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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序一：宏大歷史的私密敍述
作者蔡岱梅女士在英文版小說 Flowering Exile 出版之前，曾在與丈夫熊式一以及出版社的通信中披露了一些重要的資訊，對於後人如何理解這部作品很有幫助。首先，她提到並不喜歡出版社編輯所取的英文稿標題 :“Flowering Exile”。熊式一曾經給這部書稿起過好幾個名字，包括 “Far From Home”。“Flowering Exile” 則是審稿編輯查理士的意見，熊家的好友，漢學家霍克思對此也不太認同。 認為「外國書喜歡套用 exile，再加上花，似乎俗氣。」其次就是小說本身是寫給小女兒看的，出版也是希望能夠打動做過母親的讀者。其三就是，蔡岱梅十分小心，懇請編輯關乎人事方面，千萬把關，不能「顧了事實的有趣」，「而有太損人處」。
《僑居瑣記》中收錄的是蔡女士五十年代出版的英文小說的中文原稿。英文的翻譯是丈夫熊式一完成的。熊式一先生三十年代初在英國憑藉一個話劇《王寶釧》一炮打響，此時在英國文化界已經站穩了腳跟。據稱翻譯過程中原作者和譯者有不少分歧，通信中也有提到。有學者曾經指出熊式一的翻譯更加有意迎合英國讀者對於中國文化的獵奇心理，努力塑造一個「快樂和睦的熊家」（the Happy Hsiungs）形象。按照這種對於文本歷史的認識，我們很容易將這一中文原稿看成更為可靠的未經改寫的文本。把中文版本和英文版本的出入看成為男性作家改寫女性真實思想的例證。我想說的是，事實恐怕沒有那麼簡單。
蔡女士的通信中提供的資訊證明這部英文書稿最終呈現的樣子恐怕是多方協商的結果。蔡女士對於文稿中涉及到真人真事的多層禁忌，讓我們想到很可能在書寫過程中她就對於事實本身有所修改， 或做出一定取捨。因此，我們在這裏看到的也未必就是未加修飾的事實本身。同樣這也是一個當事人的敍述。只不過，相對於英文小說來說，這也許可以算作是第一敍述。然而，令我們感興趣的難道僅僅是還原歷史本身嗎？
當今對於中西交流中的文化政治比較敏感的讀者看來，在海外用英文寫中國人的生活情況多多少少會受到受眾的影響，有意識地設計某種「中國形象」以供西方社會的消費。這也就引發了對於「去類型化」「去偏見」描寫真實可信（authentic）的中國人生活的渴望。然而，這不應該是唯一的政治考量。關於所謂「真實可信」的中國人的敍述不應該只有一種，與蔡岱梅相同背景的知識女性的海外生活，最近幾年也發掘出了好幾個案例，最有名的當然要算張愛玲的《小團圓》， 其次有與《海外花實》同時期的淩叔華的自傳體小說《古韻》。除此以外，另外一些知識女性雖然沒有留下親筆的個人紀錄，他們的後代的追根溯源也使得我們對於她們的經歷有所了解，比如紀錄徐志摩的第一任夫人張幼儀的回憶錄《小腳與西服》。還有一些女性，比如胡適夫人江冬秀雖然文化水準不高，但是據說也曾寫過自傳。據學者唐德剛稱那是「一篇最純真最可愛的樸素文學」，只是沒有面世而已。由此可見，現代留洋女性的書寫多種多樣。即便仍可以沿用一些籠統的父權壓制之類的語言描述，並不足以描述每一個個體作家的特例。若期待她們中間的任何一位承擔「中國女性」的「真實可信」的代言人，恐怕都有以偏概全的危險。
