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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筆記
告別了蘇聯時代，我們也告別了自己的一種生活。我試圖聽到這齣社會主義大戲所有參與者的真實講述。
我們的共產主義，本來有個瘋狂的計畫：要把亞當以來的舊人類改造為新人類，而且也付諸行動了，這算是它唯一做成的事情。七十多年間，在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實驗室裡，製造出了另一類人種：蘇維埃人。有人認為這是一種悲劇人物，另一些人把他們稱為「老蘇維埃」。我覺得我懂得這種人、熟悉這種人，我和他們共同生活了多年。他們就是我自己，是我的親人、我的朋友、我的父母。幾年來，我為此遊歷了整個前蘇聯地區，因為蘇維埃人不僅是俄羅斯人，還有白羅斯人、土庫曼人、烏克蘭人、哈薩克人……現在我們生活在不同的國家，說著不同的語言，但我們不會和其他人類混淆。在芸芸眾生中，你會立刻發現我們這一類人！我們這類人，全都有社會主義基因，彼此相同，與其他人類不一樣。我們有自己的語彙，有自己的善惡觀，有自己的英雄和烈士。我們與死亡有一種特殊的關係。在我記錄過的故事中，這些語彙常常縈繞於耳：槍斃、屠殺、消滅、抹去，或者一些蘇聯特有的消失方式：逮捕、剝奪十年通信權、放逐。如果我們還記得，不久前有幾百萬人慘遭殺戮，人的生命又價值幾何？我們是充滿仇恨和偏見的種族，一切都來自於那個被稱為古拉格的地方和那場恐怖的戰爭，還有集體化、沒收剝奪、大遷徙……
這就是我們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曾經是我們的全部生活，但那時我們很少談論。而今，世界已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我們的生活開始被所有人關切，它曾經是怎樣一回事並不重要，只因為它曾是我們的生活。我寫這本書，是希望透過一點一滴，透過一鱗半爪，發現家的故事，尋找社會主義的內核，比如社會主義在人的靈魂中究竟是怎樣的。我總是被狹小的空間所吸引，一個人的空間，只有一個人。實際上，在一個人的身上會發生所有一切。
為什麼書中有這麼多自殺者的故事，而不是普通蘇聯人民和平凡的蘇維埃人物傳記？其實說到底，他們結束自己的生命要麼是出於愛，要麼是因為年老，甚至只是為了興趣，想要解開死亡之謎。我找到了這樣的一些人，他們執著於理想，將理想深深根植於自己內心，絕對不妥協──國家成了他們的宇宙，取代了他們的一切，甚至生命。他們無法擺脫偉大的歷史，無法和那段歷史告別，無法接受另外一種幸福，不能像今天的其他人這樣，完全潛入和消失於個體生活中，把渺小看成巨大。人類其實都願意單純地過日子，哪怕沒有偉大的思想；但這在俄羅斯人的生命中卻從來沒有過，俄羅斯文學也從來不是這樣的。舉世皆知我們是戰鬥民族，要麼打仗，要麼準備打仗，從來沒有其他的生活。我們的戰爭心理由此形成，就是在和平生活中，也是一切都按戰爭的思維。聽到密集的鼓點，看到揮舞的旗幟，心臟就快要跳出胸口……人不僅不會在意自己的奴性，反而甚至會鍾愛自己的奴性。我還記得我讀書時，放學後全班同學一起去開墾荒地，我們鄙視那些不去的同學。我們會為了自己沒有參加過革命、沒有經歷過戰爭，而難過得哭出來。回首往事，難道我們真的曾經這樣？我真的曾是這樣的人？我和我的主人翁一起回憶。他們當中有些人說：「只有蘇聯人能夠理解蘇聯人。」我們就是這樣一群有著共產主義記憶的人，因為同樣的記憶而惺惺相惜。
父親曾經回憶，說他自己是在加加林飛上太空之後信仰共產主義的。我們是第一個進入宇宙的國家！我們無所不能！爸爸和媽媽也是這樣培養我們的。我也曾經是十月黨人，佩帶著一個十月革命徽章，先是少年先鋒隊的一員，然後是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成員。而絕望，是後來才出現的。
