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內文試閱】
李國鼎 一位決策者的高貴靈魂
我們所敬重的李國鼎先生於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台北逝世，享年九十二歲。
我的老師顧應昌院士在英文傳真中建議：「李博士的友人、同事及仰慕者， 一定要想出最合適的方式，來紀念這位一生對台灣有傑出貢獻與成就的偉人。」 絕大多數人的貢獻，隨著時光隧道逐漸消失；只有極少數極少數的人，即使他們在世的時候，其貢獻因時代的見證就已經凸顯。
李氏正是這麼一位難得的人物。他既是台灣經濟奇蹟的創造者之一，又是近二十年來推動資訊科技的功臣，更是提倡第六倫的先驅。他推動改革的領域還包括了教育體制、企業管理、醫療網、社區發展、都市規畫等等。因此，他對台灣的貢獻是繼往開來、歷久彌新。
在今天這個只想出名，不想出力；只想作秀、不想做事的年代，李氏一生的言行，樹立了一個從政者的典範──敢想、敢說、敢做、敢愛。
因為敢想，才能想得遠、想得深。因此李氏就不斷提出新觀念、新政策。
因為敢說，才能說真話、說實話。因此李氏不斷的寫文章、做演講。
因為敢做，才能做得快、做得好。如果只敢想、敢說，而不敢做，那只是幻想和清談而已。
李氏鍥而不捨地積極推動開創性，以及有時具有爭議性的政策（如加工出口區及第六倫）。
因為敢愛，才能由所信基督教的愛心出發，愛國家、愛社會、愛眾人。
他在晚年時沉痛地說過：「我們的價值觀念愈來愈走向『貪』，愈來愈缺少『愛』。」 自從五十六歲（一九六六年）聖誕節受洗後，李氏寫過：「我的生活更有規律，神賜我智慧、勇氣、信心來應付與日俱增的問題。」
他更常常親筆抄錄《聖經》中〈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中的幾節話送贈友人及後輩：「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李氏的「愛」特別包括了愛才、惜才與用才。在經濟與財政部長任內，不斷選送優秀同事出國深造。
一九八七年春天接受《遠見》雜誌專訪中，他特別提出：「我工作的機關沒有一個是我自己的人，從來不以鄉親、學誼、戚誼來考慮用人，主要的原則是用人、待人以公平為原則，一樣地給他機會，用人的長處，改善其短處。因此凡有能力的均可脫穎而出，沒有差別，這是我一生最愉快的事。」
很多位旅居在國外的我國專家或學者，常常只因為與李氏見面一次或一席談，就被他的使命感所感動，而決定回國投資、或擔任公職。郝柏村先生說得傳神：「李資政一輩子做的事，就是圖利他人。」
一九八五年李國鼎先生邀請到了張忠謀先生來台擔任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 參與科技研發。對當年李資政的勸說，張先生也直說：「沒有李國鼎，就沒有台積電。」
即使在過去還沒有「泛政治化」的時代，任何一位肯想、肯說、肯做的部長，一面會得到人民及輿論的讚揚，另一面也會受到一些批評。
一九八一年三月所提出的「第六倫」，就是受到責難的一個例子。他誠懇地提出在現代化過程中，「群己關係」建立的迫切。其切中時弊的論點可說石破天驚，立刻得到了普遍的共鳴，但也馬上引起一位黨國元老的公開批判：「我國文化中只有五倫，哪有第六倫？」
李氏指出：「以五倫為特色的人際關係所表現的優點是親切、關懷，缺點則是偏私、髒亂；以群己關係為特色的人際關係的優點是公正、秩序，缺點則是冷淡、疏遠。五倫屬於私德的範圍，群己關係屬於公德的範圍。五倫的社會文化背景是經濟活動和社會結構簡單的傳統社會；第六倫的社會文化背景則是經濟活動和社會結構複雜的現代社會。」
李氏對台灣社會的熱愛反映在每一個他所鼓吹的觀念上。這位具有國際視野的資政，希望朝野共同努力，把ROC（Republic of China），提升為文化大國（Republic of Culture），把MIT（Made in Taiwan）「台灣製造」，換成永不沒落的「台灣奇蹟」（Miracle in Taiwan）。
