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中國》幫助我們了解中國
這本書的英文名稱是 “The Myth of Chinese Capitalism”，它還有一個副標：“The Worker, the factory, and the future of theworld.”。老實說，不論是英文主標或副標，讀者都不會猜到作者想要描述的主軸。反倒是中文書名取得比較好：「低端」，英文大概是 low-end，是指社會低層的那一群人。2017 年北京清理「低端人口」，大概是外界第一次看到這個名詞。在民主國家、尊重人權的社會，我們都不可能把任何「人」描述為「低端」。但是在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地方，不尊重人權其實是常態。
這本書所描述的，是中國數以億計的「農民工」。所謂農民工，是指他們原本是農村家庭的年輕或是壯年成員，在中國九○年代鄧小平改革開放風潮下，因為東南沿海城鎮先行「試點」，使得深圳、上海、浙江、天津等地成為率先移入輕重工業的地區，遂吸引了幾千萬、幾億的農村人口移入，成為「農民轉工人」的農民工。農民工原本生活苦，所以到新的工廠工作要求低、吃苦耐勞，是絕大多數東南沿海工廠的廉價勞工，其實也是血汗勞工。從 1990 到 2005 左右的 15 年間，中國的經濟成長都是由這些血汗勞工撐起來的。
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的經濟成長，都會經歷前述「農民往城市、工業區移動」的過程。在經濟發展初期，農民人口比例動輒超過六成、七成，到了經濟發展成熟期，則農業人口往往只剩下不到 3%，其他大約 60% 的農民都轉軌到工業部門或是服務業。這個過程台灣、韓國、新加坡和所有走過經濟發展過程的國家，都經歷過。但是中國的經驗，卻與別的國家不同。哪裡不同？且讓我慢慢解說。
第一，中國農民沒有居住遷徙的自由。台灣若干南部人民「北漂」，到了北部就是一個權利完整的「北部人」。但是中國實施嚴格的「戶口制度」，所以鄉村農民漂到東南沿海城市，理論上仍然是非法的，沒有城市戶口。因為是非法，農民工永遠無法取得城市的居留權，所以他們的子女也永遠不可能移居城市。
第二，許多在中國的外資、台資的工廠老闆，都是豬狗不如之輩，他們竭盡所能壓榨這些血汗勞工。因為怕勞工逃跑，所以老闆扣押他們的身分證，外加在薪水中先扣下一個月的伙食費。工資低廉不說，住宿環境也差。由於農民工理論上是非法，他們也不敢向外界申寃。即使申寃，地方官府也是偏袒業主（因為那是地方官員索賄與油水的衣食父母）。農民工身分證被工廠扣押，在街上經常被警察欺負，動不動押回警局，又要工廠付賄才能保出。所以農民工的生活狀況極慘。看看全球各國的經濟發展歷程，中國的廣大農民工大概是人權待遇最差的一群。
第三，農民工由於在城市是「非法低端人口」，所以極少有「在城市待下去」的打算。每年十一長假或是農曆春節，這些農民工才能休假返鄉，形成極大的人口流動，動輒以億計。他們平均一年回鄉兩次，其他時間子女都交給祖父祖母照顧，形成全世界唯一、極大比例的「跨代教養」。也有許多外移農民工父母沒有辦法照顧，就把子女安置在鄉下的寄宿學校。這些完全沒有家庭生活的十幾歲孩子，人格成長與心理發展，都更容易出問題。
第四，有些農民工選擇把家人子女接到城市與自己一起住。即使這些農民工收入能夠養活一家人，但是這一家人就是沒有戶口，就是非法。於是，農民工的子女沒有辦法上水準比較好的公立學校，只能上「專門吸收農民工子女」的私立學校。這些學校十之八九是「辦學以賺錢為目的」，因此農民工的下一代，也因為教育機會差而難有出路，往往還是下一個世代的「低端人口」。簡言之，農民工跨代往上階級移動的機率，非常非常低。