改革開始後，所有人都在等待歷史檔案開放。直到後來真的開放了，我們才了解歷史，那段一直對我們隱瞞的歷史……
「生活在蘇維埃俄國的一億人口中，我們必須吸引九千萬人追隨我們。剩下那些無法溝通的，必須被消滅。」（季諾維也夫，一九一八年）
「吊死不下於一千個頑固不化的富農和有錢人（必須的，而且要公開示眾）……要沒收他們所有的糧食，並扣押人質……這樣做是要讓方圓幾百里的人都看到，震懾他們。」（列寧，一九一八年）
「莫斯科正在死於飢餓。」庫茲涅佐夫對托洛斯基說。「這不是飢餓。當年提圖斯奪取耶路撒冷時，猶太母親還吃自己的孩子呢。所以，要是哪天我強迫母親吃自己的孩子，你們才能過來跟我說：我們好餓。」（托洛斯基，一九一九年）
人民看報紙讀雜誌，沉默不語。撲面而來的，是叫人喘不過氣來的恐怖！怎麼能如此生活？許多人把真相視為敵人，也把自由視為敵人。我的一位朋友說：「我們不了解自己的國家，不了解大多數人的想法。雖然我們每天看到他們，但哪怕天天見面，對於他們心裡在想什麼，對於他們想要什麼，我們一無所知；我們鼓起勇氣教導他們，不過當我們知道了一切，卻感到害怕退縮。」我們經常坐在我家廚房討論，還跟他爭論。這是在一九九一年……那是多麼幸福的時光！我們都寄望明天，深信明天自由一定會到來。一切都是從虛無開始，從我們的願望開始。
沙拉莫夫在《科雷馬筆記本》中寫道：「我參與了那一場為了生活徹底翻新而進行的壯觀、最終卻告失敗的戰役。」這是一位在史達林勞改營裡蹲了十七年的人所寫的話，他跟理想主義談了一場苦戀。我想可以把蘇聯人劃分為四代人：史達林時代、赫魯雪夫時代、布里茲涅夫時代，以及戈巴契夫時代。我屬於最後這一代人。我們這一代人比較能接受共產主義思想的瓦解，因為我們不是生活在理想主義生機勃勃、實力雄厚的時代，那個時候，要命的浪漫主義魔法和烏托邦願望方興未艾。我們是在克里姆林宮的「長老」監督下長大的，那是一個清教徒加素食主義的時代。共產主義的血脈已被遺忘，傷感和悲情主義高漲，保留下來的認知就是：烏托邦不可能變成現實。
那是在第一次車臣戰爭期間，我在莫斯科火車站認識了一個女人，她是從坦波夫州來的，正準備去車臣，想把兒子從車臣戰爭中帶回家。「我不希望他死；但也不想要他殺人。」國家已經不能夠再控制這個女人的心了，她是一個自由人了。但這樣的人並不多，多數人還是對自由感到惱火：「我買了三份報紙，每份報紙都在說自己寫的是真相。但真正的真相到底在哪兒？以前，只要早上看了《真理報》，就什麼都知道，什麼都了解了！」直到如今，眾人從各種思想的麻醉中醒轉過來的速度還是太緩慢了。如果我開始談起懊悔，聽到的回應就是：「我為什麼要懊悔？」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參與者。這個人說「我也坐過牢」，那個人說「我打過仗」，而第三個說的是：「我曾經在一片廢墟上建設起一座城市，沒日沒夜地搬磚運石。」出乎意料的是，人人都因自由而陶醉，但誰也沒有準備好面對自由。自由，它到底在哪兒？人民仍然只習慣於在廚房裡繼續痛罵政府，痛罵葉爾欽和戈巴契夫。他們咒罵葉爾欽改變了俄羅斯。那麼，戈巴契夫呢？人們咒罵戈巴契夫是因為他改變了一切，改變了整個二十世紀。而現在，我們變得像其他人一樣，像全球所有人一樣，意識到這次是真的，一切都變了……
蘇聯的文明是什麼？我匆匆地捕捉它的遺跡，那一張張熟悉的面孔。我向眾人詢問的不是關於社會主義，而是關於愛情、嫉妒、童年、老年，關於音樂、舞蹈、髮型，關於已經消失的生活中成千上萬個細節。這是把災難驅趕到習慣思維的範圍中，並且說出或猜出某些真諦的唯一方法。我總是對普通小人物的生活驚嘆不已，樂此不疲地探究無邊無際、數不勝數的人性真相……歷史只關心事實，把情感摒除在外。人的情感是不會被納入歷史的。然而，我是以一雙人道主義的眼睛去看世界的，而不是歷史學家的眼睛。我只對人感到好奇。
