概而論，對那些只是「引起所咏之辭」的興辭，不必捕風捉影，去挖掘什麼微言大義。有寓意的興辭和「比」有時糾纏不清。兩者的主要區別是，「興」絕大部分出現在篇章之首，而「比」則隨處可有；「興」是將客觀事物與主觀情意融為一體，「比」則兩者各自獨立。
第四，研習《詩經》必須養成嚴謹求實的學風。《詩經》言簡意深，許多詩篇創作背景不甚清楚，因此解《詩》者有很大的想像空間。如果治學態度不端正，很容易走上好逞臆說的邪路。說《詩》求奇求深之風古已有之，如〈秦風‧駟驖〉「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謂秦君攜其子共出獵，「媚子」就是「愛子」，極為明白易曉。而《鄭箋》、王肅、嚴粲《詩緝》或訓為「能以道媚于上下者」，或訓為「卿大夫」，或訓為「嬖幸」，都求之過深。近些年來譁眾取寵、刻意標新立異之風也有抬頭的趨勢。如謂〈魏風‧伐檀〉為情歌者有之，謂〈陳風‧月出〉乃陳國統治者殘殺英才者亦有之，更有甚者，竟發石破天驚之「弘論」，謂《三百篇》乃周宣王大臣尹吉甫一人所作，為其一生悲歡離合之實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學術研究當然要創新，否則學術將停滯不前。但是，創新的前提必須是尊重客觀事實，要有令人信服的依據。如果沒有嚴謹求實的學風，那麼，所謂「創新」實為無根之說，無異癡人說夢。
胡適先生在一九二二年就曾說過：「《詩經》不經過一番大整理是不配做教本的。」為了方便青年學子學習《詩經》，做一點整理工作是十分必要的，比如今注今譯，就可以幫助讀者比較輕鬆地踏進《詩經》的大門，無需像先輩那樣直到「皓首」才能「窮經」。本書的撰寫目的，就是想給青年讀者奉獻一本經過整理的、通俗的、比較完備的《詩經》讀本。書中每一首詩除了原詩以外，還有語譯、注釋、研析、韻讀四部分。原詩採用《十三經注疏》本《毛詩》經文，並加標點分章。本書語譯盡量採用直譯的方式，不去刻意追求形式的優美整齊，因為過分追求詞藻華麗、句式整齊和韻律優美，容易削足適履，最終導致詩意扭曲走樣。當然，我們雖然強調「信」，但並不意味可以放棄「達」和「雅」。古詩今譯確實頗有難度，要絕對原汁原味譯出原詩神韻風貌，怕是沒有人能夠真正做得到，因此有人極力反對這項工作。其實，任何一部文學作品翻譯成外國文字的時候，任你怎樣努力，也同樣做不到絕對原汁原味的，難道我們因此就可以廢除翻譯了麼？語譯對青年讀者畢竟是有幫助的，這是不爭的事實。本書注釋力求簡明準確。《毛傳》和《鄭箋》是《毛詩》訓詁之淵藪，書中注釋既尊崇毛、鄭，又不泥於毛、鄭，兼取各家精華。凡有歧解異說，則擇善而從，並標明所出。特殊文例，若易誤解，則加說明。凡遇舊說扞格難通者，則間出己意。本書篇內之研析旨在為讀者指出一學習門徑，其中有詩旨辨析、章旨概括或藝術特色等等，以供讀者參考。本書韻讀，標出每章押韻字上古音所屬韻部，為讀者鑒賞《詩經》的韻律美以及學習上古音韻提供一點方便。鑒於上古音分部及韻部名稱目前尚未統一，茲採比較通行的二十九部，讀者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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