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臣不可為〉
年羹堯是清代歷史上一位傳奇人物，多年來，借助小說、評書、戲曲、影視劇等新舊傳媒方式，不說家喻戶曉，也算是大眾紅人。既然寫作物件是位元有雄厚「群眾基礎」的歷史人物，本書作為一本歷史普及讀物，完成起來就要輕鬆愉快得多，畢竟邊批判文學、影視形象，邊介紹歷史知識，既能講得生動有趣，又容易讓讀者感同身受。
年羹堯生於清康熙十八年（1679），雍正三年（1725）被雍正帝下旨賜自盡，去世時年僅四十七歲。他的人生巔峰期是雍正元年（1723）、雍正二年（1724），當時年僅四十五六歲的他，頭銜是撫遠大將軍、太保、一等公、川陝總督。在這兩年中，年羹堯專閫西北，兵權在握，在西北的冰原大漠中屢戰屢捷，將試圖割據自立的青海和碩特蒙古首領羅卜藏丹津遠逐，平定了雍正皇帝即位後的第一場大規模邊疆叛亂。此後，他的威望、權力都達到極致，與朝中掌握財政大權的怡親王允祥，掌握人事大權的吏部尚書、國舅隆科多並列成為政壇三巨頭。
可惜好景不長，攜戰勝之威的年大將軍只風光了大半年，彌天大禍的陰影就一步步向他逼近。而他呢，先是後知後覺，繼而手足無措，直到身陷縲絏、命喪黃泉。從位極人臣到身死名裂，不過一年時間。在他敗象大露但還心存僥倖的雍正三年三月，他門下一個叫汪景祺的清客秀才，寫了一篇名為《功臣不可為》的文章，以古諷今，敘說年羹堯的委屈。其文曰：
鳥盡弓藏，古今同慨。論者或謂功高不賞，挾震主之威，不能善自韜晦，故鮮有以功名終者。予曰不然。天步艱難，干戈鼎沸，糧餉挽輸於外，庫帑耗竭於中。其時節鉞重臣，為國奮身，不顧萬死一生，晝食不甘味，夜臥不貼席，孤軍累卵，出入鋒鏑之間，或身歷戎行，或運籌帷幄，雖父母妻子亦棄之如遺。幸而告厥成功，九重不致旰食，舉酬勳之典，受殊爵之榮，位極人臣，威擬王者，又可所苦而反乎？橫加猜疑，致成嫌隙。進不得盡其忠節，退不得保其身家。撫馭乖方，君臣兩負。嗚呼！千古之豪傑英雄所為槌心而泣血者也！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複怯。當賊寇昌熾時，望烽火則魂驚，見軍書則股栗。忽有奇才異能之臣，起而戡定群凶，甯謐四海。捷書一奏，喜出非常，七寶莊嚴之殊禮寵遇之。遲之既久，則轉念曰：敵人如此其橫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滅之，萬一晉陽之甲興，誰複能捍禦者？於是而疑心生焉矣。既而閱所上紀功冊，某處斬首幾十萬，某處拓地幾千里，某處招撫若干，某處虜獲若干，心膽震驚，魂魄蕩懾，於是而畏心生焉矣。既建奇功，複膺異數，位崇五等，禮絕百僚，內外臣工以其為朝廷所重也，無不敬而奉之，諂佞小人趨承恐後，長跪叩首，待之逾于常禮。而且題官則嫌其專擅，奏銷則防其冒濫，敘功則憾其詐偽，鹵獲則謂其私藏，觸處掛礙，爭寵者又從而構之，於是而怒心生焉矣。彼自謂受恩既深，以忠藎為報國，懷光欲去盧杞，李晟思慕魏征，而愛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無禮於君，恃功驕橫，於是而厭心生焉矣。疑也，畏也，怒也，厭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終而隙末者乎？