父親不在了，所以我無法把我們之間的對話進行到底。父親說過，他們那一代人死於當年的戰爭，要比現在這些沒有戰爭經驗卻要死於車臣的男孩輕鬆得多。在一九四○年代，他們是從一個地獄換到另一個地獄的。戰前父親是明斯克新聞學院的學生，他還記得，在他們過完假期返校時，見到的往往已經不是原來認識的那個老師了。因為老師一個接著一個被逮捕。他們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只感覺很害怕。就像在戰爭中那樣害怕。
我和父親之間很少有坦誠的對話，那是因為他愛憐我。我是不是也愛憐著他？我很難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通常都對自己的父母很無情。我們覺得自由是非常簡單的；但一段時間過後，我們親自感受到了它的沉重，因為沒有人教給我們什麼是自由，我們只被教育過怎麼為自由而犧牲。
這就是自由！但，我們期盼的自由真是這樣的嗎？我們曾準備為自己的理想而死，準備為理想而戰鬥。可是開始的卻是「契訶夫式」的生活，一種沒有歷史的生活。所有價值觀都崩潰了，除了生活價值。生活是最廣泛的。我們有了新的夢想：建一幢房子、買一輛好車、種一些鵝莓……自由原來就是恢復小市民生活，那是以前的俄羅斯生活中羞於啟齒的。消費主義就是自由之王。巨大的陰暗，欲望的陰暗，蟄伏在人類生命中的本能，而我們對於這種生活只有模糊的認識。在整個歷史中，人只是熬過了，而不是活過了。現在已經不再需要軍事經驗，它應該被遺忘。在現在的生活中，出現了成千上萬的新情感、新狀態、新反應……不知怎的，突然之間一切都不同了：標誌、事物、金錢、旗幟，還有人本身。人類變得更有色彩，也更加獨立，同質性的整體被摧毀，生活散為碎片、細胞和原子。就如達里所說的：「自由意志，就是無拘無束的意志，自由的空間。」大惡已成為遙遠的傳說，或者只存在於政治懸疑劇之中。已經沒有人還去暢談理想，只是侃侃而談貸款、利率、票據。錢不是掙來的，而是「做」出來和「贏」出來的。這些能夠持久嗎？茨維塔耶娃寫道：「金錢就是欺騙，此言銘刻在俄羅斯人的心靈中。」可是如今，奧斯特洛夫斯基和薩爾特科夫－謝德林作品裡的主人翁們好像紛紛復活了，而且在我們的大街小巷四處遊盪。
不管採訪誰，我都會提出一個相同的問題：「自由到底是什麼？」父與子的回答截然不同。生於蘇聯時代和後蘇聯時代的人絕對沒有共同的體驗：他們猶如來自不同的星球。
父親說：自由就是去除恐懼；八月的那三天我們戰勝了政變；一個人在商店裡有上百種香腸可以挑選，就比只能選擇十種香腸的人更自由；不被鞭撻就是自由，可是我們永遠等不到不被鞭撻的後代了；俄羅斯人不理解自由，他們所需要的就是哥薩克和鞭子。
兒子說：自由就是愛；內心的自由就是絕對價值；當你不擔心自己的欲望時，你就是自由的；當你有很多錢的時候，你就會有一切；當你不需要思考自由也能活下去時，你就是自由的；自由應該是司空見慣的。
我在尋找語言。一個人有許多語言，比如和孩子交談時的語言、戀愛時的語言等等。其中還包括一種，那就是跟自己對話的語言，我們常常要對自己做內心獨白。在大街上、在工作中、在旅途中，到處都有不同的話語。但變化中的不僅是語言，還有其他東西；甚至同一個人在早晨和晚上說的話，也會不同。而深夜裡，在兩個人之間發生的事情則完全從歷史中消失了。我們只和白天的人，只和白天發生的故事打交道。至於自殺則是夜晚的主題，一個人處於生存與死亡的邊界線上。那也許是一種夢境。我想以一個白晝人的追根尋柢來理解這些。但我聽到的是：「要是喜歡上這個東西，您不害怕嗎？」
我們行駛在斯摩棱斯克地區，到了一個村莊，在一家商店外停了下來。我多麼熟悉這些美好而善良的人（我從小在農村裡長大），這裡的人過著如此卑賤有如乞丐般的生活。我和他們談起了生活。「您是問自由嗎？走進我們的商店看看吧。您想要什麼樣的伏特加都有，標準牌、戈巴契夫牌、普丁牌，還有散裝香腸、乳酪和魚，香蕉就在那兒擺著。還需要什麼樣的自由？我們有這一點兒就足夠了。」「給你們土地了嗎？」「有誰能堅守土地？有人想要的話，就拿去好了。我們這裡只有瓦西卡．克魯托伊得到了。一個才八歲大的孩子，就要出去和父親一起犁地。要是去他那兒工作，也不能偷揩油，也不能打瞌睡。法西斯！」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中有一場關於自由的爭執，說的是自由之路的艱難、痛苦和悲慘：「要付出的代價這麼高，為什麼還要弄清楚該死的善惡？」但是人總是面臨選擇：要自由，還是要生活富足安定？自由總是與痛苦相伴，幸福卻往往失去自由。大多數人都是選擇走第二條路。
