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傳承展望：打造一個有故事的歷史所
皮國立

若以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的創立與歷來研究為主體，來進行擴大，審視整體臺灣歷史學的研究，將展現出何種可能性？臺灣史學的發展史，不能只有一種聲音，全臺的大學和研究單位，其實都曾貢獻心力，特別是，讀者更加不能忽略國立中央大學和其歷史研究所的研究聲量。何以見得？我想作為一個獨立所，倒沒有必要膨脹自己，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而令編者感到驕傲的，是這間歷史所之存在，具有很強的故事張力。編者驚訝的發現，如果就傳承的意義來看，細究中央歷史所的「歷史」，竟然可以算是全臺灣最為悠久的史學研究單位，以下即就編纂這本書的意義，略述所見。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的前身，最遠可追溯到清光緒28年（1902）成立的三江師範學堂設立之歷史輿地科（一說「國史科」）。但編者認為，大概到1906年改制成兩江優級師範時，學制屢有更新；至1910年時，增設「地理歷史部」，較為完整的移植日本高等師範學校的設置，而這個改制，也成為後來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基礎。故在這個意義上，編者認為1910年當為具有現代意義的（中央大學前身）歷史科系之設立。
自晚清至民初，校名屢有更替，學系之間也屢有更名，從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南高）到東南大學，其史地並重之傳統更廣為學界所知。這當中比較重要的年代，是1919年南高國文部改為國文史地學部，意在以史地與國文並重，以因應當時學術之所需；至1920年，正式成立歷史系（一說為1921年成立），而改制為東南大學時，一度成為「史地學系」，其學術香火一路延續，直至1928年始更改校名為「國立中央大學」。新校名確立後，1928年（一說至1930年），文學院下正式成立「史學系」，由雷海宗（1902-1962）擔任系主任，正式獨立成為中央大學內完整的歷史教學研究單位。至1938年又改「史學系」為「歷史學系」，其演變大略如此。抗戰爆發後，高等教育因戰亂之因素，而凝聚力更顯強烈，1938年，為培養國家高等研究人才，國立中央大學正式設置研究院制度，1939年先以5個研究所、7個學部公開招生。1941年，新設立了文科研究所和醫科研究所，文科研究所隸屬於文學院之下，已設立研究院歷史學部，主任為柳詒徵（1880-1956）先生，即今日歷史研究所之碩士學制。
整體而言，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所這一系統，人才輩出，在民國期間，先後在中大（包括其前身東南大學）執教的著名史學家有羅家倫（1897-1969）、繆鳳林（1899-1959）、柳詒徵、沈剛伯（1896-1977）、朱希祖（1879-1944）、張貴永（1908-1965）、金毓黻（1887-1962）、顧頡剛（1893-1980，兼職並任出版部主任）、郭廷以（1904-1975）、賀昌群（1903-1973）、白壽彝（1909-2000）、鄭鶴聲（1901-1989）、陳訓慈（1901-1991）、蔣孟引（1907-1988）等諸位名家。而郭廷以、金毓黻、沈剛伯、蔣孟引、張貴永、賀昌群等人，則先後擔任過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主任。上述多人被定位為「南高派」，與當時「北大派」齊名。值得一提的是，也有如顧頡剛、沈剛伯和朱希祖等人，其學風或治學方法較似北大派，不過正如蔣寶麟指出的：「從歷史淵源上論，中央大學歷史系為當代南京大學歷史系的前身之一，曾在中大歷史系兼課的顧頡剛及其『疑古精神』有時也被當作南大歷史系學術傳統中的一部分。」在我們考察一個單位的源流時，必須注意「究竟何為源，何為流，歷史上任何學術機構是否都存在『相容並包』。」在學術派別上，偶有融通之現象，並無可厚非，但無論如何，這兩派相加的影響力，其實大半主導了1949年之後臺灣的歷史學發展；可以說戰後臺灣史學的發展，幾乎承繼了渡海來臺文史學者之傳統，殆無疑義。有意思的是，包括郭廷以和中央大學地理系的沙學浚（1907-1998），來臺後皆任教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史地系，後來在民國51年（1962），歷史和地理才正式分系。而本所的賴澤涵老師，正是郭廷以的學生，當年還以第一名高分成績畢業。其後進入所上服務的吳學明、鄭政誠、皮國立等人，也都受業於郭或郭的弟子李國祁（1926-2016）和賴澤涵，更可見在現在的中央歷史所內，同時具有傳承和創新兩種意義的兩類師資在內，並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頗有共通之源流，這是我們感到榮耀之處。
