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二手徵求有驚喜
動保vs.野保？淺談多物種研究
蔡晏霖（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土拉客實驗農家園水稻管理員）
一、前言
近年來，野生動物遭犬殺的新聞頻頻引發熱議: 從台東與苗栗山區的野放穿山甲與石虎、嘉南平原的稀有保育類草鴞、各地大學校園裡的白鼻心，到高雄柴山公園的山羌，這些野生動物的生態區位（ecological niche）與保育位階儘管不相同，卻都難逃共同的犬殺命運。二○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近四千人為野生動物走上街頭，呼籲各界重視台灣遊蕩犬數量攀升至十六萬隻並威脅野生動物生存的問題，要求檢討台灣現行遊蕩犬管理「零撲殺」與「結紮後回置」（TNR）的政策。另一方面，動保團體憂慮政府可能對遊蕩犬隻展開撲殺，亦集結呼籲台灣的動保政策不可開倒車。一時之間，野生動物與遊蕩犬貓的生命孰輕孰重，在多個網路平台與實體會議引發熱烈的討論。2 我也在某次演講後收到一位學生來信，說她很喜歡動物、關注動保議題，家裡也有養狗，然而當前的「動保vs.野保」對立讓她覺得很兩難，因此想請問：「以多物種的角度會怎麼看待這種同伴動物與野生動物之間的關係？作為人類應該如何去面對和選擇？例如︰要不要養寵物、該餵貓狗吃什麼、該如何調適心態？」
這位同學的兩難，正是我寫下此文的初衷。我既非動保人士也不具野生動物保育背景，只是一個業餘友善稻農與常常走進自然的貓奴，嘗試在生活、教學，與研究中發掘人類與非人類生命、非生命之物之間紛雜且豐富的關係。與來信的同學一樣，我也很想知道，多物種研究是否有可能為台灣當前在遊蕩犬議題上看似二元對立的「動保vs.野保」困境尋找一條出路？以下，就是我非常初步的思考練習。
二、什麼是多物種研究？
先來簡介什麼是多物種研究。多物種研究中的「物種」，首先指的是作為生物分類最基本單位的物種（species）。也因此，多物種研究的基本概念就是關注身為智人（Homo sapians）的人類物種以及其他不是人類的物種之間相連不可分的關係性網絡。多物種研究的英文名稱multi-species studies，反映的即是將人類視為「多個物種之一」的研究取向。另外一個在多物種研究中常見的英文用語more-than-human，「不只是人類的」，則清楚凸顯多物種研究希望增補既往人文社會科學以人類為關懷核心的視野缺失。多物種研究的「多」，除了強調去人類中心，也同時挑戰過去人文社會研究中對於非人生物的處理方式。確實，人類學的經典研究中不乏非人類物種的身影，例如普里查（Evans Pritchard）筆下作為努爾社會秩序核心的牛、與紀爾茲（Clifford Geertz）筆下作為峇里島男性認同象徵的鬥雞。然而，人類中心的動物或植物敘事往往落入「人類vs.特定非人物種」的二元對偶視角，例如各種描寫人類與其寵物的關係的書寫、記錄某個人對於某個魅力物種（通常是大型或者保育類動物如黑猩猩、大象、狼、鯨魚、海豚、灰熊、黑熊、鹿、猛禽、山椒魚等）的長期追尋或研究關係，抑或強調某個物種如果消失將對人類產生何種巨大影響（例如蜜蜂）。這些作品固然重要，但其凸顯「人類vs.特定物種」關係的敘事角度依然是將人類視為外在於自然的存在，也可能忽視了其他非人物種在這些故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很難幫助多數讀者想像非人物種與非人物種「之間」各種豐富的關係可能。
