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兩岸關係與美利堅：台灣觀點

公共服務媒介的錢、人與問責：多重模式，兼論中國傳媒改革
前言
「中國模式」不會只有一種論述，不會只有一種實踐。同理，公共服務媒介（public service media, PSM）的模式也有許多種，各自烙印其歷史條件的胎記，面對當代資本壓力，各國PSM的奮進成果，亦見差別。

有些在商業影音環境中，被迫增加私人的贊助，如美國。與此相反，另有逆流而上，將原本是PSM部分財源的廣告，從其收入剔除，為此而短缺之數，另從財政撥款與商業稅捐挹注，如法國與西班牙。有些蓄勢待發，先由民間社團醞釀鼓動，要求其政府創新組織與開徵多樣財源，鞏固、支持與擴大PSM的能見度與影響力，平衡商業勢力，方向之一是結合高教等等非營利資源與機構，如美國。另外，同樣或說可能更值得注意的是，已經有公廣機構，如英國的BBC，力能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卻又因為其市場競爭力強大，因「成功」而遭忌，政治力在意識形態作祟，以及資本遊說的壓力與召喚下，出面阻撓PSM擴充。
「不是BBC就不可能是公共電視嗎？」答案是明顯的。何況，BBC本身也歷經變化，並不靜止，BBC以外，PSM模式林立、五花八門，本文的任務就在釐清與闡述，先說同，後述異，目的在於從中演繹理論的憑藉、實踐的取徑，作為改革中國傳媒的參考。
中國各層級的廣播與電視機構，與世界各國的PSM，至少有兩個共同點。
首先，財產權都不是私人所有，1980、90年代以來的私有化浪潮，沒有席捲公廣領域，法國第一台之外，各國公廣機構不但維持公有地位，其頻道數量亦在擴張，包括香港特首在2009年9月宣布，香港電台未來數年內即將升級，收音機之外，另要自擁數個電視頻道，不再如同現制，只是責成私人商業台播放其節目。其次，不斷改革，隨技術條件的變化，公廣機構產制與採購的內容，不僅只是利用地表特高頻無線電波傳輸，而是業已利用衛星與超高頻電波，並進入了有線、電信系統與互聯網，這就使得傳統的PSM不得不與時俱進，成為公共服務「傳媒」（public service media, PSM），融合影音圖文於一爐，雖然各國PSM進入這個新階段的速度與表現，必有差異。
有共相，就有殊相。除了產權公有不變與服務範圍的不斷革新，各國PSM的內涵頗見差異。PSM在各國誕生的條件與性質，是很重要，惟後天演變，更稱關鍵。下文擇要簡述PSM出現的歷史背景後，隨即進入主體，分梳PSM的三個面向。一是財政收入的來源。二是人員構成，包括兩類人，一是經營團隊，再就是基層員工。PSM員工的多寡與組織形式，經常又是PSM財政大小的直接反映。三是PSM通過哪些機制（市場表現、受眾參與及資訊公開），以示對其真正主人，也就是本國公民與社會負責；反過來說，社會如何向PSM「問責」，如何要求PSM對公民負責。最後，依據對各國PSM的共相與殊相的析辨，本文主張，在公有產權的基礎下，承襲但又創新的財政與內容流通模式，可以是改革中國傳媒的優先選項。
誕生背景