郭子儀以酒色自晦，僅能保首領以歿。李光弼遂至擁兵不朝，幾失臣節，下之未有不麾軍犯闕者矣。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遂奏留田承嗣三節度。劉巨容追黃巢，幾獲之而縱其去，曰：「國家喜負人，不如留之以為富貴之資。」而唐社遂屋，雖由臣節之未純，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殺道濟而長城壞，害蕭懿而東昏亡，洪武戮開國諸臣如屠羊豕，靖難兵起，而金川不守，可勝慨哉！可勝慨哉！
三月十七日
文章的大概意思是說：鳥盡弓藏，是自古以來的常態。歷代評論者崇尚君主，無不批評功臣功高震主，不知道收斂韜晦。其實功臣下場悲慘，很大程度上並不是他們自己的原因，而是君主的緣故。那些猜忌功臣的君主本身才具平庸、性情怯懦，見到邊疆烽火、賊寇狼煙，就嚇得魂飛魄散。當豪傑大將平定叛軍後，做君主的先是喜出望外，對功臣待如上賓。但轉念一想：敵人這樣兇悍，尚能被此人消滅，萬一他哪天起了當皇帝的心，反叛於我，還不是探囊取物？有此一念，疑心頓起。再拿起功勞簿一看：斬首幾十萬、拓地幾千里、招撫多少部落、俘虜多少人口。好傢伙！這麼大本事的人睡在我臥榻之側，那還得了！於是庸主由猜疑而畏懼，越發對功臣警惕起來。另外，功臣既然建立奇功、榮膺高爵，自然免不了有小人逾越禮數、阿諛奉承。而功臣在外建功之際，又多與在朝中的實權派人物有所衝突，比如管人事的嫌他肆意舉薦、濫賞冒功；管錢物的罵他報銷違規、私藏繳獲。總之，辦大事的人，哪有不落下一堆小把柄的？爭寵者隨便挑出幾個挑撥構陷，就足夠觸君主之怒了。功臣自謂是國家柱石、受恩深重，講話也比一般大臣更直率一些。忠言逆耳，君主自然更不愛聽，心生厭煩。幾下裡湊起來，功臣便讓君主又疑又畏又怒又厭，他還能有個好結果嗎？歷史上種種事例都昭示著，君主暴虐猜忌，或者逼迫功臣養寇自重，或者因為屠戮功臣自毀長城，這樣的國家沒有不敗亡的呀！
這篇文章與汪景祺的多篇雜文一道刊刻付梓，取名《讀書堂西征隨筆》，並送到年羹堯手中。不過，年羹堯對這部書的重視程度並不太高。他在預感到自己可能被抄家前，將所有重要書信、書籍付之一炬，讓負責抄家的官員在抄檢他的內室、書房時一無所獲，直至抄到「粗重傢伙」和亂紙堆時，才發現了兩本《讀書堂西征隨筆》。抄家官員翻到《功臣不可為》等篇目後，如獲至寶，稱其「甚屬悖逆」，感到「不勝驚駭」，隨後將該書收繳入宮。雍正帝看過此書後，氣貫瞳仁，破口大駡，下旨將汪景祺本人梟首示眾，妻兒等近親屬發配黑龍江。雖然雍正帝自稱，他誅殺汪景祺的原因是汪書中有大量誹謗詆毀其父康熙皇帝的內容，而非這篇轉著圈罵自己才庸、意怯、猜忌、暴虐的《功臣不可為》。但完全可以想見，正在處理年羹堯案的雍正皇帝看到這篇文章時，要有多麼的氣急敗壞、咬牙切齒。
汪景祺是杭州的世家大族官二代，他父親汪霖在康熙年間官至戶部侍郎，按理說職務也很不低了。不過汪景祺本人雖然文筆犀利如刀，但應試能力不行，屢試不第，四十多歲才考中舉人，一直沒有做官，只以入幕做清客為生。說他恃才傲物、刻薄尖酸，確乎不假。但要論這篇文章，卻並非完全是偏激之見，而有一定道理。
中國古代傳統意義上的功臣，大多產生於軍事活動當中，即軍功。建立軍功的類型很多：有開基立業型，比如韓信、張良；有亂世爭雄型，比如白起、蒙恬；有開疆拓土型，比如衛青、霍去病；有力挽狂瀾型，比如郭子儀、李光弼。此外還有抵禦外敵侵擾、平定政敵叛亂、鎮壓民眾反抗等各式各樣，視具體情況而有所分別。