第五，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從東南沿海開始的，所有的彈性制度與試點辦法，包括土地買賣，都只適用於東南沿海，不適用廣大農村。所以，農民不可能在自己的家園發展出什麼有積極機會的經濟翻身模式。於是，幾億農民工是被卡在中間的：往城市移動則自己加子女就是次等公民；如果留在鄉下則勞苦農耕一生，完全沒有翻身機會。
第六，唯一的可能，就是北京忽然「垂憐」某個偏遠鄉鎮，要由上而下地發展那個鄉鎮。例如，北京說要在貴州發展「雲端」產業、要建造一座大型太空雷達，則貴州就中選，大力發展這些產業。但是地方即使被相中，只是平白冒出一些政府機關或是財團，打著中央政策的名號來徵收土地。土地徵收價格未必合理，農民沒有拒絕的權利，徵收之後農民除了一筆錢，頓失生活依靠。所以說穿了，「垂憐」之後的徵收，未必是農民的福利。
第七，在中國最近發展的大數據「社會計點」制度下，農民工益發難以翻身。「社會計點」該怎麼計，其實是「非農民工」設計出來的。種種「加點」的行為（例如捐款行善），大概絕對不是農民工做得到的。於是大數據與人工智慧，將使農民工的弱勢「制度化、數量化」，更不利於農民工。
綜合以上，讀者大概就能體會在中國扭曲的共產黨統治下，幾億農民工的苦難。這些苦難有改變的機會嗎？很難，背後有兩個原因。其一，若要改善農民工在都市地區的權益，例如讓他們擁有戶口，享受一般都市居民的權益，則都市居民會群起反對，因為這是零和遊戲，例如增加農民工子女的就讀公立學校機會，就會減少都市人子女的就學機會。都市人直達天聽，絕對會擋下來。其二，農民工生活雖苦，但是與十幾年前比，生活還是有改善。在媒體、網路一言堂洗腦之下，這些「都是共產黨的德政」。農民燃不起不滿意識，就很難形成改變的壓力。
作者 Dexter Roberts 做過 Business Week 與Bloomberg 的記者，記者的調查與寫作，其路數與學者截然不同。他們的田野探索，不走「問卷」、「實驗」、「推理」、「論證」這樣的路線，但是有時候卻是極為敏銳。例如，作者有一回訪問移民工在家鄉獨居子女就讀的寄宿學校，校長安排了幾個學生受訪，想必是排練過問題／答案模擬的。但是 Roberts 一開口就問「想不想爸爸媽媽？」女學生沒有心理準備，不安地扯扯衣袖，就哭了起來。我讀起來非常真實，也非常難過。我們學術研究者，絕對沒有這樣的功力。
天安門頭有毛澤東所寫「為人民服務」幾個大字，是「毛_體書法」，大概也是集權中國最諷刺的幾個字。作者最後引述費孝通的幾句話做結論：「一個人民所不能控制的權力能為人民服務，是一個奇跡。奇跡可以有，但不能視作當然。所以為了要保證權力不能不向人民服務，還是得先由人民控制住這權力，這才是政治上的常軌」。
對於費孝通的說法，我必須要加幾句：「人民控制權力，才能促成權力為人民服務」，這並不是「奇跡」與「常軌」的高深辯證，而是誠實與謊言的普通常識。不受人民控制的政治權力，就只是政治人物的私欲私利，了無其他。硬要合理化不受人民控制的權力，必然是謊言。
台灣政治學界有少數垃圾，連區辨謊言的能力都沒有。這是台灣學術界的恥辱！
野島剛所看見的《台灣十年大變局》
這本書完成於 2017 年 2月，迄今已近五年。我已經不記得是誰送我的，一週前偶然發現，看到出版年分，還擔心書的內容會不會過時了。畢竟，在過去五年，有四年是美國川普執政，美／中衝突日益升高，中國的戰狼外交也日益引發全球反感，而這些都是影響台灣處境的重要變數。野島剛的書大概完稿於 2016年底蔡英文勝選之後，但是對於其後的發展，作者還沒有機會觀察。
雖然錯過了這五年的觀察，我認為此書還是非常值得一讀，原因概述如下。
野島是日本媒體《朝日新聞》的記者。記者寫作的方式與學者不同；如果用比喻來說，記者的筆法都像是在寫「科普」，試圖把脈絡複雜的社會現象，用一般讀者能夠理解的方式呈現出來。學術界人士寫科普的頂尖高手，大概許多人都會想到 Jared Diamond，他能把演化、地理、歷史用簡單的白話文寫出來，幫助完全沒有專業知識的人理解複雜的科學知識。記者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也可以對複雜的政治、社會、經濟問題清爽解析。野島剛的功力，庶幾近矣。