所以進入蔡岱梅女士中文版的文稿的路徑，恐怕不能捨近求遠地一味強調文化政治，還是得從文本入手。蔡的文本是一本名副其實的「僑居瑣記」——它描述了一個以熊家為原型的中國家庭在英國落地生根的十幾年的生活。它和張愛玲的英文小說《小團圓》有可比之處：首先作者都是經歷過大時代大動盪的人，但是國際局勢國家大事都被「放逐」於文本之外。小說本身遵循的是所謂「社會習俗小說」（novel of manners）的路數，比如西方的簡 · 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或者是東方的《金瓶梅》《紅樓夢》甚至《海上花》，描述的更多的是家長里短的日常生活瑣事，從細節之處呈現出社會變遷。《海外花實》的作者不似張愛玲那樣是有歷練的小說家。所以雖然同樣具有女性特有的細微觀察，卻並不擅長經營人物，刻畫心理。同時小說的主角蓮相對於張愛玲的人物來說，價值取向比較主流，追求的是四平八穩的家庭生活，即便到了海外，也沒有張愛玲的角色那種與生俱來的漂泊感。不管怎麼看，《海外花實》都更像一個情景劇（situation comedy）， 彷彿客廳已經預定了是這個戲的佈景，進進出出的客人給每場戲帶來新鮮的話題。小說的發展是以這個固定的背景為前提的。所以，熊式一所提議的題目，“Far from Home” 是貼切的。本來小說就是圍繞着“home” 展開的 —雖然人物都已經遠離了中國這個 “home”，實際上“home” 從來就沒有離開過羅家。
日常生活是瑣碎而平淡的。蔡作的寫實風格不惜犧牲戲劇性的衝突。這在當時曾被某些的英國評論家所詬病。蔡岱梅的自我辯護是這本書本來就是個回憶錄，是寫給女兒看的。這種說法是可以成立的。普通人的生活也值得紀錄。也許對外人來說，這個紀錄不足為奇，而對於家人來說，這卻是彌足珍貴的。
這份珍貴並不僅僅因為小說裏面的內容，更是因為被小說家遺留在外的故事。《僑居瑣記》值得我們從頭到尾地通讀。後半部分的散文和通信補充了小說裏一些過於簡要的敍述，或者略去不談的內容。從頭讀到尾你會意識到這個「家」是怎樣被苦心「營造」出來的。
所謂「營造」並不是說它是虛假的。恰恰相反，它非常真實，只 不過是一個精心構造的文學產品（artifice）。有的時候這體現在作者對於大的動盪輕描淡寫的一筆帶過。參考附錄裏的內容，你就會知道這些動盪實際驚心動魄。比如，倫敦面臨空襲的危險，玲的學校因此準備疏散，為了保密，家長還不能被告知轉移的地點。「羅太太雖然很憂慮，但不慌。他們曾從戰火中的祖國走出來，這又是『戰爭』，是『世界大戰』。她不想把家中人分開，但羅先生覺得走出一個就是一 個，同時玲跟着學校仍有課上，故討論的結果還是讓玲同學校走。」
「走出一個就是一個」是一種非常現實也非常無奈的處事態度，是戰火之中的普通人的生存邏輯。讓人想到的是作者蔡岱梅自己留在老家的另外兩個孩子。小說一開始羅先生回國接家眷赴英，原來並不是把家人接來到海外享受榮華富貴，其實也是一種逃難，從一個戰場逃到另一個戰場。中間涵蓋了一些困難的抉擇，「走出一個就是一個」。蔡的小說裏沒有提到過留在家裏的兩個孩子，以及中國人常見的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有一說是因為怕英國讀者不能理解，其實我猜想，這並不是唯一的原因。設身處地地想一想，一個剛剛從戰爭中走出來的家庭，它的主要注意力恐怕要放在如何讓「走出」來的幾個人活下去，而沒有心力去緬懷被落在後面的另一半。
