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深秋的清晨，黃河。一位鬚髮皓白的高個子老者，踩著凝霜的濕沙，蹣跚走向黃河渡口。
刀戈兵器、糧食口袋，各種貨物正在被搬運到渡船上。黃河對岸在打仗，每天都有戰爭物資運往那邊，幾個執戈的士兵盤查渡河行人，搜檢細作。對走來的老者，他們沒有干涉，老者穿著頗為考究，顫顫巍巍精神恍惚，似乎是想去對岸尋找戰死兒孫的屍體。黃河渡口上，這樣的老人太常見了。
老者在黃河邊站住，喘著白氣抬頭遙望。
這是秋汛期的黃河，水勢浩大，黃濁的泥水打著漩渦滾滾而下，對岸的蘆蕩、樹林和天際線融為一體。
渡船緩緩升帆，要開船了。
老者遲疑著走向渡船。就要登上踏板時，他轉頭回望，遠方，逆著初升旭日的光暈，一個人影正踉踉蹌蹌追來。老者認出了來者，呆呆站在了原地。
渡船揚帆漂蕩而去，遠遠傳來船夫的歌聲。這是下游黃河邊流行的一首歌，《詩經．邶風．匏有苦葉》：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葫蘆葉子黃，濟水渡口漲。水深游能過，水淺涉亦往。
渡船飄搖搖，人過我獨留。問我為何留，只為等朋友。）
這是西元前四九四年，衛國都城外的古黃河（今河南濮陽）。老者就是著名的孔子，這年他五十八歲。遠處追趕來的，是他的年輕學生子貢（端木賜）。
孔子欲渡黃河而不能，這一故事，包括這首詩歌，《論語》和《史記》都有記載，其中《論語》記載最多。但他這次渡河要做什麼？
他要去見黃河對岸的陽虎，也許是想揭開關於兩人的身世謎底—這兩人體貌完全相同，父輩屬於同一個社交圈子，二人的關係，遠非後人理解的只有對立、不共戴天。在貴族世襲政治的遊戲規則中，孔子與陽虎的事業取徑貌似不同，但兩人都在借助這套規則、同時也試圖突破它的限制。
孔子又為何沒能邁出渡河的這一步？
這些都要從頭講述，從孔子的身世開始—他作為私生子出生、作為農民長大、被貴族家庭和社會接納的人生。
這裡先介紹孔子時代的一些社會、政治基本概念，比如「貴族」、「寡頭」，都是在很晚近的白話文時代普及的，而春秋時期的文獻裡未必有能準確反映這些現象的詞彙。可能因為後世出現了、或者引進了很多新的社會政治概念，比如皇權專制、官僚制、民主制，在這些後出概念的反襯之下，春秋政治的獨特之處才更容易凸顯出來，我們今天才可以用一些新的詞彙來描述它。
重播一下上古史：
商代社會、政治是什麼樣子，文獻記載很少，零星的甲骨文材料也都屬於商代中後期，從這些極為有限的材料推斷，商代很可能是較小的「核心王朝」加眾多「臣服方國（部族）」的模式，周邊部族被商王朝的武力震懾，向商朝臣服納貢，但又不時發生叛亂。周國早期也是這種臣服於商的外圍方國。
但周人在滅商之後，進行了大規模的「封邦建國」，在新征服地區廣泛安插了自己的分封諸侯國，它們和原有的、現在臣服於周王朝的土著方國並立，並且在上層實行通婚，列國的國君、貴族由此形成了一個具有普遍認同感的統治階層。這個統治階層是封建世襲、跨國家的，以周王室為核心，對周邊方國的上層持開放立場，外緣邊界比較模糊，只要認同周王朝的權威，就可以被接納。
和商王朝比較，周人的優勝之處就在於他們比較開放，特別是用上層通婚的方式超越方國、部族的地緣阻隔，建立和維繫起一個有相似文化認同的中原統治階層，這算是古典華夏政治文化的起源。中國歷史從此告別商代的蒙昧和封閉。
當然，周人政治的局限性也很明顯，就是用上層階級的認同感去克服地域差異，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下層人被完全無視了，他們被認為完全不需要文化，也不需要改變命運，只要世世代代為上層貴族「勞力」就足夠了。這是典型的身分世襲制度，幾乎沒有社會流動。
