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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導論
展望亞／美環境人文
陳淑卿
亞當森（Joni Adamson）在2015年出版的《亞美文學與環境》（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一書前言中，以法國哲學家德勒茲與瓜達里著名的根莖（rhizome）意象來隱喻當前亞美文學研究與其他領域研究交纏糾葛、多元發展、欣欣向榮的趨勢。根莖潛伏地下，提供養分給其他大樹，也滋養一種無主幹、多維度、多入口的再現與詮釋方式（xiii-xiv）。一向以歷史、文化、記憶、認同、空間、地方等地緣政治議題為尚的亞美文學研究，如何在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與環境生態研究匯流，冒現出各種不同樣態的論述叢聚（assemblage）方式，是一個值得探究的議題。亞美文學延續自新世紀以來蓬勃發展的跨國與跨太平洋研究動勢，進而與環境想像連結，並非一朝一夕之事，就像地下根莖的緩慢生長與互相勾連糾纏，需要長期的生根、發芽、茁長、累積、相遇、交織，亞美文學的環境論述也是在各項論述語境因緣匯合與滋養之下，在不同的批評地景上冒現，初期看似互不關聯，但卻逐漸匯流而成一股新的評論趨勢。
與美國原住民文學在生態批評領域蓬勃發展相比，亞美文學的環境轉向可說是姍姍來遲，不僅生態批評領域鮮見立基於亞美時空經驗的批評觀點，亞美文學批評也罕有清晰地以亞美族裔觀點出發的環境批評論述。這當然是受到亞美社群空間經驗的影響，比如早期亞美的地方連結大都侷限於城市一角的隔離式空間，如唐人街、中國城、日本城等族裔居住空間，而第二代移民則多數成為中產階級，向郊區遷移，與自然環境的連結薄弱。但這也顯示十九世紀亞裔移民作為開闢大西部的農業勞工、開拓跨洲鐵路的鐵路華工、甚至二戰期間日籍遷徙營的墾荒經驗等書寫，並未能得到充分關注，特別是這些經驗所牽涉到的亞裔移民與環境和自然的關係，以及亞美書寫對生態批評論述的貢獻都還有待進一步挖掘探討。1992年林姆瑞珂（Patricia Limerick）在她的論文〈迷途與重設方向〉（“Disorientation and Reorientation”）就曾倡議學界需要關注亞美文學與生態的交織問題。仿佛是在回應林姆瑞珂的呼籲，2007 年羅伯．林（Robert Hayashi）出版了第一本關注亞美社群與環境關係的專書：《水的纏祟》（Haunted by Waters），林在他後續的論文〈超越華爾騰湖：亞美文學和生態批評的侷限〉（“Beyond Walden Pond: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Limits of Ecocriticism”） 批評美國早期的白人中產階級自然寫作作家，如梅爾維爾的《白鯨記》、梭羅的《湖濱散記》、約翰．繆爾的《我在內華達山的第一個夏天》（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等作品，對自然環境的崇偉體驗其實是建立在自身種族階級的優越性之上，他們不需在土地上為求生存活而辛勤工作，可以以超越的觀點來崇仰自然。對早期的亞美移民而言，美國的山川大地並非帶來崇偉體驗，召喚「孤獨、超越與保育」的對象，而是勞動的場所，體驗監禁與限制的地方（“Beyond Walden Pond” 62, 64），他們不僅不是被動體驗宏偉自然的旁觀者，身為礦工、鐵路工人、農場工人與漁夫，他們常常是發動自然環境變革的引擎（“Beyond Walden Pond” 65）。亞裔移民的美國環境經驗深受美國的體制以及種族勞力剝削的影響，他們在美國大地上的移動充滿障礙，與環境的關係也更為複雜。因此亞美環境轉向的第一步是挑戰早期自然書寫對自然的單一想像，以立基在族裔土地經驗的觀點，對美國的地景進行多層次、多面向的描繪。
在生態批評論述演進的歷史裡，上世紀九零年代第一波生態批評以自然寫作為尚，以荒野或鄉村做為自然的代稱的作法很快就受到後來者的批評與挑戰，1 布爾（Lawrence Buell）在2005 年出版的《環境批評的未來》（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將生態批評（ecocriticism）重新命名為環境批評（environmental criticism），以打破生態（eco-）所暗指的非人自然的指涉，倡議更寬闊的批評視野。布爾回顧當時生態批評的發展，畫出了兩個階段的生態批評途徑，第一波是以自然為主要環境想像的生態批評，第二波將環境想像擴大到社會環境，關切環境正義與生態女性主義。第一波和第二波對自然的定義也有根本的不同，第一波奠基人文主義，將自然與文化二分，第二波則強調自然與文化密不可分，所謂的自然已是立基於話語的人為論述，而對環境的關切不僅止於保育自然，還包含與社會正義息息相