反對公共廣電的眾多論述當中，相當常見的理由之一，就在反覆強調，該制度成為當年的世界主流，是因頻道稀有，如今技術發達，頻道過多而不再稀少，既然如此，公共體制就當退位。事實上，這個說法並沒有正視史實，若能正本清源，予以還原，就會發現，無論是歐洲或美國，電波資源稀有都不是最重要，更稱不上是政府高度管制這個新興傳媒的唯一理由。更不用說，不但早年已有經濟分析，指陳廣電的公共性與外部性，都是PSM問世的重要原因，迄今，更有精湛的專業解剖，指出在多頻道的年代，公共服務廣電制度不但並非明日黃花，反倒更見需要。
英國廣電協會（BBC）最早是私有，1922年由電器商聯合組成，1927年元旦改為公營，主要原因有三。先是民族與統治階級的「文化」考慮，擔心商業低俗，品味擾人。其次是市場經濟競爭的殘酷性，導致第一次歐戰，「社會」力量遂有反省，進而反制。最後是「經濟」因素，消費電子器材廠商無力供應制播節目的資源，公權力直接向納稅人抽取收視費，對硬體廠商無害，反倒有利於快速籌措生產廣播內容的經費。
美國的體制雖然不同，但仍保留二成電波作為非商業用途，商用波段不是如同土地按價出售，而是依據「公共信託」模式分配，申請人必須滿足「公共利益、便利或需要」的條件。同樣，電波稀有與否並非重點，1920年代國會就此辯論時，議員清楚指認，電波是公共財，電波承載的內容足以產生龐大的政治、文化……作用，10亦即廣播具有明顯的「社會效益」，不容任何人完全占有其利。
只是，信託與公益，只能在小範圍約束私有的商業電子傳媒。美國公共電視的誕生，還要等到1960年代。當時，民權運動風起雲湧，權利意識延伸進入傳媒，除了抨擊利潤歸私的傳媒，美國人成群結社，紛紛要求政府創設公視。1967年末，總統詹森（Linden Johnson）很快收割社運的果實，跳上推動公視的列車，要求國會快速通過法案。就在美國民眾尚且沉醉於公視降臨時，詹森迅速提名陸軍名人、曾任「通用動力」（General Dynamics）公司總裁的培士（Frank Pace）作為公視首任執行長。培士表示，他將研究如何利用公共電視，作為控制暴動之用：現在，一度熱情擁抱公共電視的支持者，不免納悶「這下子公視豈不要被詹森擁抱至死？」
創建公共電子傳媒的動力，出於政治，不是電波多寡的技術原因，同樣顯現在亞洲，只是更戲劇化。1979年南韓總統遇刺身亡、次年光州事件，隨即有大眾傳媒重新組合的政策，一舉將所有私人廣電國有化，殘酷的歷史際遇竟然意外地成為日後韓流的先河。2006年，反對泰國首相塔信（Thaksin Shinawatra）政府的示威活動長期盤據曼谷大街，軍方介入後，塔信外逃，軍方成立臨時政府，沒收塔信擁有的電視公司。幾經折衝，軍政府順應社會業已倡議一段時間的要求，亦即將該商營頻道轉變為公共電視。雖然不乏國會議員質疑，傳播學者、社會行動人士及媒改社團的意見亦告分歧，有人認為軍政府不可信賴而反對，但也有人主張順水推舟並無不可。正反勿論，2008年元月，亞洲最新的公共電視台誕生於激烈的社會與政治衝突聲中。
財政來源：政府撥款、執照費與廣告
如同誕生背景有別，各國公視的收入來源及其規模，亦見差異。節目產制經費從何處取得，對於傳媒內容的品質良窳、多樣程度與保守改良或激進的性格，固然不是一對一的決定或影響方式，卻不可能不生短期的牽制，也不會不對公視之長期性格與內部文化，發生長遠的約制及塑造之能。如果徹底依賴商業收入，並且必須自行承攬廣告、進入市場競爭的傳媒，即便產權國有或公有，其表現究竟與私有商業傳媒會有多少差異，恐有疑問。反之，縱使必須從事市場競爭、爭取合適的收視份額，但只要其產權公有，且收入不取廣告而是另由政府安排，全額撥款或取執照費，則其表現與「私有且營利導向」的傳媒，必有差異，甚至可以大相逕庭。

