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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序
我的金庸
武俠小說泰斗金庸先生出生於1924年3月10日，2024年百歲冥壽，香港電台「講東講西」的監製囑咐我在其中一輯的節目紀念金大俠，我是奉命行事，但也要拖到五月。找嘉賓首先想到在報界工作多年，也與金庸相識，現今在樹仁大學執教的黃仲鳴教授。另一嘉賓我本來央求仲鳴兄代找，但他問過兩個人都遭婉拒，於是我想到唸中文大學期間，與我同期、攻讀英國文學系後來成為比較文學學者的陸潤棠教授，希望潤棠兄或可從比較文學的觀點談談金庸武俠小說的特色。
潤棠兄表示他對金庸作品不太熟悉，但極力推薦另一位對金庸素有研究，現今在香港珠海書院任教的邱健恩教授出席節目。於是我與健恩兄聯絡，他很爽快便慨然應允，我再在網上查看健恩兄的資料，失敬了，原來他是「金學」研究的異軍突起。
「金學」一辭，是由金庸故友，並列「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已故倪匡先生所創。倪匡堪稱金庸的知音，二人情同兄弟。他生前與筆者談起金庸，總是眉飛色舞，並提起小說在報紙連載的歲月，當金庸太忙，他會為金庸代筆。金庸的作品，究竟有哪些情節出自倪匡手筆，如今也無從稽考，但倪匡是寫科幻小說的奇才，因此若金庸小說出現一些科幻元素，或者是倪匡傑作也不足為奇。
倪匡在1980年6月，五天之內狂寫六萬字，成書《我看金庸小說》，「金學」的基本面貌由此形成。此書出版後大受歡迎，同年出版《再看》，《三看》《四看》直至《五看》才告一段落。而「金學」的狂潮已在香港、內地和台灣掀起滔天大浪。
先說香港。「博益」及「明窗」出版了一系列名人談金庸的叢書，當時任職《明報》督印人、前香港立法會議員吳靄儀寫了《金庸小說的男子》、《金庸小說看人生》、《金庸小說的女子》及《金庸小說的情》；另外還有楊興安的《金庸筆下世界》、項莊（董千里）的《金庸小說評彈》。
次說台灣那邊。遠景出版社曾出版由沈登恩主編的一系列「金學研究叢書」，1984年起旗下一眾名家如三毛、項莊（董千里）、羅龍治、林燕妮、翁靈文、杜南發等，出版五集《諸子百家看金庸》評論金庸小說。另外還有陳沛然的《情之探索與神鵰俠侶》、蘇墱基的《金庸的武俠世界》、薛興國的《通宵達旦讀金庸》等，都是遠景出版社的功勞。
至於內地那邊，先是1979年，福建廈門大學的鄭朝宗第一個提出「金學」，其學術論文是《金學的四個相關學科》，但是學術界無人響應。繼而在1980年代，「金學」開始在內地興起，緣分可能是由金庸的一位超級粉絲而來，他的名字叫鄧小平。1970年代，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俠小說在內地尚未公開發行。鄧小平從江西返回北京後恢復工作不久，就托人從境外買了一套金庸小說，愛不釋手。1981年，他會見金庸時說：「歡迎查先生。我們已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說我讀過，我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書中的主角大多歷經磨難才成大事，這是人生規律。」
1986年，紅學家馮其庸評價金庸小說的社會內容和藝術成就，同意把研究金庸小說稱為「金學」。同年年底，在廣東深圳市第三屆台灣及海外華文文學研討會，李雲揚的《評金庸新式武俠小說的藝術魅力》把「金學」首次端上學術論壇。內地代表性的「金學」研究者包括嚴家炎、馮其庸、陳墨、孔慶東等。其中以陳墨用功最勤，他主張從歷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來探索「金學」。1991年先出版了《金庸小說賞析》，後來又推出其他書籍，2015年海豚出版社出版的《陳墨評金庸系列》，一共十三冊。