「營造」這個家是需要有人做出犧牲的。這個犧牲不只體現在現實生活裏，而且還體現在對於故事的敍述上。小說中的羅太太雖然是個主角，卻是一個着墨甚少的人物。更多的注意力都放在幾個孩子如何適應英倫生活上了。難道羅太太就沒有屬於自己的艱難？雖然從細微之處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羅太太並不是一個不諳世事的人。比如她很為自己有一個知名的女朋友杜芳引以為傲，有人對她多有微詞，她馬上站出來維護她。然而她很少有機會能夠讓內心複雜的想法流露出來。這是一個自我犧牲的女性的現實考量，同時也反映在敍述的比例上。羅家是是年輕人的舞台。他們的故事，他們的選擇是羅家面向未來的希望；過去的東西，上一代的故事，相對來說都要被邊緣化。
下一代當中最出彩的當然是性格外向，活潑聰慧的玲。一九四九年之交，中國歷史上如此不可逾越的轉型，羅家三個在英國受過良好的大學教育的兒女先後決定回國。大約同時，熊家兩個留在老家的子女又千辛萬苦遠赴英倫讀書。這些東方與西方之間的走動，在冷戰格局即將定型的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不應該是任何人能夠隨隨便便做出的一個選擇。然而，在蔡岱梅的小說裏賦予了極其簡單的描寫：沒有長篇累牘的政治辯論，也沒有進一步的解釋，為什麼羅家三子女會做出這樣的決定。實際上，與我們預期的不一樣的是，並不是所謂的國家政治被淡化了，而是說羅家從一開始就沒有放棄讓兒女歸國服務。這在小說中幾次提到，政治風雲並不足以改變這一初衷。
現實中的熊家恐怕也是一樣。遠在海外的熊家對於新中國的資訊的掌握是相當即時的。國內的親友來信之中所傳達的消息，即便是對新政府有所微詞的，也並沒有被審查掉。比如熊家好友小鹿，在1953年就在信中直言相勸，若要回國，「書，除了古典文學和一部分較進步的作品留下，其餘都出售，減輕負擔，帶回來全無用。」追求進步的大女兒很明白她在牛津受到的英國文學教育，需要怎樣的改變，才能適應冷戰之後，東西之間日益加劇的文化品味方面的分歧。
她在1950年就在與母親的信中說道，「母親的文章我們都覺得非常好。又有意思又幽默，可惜這一兩年的中國雜誌不歡迎沒有革命性質的或所謂『不前進』的作品。再過一個時期，等我們中國革命完全成功了，文藝才能脫離政治。」新中國與英國的關係，並沒有像與打過韓戰的美國一樣針鋒相對。因此《海外花實》中海內外的家人並沒有完全切斷聯繫。小說沒有寫到的後續故事，必然是這個精心「營造」的家，在超越個人的國家政治、地緣政治中的不斷溝通磨合，相互適應。這雖然是一個個體家族的紀錄，同樣也是歷史的見證。
一九五二年出版的《海外花實》幾個遠在中國的孩子第一時間就看到了，覺得「非常好笑」，「姆媽把我們都說得太好了」。屆時羅太太的三個孩子已經「單飛」了三四年了。 很可能，蔡岱梅的小說有一半寄託了她對這三個遠在海外的孩子的想念。事實上，下一代也並沒有停止對於「家」的「營造」，一直到一九五八年，大女兒還在家書中分析道，「我們家所謂『分散』主要原因不是因為有人在國內和國外……而是因為母親這個中心放錯了地方了。」然而，「母親這個中心」的安置也同樣是有其歷史原因的。父母同樣也有着自己獨立的生活軌跡的，並不能為子女而左右。
還有一個原因你一定要把這個小說和附錄聯繫起來讀。那就是在小說中被改頭換面的一些邊緣人物，原來都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名有姓的重要人物。參照附錄中的通信往來看，你會發現蔡女士的文筆比錢鍾書嘲諷林徽因家的沙龍要來得厚道得多。那不是因為熊家的客人比光顧林徽因客廳的更加平凡卑微。羅太太無意揭朋友的短處，但是她的直言不諱，經常能夠一兩筆就傳神地將幾個人物勾畫出來。其中着墨最多的，是以民國時期著名女作家陸晶清為原型的巾幗英雄杜芳，還有以崔驥為原型的多愁善感而又迂腐可愛的羅家朋友宋華，其他的恐怕要做一些偵探工作。比如楊冰的母親是否就是與英國才子朱利安 · 貝爾有過戀愛史的淩叔華？書信本身證明熊家在英國的確是不少文人的落腳點。為民國文人「營造」一個海外的家，有誰能說這僅僅是一個關涉個人的故事呢？會心的讀者跨越這虛構與現實的界線，是可以拼湊出一段宏大歷史的私密敍述的。