公共服務媒介的錢、人與問責：多重模式，兼論中國傳媒改革
前言
「中國模式」不會只有一種論述，不會只有一種實踐。同理，公共服務媒介（public service media, PSM）的模式也有許多種，各自烙印其歷史條件的胎記，面對當代資本壓力，各國PSM的奮進成果，亦見差別。

有些在商業影音環境中，被迫增加私人的贊助，如美國。與此相反，另有逆流而上，將原本是PSM部分財源的廣告，從其收入剔除，為此而短缺之數，另從財政撥款與商業稅捐挹注，如法國與西班牙。有些蓄勢待發，先由民間社團醞釀鼓動，要求其政府創新組織與開徵多樣財源，鞏固...

「新聞」一詞，最早可能是出現在唐朝。兩岸具有「現代新聞」意義的連動，最早可能起於1870年代。
根據溫禎文的考查，上海《申報》在創刊那一年底，報導前一年（1871）發生在八瑤灣（今日屏東縣滿州鄉港仔村）的船難事件，登陸的琉球人有五十餘位遇害。《申報》刊登該則新聞的同時，另有按語，指這是否事實，「未可知也」。這個按語引來讀者質疑報社，「不敢保證其真實性」，顯見沒有查證。當時，《申報》想要從官方探知真偽，「難如登天」。過了一年多，原本與日本無關的屏東海難，成為東瀛覬覦台灣領土的口實。當時，明治維新啟動不久，日本的「征韓」派失勢，「征台論」取而代之，日人利用美國人李仙得「番地無主」的謬論，執意派兵入台。這時已是1874年4月，《申報》記者於是來台，並在報頭說明，這次派遣專人赴台，是要藉機宣告自己的「新聞最為詳盡」。
依照此說，「採訪記者」（特派員）在中國出現的較早（甚至也許是第一個）例子，起因於後來演變為日本首次發兵侵台的「牡丹社事件」。
兩岸新聞業的發達，相去千年，但民間新聞得以後來居上的原因，基本相通。
新聞史學者朱傳譽曾有專書，指出在官辦的邸報之外，宋朝已經另有民辦的「小報」。業主出資聘請專人，向接近皇帝或其他「消息靈通人士」打探，「小報的每一條消息，都是靠採訪而得……小報有了專任的記者」，如「內探」就「相當於今日跑總統府的記者」。這些小報的內容有兩大特徵，頗能牟利。
一是「人情喜新而好奇」，尤其是在外患入侵，民眾想要知道時局政情之際，就會有小報「打破官方新聞限禁，迎合與滿足民眾需求」；雖有外患，宋朝與先前的唐朝不同，宋朝已是「夜禁鬆弛……到處商鋪……夜生活豐富……遷徙自由」。二是小報以誇張不實或聳動說法，作為廣為招來的手段，舉凡宮廷祕辛或名人八卦，不是口語謠言，而是白紙黑字，就在小報版面刊登，甚至出現假造詔書，抨擊在朝擔任宰相前後17年的「蔡京……公行狡詐，行跡諂諛，內外不仁，上下無檢」。
小報為了牟利而衝擊權威，朝廷自然採取多方手段，試圖禁止其發行。看小報被抓流放五百里，有人告發看小報，賞以銀兩。但殺頭生意還是有人做，小報屢禁不絕，存在長達兩百多年。唐朝的「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的「新聞」，並無貶義。但是，最慢至南宋1236年，已有著作指小報的內容多有「洩漏之禁」。報人只好「隱」小報之名，轉而「號之曰新聞」；至此，「新聞」二字等同於「小報」刊登的內容。這個時候，「新聞」的中性乃至正面形象，形同受累而成為貶抑之詞。
宋朝之後，華人社會的這類報刊，略可比擬但也不可同日而語的，包括1950年代初，創刊在台北市的《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兩報從1960年代中後期起，以渲染「社會新聞」逐漸使官營報紙失去主導地位。從1970年代開始，它們大放異彩二十餘年。在這個階段，我國從1970至1989年，年均經濟成長率逼近10%。兩報在1980年代初由美國稽核組織背書，相繼聲稱發行量達百萬，直到上世紀中後期、乃至本世紀初，兩報仍執言論之牛耳。陳飛寶教授來台訪談取得之資料，指兩報集團的海內外員工最高曾有六千與四千多人，即便兩個數字難以核實而可能需要打個折扣，規模仍很驚人。李金銓教授在本世紀初受訪，認為戒嚴年代的我國，《自立晚報》之外，位居主流的兩報迄至1990年代的二十餘年間，「開闢論壇、專欄灌輸民主價值」，對台灣有「莫大貢獻」。