建立軍功者早期以武將為主，宋以後則多以文禦武，特別是明清承平以後，多以文官掌兵權，如明朝的于謙、王守仁、袁崇煥、洪承疇，清朝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等，都是如此。年羹堯以進士翰林起家，作戰時以川陝總督為本職，雖然加以「大將軍」頭銜，但亦在文官掌兵之列。
戰國、秦漢以後，在軍事活動中建立大功業者，多被獎以爵位，如列侯、國公等等。爵位區別於一般職官的最大特點是可以由子孫世襲，所以大功臣多能通過軍功進入貴族階級，獲得高於一般文武官僚的政治地位，對王朝具有「與國同休、帶礪山河」的強烈政治認同感。而相對于建立軍功者，在日常政務中表現突出的文官（包括和平時期的武官），最多只能獲得職務上的提拔，擔任政府運行的高級「職業經理人」，在一定的任期內執政，而不能獲得爵位、進階貴族，甚至成為政權的「持股人」。「爵以賞功、職以任能」是中國古代政治的基本邏輯之一。
一方面，軍功貴族待遇優厚，是王朝的特權階層；但另一方面，大功臣橫遭猜忌、下場悲慘，也確實是歷代王朝的普遍現象。大功臣中能夠善始善終者，多以拼命自我壓抑為代價，郭子儀、曾國藩，都是其代表人物。
其中的原因非常複雜，有功臣本身的問題。比如戰爭環境下對於統帥、將領的要求，與和平環境下對於文武官員的要求很不一樣。戰爭狀態中的軍事長官，必須擁有絕對權威，必須具備爭強好勝的性格特點：面對戰機，要殺伐決斷，甚至孤注一擲；管理部下，要獎懲嚴明，甚至一言生死。這樣的人，其行事作風在和平時期的官場上必定不會討人喜歡，通常會給人留下無視秩序、飛揚跋扈的印象。
此外，戰爭環境的殘酷艱辛，很容易讓統帥和部屬、士兵之間建立極其密切的關係。所謂袍澤之誼、戰友情義，是其他形式的感情無法比擬的，而一旦戰爭結束，這種感情也將隨即轉化為根聯固結的利益關係。因此，全面戰爭，比如改朝換代之類，往往同時出現大批功臣，形成多個既息息相關又互相傾軋的「功臣集團」「勳貴集團」。戰爭結束後，這些大小功臣，以及他們為數眾多的生死袍澤、子弟親屬，憑藉功勞迅速佔據國家權力的最高層，隨之而來的是分割大量社會經濟資源。這必然給國家的重建和常態下的政治運行帶來很多麻煩，也必然與有志有力、爭取獨裁的君主，以及負責日常行政管理的文官們產生大量的、難以調和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君主與官僚聯合，剝奪功臣集團的權力，幾乎成為歷朝歷代「國初鬥爭」的常態。
更有甚者，歷史上確實多次出現功臣坐大的現象：或臣強主弱、搶班奪權，如曹孟德；或割據一方、扯旗造反，如吳三桂，等等。不論哪一種，造成的後果都非常嚴重。在這樣的前車之鑒下，有野心有實力的大功臣，無疑會被皇權視為重大威脅。
有鑑於此，君主們一旦認為功臣或有不臣之心、或有不臣之力，往往就要對其削職奪權，甚至大開殺戒。當然，判定功臣「不臣」之後，到底是止於削職奪權，還是真的大開殺戒，就與當時的政治形勢，以及君主的個人風格密切相關了。有些君主氣度較為恢宏，對功臣問題的處理就更溫和一些，譬如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就頗為人所稱道；而有些君主刻忌雄猜，手段就要激烈得多，譬如朱元璋的重刑濫殺、屠戮無遺類，就大為人所詬病。