換言之，並非涉及人類以外生物的研究就是多物種研究。范杜倫（Thom van Dooren）、柯克西（Eben Kirksey）、明斯特（Ursula Münster）在〈Multispecies Studies: Cultivating Arts of Attentiveness〉即精要地提醒：多物種研究關注的並非人類與單一非人物種的關係， 而是人與非人物種間藉由情境式的連結性（situated connectivity）所形塑的多物種社群，其中也涵蓋了網絡中的礦物、水等非生命物質。多物種研究聚焦於非人物種，不只因為他們是某個人類社會的秩序核心或者關鍵象徵物，而是前提性地肯認非人物種與人類物種的對稱性，以及非人物種向來就有的、獨立於人類的能動性。所謂人類與非人物種的對稱性，以及非人之物能動性指的是：世界上並不存在哪一個物種於本質上比其他物種高或低（例如：人類優於黑猩猩優於鳥類優於爬蟲類優於昆蟲優於植物優於細菌優於病毒），而每個生物個體也都有依循其物種特性對所處的環境作出回應並改變該環境的能力。也是在這種打破物種位階、肯認每個物種及其個體的能動性的前提下，多物種研究鼓勵我們拋棄任何既定的本質性預設，努力進入一個又一個具體而真實的多物種、跨個體的互動情境中，關注由人類與各種非人生命之眾多行動者共同成就的多面向生命之網。這個生命之網，亦即前述「情境特定的多物種社群」，本身即是一個由不同行動者之間相互感應、認知、促動（affect），進而共同化成的動態過程（ways of co-becoming）。在此概念下，多物種研究中的物種也從而獲得更為寬廣的意涵，不再僅限於生物分類學意義下的（有機體）物種，而也包括水、石頭、風等非生命但具有情境式能動性的物質或能量，也可能指涉非西方自然主義本體論下具有能動性的存有，例如中醫的氣、台灣民間信仰的老大公、爪哇的米之女神等。
三、為何要做多物種研究？
多物種研究興起於二十一世紀的最初兩個十年，正是西方社會開始普遍意識到當前的地球正面臨「第六次大滅絕」的「人類世」—亦即由於人類造成的全球性氣候與環境改變正使得全球生物多樣性快速消失的年代。多物種研究者將許多科學社群針對環境變遷與生物滅絕危機的學術研究成果與社會結構性議題連結起來，從而呈現出有別於既往人類中心主義的滅絕敘事。例如，范杜倫在《飛行路線》（Flight Ways, 2016）（暫譯）探索印度禿鷹瀕危現象的原因，竟然來自於印度自二十世紀中葉起社會生活型態轉變，人們過度使用抗生素藥物並累積在家禽家畜體內，加上印度禿鷹習於與人類共域生活因而成為毒物累積鏈最終站的環環相扣關係。范杜倫也藉此提醒我們：「物種滅絕」是一個多物種現象，而非如媒體報導常見的「某某物種的最後一隻個體死亡，代表著此物種就此滅絕」敘事，暗示著物種滅絕是只關乎單一物種的單一事件。重要的是，一則關於印度禿鷹如何瀕臨滅絕的多物種敘事可以讓我們警覺：任何一個物種的滅絕都將啟動其所屬的多物種社群及其動態關係網的改變，甚至由此造成其他物種族群數量或增加或減少的連鎖效應。而如果我們希望挽救更多物種免於滅絕的命運，就必須深刻了解這些物種在其與人類相關的多物種關係網絡裡的位置與連結性。
斯旺森（Heather Anne Swanson）、利恩（Marianne Lien）等人類學與科技與社會研究學者在《馴化與野性》（Domestication Gone Wild, 2018）（暫譯）一書中也提出，如何以多物種網絡重新看待「馴化」這個看似尋常、總是由人類單向地馴化某一種非人生物（如牛、馬、犬、貓等）的主流敘事。9 斯旺森的日本養殖鮭魚研究指出：鮭魚的養殖飼料除了改變沿岸微生物族群的特性，更隨著洋流而影響到太平洋另一端的北美野生鮭魚棲地，並由此改變了北美溪流的營養循環。