沈 雙
序二
1952年，英文版《海外花實》出版，成為最早的旅英華人女作家英文自傳體小說。事隔半個多世紀後，香港商務印書館推出其中文原作，蔡岱梅的文學建樹得到了廣泛的認可，世人得以從中文的角度欣賞到這位女作家的文學風采，可喜可慶。這部作品，從獨特的家庭主婦的視角，描述了一個華人家庭在海外旅居十多年間的親身經歷，筆觸細膩生動，敘事風格輕鬆平淡，感人且蘊有深意，令人不忍釋卷。
《僑居瑣記》中，除了《海外花實》，還收錄了蔡岱梅與夫婿熊式一的部分散文作品、隨筆以及大量的家信和眾多文友的信件。這些資料大多為首次披露，十分難得。它們與《海外花實》形成文本之間的互證互補，豐富了作品的內涵以及廣度和深度，為讀者了解當年海外文化人的離散遭際、友情交往、思想觀點、困頓努力等方面，提供了極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總之，《僑居瑣記》內容豐富，深具歷史和文學價值。它必然成為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以及海外華人史的重要資料，無疑會廣受歡迎。
鄭 達
編者序
《僑居瑣記——《海外花實》附散文及書信選》所記錄的，大都是關於上一世紀中葉，在大西洋彼岸英倫發生的一些軼事。然而，在整理書稿的過程中，卻不時湧現出一些 déjà vu1 瞬間，牽引着我向記憶深處，拾取那些「似曾相識」的花絮。《海外花實》小說中，那個喜歡在哥哥姐姐頭上拍拍打打的羅定，不就是多年以後的「孩子王」，每每喜歡對我們小字輩施以「拍拍頭、捏捏臉蛋兒」之見面禮的二舅熊德輗嘛！當讀到，1945 年夏的牛津火車站，小身材的杜芳女士「直向人縫中擠出」，我腦海裏閃現出的場景，是四分之一世紀後，南昌的長途汽車站。車門一開，率先從人縫中擠出，第一個跳下車的，是肩背着人民公社草帽，小身材大氣場的大姨熊德蘭（她那時被下放到外交部在江西的「五七幹校」）。在小說中勤勞肯幹，樂於「為勝利而種菜」的羅平，是半個世紀後，身居皇城根下，仍舊惦記着要去鄉下種地，我可愛的大舅熊德威。
我的外祖母蔡岱梅，是僑居英倫的熊家，當年牛津遠近聞名的逸伏盧（及後來海伏山莊）的女主人。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後期，熊家有三個子女同時就讀於牛津大學。因為男女主人的熱情好客，以及對其他學子的同等關愛，他們在牛津的家，幾乎變成了「中國留學生之家」、非官方「駐（牛）津辦」。多年後，外祖母在寫給忘年交陳毓賢女士的一封信中如此追述：「我來英國後雖然沒有學點什麼課程，因為做了一個家庭主婦。特別又是戰時，又在海外，又住在一個牛津名大學城。當時來往朋友也確實多，在客廳，在飯桌上，在廚房，我觀察到各種朋友的性格，特別是有風趣的。」結果這些都被她作為素材，寫進了《海外花實》，也成就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本文選。我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出生於中國北方，母親是熊德海，熊家子女中排行第四的次女。我小時候，不僅沒見過外祖父母，家中連他們的照片都沒有。只知道，外祖父母，還有小舅和小姨都在國外。第一次聽見外祖母的名字，是在七十年代中期某一天。那次，家中有位海員叔叔到訪，談到他所工作的遠洋輪船，將要在英國的某港口靠岸。母親很熱情地找出外祖母的地址，並說：「我母親對祖國去的同胞都很熱情，這是她在倫敦的住址，她叫蔡岱梅。」我當時印象特別深，因為覺得外祖母的名字太好聽了，跟那個年代常見的名字很不一樣。後來，那位海員叔叔真的去登門拜訪了，他還帶回外祖母送給我們的，一本由大衛 · 霍克思翻譯的英文版《紅樓夢》。
