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二手徵求有驚喜
紅軍長征作為中國革命的英雄史詩，在中國家喻戶曉。但是紅軍長征的歷史是怎樣形成的，並非人所共知。當年開始長征的時候，誰都沒想到會走兩萬五千里。陳雲被中共中央派往共產國際報告時，講的是“西征”。給長征命名的是毛澤東，他在1935年12月的報告中說：“講到長征，請問有甚麼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隻腳，長驅二萬餘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從此，“長征”一詞被載入史冊。
長征的故事是怎樣流傳的？過去一直認為美國作家斯諾1937年寫的《紅星照耀中國》（亦稱《西行漫記》），是向全世界介紹紅軍長征的第一本著作。斯諾依據的資料來源於何處？就是我們要向讀者介紹的《紅軍長征記》。
一
《紅軍長征記》，又名《二萬五千里》，是毛澤東1936年組織編寫的一部長征回憶錄彙編。1935年10月，紅一方面軍到達陝北後，物資匱乏，困難重重，面對國民黨軍的經濟和軍事封鎖，紅軍的生存極為艱難。毛澤東當時希望通過向國內外各界募捐，緩解陝北的困難。1936年8月，美國記者斯諾在宋慶齡和中共地下黨組織安排下秘密進入陝北紅區採訪，毛澤東認為這是向全世界宣傳紅軍的好機會。8月5日，毛澤東與楊尚昆聯名給參加過長征的同志發出為《長征記》徵稿事的信：“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鬥、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斷。文字只求清通達意，不求鑽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
同時，毛澤東又給各部隊首長發電報說：“現有極好機會，在全國和外國舉行擴大紅軍影響的宣傳，募捐抗日經費，必須出版關於長征的記載。為此，特發起編製一部集體作品。望各首長並動員與組織師團幹部，就自己在長征中所經歷的戰鬥、民情風俗、奇聞軼事，寫成許多片斷，於9月5日以前匯交總政治部。事關重要，切莫忽視。”
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大家紛紛開始撰寫回憶錄。童小鵬在8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楊（尚昆）主任、陸（定一）部長又來要我們寫長征的記載，據說是寫一本《長征記》。用集體創作的辦法來徵集大家—長征英雄們的稿件，編成後由那洋人帶出去印售。並云利用去募捐，購買飛機送我們，這真使我們高興極了。”大家創作的積極性很高，張愛萍寫了18篇，童小鵬寫了7篇。李一氓在巡視部隊的旅途中，抓緊空餘時間一路走一路寫，完成了3萬字的《從金沙江到大渡河》。
紅軍總政治部成立了編輯委員會，由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徐夢秋主編，丁玲、徐特立、成仿吾等人分頭編輯。徐夢秋寫的“關於編輯的經過”說：“到了月中旬，有望的氛圍傳來了，開始接到來稿。這之後稿子便是從各方面湧來，這使我們驕傲，我們有無數的文藝戰線上的‘無名英雄’！到了10月底收到的稿子有200篇以上，以字數計，約50萬言，寫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來從事文化工作的，其餘是‘桓桓武夫’和從紅角星牆報上學會寫字作文的戰士。”
“我們怎樣來採錄整理和編次這些稿子呢？我們決定以下幾個方針：一、同一內容的稿子，則依其簡單或豐富以及文字技術的工拙，來決定取捨。二、雖是同樣的內容，散在兩篇以上稿子裡，但因其還有不同的內容，也不因其有些雷同而割愛。三、有些來稿，只是獨有的內容，不管文字通與不通也不得不採用。四、有些來稿雖然是獨有的內容，但寥寥百數十字，而內容又過於簡單平常，那也只好割愛了。五、來稿中除一些筆誤和特別不妥的句子給予改正外，其餘絕不濫加修改，以存其真。六、編次的方法，是按着時間和空間。此外關於統計等等，是依着命令報告各種日記和報紙匯集的。”
剛到紅區不久的女作家丁玲全身心地投入《長征記》的編輯工作，被稿件的內容深深感動。她寫道：“新的奇跡似的事態，跟我又發生了，這便是記長征的《二萬五千里》。從東南西北幾百里、一千里之外，甚至從遠到沙漠的三邊，一些用蠟光洋紙寫的，紅紅綠綠的稿子，坐在驢子背上瀏覽塞北風光、飽嚐灰土，翻過無數大溝，皺了的、模糊了字的，都伸開四肢，躺到編輯者的桌上。”
經過加工修訂，編委會選定110篇，30多萬字，裝訂成上、下兩冊，並謄寫了幾部。《紅軍長征記》的徵稿是在陝北的瓦窯堡，編輯工作在保安縣，1937年2月底在延安編完，這是由長征親歷者寫成的原始記錄。斯諾在陝北採訪過程中，除了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進行長時間的談話，還獲得了中共提供給他的許多資料。斯諾說，他1936年10月離開陝北時，“帶着一打日記和筆記本，30捲照片，還有好幾磅重的紅軍雜誌、報紙和文件”。這裡就有《紅軍長征記》的部分原稿。