至於汪景祺所說的，君主自己庸常怯懦、陰私猜忌，加之旁人構陷，而純粹冤殺功臣的情況，也不少見。譬如周亞夫、岳飛、於謙之死，都是歷史上的著名冤案，千百年來令人扼腕歎息。
雍正殺年羹堯，也體現了他猜忌刻薄、反復無常的一方面——筆者猜想，如果同樣的事情放在康熙皇帝身上，年羹堯至少不會有性命之虞。但另一方面，年羹堯的問題又很複雜，他除了個性跋扈、掌握軍權、代表川陝地區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外，還具有外戚身份，可能會對以後的皇權穩定交接產生負面影響。而這一點是此前的研究者較少關注的。
那麼，作為「功臣不可為」的代表性人物，年羹堯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他的發跡和敗亡所為何由？他和康熙、雍正二帝之間到底有怎樣的關係？容筆者慢慢講來。
〈家世與姻親〉
年羹堯，字亮工，號雙峰。其名與字都取自《尚書》，其中「堯」是字輩，「羹」取「調羹」之意，比喻宰相治理國家。「亮工」出自《舜典》的「欽哉，惟時亮天工！」意思是能輔佐天子以立天下之功。無論名還是字，都是要位極人臣、建功立業的意思，顯得頗有王霸之氣。
順便多說一句，亮工這個詞，意思很好，可實在不大吉利，清初有三個名亮工或者字亮工的名人，運氣都很不好。除年亮工外，明清之際，有文學家周亮工，先在明朝做官，後來降清，順治、康熙年間，先後三次因為貪污、濫殺等罪名論死；勉強保住性命，乾隆年間又入了《貳臣傳》。又康熙、雍正年間，有江蘇武進人錢名世，字亮工。雍正四年（1726），錢名世因為附逆年羹堯，被革職發回原籍。雍正皇帝為了對其進行羞辱，親自書寫「名教罪人」匾額，讓錢名世懸掛在自家大門上，並命在朝翰林出身的三百多名官員寫詩聲討他的罪行，結成《名教罪人詩》。其中有個叫陳萬策的官員取巧寫了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易亮工奸」，把這幾位倒楣的亮工湊在了一起。
年羹堯家族本來姓嚴，祖籍安徽懷遠，後來訛「嚴」為「年」，遂以年為姓。成化年間的戶部尚書年富，即是其家族中人。明朝後期，年氏家族遷居遼東廣寧。明清之際，年羹堯的曾祖年有升一家被清軍裹挾入旗，隸於漢軍鑲白旗下。順治十二年（1655），年羹堯的祖父年仲隆考中進士，曆官知州，開始了家族的上升之路。
到了年羹堯父親年遐齡這一代，年氏家族的政治地位陡然提高。年遐齡由筆帖式出身，平流進取，到康熙三十一年（1692），官至工部左侍郎、湖廣巡撫，康熙四十年（1701），署理湖廣總督，成為清王朝的高級官員。年遐齡子女較多，其著名於世者有長子年希堯、次子年羹堯，以及幼女——雍正皇帝的敦肅皇貴妃年氏。
其中，長子年希堯，字允恭，生於康熙十年（1671），比年羹堯大八歲。他借著父親、弟弟、妹妹、妹夫的光，官至左都禦史。他官做得雖大，做官的興趣卻不大。相反，年希堯博學多聞，尤其喜愛西學，像個穿越到清朝的歐洲百科全書式學者。他在幾何學、透視學上頗有造詣，著有《視學》《測算刀圭》《面體比例便覽》《對數廣運》等著作；通曉醫學，輯有《集驗良方》六卷；精於繪畫，工山水、花卉、翎毛；喜愛音樂，是廣陵琴派的傳人之一。此外，他在陶瓷燒造方面有卓越貢獻，雍正年間擔任景德鎮禦窯廠監督九年，發掘傳統工藝，實驗新技術，研製出了十幾種顏色的琺瑯彩顏料，解決了清代琺瑯制瓷必須進口顏料的難題。如今以精雅著稱、風靡互聯網和拍賣市場的雍正瓷，很多都是由他主持燒造的，世稱「年窯」。當時，一位在清廷的法國傳教士在給法國皇家科學院秘書長的信中曾說：「他（年希堯）既非文人又非學者，如果他得知歐洲的學者們將他引為同儕……定會大吃一驚。」