民國51年（1962），國立中央大學在臺復校，民國82年（1993）1月24日，歷史研究所通過校務會議增設系所案，正式成立。同時成立的還有電機工程研究所碩士班、藝術學研究所碩士班、工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物理學系增班等等學術單位。不過有意思的是，前述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早在1941年就已成立，如果中央大學是在臺「復校」，歷史所當然也不是「新創案」，而應該是提出「復所案」，因為它本來就存在。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中央大學歷史所即是中華民國歷史最悠久的歷史研究所。顯見若加上歷史的延續與傳承意義，中央大學歷史所的「歷史」，當不限於所謂「新創」意義，還有繼往開來之「傳統」基底。因篇幅所限，以下僅以1993年新創的歷史所來加以論述，其首任所長為賴澤涵。他曾擔任過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客家研究中心主任等職務，為中央大學文學院的完善建置，付出不少心力。他也曾任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委員兼總主筆、「二二八」紀念碑文總主筆。他深入研究「二二八」議題，剖析省籍糾葛與族群衝突的歷史，讓黨外人士、受難家屬一洗之前的負面印象，開創「二二八事件」學術研究風氣，被外界封為「二二八先生」，確實對臺灣史重要論題之開發，貢獻卓著。
至2023年為止，我們已度過了三十個年頭。當年，在臺灣解嚴之後的自由化、本土化氛圍下，新創的歷史所一開始就以發展臺灣史為主力，可以說是另一種「新創」的意義。當年（1993），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也正式成立籌備處，臺灣史研究逐漸開始熱門，中央大學歷史所率先廣納臺北各研究單位與大學的史學菁英蒞所授課，包括張炎憲（1947-2014）、王世慶（1928-2011）、吳文星、許雪姬等諸位前輩，創所之初聘任到所專任的臺灣史師資則有張勝彥、戴寶村、康豹等教授；後來陸續加入的幾位老師，包括既有的齊茂吉，後來應聘上的吳振漢、王成勉、熊秉真和汪榮祖等先進，則先後為本所灌入了中國史的研究能量與國際視野。熊秉真更是中大首任女性文學院院長，在她任內成立「人文研究中心」。此外，2009年歷史所還曾聘任美籍客座教授司徒琳（Lynn A. Struve），開設「西方明清文化史專題研究」學期課程，能以流暢的中文授課，吸引不少外校學子前來所上修課。可以說在2000年之後，歷史所的整體課程發展，逐步採取中國史與臺灣史並重無偏之設計，追求授課之平衡與彙整，學風開放自由。
總體而言，本所融合新舊學風、傳承紮實訓練，旨在培訓研究生從事明清以來的中國史以及臺灣史等領域之研究，包括明清史、近現代中國史、當代兩岸關係史、臺灣教育史、臺灣經濟史等課程。近年來，更融入醫療科技史、公眾史學與應用史學的精神，研究方向也加以創新；強調理論與實作並重，既注重史學研究的基礎訓練，也培養學生對在地社會的認識與關懷，發展公眾史學特色，並編纂臺灣歷史學上第一本應用史學專書，更可見這些年來本所的活力與能見度，廣受學界矚目。其實，民國時期的中央大學歷史系，自始即在科目設置上標舉「注重實用」的原則，主張「史為經世之學，固以實用為歸」，「較之時人之以考據空想為史學，或稱為史而學史者頗有不同」。即史學研究要求高深，也要回應當代社會的需求與挑戰，不能束歷史研究於空中樓閣之中，以致失去社會之信仰，這是本所非常重視的面向。早在2014年，時任所長的李力庸就和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研究所共同舉辦「時空旅行特展．遙看桃仔園」展覽，並在中大藝文中心（現更名為「中大人文藝術中心」）舉行開幕茶會，除邀請地方耆老，也透過桃園歷史知名人物或家族故事，穿越時光長廊，利用遙測技術，呈現桃仔園行政區的歷史演變；鄭政誠也積極撰寫方志、宮廟志和機構史，創立「桃園學研究中心」、「臺灣文化事業發展協會」等單位或學術社團，與社會實際需求接軌；蔣竹山也辦理多項微策展、公眾史學展覽、文化走讀活動；現任皮國立所長，則為因應數位時代和AI浪潮的挑戰，並思索中央大學在科技研發上之特性，在葉永烜院士的倡議下，積極籌組「桃園數位文獻暨臺灣科技史研究中心」，以尋求既有知識的新定位；新聘的老師陳家豪，則具有歷史館舍的實際工作經驗，更可訓練學生多國語言導覽。這些本所教師們所做的事，其實都呼應了本所積極面向社會、重視學生將史學訓練至實際應用、培養學生就業能力，探索文史相關系所的出路。因此，本所畢業論文除了以研究論文為主外，也朝向多元的公眾史學方向改革，例如：口述歷史、歷史小說、紀錄片、桌遊、田野調查等應用類別，幫助研究生適性發展，訓練實作能力，甚至可以用策展（展演）來完成學位，達到學術力與就業力並重之教育目標。
無論哪個系所的發展，還是歷史學的整體發展，都需要兼顧傳承與創新，往前看的時候別忘了也要向後瞻望，此為歷史學研究之基本精神與必要視野。因此，我們在2023年先辦理了具有紀念創所三十週年性質的研討會，以本校與歷史所的歷史研究回顧為主體，由小見大，一起書寫臺灣史學史的新頁。會後，承蒙諸位先進賜稿，主編集結稿件再加以編纂成書。這本專書，共收錄了十三篇文章，除了創所所長賴澤涵的專題演講論文，以及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司長蘇奕彰（同時也兼任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所長）的跨領域專題論文外，皆被歸納在「中央大學與中央歷史所史學專題」、「明史與民國史專題研究」、「醫療、科技與環境歷史」等三個大主題之下，這些主題大概也就是這三十年來中央大學歷史所師生所共同努力、耕耘的研究方向，故藉由這本書進行了一次整體的回顧，彰顯前人努力、展望未來研究方向。在這樣的意義下，中央大學歷史所的研究，不但和中央大學整體的歷史走在一起，也和整個臺灣史學發展的脈動相結合。過去，許多系所的紀念論文集都未和大的臺灣學術脈動結合，本次編纂，從一開始就考量到了這一理念，故本書在臺灣史學史的發展上，必定佔有一席之地。在這些意義之上，這本書就絕對不僅是一本論文集而已，它具有極強的，向過去致敬，並與當代學術鏈結的企圖心，這是編纂這本論文集最大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