也許這是幅員較廣的初民社會的一個必經階段，但這種靜態社會也會逐漸走到盡頭。可能是伴隨著人口的自然增長，所謂「生產力的發展」，農業剩餘產品增多和技術分工變得複雜，也許首先是統治階層人口增長過快，有些得不到世襲特權和晉升機會的貴族「支庶子弟」，開始憧憬流動性更強的遊戲規則；同時，人口增長、農業開發使以前僻處草萊的各方國都膨脹起來，各國統治者開始意識到爭奪人口、國土的重要性，國際間的上層階級認同感就轉向地域國家意識了，君主開始削奪貴族的世襲權力，建立官僚制，將國家的統治延伸到普通農民，實現編戶齊民的管理方式，以此富國強兵，在對外戰爭中取勝。春秋戰國之交，就是這個歷史的轉折階段，它的成果就是戰國前期列國的「變法」。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周王（天子）已經沒有指麾列國的權力，而是退縮成了代表中原列國文化向心力的政治符號。列國政治的主角是貴族卿大夫，「卿」的原意是王朝或諸侯國裡執掌最高權力的少數大臣，往往是個位數，原則上並不世襲，天子或者國君可以從眾多大夫裡面選擇最為賢明的擔任「卿」；「大夫」從沒有嚴格的定義，如果我們嘗試從春秋史料歸納它的特徵，可以說「大夫」是世襲貴族，多數大夫的先祖能追溯到一位周王或者諸侯國君；大夫身分通過嫡長子世襲，核心是有一塊世襲的封邑。最低級的世襲貴族是「士」，有些士的先祖能追溯到大夫和國君，有些則不能。當時人都知道大夫、士的世襲身分特徵，但並沒有「貴族」這個專有名稱。
從春秋中期開始，中原很多國家「卿」的職位也變得世襲了。有些諸侯國裡，個位數的大夫家族世代壟斷了「卿」的職位，他們內部再通過競爭或妥協決定卿的職務分配；另一些國家裡，特定的大夫家族甚至世襲壟斷某個卿職，孔子所在的魯國可能就是如此，雖然史料有限，我們無法再現出所有家族的歷代職位，但也難以提出反證。
稍晚一點的戰國，開始有人給這種現象叫「世卿」， 就是「世代壟斷卿位的家族」，本書則用一個更簡明和普及的術語：「寡頭」，這是個白話文時代從翻譯產生的詞，來自柏拉圖《理想國》裡的「oligarchy」，本意是「少數人的統治」，它最初的語境是很小的古希臘城邦，而且未必有世襲的涵義。在本書描寫的春秋中後期歷史裡，它更接近「維持世襲統治的少數家族」，這幾個家族需要有維繫聯合統治的慣例、默契，這就是春秋時代的「寡頭共和」。這些詞語雖然都屬於白話文時代，但用來描述春秋政治非常貼切，這是孔子時代所不具備的便利。
本書的主人公是孔子，不能專門描寫春秋貴族社會、寡頭政治的來龍去脈，只能從與孔子有關的角度介紹這些背景。但借孔子來看春秋，特別是春秋晚期歷史，又有不可替代的優勢。因為春秋歷史的主人公大都是諸侯國君，輝煌的如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風雲舒卷，波瀾壯闊，史書對他們的描寫最多，而那時最普通的貴族—「士」的生活狀態，就很少有詳細記載。孔子是春秋歷史的一個特例，關於他生平的記載很多，主要靠他的弟子、再傳弟子編輯的《論語》和《禮記》，可以說，孔子是瞭解春秋時代普通士人生活的最佳個案。
孔子生活在春秋的最晚期，「百家爭鳴」的戰國時代即將開啟，但孔子以外的諸子百家，我們能瞭解的也非常少，莊子、墨子、孟子、荀子、韓非子等等，他們在什麼樣的家庭裡出生長大，娶了什麼樣的妻子，有幾個孩子，他們怎樣求學，怎樣招收學生，怎樣養活自己這些幾乎都是盲區，唯獨孔子的生平事蹟最詳細。
所以孔子不僅是瞭解春秋貴族社會最好的個案，也是諸子百家裡最豐滿、最真實的一位。他所處的時代，貴族世襲制度已經喪失了活力和能量，他的一生展示了寡頭政治的難以為繼，春秋貴族們的歷史從此走向謝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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