關的環境正義。環境批評不僅關照自然書寫，也重讀傳統經典，以抽絲剝繭找出隱而未顯的環境次文本，包含毒物論述、田園文類、末日文類以及環境種族主義（Buell 21-22, 130）。
隨著美國第一波生態研究以所謂的崇高「自然」作為生態環境的做法受到後來者的挑戰，以及第二波環境正義研究的興起，亞美環境轉向也有了新的研究對象與方法。十九世紀亞裔移民以鐵路勞工（特別是華裔勞工）、或農業移工（包含華裔、日裔和菲律賓裔）的形式參與西部開發的過程以及相關的再現與書寫晚近得到相當的注目，莎拉．華德（Sarah D. Wald）認為農業是亞美文學的重要主題，但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華德勾勒亞美文學裡的農業議題，將種族形式（racial formation）帶進農業環境的探討，她的研究與布爾所倡議的環境正義與生態女性主義不謀而合，隱然匯流成另一股挑戰第一波生態批評的勢力。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華裔農工在加州農業的發展過程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排華法案之前，加州三分之一的農工是華裔，他們可說是加州農業開發的脊梁骨（Wald 2019, 2）。夏威夷的開發主力原本也受惠於華裔農工的篳路藍縷，但在排華法案（1882）通過後，華裔農工缺乏新血輸入，日裔農工的數目與日俱增，到了二十世紀初期，日裔農工成為夏威夷農業的主力。在加州，日裔農工不僅取代華裔農工，成為加州農業的主要勞動力來源，透過契約勞工制度，還獲取更高的工資，以及較佳的工作環境，有些還成了擁有自己農場的小農。到了1925 年，加州半數的日裔移民已經成了小型農場的主人，這個現象當然激起白人社群的反亞裔情緒。在加州農業發展的歷史過程中，亞裔農民的形象備受種族意識形態操弄，一方面亞裔身體被認為比白人身體更適合承擔農活，政客和農業代表藉此合理化對亞裔農工的剝削；另一方面，反亞裔狂熱分子則抨擊亞裔農工對白人農工的生計造成威脅。亞美族裔的土地所有權也在亞裔被視為「永遠的外國人」的話語操作之下，備受質疑。但真正終結日裔美籍小型農場的歷史潮流卻是二戰日裔遷徙營的設立，在那場歷史浩劫裡，在美國出生的日裔移民的家產悉數被沒收或變賣，他們的農場擁有權也隨之一夕破滅。這對曾經引用傑佛遜的農本主義理想以聲援自身土地所有權的日裔社群無異是當頭棒喝。
華德指出，美國文化裡的田園傳統和農本主義思想背後隱藏著不利少數族裔的種族意識形態，田園文類雖可批判都會生活與工業化的弊病，但也常自然化社會階層，為宰制政治勢力撐腰，而田園傳統視自然為庇護所而非勞力的場域，更不利亞美土地經驗的表達。傑佛遜式的農本主義認為農民是「天選之人」，比別種行業的人更具道德優越性，而他們擁有田產，得以經濟獨立，也成為政治獨立的條件，因此他們被傑佛遜視為美國民主的基石。華德指出傑佛遜的農本主義其實問題不少，首先他以財產所有權來定義公民權，將被視為財產的黑奴與白人主人對立起來，衍生種族主義的弊病。其次，這套講法背後也有定居者殖民主義的嫌疑，後來者的白人農民擁地自重成為在地居民，而原住民對地方與土地的歸屬卻被抹除，從國家光譜消失。這套擁有土地就擁有公民權的論述在面對日裔小農時徹底崩解，因為雖然在二十世紀初期時不少日裔移民成為小型農場的主人，但他們卻未曾獲得公民權。其後在二戰時期日裔移民經歷的集中營浩劫更連他們的農場一起剝奪。讀者可以在山本久惠（Hisaye Yamamoto）、卡洛斯．布洛桑（Carlos Bulosan）、大衛．增本（David Mas Masumoto）等亞裔作家的作品裡看到這些亞美族裔與環境或農業發展的歷史經驗以及相關的種族歷史。2015年羅德理奇（Routledge） 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亞美環境文學選集《亞美文學與環境》，這本書由三位學者Lorna Fitzsimmons、Youngsuk Chae、Bella Adams 共同編輯，收錄十位學者的研究論文，主要的構想由族裔環境經驗出發，分成三個部分「環境與勞力」「環境與暴力」「環境與哲學」，由這本書的論文分類可以看出該書對環境的基本認知，自然與地景並非由純粹的自然如植物、動物、地理環境等構成，而是滲透了亞裔移民的血淚，由艱
