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偷來的火
我在為《車諾比核災史》（Chernobyl: The History of a Nuclear Catastrophe）做背景研究期間曾多次造訪車諾比禁區，因此二○二二年二月初那天，我一眼就認出我家電視螢幕上的熟悉景象。一輛裝甲運兵車在覆雪的道路上朝數英里外的四號機殘骸緩緩前進。身著迷彩服、手持突擊步槍的士兵一一跳下車，沿路就定位站好。西方電視台表示，烏克蘭部隊已做好保衛車諾比禁區的準備，他們要守住車諾比核電廠周圍遭嚴重輻射汙染的上千平方英里土地，抵擋俄國入侵。
二○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早晨，俄國一如所料取道白俄羅斯、闖進車諾比，從烏克蘭境內的禁區北緣進入這塊區域。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這兩個現正處於交戰狀態的國家，自一九八六年四月起就一直共同管理車諾比禁區。俄國精銳部隊「俄羅斯衛士」（Russian Guards）拘禁當時負責保護廠區的烏克蘭國家衛隊士兵，接管電廠，包括數座關閉已久的反應爐，還有耗資十五億歐元興建並於二○一九年夏天啟用的防護罩（緊接在 HBO/Sky 播出迷你影集《核爆家園》不久之後）。我當下簡直不敢相信社群媒體播放和報導的內容。難道另一場核災即將發生？
俄軍在車諾比擄獲的「人質」還包括一座普羅米修斯雕像。這位希臘巨人從眾神手中盜走火種，當成禮物交予人類；他象徵人類戰勝自然之力，也象徵人類有能力從諸神手中攫取開創宇宙與原子架構之祕。這座六公尺高的銅像在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那晚的反應爐爆炸後倖存，也逃過了後來的重重災難，但它的所在地點與象徵意義自此丕變。如今，雕像矗立在車諾比核電廠辦公室入口前，也是這處公共空間最醒目的地標，專門獻給並紀念廠區操作員、消防員及其他所有犧牲的生命，對抗爆炸火災及輻射外洩的現場應變人員。到頭來，這尊普羅米修斯不僅控制不了他盜來並釋放的火苗，甚至還成為今日人類傲慢自大，而非人定勝天的象徵。
「車諾比普羅米修斯」的重置與意義轉變，猶如一則發自肺腑的悲傷隱喻，顯現世界各地看待核能的態度已有所不同；有些地方僥倖撐過核子事故，有些地方則幸運或戰戰兢兢地避免災禍。自從一九四五年八月核武首度用於轟炸日本長崎和廣島以來，這種「戰爭原子能」始終未獲多數世人青睞；反觀核能本身，或美國總統艾森豪在一九五三年向聯合國發表的那場著名演說所稱的「和平原子能」，卻讓全世界燃起希望，並於一九六○、七○年代核能工業高峰期博得好名聲。
艾森豪誓言「從軍人手中取走這項武器，交給熟知如何剝除其軍事外衣，並改造為和平用途的人」。這場演說的目的是安撫美國及世界大眾，剷除世人對美國打造核武軍庫的安全疑慮，遏止核武擴散，同時倡言核能可促進世界經濟發展。隨後，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主席路易斯．司特勞斯也響應艾森豪總統的說法，宣布「和平原子能」將於一九五四年秋天開始供應「便宜到不行」的電力。許多人相信，和平原子能還能治療疾病，讓家家戶戶擁有自己的發電設施、供應暖氣，挖渠掘井，並且為潛艇、破冰船、郵輪或甚至火車頭提供動力。
核能工業確實對人類生活貢獻良多，其中又以發電為最。在那場「和平原子能」演講七十年後的今天，全世界已有四百四十座運轉中的反應爐，供應全球近百分之十的電力。這個數字稱得上可觀，但仍不足以改變遊戲規則，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和平原子能」並不如最初所宣稱的「便宜到不行」：以今日北美和歐洲為例，若計算單位發電成本，核能的直接加間接成本不只高於媒、天然氣等化石燃料，也比水、風力及太陽能等再生能源貴上許多。