金庸武俠小說經歷三個版本：舊版、新版和新修版。1955年至1972年的稿件稱為舊版，主要刊在報刊；其後由「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及「鄺拾記報局」作單行本出版發行，也有不少沒有版權的單行本，現在多已散佚。1970年起，金庸着手修訂所有作品，至1980年全部修訂完畢，是為新版，由「明河社」出版。到了1999年，金庸又重新開始修訂工作，為新修版。
如今邱健恩兄最新撰寫的《何以金庸III》，主要是比較舊版與新版或新修版的差異，但金庸一修再修，是否愈修愈好，見仁見智，讀者自有一己的判斷。但看健恩兄這本新書，筆者建議，最好也找《何以金庸I》和《何以金庸II》同看，這樣才可看可出作者研究金庸的思想脈絡。
健恩兄作為「金學」的新進作家，別樹一幟。過去的「金學」家，主要是研究文字裏的金庸，但由於金庸的作品廣為傳播，除了以小說流傳，也曾被多次拍攝、製作成影視作品、廣播劇、舞台劇、漫畫、動畫乃至電腦遊戲，深入全球華人社會，金庸迷以億計。而健恩兄的「金學」，已不只是小說文字，還囊括所有不同的媒體。
健恩兄的警句：「一人有一個金庸」，新一代所認識的金庸，已不是從看小說而來，而是看劇集、看電影、或看漫畫甚至打遊戲機而來。改編後的金庸作品，屬於二次創作，可能與原著有很大的出入，但已創造了另類金庸，同時也產生了有別於只看文字的傳統金庸迷的另類金庸迷。
健恩兄的《何以金庸I》，把「金學」分成六派，第一派是武俠小說與金庸小說；第二派金庸小說的情節與結構；第三派是金庸小說的藝術技巧；第四派是金庸小說改版；第五派是十五部小說分論；第六派是「讀」金庸。其實「金學」何只六派，他僅是大略言之。
妙在健恩兄還加上一個「新興門派」，這第七派應有很多分支，健恩兄只提到「對讀」與「成見」派，闡述金庸小說與金庸影視作品的對讀現象。而其他門派，我想到的還有「顛覆金庸派」，出版《顛覆金庸叢書》，批評黃藥師性教育不及格、嘲笑金庸的守宮砂處女觀，屬於另類「金學」。
在電台節目上，我向健恩兄提及，我看金庸小說，都是看報紙連載，刊登在《武俠與歷史》雜誌的小說如《飛狐外傳》，我反而沒看。我看金庸小說的淵源，是童年時父親每日必看《新晚報》，追看高雄的社會處境小說《石狗公自記》，而金庸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正好在1955年2月5 日在《新晚報》開始連載。在此之前，我已在《新晚報》追看梁羽生的《龍虎鬥京華》。
1955年，我才不過10 歲，若問我看金庸小說的心得，便要拾回童年時的回憶。如今年近80，這個年紀的人已不多，再過20年，恐怕已是碩果無存。也許是健恩兄的慧眼，知道看金庸寫報紙連載小說的讀者會愈來愈少，於是找我來為他的新書寫序生輝，為「金學」建立一個新門派：「看報紙連載派」。
看金庸小說的報紙連載，那種滋味，一言難盡，不足為外人道。我家中沒有一本金庸作品，因為童年記憶特別深刻，一切情節歷歷在目，不用再看。但看文字版的金庸，與看影視作品版的金庸不同，借用加拿大傳播學者麥魯恆（Herbert Marshall McLuhan，1911-1980）的說法，所謂「媒介即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意思指人們理解一個訊息時會受到其傳播方式的影響，傳播媒介的形式本身早嵌入了該訊息當中，訊息跟其傳播媒介之間有着共生關係。
以電影為例，麥魯恆認為影視媒介對速度和時間觀念的處理手法，把「順序和鏈接的世界」轉變成「具創意地配置和築構的世界」。換言之，文字版的金庸，與影視版的金庸，已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金庸。而從麥魯恆開始，當代對影視批評的詞彙，大都源自符號學和結構主義。