辛的勞動、人為的暴力或美學沉思所形塑，因此，正如奧圖卡（Paul Outka）所言，這本書的主要生態關切仍偏重「社會生態學、批判性的種族環境主義、環境正義」（Fitzsimmons et. al. xx ），而不是非人自然的生態，換言之，該書的生態論述以差異政治出發，強調特定歷史下，亞裔移民與自然環境的互動，以生態彰顯環境塑造人與人、族群與族群之間的社會正義問題。
2020 年西班牙學者希茉- 岡娜雷茲（Begoňa Simal-Gonález）透過麥克米倫出版社（Palgrave Macmillan），出版了個人專書《生態批評與亞美文學》（Ecocriticism and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Gold Mountains, Weedflowers and Murky Globes），這本專書以幾個重要的亞美作家為對象，包括水仙花（Edith Eaton, aka. Sui Sin Far）、湯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徐忠雄（Shawn Wong）、山下凱倫（Karen Tei Yamashita）、露絲．尾關（Ruth Ozeki），探討這幾位作家作品中的環境與生態議題，以「金山」、「野草花」「混濁的地球」來標誌亞美文學環境議題的三個歷史性階段。金山隱喻早期亞美作家如水仙花和湯婷婷筆下，亞美移民初遇異國山林的經驗，野草花則指涉日裔移民的集中營墾荒與園林造景經驗和相關的書寫，而混濁的地球則特指當代兩位從全球視野思考族群與環境生態危機議題的作家，山下和尾關。希茉- 岡娜雷茲的書寫理念大致勾勒亞美環境書寫的歷史發展軌跡與主要研究議題，為後來的學者奠定亞美環境研究的基本藍圖。2023 年在波特蘭舉辦的美國「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ASLE）年會，亞美文學與環境的場次中四位研究相關主題的學者則大抵以亞美自然敘事、邊疆敘事或亞美男性與戶外活動為主題，探討相關的文本、敘事模式與攝影作品。這也可以看出美國西岸的亞美文學環境研究致力於發掘新的文本與歷史文獻，持續探究亞裔在美西荒野的冒險與活動經驗的族裔特殊性。
迄今為止，亞美的環境論述主要聚焦於從社會正義與族裔經驗差異的角度來檢視環境資源的不平均分配，以及環境再現的落差問題，如社會生態學（social ecology）致力於探討人與環境互動的方式，並理解此互動方式如何影響社會和自然環境，強調人對大自然的支配來自於人類社會內部的支配關係。以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為本的論述，則揭露環境資源的不平均分配與性別、階級、種族的不平等關係，挑戰國族以及資本主義的環境利用與剝削對弱勢族群的壓迫，晚近興起的跨族裔定居者殖民主義批評也屬於這個策略。還有批判式的環境種族主義（critical race environmentalism），質疑主流環境論述被種族主義羅織或挪移，不自覺地行種族壓迫之實，如生態批評或另類食物運動的東方主義修辭。在種族權力關係當中進行環境資源不平均分配的批評固然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但誠如後殖民歷史學家恰克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的倡議，在地球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今天，吾人有必要擴大我們的眼界與想像，他以人類世的高度，呼籲吾人須具備雙重視角來看待人，也就是說，人既是身為人的人類（the human-humans）──亦即人為歷史、經濟、文化主體，有權利追求生存權與公民權，也同時是非人的人類（the nonhuman-humans），亦即人做為物種，是一個集體勢力的一份子，必須負起對地球環境與氣候變遷的責任。 2 恰克拉巴提所提出的雙重視野敦促以人類歷史為主要主體情境的後殖民研究將自然環境納入考量，尋求與物種共生的方式，這個訴求對有相似情境的亞美研究也帶來相同的啟發。那麼我們如何從人類世的高度探問亞美環境論述的可能切入點與研究途徑？當我們放大尺度，從全球環境變遷或跨物種的觀點出發時，會對以差異政治為本的亞美研究或亞洲的地緣政治探討產生怎樣的衝擊？在探討族裔環境正義與批判白人對環境再現的壟斷之餘，本書的作者也試圖回應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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