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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序
一
中華民族是偉大而古老的，迭經磨難而又有強韌生命力的民族。在其漫長的民族發展史上，芳香與穢臭共生，光榮與恥辱並存，正義與邪惡互爭，進步和倒退交替。優秀的歷史傳統可以成為民族進步的動力，腐惡的歷史傳統則可以成為民族進步的阻力，甚至反動力。歷史傳統是不可能被割斷的。在那個不要歷史，摧殘文化的年代裏，恰好是最壞的歷史傳統達到惡性氾濫、極度膨脹的地步，就是最有說服力的實證。
古語稱以史為鑒，今人說不要忘記歷史。任何民族都需要從歷史中提取民族進步的營養素，更何況是中華民族。但是，歷代統治者為着一己一群的私利，可以強調和宣傳某些歷史教訓，又隱諱和抹煞某些歷史教訓，這是不足取的。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應當絕對正視本民族的一切缺陷和錯誤。只有有勇氣正視所有重要的歷史教訓，克服和改正所有重要的缺陷和錯誤，才是一個真正偉大的、不可侮的現代民族。
批判我們民族的壞傳統，以反省過去；反省過去，可能對開創未來起一點作用。這是筆者撰寫宋高宗傳記的宗旨。什麼是我們民族的壞傳統呢？依個人之見，可否概括為專制、愚昧和腐敗六字，而其對立面則是民主、科學和清廉。
二十世紀內，中華民族經歷了三次亙古未有的奇災慘禍，第一次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第二次是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第三次是所謂的文化革命。當文化革命結束後，慘痛的現實迫使人們重新思考中華民族的弱點和命運。一位正直的馬列主義史學家黎澍首先提出，江青之流禍國的實質，正是專制主義作祟，表現了他在理論上的獨立思考，不唯上的勇氣。研究一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人們不難發現，對馬克思主義最大的歪曲莫過於將其民主學說篡改為超法西斯的專制學說。黎澍先生已經離開了人世，筆者正是受了他的影響和啟發，希望通過對宋高宗趙構罪惡一生的描述，對當時專制腐敗政治的剖析，有助於人們了解中國歷史上的專制以及專制與腐敗互相依存的關係。歷史上的內亂外禍，一般都與專制政治下的腐敗密切相關。
在君主專制時代，本朝人寫本朝皇帝，司馬遷筆下的漢高祖可能是唯一成功的典型。劉邦自稱「而公」（你老子），看到有人戴儒冠，就摘下當眾溲溺，一個粗野的流氓形象躍然紙上。我們不能不佩服司馬遷傳神的史筆。司馬遷以後，史學美化本朝皇帝的功能得到了「發揚光大」，一個又一個皇帝，大抵都在其冠冕之下蒙上一層又一層面紗，使人難以認出他們的真面目。當然，也並不排除有相反的情況，如金海陵王完顏迪古乃（亮）成為政治鬥爭中的失敗者，金朝官史中便將他說得一無是處。偉大的唐朝史學家劉知幾倡導直書，反對曲筆。然而在專制淫威下，「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欲求實錄，不亦難乎」！
宋朝是中國古代官史纂修最發達的一個朝代。記錄宋高宗的主要官史有日曆1000卷，實錄500卷，今已失傳，而其傳世史料之富，則超過宋朝其他各代皇帝。宋高宗個人經歷的戲劇性，也非其他皇帝所能比擬。按照傳世史料很多虛美之詞、隱惡之筆，要塑造一位尊號為「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太上皇帝」，諡號為「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的形象，確是綽綽有餘的。然而這種形象的塑造愈是成功，必然距離史實愈遠。
記得我曾對前輩學者李埏先生說，宋高宗用十年浩劫時的一個流行名詞，可以說是個兩面派。他糾正我的說法，說是個「多面派」。「多面派」一詞很準確地把握了宋高宗的本質及其形象的複雜性。例如元朝史官居然將這個具有荒淫、殘忍內涵的皇帝，說成是「恭儉仁厚」之主。 這應當承認是南宋官史對「中興之主」裝扮的成功，更應當承認是宋高宗對自我形象裝扮的成功。
由此可見，要對一個「多面派」作面面俱到的深入解剖，是並不容易的，但關鍵仍在忠於史實，必須對真偽混雜，浮詞多而實錄少的傳世史料，認真下一番祛偽求真、由表入裏的工夫。歷史現象具有客觀性，但一旦形成文字，就不能沒有主觀性。歷史學家寫歷史，不能不尊重客觀史實，但對某些事件和人物，也不可能沒有是非和愛憎。中國傳統史學既強調奮筆直書，又強調褒善貶惡，即主觀與客觀融合，是不錯的。作為人物傳記，作者如果不是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既有褒善的仁心，又有貶惡的狠心，只怕很難有成功之作。若對歷史上的罪惡一概採取平恕的態度，麻木不仁，似並不足取。事實上，面對各個時代橫暴和腐敗的專制統治，治史者的良心必然受到震撼，渴望着用自己的史筆去鞭笞罪惡。