敦肅皇貴妃是年遐齡的老來女。她在康熙五十年（1711）前後嫁給雍親王胤禛為側妃，其時年紀當在十四五歲，所以她大約要比二哥年羹堯小十五六歲。
在這裡，我們先要介紹一下清代皇室的婚姻制度。與漢民族長久以來實行的一夫一妻多妾制不同，蒙古、滿洲等北方民族的傳統是多妻制。側妻也是妻，地位比正妻略低，但遠遠高於妾，如根據《清會典》所載的輿服制度，親王側妃冠頂飾東珠九顆，比親王嫡妃僅少一顆，而比下一級的郡王嫡妃還多一顆。這可能與側妻是聘娶而來、妾是戰爭擄掠而來有關。明初皇室受元朝影響，還有過類似的做法。比如朱元璋為他的次子秦王朱樉娶元末名將王保保之妹為妃，娶開國功臣、衛國公鄧愈之女為次妃，可見次妃地位之高。滿洲上層的多妻制在清朝入關後有所消減，側妻的地位有向妾靠攏的趨勢，但在康熙年間，這一制度仍保持著一定的慣性，特別體現在高爵宗室內部。其時，皇子、親王的側妃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由生育成年子女的妾提拔而來，二是由皇帝直接從八旗秀女中指婚而來——後者的地位要更高於前者，多選官宦世家之女為之。
年氏去世前，雍正皇帝曾下旨表彰她的優良品質，其中提到了年氏嫁給自己的原因，是「皇考嘉其端莊貴重，特封為親王側妃」。可知年氏成為雍親王側妃是通過康熙皇帝的親自指婚，所以入府之初即獲得較高地位，排序僅次於雍親王嫡妃，而列在另一位側妃——已經為胤禛生育了多位子女的李氏之前。雍正帝即位後，將年氏封為貴妃，而李氏則下其一等，只封為妃。
雍正帝是天生的政治人物，對於女色的興趣不大。雍正六年（1728），湖南人曾靜號召反清複明，為當今皇帝扣上十大罪狀，其中有一條是「好色」。雍正帝為此疾呼駁斥說：「遠色二字，朕實可自信，而諸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今乃謗為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寵者何人？」雍正帝雖遠遠談不上好色，但對女性之美，還是有自己的欣賞視角。他曾命人畫了十二幅工筆重彩漢裝美人圖掛在屏風上，後經朱家溍先生考證後命名為《雍親王題書堂深居圖屏》，畫中美人或讀書，或對鏡，或賞花，或戲蝶，姿態各異，但體態纖柔、相貌清秀、氣質文雅的特點是一致的，可見其對女性的審美旨趣。
而雍親王在潛邸時的妻妾，或出身于滿洲武功貴族，或出身于白身包衣家庭，恐怕氣質舉止、文化修養，多與畫中美人不符。唯有出身仕宦科舉之家、身體又很羸弱的年氏與之相類。是以年氏雖然入府較晚、與雍正帝年齡差距較大，但頗受寵愛，夫妻感情十分融洽，十年左右的時間就生育了三子一女，與李氏並列為雍正帝生育子女最多的後宮。不過大概是因為「素病弱」，年氏所生的孩子都沒有活到成年。換言之，如果年氏之子能夠長成，子以母貴，對儲位當有很強的競爭力。