這個案例說明了馴化絕非人類與單一物種之間的故事，而會進一步促發許多超乎預期的新生態與多物種關係。以上的多物種研究提示我們，人類的行為總有其預期與不可預期的生態後果，我們有義務細察這些人類與非人物種的相遇經驗，才能在更為深廣的理解基礎上，審慎尋思與調整最適宜的介入手段。有別於古典的環保與動保典範，多物種研究強調的是人與非人世界的交互關係，而非將人類視為外在於自然且優於動物的存在；也因此，除了環境倡議、動物保護、為動物發聲，多物種研究更強調應該將人類生活的各個面向重新置放於各種「大於人」、「多於人」的多物種網絡中，以期更為全面且妥適地回應當前地球生態所面臨的種種挑戰。
四、想像一個不只是人類的「多物種正義」世界
多物種研究嘗試打破人類中心主義及此主義所衍生的人與動物、自然與文化二分，以及各種去關係化的個體主義。然而除了「打破」，同樣重要的是「打造」新的語彙與概念工具來實踐一個去人類中心主義的世界，而這正是女性主義理論家哈洛威（Donna Haraway）長期致力的工作。哈洛威曾提出過一個關鍵概念「同伴物種」（companion species）：同伴物種不是同伴動物，而是比同伴動物更寬廣的概念。同伴物種的最小單位是物種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單一個體的存在（某隻貓，或某隻狗）。藉由這個關係性的概念，哈洛威提醒我們所有物種（在此採取擴張性的定義，包含但不僅限於生命體）從演化觀點來看，無一不是透過與其之前以及同時的物種之間的特定關係而成為自己、同時也成就他者的共同性存在。以我自己近年在宜蘭溪流時常遇見的日本瓢鰭鰕虎（Sicyopterus japonicus，俗名日本禿頭鯊）為例，一隻日本禿頭鯊不只是一個生物個體，也是一個銘刻著千萬年多物種演化關係的行動肉身記憶體。每隻日本禿頭鯊身上都長著為了溯河攀岩而演化出的、由兩側腹鰭癒合而成的吸盤，以及一個又寬又圓以便快速刮食藻類的大嘴巴，而這就是日本禿頭鯊與其他物種、石頭、水流、河海、氧氣等其他廣義的「物種」在漫長的演化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同伴物種」關係最佳例證。
簡言之，同伴物種的概念鬆動了林奈（Carolus Linneaus）以降習於將物種逐一分開談述的物種個體主義，而將我們看待物種的角度還原至人類、物種與自然環境之間多元且複雜的生態性關係。對於人類來說，同伴物種不是在研究或者探詢誰是人類的同伴物種，而是將人自始至終視為是同伴物種。人與動物確實有差異，但是，這個差異是更為開展且多元的光譜，絕對不是「人類vs.動物」這種二分法可涵納。
理解「同伴物種」這個概念後，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理解哈洛威所謂「接觸區」（contact zone）：同伴物種的關係就發生在接觸區。一條河流就是一個多物種接觸區，魚、蝦、浮游生物、藻類、水泥固床工、石頭、各種形式的水體、生物屍體與營養鹽、化學污染物、塑膠垃圾、不同的人與非人生物與非生命之物在一條河流中以持續或者稍縱即逝的方式相遇，誰和誰會成為同伴物種，誰與誰不是同伴物種，取決於某一個時空下特定接觸區裡的特定共同構成關係。這些特定接觸區裡的特定多物種關係並非總是萬物和諧、共生共存的美好狀態。生命之網裡的關係有競爭也有合作，有共存也有殺戮。此外，接觸區也非常可能涉及不同物種間、因人類而起、卻不只體現在人類內部關係中的不對等權力關係。我將這些不只體現於人與人之間、而亦涉及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物種之間的多於人類的不對等權力關係稱為「多物種權力關係」，也將此不對等權力關係的修補過程稱為「多物種解殖」（more-than-human or multispecies decolonization），其目的正在於追求「多物種正義」（more-than-human justice）。