電視在解嚴前的新聞表現，比較乏善可陳，儘管台、中與華視（三台）派駐海外的特派員與地方記者人數，如果比較現在的24小時新聞台，可能還是比大多數頻道，來得多些。我國約有十個全天候電視新聞頻道，電視記者的總人數雖多，分配到的資源卻少了很多；南韓與英國人口及電視的收入，數倍於我國，但南韓24小時新聞頻道僅一個，英國是兩或三個。這就使得我們的電視記者，若要施展所長，並不容易，即便記者仍在努力，讓人想起一百餘年前，韋伯（Max Weber）所說：「值得吃驚的，是在這些情況之下，這個（按：記者）階層中居然還有許多可貴的、道地的人存在。」就此理解，中視董事長鄭淑敏1999年在報紙刊登的付費評論，令人讀之心有不忍。她控訴，「商業競爭已經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每日節目收視排行……使已經惡劣的電視生態雪上加霜……令所有的電視人變成『蛋白質』（笨蛋：相信節目排行榜有意義，白癡：去附和追逐節目排行榜的爛規則，神經質：成天為節目排行榜雞飛狗跳）的行徑。」
往後，電視新聞的激烈競爭以及名嘴現象，並未減弱，反而加強。這是因為，電視新聞資源分散在前，記者的工作條件已經無法合理，其後，又隨著影音科技平台／社交媒介（如谷歌與臉書……）的出現，廣告主更是「移情別戀」，傳統媒介收入銳減，記者的處境雪上加霜。從2010至2020年，我國GDP增加超過四成，但上百電視頻道的廣告收入，從261億減少至176億；報業更驚人，由120億陡降為14億，兩報的路線與品質分道揚鑣，新興的第三家報紙旗幟鮮明。曾有《看》雜誌在這段期間調查，發現七家新聞頻道及四家無線台的新聞時段，「三器」新聞的比例平均高達43.4%，亦即記者的消息來源或取材對象，將近一半來自「網路瀏覽器」、「行車紀錄器」與「街口監視器」。電視新聞使用三器，也許無法全免，但比例如此之高，違背專業的要求；唯一沒有出現三器的電視新聞，是遲至1998年才在我國誕生的公共電視。
公視不使用或較少使用三器新聞，主要原因，來自公視的成立宗旨，以及隨之而來的制度支持，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是公視相對必須、也能夠提供相對合理的「資源」，缺此，新聞記者的專業難有棲身空間。這個專業內涵，取決於「公共服務」的實踐，不是、無法也不應該如同醫師、律師等等專業，不宜通過政府或公會的檢測，核可其專業資格。實踐的成果不是檢驗信念的唯一標準，但最重要的標準，包括實踐的成果。
據此，提供資源讓記者專業得以發揮的較大空間，應該就是「公視」。或者，既然技術的變化天翻地覆，在手機、互聯網、串流與AI的年代，公視更準確的名稱，會是「公共服務媒介」（public service media, PSM）。這個專業表現於我國在內的所有國家，有一共同指標，亦即PSM提供的新聞，由於儘量恪守平衡而不偏倚的報導原則、理解新聞自由的真諦就在接納異端而不能只是鞏固同溫層，PSM在各國都得到較高的信任。當然，「此地不是佛國，不是滿街聖人」，這是很不完美的世界與傳播環境，PSM的報導與評論仍有性別、國家或民族、階級等等面向的偏差，遇有戰爭爆發，甚至會出現嚴重的失誤。惟若能給予總體評價，瑕不掩瑜的形容，也許不算離譜。
因此，已有國際組織，認定PSM是矯正「假新聞、不實資訊」的一帖良方；PSM愈是壯大，也就愈是能夠舒緩不實資訊對人心與民主的騷擾。始自2016年底，隨著美國總統大選，不實資訊的問題從美國往外溢散。至2017年3月，已有四個國際組織就此提出建言，題名是〈表意自由、假新聞、不實資訊與宣傳的聯合宣言〉；他們是聯合國的「表意自由特別報告人」、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的傳媒自由代表、「美洲國家組織」的表意自由特別報告人，以及「非洲人權委員會」的表意自由與近用資訊特別報告人。四個組織聯袂呼籲，表示公權力所當採取的六項重點工作之一，就是「國家應該確保強大、獨立與資源充分的公共服務媒介之存在，PSM有其清楚的職掌，就在服務所有公共利益，就在設定與維持高標準的新聞事業。」如果存在大規模的PSM，並且使其成為市場領導者，又有法規的要求，則私人產權並且以廣告為主要收入來源的電視頻道，同樣也必須服膺公共服務的角色。此時，民間商業傳媒既是依法，同時也尚有財政能力，必須、也可以遵循新聞務求平衡與不偏倚的準繩。在歐洲若干國家，公共產權且不取廣告的PSM角色重要，它們是影音新聞的主要供應者，並且也能主導市場；在這個前提之下，不少歐洲國家也有法律規範，要求「私有且播放廣告」的廣電，也要符合PSM的要求。雖然，歐洲的這個體制無法高枕無憂，是經常枕戈待旦，隨時都在警戒，務求維持這個空間於不墜，而最好是還能擴大。