從核能經濟效益來看，影響單位發電成本最主要的癥結點在於興建核電廠。若以每千瓩發電成本計算，相較於太陽能的四十六美元、天然氣四十二美元及風電的三十美元，光是蓋好核電廠就要一百一十二美元起跳。核電廠的建成動輒十年，接下來還得歷經數十載才能慢慢回本，因此若沒有政府補貼和擔保，發展核能不是極困難，就是根本不可能；一九五○年代是如此，現在也還是一樣。現有核能工業屬於「開放式負債」產業，因為至今尚無任何一座真正「除役」的核電廠（除役不等於關閉）。沒人知道整個除役過程究竟得燒掉多少錢，不過一般合理認為，金額絕對超過最初的興建成本。
在遏阻核武擴散方面，核能的表現也不如預期。共享核電技術不僅未能有效阻止核武發展，有時甚至推波助瀾，把核武交到一些原本沒有核武的國家或政府手中，譬如印度。印度利用加拿大提供的反應爐生產出了第一批「鈽」，並宣稱該國首次核試驗為「和平核試爆」。如今，許多人擔心伊朗正追隨印度的腳步，其濃縮鈾計畫也被視為邁向擁有核武的重要一步。
上述這一切是否意味著核能太貴、太危險，無法長長久久永續發展？這項二十世紀中葉興起、曾被寄予厚望的技術，到頭來竟無法兌現承諾，被難以跨越的經濟問題壓垮而自取滅亡？儘管核能發展明顯受制於經濟阻礙，但現在就開始清算利益得失，斷言其再無翻身機會、重獲關注，不啻言之過早。不論各國究竟基於經濟、軍事或面子問題而走向擁核，背後仍存在著強大政治動機，這點跟過去並無二致。世界上絕大部分的國家目前仍不得其門而入，無法使用核能；卻也有些地方除了核能之外，便沒有其他能源選項了。
關於核能的使用與否，近十年逐漸浮出一個強而有力的新論點：氣候變遷。地球正遭逢前所未見的碳排放威脅，人類對化石燃料的依賴程度更是空前急速攀升。一九九○年，全球約百分之六十二的電力來自燃燒化石燃料；二○一七年上升至百分之六十五，二○一八年的絕對值或相對值更直接超越了前一年。該如何解決這道難題？在政府、工業界、一般公眾、甚至環保活動家中不少人認為，低排碳的核能不啻為一道解方。為了協助因應氣候變遷，歐盟於二○二二年二月將核能劃定為「綠」能。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轄下的國際能源署在二○一九年的《世界能源展望》中提出「永續發展情境」，呼籲全球將核能發電占比提升至百分之六十七，這表示核能發電量必須在二○一七至二○四○年成長百分之四十六才行。這項建議來自於擁有三十六個會員國的國際能源署，不僅考量核能、也關注其他所有形式的能源發電，由這樣的單位提出如此建議，聽來合理亦無偏頗。何樂不為？
儘管核能發電在成本上無法與再生能源競爭，但風力與太陽能在全球發電供電的占比仍無足輕重；以二○二○年的美國為例，這兩種能源各占百分之八．四和二．三。雖然風力與太陽能在二○一七至二○二○年間翻倍成長，太陽能更搖身成為成長最快的供電產業，但世人依舊認為再生能源在短期內不可能取代化石燃料；即使成功達陣，再生能源仍需要相對乾淨的備援電力，以確保輸電網在無風或陽光不足的數日甚或是數月裡能穩定運作。如何製作可儲存多餘電力、又能在必要時放電供能的高效電池，也成為十分重要的科技問題。
既然如此，何不選擇核能？支持與反對核能發展的兩方人士都認為，核能工業最主要的問題在於社會大眾始終對於核能反應爐的安全存疑，有些國家則是近年才逐漸升高。這種疑慮導致新反應爐的興建時程變長，造價更高。在一九五○至七○年代趕上核能順風車的國家中，一般大眾主要擔心的問題是爐心熔毀和隨後的輻射落塵或輻射外洩。不論政府本身是否支持核能，只要國民對核能工業有疑慮，他們就不能擅自把納稅義務人的錢挹注在核能發展上。
民眾之所以不信任核能工業，也不信任推動核能的政府，主要肇因於一九五○年代以來的一連串不良的軍用及民用記錄。一九七九年的三哩島事故、一九八六年車諾比核災與二○一一年福島電廠多部機組爐心熔毀，乃是撼動民用核電事業最重要的三大事件。這幾起事故不僅使社會大眾強烈質疑反應爐的安全性，也意外地將核能工業變成一種周期性產業：每次發生事故以後，訂製和啟用反應爐的數字就會明顯下降。