《紅星照耀中國》英文本1937年在英國出版，中譯本《西行漫記》於1938年在上海出版。然而在此之前，紅軍長征的故事就已經在國民黨統治區流傳開來。1937年7月，上海出版的《逸經》雜誌第33、34期合刊上，發表了一篇署名“幽谷”的文章《紅軍二萬五千里西引記》，全面介紹了紅一方面軍長征的情況。其中許多生動的情節直接引用了《紅軍長征記》。如講述紅軍經過貴州茅台品嚐茅台酒的一段，引自熊伯濤的《茅台酒》；講述紅軍在草地斷糧的情形，引自舒同的《蘆花運糧》。文後附錄了《紅軍第一軍團西引中經過地點及里程一覽表》，與《紅軍長征記》後面的附表完全一致。多年之後我們才知道，“幽谷”是化名“王牧師”安排斯諾進入陝北紅區的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他在紅區活動時也得到了部分《紅軍長征記》的原稿，據此改編成文章，交《逸經》雜誌社社長簡又文（別號“大華烈士”）發表的。《西引記》在上海引起了轟動，半個月後，葉聖陶主編的大型綜合性刊物《月報》轉載了這篇文章。11月，上海光明書局出版了黃峰編《第八路軍行軍記》；12月，上海大眾出版社出版了趙文華編《二萬五千里長征記》；同月，復興出版社出版了大華著《二萬五千里長征記》，都是在《西引記》的基礎上加工改編的。隨着斯諾的著作譯本出版，紅軍長征的故事廣為流傳，深入人心。
然而，《紅軍長征記》卻遲遲未能出版，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編輯工作完成之後，因國共合作局面的形成、抗日形勢的發展和編輯人員離開等原因，《紅軍長征記》延遲到1942年11月才在延安排版印刷。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在“出版的話”中指出：“《紅軍長征記》一書（原名《二萬五千里》），從1937年2月22日編好直到現在，已經五年半以上了，期間因編輯的同志離開延安，而偉大的抗日戰爭又使我們忙於其他的工作，無暇校正，以致久未付印，這是始終使我們放不下心的一件憾事。現在趁印刷廠工作較空的機會，把它印出來，為的是供給一些同志作研究我軍歷史的參考，以及保存這珍貴的歷史資料（近來借閱的同志很多，原稿只有一本，深恐損毀或遺失）。本書的寫作，係1936年，編成於1937年2月，當許多作者在回憶這些歷史事實時，仍處於國內戰爭的前線，因此，在寫作時所用的語句，在今天看來自然有些不妥。這次付印，目的在供作參考及保存史料，故仍依本來面目，一字未改。希接到本書的同志，須妥為保存，不得轉讓他人，不准再行翻印。”這個延安的內部版包括文章100篇，詩歌10首，戰鬥英雄名錄2份，附表3份。由於當年印數很少，加上戰爭年代的動盪等原因，國內現在已極為罕見。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2002年發現了一部朱德簽名贈給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的延安1942年版《紅軍長征記》，彌足珍貴。
解放戰爭時期，各解放區零星出版了一些選本。如1947年9月冀中新華書店出版的陸定一等著《長征的回憶》、山東新華書店出版的《紅軍長征故事》、1948年10月東北書店出版的蕭華等著《長征故事》，都選錄了《紅軍長征記》中的文章，但篇幅很少，只是作為傳統教育的讀本，遠沒有體現《紅軍長征記》的全貌。
1954年，中共中央宣傳部編的內部刊物《黨史資料》第1—3期重新發表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重印序言”說：“本書原名《紅軍長征記》，是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的同志們經過長征到達陝北後集體寫成的。1936年春由第一方面軍政治部發起徵稿，1937年編成，1942年由總政治部在延安出版，作為黨內參考資料。因為當時條件困難，印書用的是草做的紙，不易閱讀，也不易保存；印數也很少，現在所存無幾。為了保存史料，決定作為黨內參考資料，重新印行。重印之前，將錯字校正，儘可能加了些補註和附註，文字上略作修改，並刪去了很少幾篇。但凡是有些史料價值的，統統謹慎地保存下來了。”重新發表的《紅軍長征記》，內容包括文章95篇，詩歌10首，戰鬥英雄名錄2份，附表4份。因為《黨史資料》是內部刊物，所以讀者很有限。
1955年，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這是一個選本，包含《紅軍長征記》的回憶錄51篇，詩1首，附表3份和4篇綜述文章。編者有感於《紅軍長征記》反映的是紅一方面軍的情況，沒有包含二、四方面軍的長征，在書中又附加了繆楚黃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概述》，將長征經過做了一個全面的描述。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