年羹堯出生於康熙十八年（1679），具體日期不詳。這一年是清軍入關的第三十六個年頭，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已接近尾聲，清王朝在中華大地上的統治基本穩定下來，我們通常所說的「康乾盛世」即將開始。年羹堯作為高級官員子弟，對清王朝的統治應有較強的認同感，是王朝自己培養的青年俊傑。
年羹堯自己娶過兩任妻子，第一任是大權臣明珠的孫女、著名詞人納蘭性德的女兒——葉赫那拉氏。按理說，年遐齡雖然做到了署理總督，但畢竟只是靠個人奮鬥上位的普通行政官僚，又是漢軍旗人，且年羹堯本人還是庶出，和康熙年間紅得發紫的權相明珠夠不上門當戶對。不過，明珠是個慧眼識才的伯樂，他大約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羹堯入仕前後——就相中了這個卓爾不群的小夥子，並很快將孫女嫁給他。沒過幾年，納蘭小姐病逝，明珠不願意斷了這門好親戚，遂再次做媒，將自己夫人娘家的一位姑娘——英親王阿濟格一系的宗室格格介紹給年羹堯做繼妻。
年羹堯與兩位夫人的感情都比較融洽。康熙四十五年（1706），他的原配納蘭夫人的嬸母、明珠第三子揆方之妻淑慎郡主（郡主為康親王傑書之女）病故，揆方邀年羹堯為亡妻撰寫墓誌銘。其時，納蘭夫人已經去世，年羹堯憶及夫人生前所述娘家舊事，娓娓道來，末稱：「餘之執筆不禁泫然者，則以安仁奉倩，相憐同病，淒其舊雨，昔夢重溫，蓋余妻之墓，已有宿草久矣！」意思是說：「我今天為揆方公的愛妻撰寫墓誌，執筆揮毫時想起我的亡妻，不禁黯然泣下。魏晉時與妻子恩愛的潘安、荀粲同病相憐，現在我與揆方公懷念妻子的悽楚心情也是一樣的。想想我的妻子啊！墳前已經長滿了舊草。」言辭間頗見伉儷情篤。兩年後，揆方病故，明珠又命年羹堯為「情好最篤」的揆方撰寫墓誌，足見明珠對這個前孫女婿的滿意程度。
年羹堯是漢軍旗人，滿文讀寫能力一般。他在雍正年間擔任大將軍期間，與軍務相關的機密奏摺多用滿文書寫，皇帝也多以滿文進行回復。年羹堯曾向雍正皇帝報告，自己遇到不能讀寫的滿文時，為保密起見，不肯讓外人閱覽，而是請滿文更好的繼配夫人覺羅氏幫忙翻譯，夫妻配合撰寫奏摺。雍正帝對年羹堯與覺羅夫人的琴瑟和諧也有所瞭解，在對年羹堯大加賞賜的同時，還曾指名賞賜覺羅夫人耳墜等首飾，以取「夫妻雙圓」之兆。
這兩次婚姻，為年羹堯帶來了豐富的政治資源和沉重的政治包袱。所謂資源，是指年羹堯通過兩次聯姻，迅速融入了明珠家族的婚宦關係網。明珠有三子，長子性德有才名，次子揆敘是康熙中後期的重臣。揆敘備受康熙帝信用，長年擔任翰林院掌院，為人溫厚，又精于文學，遂能廣結漢人士大夫之心。此外，明珠家族子女、孫子女眾多，聯姻物件均屬高門，涉及的重要宗室就有英親王、康親王、肅親王、康熙第九子胤禟四個支系。年羹堯作為明珠家的孫女婿，年紀輕輕就有機會結交滿漢權貴，甚至宗室王公，這是普通漢軍官宦子弟無法具備的。
所謂包袱，是指具有這樣複雜姻親背景的年羹堯，註定無法擺脫許多人事關係的影響，譬如與雍正帝死對頭、皇九子允禟的這一層聯繫，日後就給年羹堯帶來了很大麻煩。自然而然，糾纏在明珠家族勢力範圍之中的年羹堯，也很難得到以「孤臣」自命、最不屑「團團夥夥」的雍親王的真正信任，哪怕他們也結成了郎舅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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