且讓我以自己的福壽螺研究為例來具體說明。原生於阿根廷的福壽螺被人類移入台灣，而福壽螺耐熱、好水、高繁殖力、喜歡吃綠色植物幼苗的特性，又與台灣自日殖時期以來以濕式幼齡秧苗插秧法的主流稻作耕作模式高度契合，再加上台灣缺乏福壽螺的天敵，以至於福壽螺在水田中大量繁殖而成為惡名昭彰的「外來入侵物種」。值得注意的是，福壽螺除了吃水稻秧苗造成農民損失，也對台灣的水域生態系造成傷害。福壽螺會攝食以水田生態系為家的其他水生植物與水生動物（如小雨蛙的蛙卵）。此外，為了抑制螺害，許多稻農施灑化學合成的殺螺藥（聚乙醛、三苯醋錫）或者屬於天然資材的苦茶粕，而這些藥劑也會傷及水田裡的魚蝦螺蛙等生物。我們可以說，福壽螺對台灣水稻田裡包括水稻在內的其他許多生物，形成了因人類而起的、多面向的多物種殖民關係。
然而變動正是多物種關係的常態。福壽螺剛來台灣時沒有任何天敵，正因為當年首度遭逢福壽螺的台灣水田濕地生態系中，沒有曾經與福壽螺共享演化歷史的同伴物種。但是四十年後，作為福壽螺主要棲地、也是多物種接觸區的台灣水稻田裡，已經有許多本土物種在與福壽螺共享的四十年短期演化歷史中，學會了以各自的方法食用福壽螺，例如宜蘭水田中常見的彩鷸、紅冠水雞、中華鱉、柴棺龜與光潤金線蛭等，都是吃福壽螺的高手。換言之，因著人類失敗的馴化行為而流入台灣各地的福壽螺，在與台灣水田生態系相遇近半世紀後，早已促動一套新的多物種互動網絡。與此同時，我所身處的宜蘭友善耕作小農社群也出現不少新農人，藉由手撿螺的農法選擇保存了一個相對多樣的水田濕地生態系，同時也因為此生態友善的作為而進一步吸引更多以生態為念的倫理型消費者，從而打造了一個連結水稻、福壽螺、水田生物、生態型農友與消費者的「怪親緣」社群。若先前慣用的、以化學農藥或者苦茶粕全面性的殺螺，從而也造成水田生態系裡全面性的生態滅絕，是一種人類中心主義所主導的「單一種植」思維，那麼友善手撿螺農法所反映的則是一種以生物多樣性為中心的多元種植思維，其背後所追求的正是希望修補人類對於其他物種（或者透過其他物種而對其他物種）有意或者無預期為之的生命型態殖民。
這樣的追求，也呼應了女性主義人類學者帕雷納斯（Juno Parreñas）的婆羅洲紅毛猩猩多物種民族誌研究，其中指出：「解殖」從來不該只是關於改變人與人之間的殖民關係，也不只包括探詢那些人治理生態、以何種方式治理等政治生態學的提問，還更在於拓展我們關於生命與生態的核心提問：究竟哪些人／物種被視為值得活，以何種方式活？哪些人／物種又被視為應該死，以何種方式死？特定人群的自我與生活世界如何建構在與特定物種的特定關係之上？身而為人，我們又願意對這些關係做出何種許諾？要言之，帕雷納斯認為多物種解殖是關於嚴肅地重新思考既有的、如何與非人類他者共享這個地球的實作方式，而解殖的契機則始於追問：我們如何嘗試超越由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所定義的自由、暴力，及其所默許甚或鼓吹的物種屠殺，轉而實驗性地創造與特定他者相關聯的方式？可以說，在理解福壽螺於台灣水田生態系裡展演的多物種殖民關係後，宜蘭友善耕作的稻農嘗試以鑑別度最高的手撿螺人為介入模式來除螺，從而與多樣的水田生物建立起較好的共生關係。而這就是在辨識與反思既有的多物種殖民關係後，轉而嘗試追求「多物種正義」的「多物種解殖」過程。