那位大法官對重回人間的基督說：
「你為什麼又要來打擾我們？你自己也知道，你的到來會打擾我們啊。」
「你是如此尊重他們（人類），但你所做的一切又似乎不再同情他們，因為你對他們的要求太多……尊重他們少些，要求他們就少些，這樣才更接近於愛，因為他們的負擔會輕些。人是懦弱而膽怯的……一個脆弱靈魂的罪過，不就是無力接納如此可怕的餽贈嗎？」
「對於人類，沒有什麼憂慮能比得上成為自由人之後，還要快快找到頂禮膜拜的對象更無止盡、更折磨人的了。把自由的禮物給了誰，隨之而來就會產生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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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在一九九○年代，我們曾經十分幸福，但那時候的天真如今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那時覺得，選擇已經做出，蘇聯共產主義毫無希望地完敗。一切才剛剛開始……
二十年過去了。「別拿社會主義嚇唬我們。」現在的孩子這樣對父母親說。
在與一個熟識的大學老師談話時，他對我說：「在九○年代末，每當我回憶起蘇聯時期，學生會吃吃地笑了起來，他們都堅信一個嶄新的未來已經在自己眼前開啟了。但今天情況又不同了，如今學生已經領教和體驗了什麼是資本主義：不平等、貧困、厚顏無恥地炫富。他們清楚地看到自己父母是如何生活的，從一個被掠奪的國家那裡，他們的父母一無所得。於是學生的情緒激進，夢想進行革命。他們穿紅色T恤，上面繪有列寧和切．格瓦拉的畫像。」
社會上又出現了對蘇聯的嚮往，對史達林的崇拜。十九到三十歲之間的年輕人中，有半數認為史達林是「最偉大的政治人物」。在這個史達林殺掉的人不比希特勒少的國家裡，居然出現了新一波的史達林崇拜？蘇聯的一切又都成了時尚。例如「蘇維埃餐廳」，裡面滿滿是蘇聯稱呼和蘇聯菜名。還有「蘇維埃糖果」和「蘇維埃香腸」，從味道到口感都是我們童年起就熟悉的，更不用說「蘇維埃伏特加」了。電視上有幾十個節目，網路上也有幾十個蘇聯懷舊網站。史達林時代的勞改營，從索洛夫卡到馬加丹，居然都成了旅遊景點。廣告文案裡還承諾遊人將會得到充分的勞改營體驗，會發送勞改犯人的服裝和幹活用的鋤頭，並向遊人展示經過翻修的勞改犯居住區，最後會組織遊客在勞改營釣魚……
舊式的思想再次復活：關於偉大帝國，關於「鐵腕」，關於「獨特的俄羅斯路線」……蘇聯國歌回來了，共青團還在，只是改名為「我們的」，執政黨就是複製版的蘇聯共產黨。總統大權在握，如同當年的總書記，擁有絕對權力。而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是東正教。
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前，亞歷山大．格林就曾寫道：「不知怎麼回事，未來並沒有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一百年過去了，未來又一次沒有到位。出現了一個二手時代。
……在大街上，我遇到了身穿印有鐵錘鐮刀和列寧肖像T恤的年輕人。但他們真的知道什麼是共產主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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