導致「核能工業周期化」的因素很多，大多以經濟為主，但我們很難忽視核子事故與產業低迷的關聯性。全球興建反應爐的熱潮在一九七九年達到高峰，恰好是三哩島事故發生的那一年；一九八五，也就是車諾比核災的前一年，投入運轉的反應爐數目再度來到差不多的高點。二○一一年的福島核災更直接導致全球關閉數十座反應爐，某種程度也助長了延續自二○一○年緩建或延後動工的趨勢。
擁核與反核人士皆認為，阻礙核能發展的最大問題就是核災。比爾．蓋茲可說是當前擁核派聲量最高的人物。他在二○二一年出版的《如何避免氣候災難》中指出，核能工業與技術的「實際問題」正是引發災難的元凶，但他亦言明，放棄核能就好比因車子會撞死人所以不開車的因噎廢食。「況且，核能造成的死亡人數比車禍少太多太多了。」蓋茲寫道。他投入數億美元資金，一心一意開發新一代的反應爐。
透過重新審視核災歷史，並試著了解事故何以發生、情況有多嚴重、後人能從中學到哪些經驗，以及這類災難是否會再度發生，我們可以提高核能安全正反辯證的層次。這也是本書最主要的目的：分析反覆登上全球最慘重核災名單的六大事故，仔細檢視這項各國政府小心翼翼、悉心守護的國際產業。說到底，有哪個產業會審判自家「原子間諜」，並且把他們送上電椅？
我打算從一九五四年三月馬紹爾群島的「城堡行動－喝彩試爆」講起。由於氫彈輻射當量與風向的計算錯誤，該事件對人體健康及自然環境造成嚴重傷害。這場出錯的核試爆成為核子時代第一起重大事故，緊接著兩件屬於「戰爭原子能」用途的災難則在數日內相繼發生。
首先是一九五七年九月下旬的克什特姆事故，地點在俄國烏拉爾山的小鎮克什特姆。當時，一座儲放鈽混合廢料的儲存槽爆炸，釋入大氣的放射強度高達數千萬居里。同年十月，專為英國軍方提供原子彈和氫彈原料的溫斯喬工廠也出事了：廠內一座生產鈽和氚的反應爐起火燃燒，成為全球首宗反應爐重大事故。接下來，我再把焦點轉向一九七九年三月的三哩島事故、一九八六年四月的車諾比事故和二○一一年三月的福島核災，這三場都屬於核能工業的「和平原子能」事故，加深了核能「先天不安全」的印象。
一如我選擇的這幾樁事故所表明的那樣，我無意區隔核能工業的軍事起源、童年期與成熟期，因為如此劃分勢必模糊了「和平原子能」承襲自「戰爭原子能」計畫的事實，舉凡反應爐設計、幹部主管、產業文化或甚至資金與財政支援皆然。因為如此，克什特姆和溫斯喬這兩起鈽工廠意外，以及之後的三哩島、車諾比與福島電廠事故被認為是核能工業至今最嚴重的核災事件，想來也就不足為奇了。
核能工業的故事不分國界，事關全球。儘管各國政府想盡辦法保護自己的核祕密，但這個產業打從一開始就是從國際合作計畫發展起來的。參與其中的科學家與技術人員深知自己是跨國計畫的一部分，後人或公開或祕密地追隨前人的腳步前進，因此大家的起點、誤解和錯誤都是一樣的。今天，全世界運轉中的反應爐雖有四百四十座，但這些源自美國、蘇聯（或俄國）、加拿大和中國的反應爐基本模型卻不到十種；因此不論從核災本身或製造事故的產業來看，兩者不單是國內問題，也是國際問題。若想了解依賴核能工業可能引發哪些重大威脅，探討事故原由並審視政府與產業的因應方式，從資訊的應用與誤用，到如何調動資源善後，不啻為最有效的一套辦法。
現在，我邀請讀者和我一同深入這段時而嚴峻卻又十足戲劇化的近代核災史。我不僅將說明直接參與者當下的行動和疏漏，也會研究導致事故發生的意識形態、政治扞格與產業文化。本書提及的
每一場事故都成立了調查委員會以檢討成因，汲取教訓；每一場事故也都促成了技術改良，重塑安全規範和產業文化。但核災仍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有沒有可能是我們忽略了引發災難的政治、社會及文化因素，今日仍保留這些惡習？若不先著手處理這類問題，我們又怎能對核能工業的未來作出明智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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