五、同伴動物PK野生動物？
回到本文序言提到當前正趨白熱化的「動保vs. 野保」對立，多物種研究到底可以提供什麼觀點？我的回答是：首先，事實上沒有一種叫做「多物種」的觀點可以拿來透析所有的爭議。多物種研究能夠提供的不是一種觀點，而正是希望大家放棄對於「一種觀點走天下」的渴求。多物種研究要提醒大家的是，我們必須放棄人類與動物二分，也放棄自然與文化二分的預設，回頭認真看待在特定的情境中，究竟相關的人與其他非人生物之間，到底有誰、在什麼時候的什麼情況下、發生過什麼樣的具體連結？唯有在這些真實處境中，我們才有辦法搞清楚到底是誰、在哪個處境中、是基於什麼樣的原因、而和誰的利益發生了什麼樣的具體衝突，也才能夠據此做出判斷與選擇。
也因此，我們無須落入「我支持野生動物或者同伴動物」的假對立，而正該具體探究，當下「同伴動物PK野生動物」的爭議究竟從何而起？我們可以先從制度面來觀察。根據野生動物救傷單位的統計，野生動物遭犬貓攻擊的致傷數量於二○一四年後迅速攀升，提醒我們表面上看似是「野生動物vs.遊蕩犬貓」不同物種間的生存衝突，其實與彼時台灣經歷的遊蕩犬貓管理政策轉向大有關係。二○一三年底，檢討收容所不當撲殺犬貓的議題電影《十二夜》引發社會關注，立院在強大的輿情壓力下於二○一五年初通過動保法修正案，於二○一七年初正式實施收容所的「零安樂」政策。而在所有公立收容所迅速飽和，民間人士隨意棄養、放養、餵食遊蕩貓狗的既有人狗互動模式又難改變的狀況下，台灣的遊蕩犬貓數量自此失控成長，也才導致遊蕩犬的活動範圍與淺山地區的野生物種棲地愈形重疊。換言之，看似是遊蕩犬與野生動物的衝突現象，其問題根源卻還是來自「不同人類」之間，在飼主責任、絕育政策、安樂政策、收容資源、餵食政策等環環相扣的議題上立場的衝突與矛盾。
而實際深入遊蕩犬與野生動物衝突的個案，我們又會進一步看到，這些衝突其實都發生在高度人為介入的情境中，也就是哈洛威所說的natureculture，亦即自然與文化的接觸區。在淺山與草原地帶被犬殺的石虎與草鴞，反應的並非遊蕩犬闖入了某種純淨無人居的「自然」，而是犬隻跟隨著人類的居住、開發、休閒、餵食、棄養等各種行為，開始以淺山地帶為活動空間的後果；換言之，犬殺是人類入侵行為的連鎖效應。同樣地，在大學校園裡被狗咬死的白鼻心，看似是自己跑進都市叢林的野生動物，但這些「都市白鼻心」反映的更是野生動物在城市擴張下已經退無可退，只好嘗試去適應城市空間的短期演化效應。再一次，表面上看似是遊蕩犬與野生動物之間的物物相殘，其根源還是來自人類的各種行為如何徹底壓縮了野生動物生存空間所導致的多物種殖民關係。將自然與文化的二分重新概念化為「natureculture／自然文化接觸區」有助於我們看穿當前遊蕩犬所引發的各種問題，本質上依然是「人類世」的問題，也就是人類行為如何改變了我們所賴以生存的地球系統，並使生物多樣性快速消失的問題。也因此，解決問題的方式絕對不會只限於應否開放撲殺遊蕩犬隻、或者將多少野生動物保護起來的層次—因為這些手段所針對的僅只是改變動物（的行為），而不是改變人類（的行為）。多物種研究一再提醒我們：人們總是在給定的條件下創造歷史，但結果往往不總是出於他們的意志。而就在人類嘗試以他們的意志改造世界的同時，非人物種也持續以他們的方式改造世界，以求在被人類高度壓縮的世界裡求得生存，都市化的白鼻心如此，攻擊穿山甲的遊蕩犬亦然。唯有將人類重新置入這張由人類與非人類生物共同織就的行動網絡中，細心探究紛雜現象背後的連鎖效應與關係，我們才有可能看見問題萌生的糾結之處，也才有辦法尋思解開纏結的可能出路。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