舉個例子：此書一章提到了南海爭議，扯出「九段線」、「十二段線」等名稱的源起。在另一本普立兹獎得主 DanielYergin 的近著 “The New Map” 中，這位美國記者也有一章類似的敘述。兩相比較，野島的描繪較之 Yergin 毫不遜色，甚至對於來龍去脈描述的更清楚。記者功力堪與普立兹獎得主平起平坐，當然不容易。
野島觀察台灣的視角與一般學者不同，一個很關鍵的因素，就是「日本因素」。畢竟，台灣曾經被日本統治五十年，老一輩的台灣人有相當的日本文化記憶，這些文化因子當然會影響今天的民間情緒。此外，中國對於台灣的民族主義情緒，又與鴉片戰爭、甲午戰爭、清朝割讓台灣密切相關，而甲午戰爭、割讓台灣的主角又是日本。再者，釣魚台、琉球、南海諸島也曾經被日本占領數十年，相關的地緣政治恩怨情仇，背後又有日本的因素。國際關係的教授經常分析「美／中／台」的三角關係，而野島剛強調的「日／中／台」切入，對於理解台灣現況，絕對有互補作用。
除了國際政治，野島也花了不少力氣了解台灣政治的脈絡。他分析李登輝、馬英九、台灣認同的轉變，都相當精準。對於諸如一中各表、九二共識、憲法一中、一國兩制、一國兩府、一邊一國、維持現狀、終極統一、終極獨立、特殊國與國、兩岸一家親等複雜的中文文字遊戲，野島承認他理解起來頗為困難。這種文字遊戲對任何「正常人」來說也許都是困難，野島並沒有什麼劣勢。
我也想從不同的角度，對於野島的論述做一些補充。社會科學學術研究者也要觀察、分析錯綜複雜的社會現象。我認為學術研究者要在「一中各表、九二共識、憲法一中、一國兩制、一國兩府、一邊一國、維持現狀、終極統一、終極獨立、特殊國與國、兩岸一家親」等複雜的毛線球中找到某個線頭，另外創造一個名詞加入戰局，一點都不難。例如，最近美國某個智庫學者就針對「維持現狀」一詞中何謂「現狀」，提出了不同詮釋，拉雜引證，也就寫成一篇論文。但是國際政治這樣分析，實在沒有什麼意思，而學者如果只是這種水準，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功力。捲入名詞，其實是人云亦云的研究，論文滿坑滿谷，缺乏透視。
我曾經向一位對前述文字遊戲頗有鑽研的媒體總主筆說：「一中各表、九二共識、憲法一中、一國兩制、一國兩府、一邊一國、維持現狀、終極統一、終極獨立、特殊國與國、兩岸一家親」等這些論述，統統沒有「民主」因素。中華民國在台灣是個民主體制；任何涉及台灣走向的憲政論述，怎麼可能不經過民主程序？又怎麼可能靠文字鑽研，就迴避人民的角色？民主社會絕不能「不問蒼生問外人」。更嚴重的是：在民主社會，所有憲政論述都可以隨民意而改變。今天的蒼生不能代表明天的蒼生發言，我們這一代去吵什麼「終極」如何，意義在哪裡？野島剛的觀察如果能加上一些民主的價值，我認為就更完整了。
最後一點補充，則是關於「主觀與客觀」因素的切割。學者與記者的訓練，往往都要求報導與研究要客觀，至少要「先客觀了解事實，再主觀提出見解」。但是對岸中國在鴉片戰爭的陰影之下，對於與「民族主義」有關的議題，幾乎永遠是直接跳到主觀結論。主觀搶占結論，就再也沒有客觀討論的空間；這是兩岸問題難解的重要關鍵。
不只對岸，我們台灣人當然也有情緒、也會反彈。我在WTO 做大使的時候，對岸經常對 WTO 祕書處施壓，所有「信紙、名片、會議、文件，統統不准台灣字樣」，這真的會惹毛所有台灣人民。有一年，我突發奇想，用交際費預算去買了一些酒，由酒廠印製酒標，上面印上 Mission of Taiwan to WTO，當成外交禮物，送給各國大使。對岸自以為戰狼無所不在，但是管不到酒莊酒標。雖然這種遊戲很無聊，但是用無聊遊戲對付老共，還是頗有樂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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