高宗所處的時代是各個方面的矛盾和衝突十分劇烈的時代，歷史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可悲可歎的活劇。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這是中國古老的歷史哲學命題。兩者在某種意義上都有一點道理，卻又很不完全。歷史現象紛繁複雜，最難以作科學的剖析和說明。迄今為止，歷史學中雖也有一點數學和統計學，但在很大程度上並無數學的精確性。往往出現以下的情況，時勢出英雄，卻又不能成全英雄，特別是理想的、成功的英雄。相反，時勢有時也可讓小丑充當主宰國運的角色。結果是一小撮人的鬧劇、醜劇和絕大多數人的悲劇交互演出。我想，宋高宗的傳記，他本人及其寵信者所製造的一個時代的鬧劇、醜劇和悲劇，他們在國難當頭、國恥深重的情勢下，依然製造、縱容和包庇腐敗，縱情聲色，只怕可以說明這一點。
二
記得曾瓊碧大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撰寫《千古罪人秦檜》時，曾與我討論過，是否要將宋高宗趙構和秦檜合傳的問題。依本書的寫作經驗，雖是寫宋高宗，其實也包括了秦檜的大部分事蹟和全部罪惡，故大致上也可作秦檜的傳記閱讀。自從秦檜紹興八年再相後，很快得到宋高宗的賞識，兩人狼狽為奸，秦檜的全部罪惡，都是宋高宗支持、包庇、鼓勵和縱容的結果。當然，兩人的作惡客觀上是存在主從關係的，事實上只能是宋高宗為主，秦檜為從。但也有特殊的情況，這就是紹興十一年宋金和議後，秦檜成了宋高宗無法罷免的宰相，他憑藉金人，脅制皇帝。然而兩人的關係終究非曹操與漢獻帝可比。秦檜養子秦熺的兒子秦塤科舉考試作弊「高中」狀元，宋高宗將他狀元除名，秦檜也只能在背後說點不針對皇帝的抱怨話。更重要者，按秦檜暴戾恣睢的秉性，在官場中動輒反目成仇、睚眦必報，本可殺人如麻，但他卻受到宋高宗的羈束，而宋高宗雖然殘忍，又受到宋太祖誓約的羈束。
宋高宗時代的史實，尚有不少可寫，例如對北宋時期黨爭的終結，北宋樞密院——三衙軍事領導體制的終結，科舉中四川的類省試，財經方面的經總制錢、月樁錢、經界法等。如此之類，依個人之見，本書作為宋高宗趙構的個人傳記，就不必論述了。
三
人們早已指出，寫古代史其實也是寫當代史，對當代社會和歷史的各種看法，必然延伸到古史中。就我個人而言，《盡忠報國——岳飛新傳》和《荒淫無道宋高宗》兩部歷史傳記，在自己的史學作品中，有其特殊性，即有一定的文學色彩。兩書的主題，一是歌頌李綱、宗澤、岳飛等人的愛國正氣，二是批判宋高宗和秦檜酷烈的專制主義與卑劣的投降主義。在尊重客觀史實的基礎上，不可能不融入個人主觀的對是非善惡的褒貶與愛憎。
兩書確實激起了一些讀者的共鳴。有三位先生，是看了拙作之後，與我交上朋友。一是李凌先生，他是我的大學長，當年是西南聯大的地下黨負責人，抗戰勝利後，又轉入北京大學史學系，曾任《人民空軍》雜誌政治組組長。二是蒙古族的那楚格先生。三是已故的雜文家牧惠先生，當時，他還專門在香港《大公報》2001年6月25日發表了一篇《「臣構」秀》，認為此書是「很有學術水平又有現實意義的好書」。另有章華、沈冬梅和王春瑜先生也寫了書評。 記得王天順教授對我說，過去對宋高宗還沒有太多的惡感，看了我的書，才知道此人是「壞透了」。
但兩部傳記卻也不可能激起所有讀者的共鳴。且不說過去，最近就有兩篇文章同我提出商榷。 我看了一下，認為如果認真讀一下我的兩份傳記，其實早已作了答覆，完全無須再浪費時間，逐一答辯。耐人尋味者，倒是《宋史研究通訊》2008年第2期的李輝先生《「中國南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南宋定都臨安（杭州）870周年紀念會」綜述》報導。其中說，文章「針對長期流行的『南宋小朝廷』這樣的說法作了商榷，他認為南宋朝廷一直是在為實現中興而奮鬥」云云。但正式出文集時，此段文字沒有了，而其意猶存。是否李輝先生作了歪曲性的報導呢？我並不清楚。如果要使用「一直」，當然應是包括宋高宗和秦檜在內的，但如今正式發表的文章並無片言隻語提及秦檜。至於對所謂南宋小朝廷之說提出爭議，我利用電腦軟件查了一下，史書上的「小朝廷」一般是作為褒義詞的，可能唯一的例外是胡銓。「小朝廷」作為貶義詞，是胡銓提出的，他上奏說：「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他的意思是，既然企求屈辱苟安於半壁江山，就不配叫朝廷，只能叫小朝廷。另有陳剛中贈胡銓的書啟中也沿用此說：「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為小朝廷之謀。」 看來只能找胡銓算賬了，誰教他發明這個貶義詞呢？