「新聞」一詞，最早可能是出現在唐朝。兩岸具有「現代新聞」意義的連動，最早可能起於1870年代。
根據溫禎文的考查，上海《申報》在創刊那一年底，報導前一年（1871）發生在八瑤灣（今日屏東縣滿州鄉港仔村）的船難事件，登陸的琉球人有五十餘位遇害。《申報》刊登該則新聞的同時，另有按語，指這是否事實，「未可知也」。這個按語引來讀者質疑報社，「不敢保證其真實性」，顯見沒有查證。當時，《申報》想要從官方探知真偽，「難如登天」。過了一年多，原本與日本無關的屏東海難，成為東瀛覬覦台灣領土的口實。當時，明治維新啟動不久，...

自序

第一章　公共服務媒介的錢、人與問責：多重模式，兼論中國傳媒改革
前言
誕生背景
財政來源：政府撥款、執照費與廣告
公廣人：組織規模及垂直整合
問責公廣：資訊透明、受眾參與、公信力與收視率（質）
中國傳媒改革
結語
第二章　公共服務媒介、共和民主論與「假新聞」
前言：私有化止步
PSM實踐「共和民主論」
「假新聞」扭曲「自由多元論」
結語：燈火通明中
第三章　辨識「中國因素」，還原新聞自由：建構台灣傳媒的出路
前言
國家的矛盾屬性與轉變：從政治雙重性到納入市場想像
資本的分裂與算計：三類五種，心思不同
人民行動的效應：未曾預期與順勢爭取
還原新聞自由，積極轉化「中國因素」
結語：擴大公共傳媒管理壟斷與零散
後記與前瞻
第四章　分析台灣主要報紙的兩岸新聞與言論：聚焦在《聯合報》，1951-2019前言：何以研究《聯合報》
獨派說《聯合報》是統派報紙
官方的兩岸政策在《聯合報》
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與蔣經國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李登輝的《國家統一綱領》
陳水扁的四不一沒有
馬英九與九二共識
蔡英文的維持現狀
只有統獨嗎？《聯合報》的第三種觀點
兩岸關係的「情理法勢」
結語
後記與前瞻
第五章　傳播與市場社會主義：中國與西歐媒介的經濟分析
前言
廣告：中國媒介變革的動力
報紙：一報十一禁到報業集團
電視：有限競爭到中央台模式
電影：從國內行政分割到國際競爭
結語
《論市場社會主義》、中國與傳媒
後記與前瞻
附錄：中國媒介競爭力的增加對台灣媒介的意義
第六章　不同的殖民與墾殖、關注新冷戰、前瞻兩岸關係
前言：蔡英文總統向原住民道歉
漢人墾殖與荷蘭殖民：三個歷史差異
漢人原住民觀因通商而靠攏西方
日本殖民台灣、歷史記憶與遺忘
美國的「邊疆擴張神話」及其海外運作
美國的內政與「新冷戰」的出現
美國對抗專政的「善意」
台灣需要理解美國的「善意」
台灣共好兩岸的意志論
結語：大陸可以示範近悅遠來
第七章 進入學界，進而研究中國傳媒的歷程與回顧
進入學術界
研究中國傳媒之旅
個人的回顧 社會的軌跡

參考書目

自序

第一章　公共服務媒介的錢、人與問責：多重模式，兼論中國傳媒改革
前言
誕生背景
財政來源：政府撥款、執照費與廣告
公廣人：組織規模及垂直整合
問責公廣：資訊透明、受眾參與、公信力與收視率（質）
中國傳媒改革
結語
第二章　公共服務媒介、共和民主論與「假新聞」
前言：私有化止步
PSM實踐「共和民主論」
「假新聞」扭曲「自由多元論」
結語：燈火通明中
第三章　辨識「中國因素」，還原新聞自由：建構台灣傳媒的出路
前言
國家的矛盾屬性與轉變：從政治雙重性到納入市場想像
資本的分裂與算計：三類五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