在台灣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我曾先後提出過經濟人、社會人、文化人、科技人的理念，來反映社會對他們的殷切期望。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又在鼓吹「知識人」這個更廣義的理念。這個理念是要使「知識人」與當前大家提倡的「知識經濟」、「知識社會」、「知識世紀」、「知識時代」接軌。
我心目中的「知識人」要擁有三個條件：科技腦、人文心、中華情。
科技腦：是指他們的思維方式及工作態度就是不馬虎、不敷衍；相信事實、相信數據；「對」的就要堅持、「錯」的就要放棄；並且追求創新；更注重績效──目標既定，全力以赴。
人文心：「人文心」是「以人為本」。有益於人類的「科技」，能帶來財富、效率、秩序、進步；正如有益於人類的「人文」，會帶來自由、公平、哲思、福祉。具有「人文心」的，就會發揮高尚的風範、謙和的氣質、大愛的情操，以及人性中的無私。
中華情：是包括了對中華歷史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嚮往，對兩岸和平的追求，對兩岸雙贏的鼓吹。
當前的「中國結」千萬不可變成死結。因此，兩岸的底線絕不可以「中國人打中國人」；兩岸交流的起點一定要從「中國人幫中國人」開始。兩岸的中國人，只有以「中華情」來解「中國結」。
一九九三年六月，李氏回到了離開了四十七年的故鄉與國土。在南京中央大學母校講經濟發展，在北京與朱鎔基先生談台灣經驗。一位北京朋友說：「那次李朱近二小時的長談，對大陸經濟改革的幅度與速度有深遠的影響。」我們放眼半世紀以來的政府首長與社會精英，同時兼有這三者的，當推李氏為第一人。李氏實在是一位完美的「知識人」。
在天下文化出版的《工作與信仰》一書的自序中，李氏寫著：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來自平凡的家庭。我在小時直到中學二年，也讀書，也
頑皮，大了一點知道怎樣努力─讀書努力，工作努力，同時工作中不斷在求
知，這一個求知的鐘擺仍在不斷運轉中。
當我進入社會，不斷的繼續學以致用，我以基礎的科學知識，主動多方追求
智識，解決問題。
如果這一位完美的「知識人」，這樣自謙是「一個平凡的人」，那就給了我們每一位平凡人足夠的鼓舞─不斷求知，讓求知的鐘擺不斷的運轉。
對一位曾經早期走過台灣艱困貧窮時代的「經濟老兵」，按理說，在當前每人所得一萬四千美元時，應當充滿自信。但是當前泛政治化的瀰漫、從政者的私心、社會大眾的缺少愛心、是非觀念的模糊、群己關係之難以落實，都令這位年逾九十的資政憂心。
從一九六九年起，每個暑假我都從美國回到台灣，一部分的時間是追隨李氏參與經濟發展相關的研究。三十年來，根據自己的觀察，再也不容易找到一位政府首長對台灣的全面發展，會像李氏那樣投入那麼多的心血，參與那麼多的領域，做出了那麼多的貢獻，產生了那麼多的影響。
他在台灣及國外出版了近十本的中英文著作；南京的東南大學也已經出版了《國鼎文集》十五冊，分別記錄了李氏近四十年來的思維與作為。他發表的一千一百多篇的中文文章及近三百篇的英文文章，是留給世人最珍貴的一部分遺產。此外，他獲得的十二個榮譽博士、以他的名字在著名大學所設立的講座，以及各國政府頒贈的勳章，也都是實至名歸。
在專業知識上，他是通才中的專才，專才中的通才；在做事做人上，他既「能」又「廉」，既「勤」又「實」。
綜合來說，李氏一生所最令人尊敬的還是他擁有高貴的靈魂─無法被腐化的操守、無時無刻不在的大愛、全心投入的專注、從不氣餒的使命感。他在台灣四十年的公職生涯（從一九四八到一九八八，亦即從三十九歲到七十九歲），正就是台灣經濟奇蹟創造的歷程。決策者的高貴靈魂才是國家進步的最好保證。
在他所擁有的讚譽中，從「財經重臣」、「科技教父」，到「國之寶鼎」， 最使他安慰的是否在臨去前所獲得的榮耀：南京大學與東南大學的榮譽董事長？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