根據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的說法，文字語言總是能為形象提供清晰的意義；文字語言的作用是讓形象所可能具有的眾多意義化簡為一。而另一為符號學家，羅蘭・巴特的學生克里斯汀・梅茲（Christian Metz，1931-1993），他在電影符號學提出五個傳播頻道：形象的、書面文字的（他用「圖形」代替）、語音的、音樂的和聲音效果的。他認為電視和電影是兩個毗鄰的語言系統。
從符號學的角度來看，影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能夠同時啟用全部五個頻道。換一個說法，這五個頻道，有如佛家所說的眼、耳、鼻、舌、身的五個識根，特別是眼根和耳根。看影視時，眼睛所看的，耳朵所聽的，全都由影視畫面作「填鴨式」的灌溉，沒時間讓腦海有任何思考或想像的餘地。
文字語言則不同。閲讀的樂趣是經常可掩卷而思，不會被畫面牽着鼻子走。不過看單行本小說與看報紙連載又有不同。以筆者為例，我已不記得何故沒有看金庸的報紙連載《碧血劍》，我看《碧血劍》單行本是唸中二那年，那時年方14歲，結果不眠不休，一個通宵便看完了，最窮追不捨的是查找金蛇郎君的身世。而《碧血劍》在《香港商報》連載是從1956年1月1日至1956年12月31日，足有一年時間。若我是看連載，一年之內每天會有24小時間讓我想像金蛇郎君是個怎樣的人，而不會在一個通宵便找到答案。
看報紙連載，就如古代聽說書，每次完畢前，總會有個高潮，然後便是「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這種「懸念」（健恩兄稱為「鈎子」）式的寫作技法，是武俠小說報紙連載吸引廣大讀者興趣的重要手段。懸念是通過對故事情節做懸而未決的安排，以引起讀者急欲知後事如何的迫切期待。在西方，最早設計懸念是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而在中國戲曲，也有所謂「賣關子」的手法。
但雖說是懸念，讀者的反應也不一。以健恩兄的新書為例，他提到報紙連載版的《射鵰英雄傳》，洪七公有天文學知識：「洪七公忽見東南角天上有一抹黑雲，迅捷異常的飛來，不禁『啊喲』一聲。……洪七公道：『有怪風……』」。健恩兄指出，連載時前一天最後一句：「一抬頭，猛見黑雲已如一堵極厚的高牆，自東南角排山倒海般壓了過來。」假設你是當日讀者，翌日能不趕去買報紙追看黑雲壓下的結局？
對不起，這是健恩兄想當然的推理，這段文字刊於報紙時是1958年2月15 日，我是當年讀者，那時13歲，對這段記載已全無記憶。也許當時年紀尚輕，對天文學並無興趣，或者問一問先父，也許他會有印象，可惜他已作古。健恩兄又說，1973年金庸初次改寫《射鵰英雄傳》，這段海上歷險記仍然保留，一直到1976年出版《金庸作品集・射鵰英雄傳》，金庸再次改寫時才徹底刪去。他似是不以為然，但我懷疑，這段文字會否是喜科幻的倪匡代筆，金庸才會刪除？
研究後現代主義的烏蘇・K・海澤女士（Ursula K. Heise），認為現代主義小說已放棄時間的先後序列，轉而致力於呈現多種詮釋觀點的共時存在（simultaneity）。甚至後現代小說作家試圖打亂事件的時序，製造矛盾而不連貫的情節，使故事進入不可預測的未來，這樣一來，讀者看報紙連載的樂趣也許會一掃而空，索然無味了。
幸好金庸作品還沒有這種後現代主義的特色，他是將傳統的「懸念」加「想像」現代化，並賦予電影感，每個人物的出場，一舉手一投足以至衣着，都有細緻的描述，為中國小說作出劃時代的貢獻。總之金庸作品，千姿百態，可研究的元素，實在太多了，所以邱健恩兄寫《何以金庸III》之後，應該還有之四、之五……，筆者引頸以待。
岑逸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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