在此且不說設鎮撫使只是曇花一現之類，也不說如殺害陳東、歐陽澈和岳飛，罷黜李綱，壓制宗澤，舉辦文字獄等等，算不算是「一步一個腳印的」「中興」之「聖政」， 光是突出紹興和議，作為「中興局面正式形成」，作為「中興大業，它是有重大意義的」，確實較以前的某些評論更為拔高，只是不提大名鼎鼎的秦檜而已。紹興和議能與宋高宗和秦檜剝離嗎？難道不是他們的主要「聖政」之一？借用王春瑜先生批判某人的話，在抗戰時就是標準的漢奸理論。人們不妨將此文與下引鄧廣銘師的話對照，彼此是否持截然相反的立場和評論呢？
另一說提出宋高宗「功過參半」論，甚至還不忍用一個「罪」字。且不說他殺害陳東、歐陽澈和岳飛，舉辦文字獄等，當趙構當康王時，史料上「侍婢多死者」一句，即使從人道主義出發，又蘊含了多少無辜女子的血淚，算不算罪？前參知政事李光老而病，根本不可能對其降金政治構成任何威脅，可是在秦檜死後，實行寬大為懷的所謂更化之政時，仍是不予寬貸，堅持流放，使之到死也不能與親人團聚，又何其狠毒！光是他在宮中白晝宣淫，聽說金軍行將殺奔揚州，嚇得「遂病痿腐」，從此喪失生育能力，算不算荒淫？
應當說明，我決不想否認南宋在經濟、教科文、軍事等方面的成就。但必須與紹興和議掛鈎，似乎是托庇於紹興和議的餘蔭，就是十足的荒唐。宋理宗時滅金後，曾作出收復河南三京之地的努力，此後與蒙古的關係，也無論如何不像宋高宗對金那麼卑屈。橫掃歐亞大陸的蒙古軍，唯有在進攻南宋時，遭受到最頑強的抵抗。這在某種意義上不正是糾正宋高宗的降金政策嗎？
人們對歷史上的人和事的不同評價，其實還是源於現實不同的生活態度和道路。任何史家治史，處理史料，不可能不受本人史觀，或有人稱之為意識形態的指導。例如譴責投降主義是一種史觀，而力圖肯定投降主義當然也是一種史觀。
鄧廣銘先生在《陳龍川傳》中，也對宋高宗使用「小朝廷」一詞，並寫上幾段話，「翻開南宋的歷史，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屈辱到令人氣短的畫圖」。「當羣情失掉了常態，相率而走入放僻邪侈的路徑之後，善惡是非的標準便也都隨之而顛倒錯亂。這時候，最狡獪和最少廉恥的，將最有用武之地，佔取社會上一切的榮華富貴，受到全社會的奉承與喝采；一個特立獨行，操心危、慮患深的人，也便成了注定要遭殃的人。所以在這本傳記中，將只看到對於天才人的迫害，對於正義感的摧殘，使一個最清醒熱烈的人，卻因其清醒和熱烈而受到最殘忍最冷酷的侮弄和懲罰，困頓蹉跌以至於死」。「一個戰時首都竟有『銷金鍋兒』之號。然而與這些金銀一同被銷掉的，卻還有一種最需要培值、最值得珍愛的同仇敵愾的民氣」。 其強烈的愛國義憤，溢於言表。即使六十多年之後，讀來仍能體會到他當年感時傷世之激憤情懷，全身沸騰的熱血。漆俠先生撰文，批判宋朝從守內虛外到斥地與敵，特別強調這是發揮鄧先生之意。但鄧先生又說：「然而我絕對不曾忘記這裏所需要的一份冷靜和客觀，我絕不濫用我的同情，致使其對於事實真象有所蒙蔽。我只是努力把蒐集到的一些資料，施以融鑄貫串之力，藉以表現陳氏（亮）的活潑明朗的全部人格。」 他的感情融入了歷史，但又不濫用感情，首先還是注重歷史的真實性。但在另一方面，也唯有其感情融入了歷史，也方得以深刻體會和揭示歷史與現實的真諦。如果說是「情緒化」的話，我的兩部傳記也是遵循老師的治史之道。
其實，我說：「中國傳統史學既強調奮筆直書，又強調褒善貶惡，即主觀與客觀融合，是不錯的。作為人物傳記，作者如果不是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既有褒善的仁心，又有貶惡的狠心，只怕很難有成功之作。若對歷史上的罪惡一概採取平恕的態度，麻木不仁，似並不足取。事實上，面對各個時代橫暴和腐敗的專制統治，治史者的良心必然受到震撼，渴望着用自己的史筆去鞭笞罪惡。」也就是此意，如果認為此類是「老式」的史筆，就老式吧。新舊本來就與好壞不能等同，新不等於全好，舊不等於全壞，讓廣大讀者各自去鑒別。
此傳雖是單人傳，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說是雙人傳。拙作對宋高宗和秦檜兩個巨惡大憝，作了儘可能系統、詳盡和深入的揭發和批判。昭昭青史，自不可誣，然欲為善者可鑒，或欲為惡者可法。
王曾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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