記得小學放假最開心的事，就是母親吩咐打點行裝，帶着我們乘綠皮火車去北京探親。二舅德輗的家，在西郊魏公村的北外西院，那裏通常是我們第一站的落腳點。二舅家子女多，人來人往，再加上我們的到訪，更加感覺熱鬧非凡。二舅特別喜歡小孩，我們小孩也特別喜歡二舅。最愛聽他給我們講東西方故事，看他表演變戲法。表哥表姐們，對我這個生性活潑的小表妹，也非常有耐心。有一年，表姐熊心還客串導遊，領着我去天安門遊覽。並且帶我去體驗北京當時新開通的首條地鐵。我們一直坐到終點站蘋果園，沒出站，又掉頭轉乘回去。地鐵車廂裏空空的，沒坐幾個人，大都是像我們一樣的觀光乘客。還記得，有一次在二舅家的樓道口，住在樓上的許國璋教授興奮地走進門，聲音洪亮地對二舅說：「……在某某某電台，聽到對老太爺的採訪，一個字一個字，講得清楚極了，英文還是那麼棒……」欽佩之情，溢於言表。二舅哼哼哈哈，絲毫沒有接話的意思，於是也就沒有了下文。我猜「老太爺」指的，應該就是我的外祖父，但連他的具體名字是什麼，依舊不知道。
偶爾，為減輕二舅家的接待負擔，我也被分配過去跟大姨德蘭同住。七十年代中期，德蘭曾在地處百萬莊的外交學院任教。印象中，她那間單身宿舍與鄰居共用廚衛，房間裏並沒有多餘的牀。我的臨時牀鋪就安在一張大書案上，那是她從南昌老家運回來的。清晨醒來映入眼簾的，是畫家吳作人先生送給她的一幅書法，上書陳毅元帥詩作：「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這幅字大姨很欣賞，一直掛在家中牆上（2008 年春，大姨因病入院後，這幅字和另一幅趙樸初先生的書法，離奇地從她家中消失，不知所蹤）。那段時間，大舅德威的家還在黃寺空軍大院，但大舅的工作地點不在北京，所以我們過去叨擾的次數相對較少。
我當時年少，沒有過多追問大人關於熊家的事情。只依稀記得一些偶而聽到的對話片段，和印象深刻的畫面。除以上幾例，還記得聽到過母親私下告訴哥哥，外祖父當年寫了一個劇本《王寶川》，在英國大獲成功。哥哥追問，為什麼後來再也沒有如此成功的著作了？母親的回答是：「脫離生活，寫不出新作品了。」我在旁邊聽得一愣一愣的，因為從未聽說過「王寶釧」這個戲劇人物，也更搞不懂，「深入生活」和「脫離生活」，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如此說來，外祖母所著自傳體小說《海外花實》，倒真的不存在任何「脫離生活」問題。書中絕大部分細節，都來自於她的親身生活體驗。
《海外花實》這部小說，沒有宏大的敍事，僅從女主人的視角，講述了一個中國家庭僑居異鄉的聚散離合。書中的每個人物，背後都有真實的原型。除了以外祖父母為原型的「羅先生、羅太太」，羅家的幾個孩子，「羅玲、羅平、羅定、羅瓏」，分別基於我的大姨熊德蘭、大舅熊德威、二舅熊德輗，和小姨熊德荑。書中羅家那些性格鮮明的朋友們，也都可以在熊家當年的社交圈裏，一一找到對應的人物原型。基於崔驥先生的「宋叔叔」、基於陸晶清女士的「杜姑
姑」，以及主要基於傅仲孫教授的「何教授」，都描寫的非常傳神。書中還有許多其他人物，自帶各種「缺陷」登場。儘管，為得不忍心傷到朋友，外祖母也很努力地嘗試過進行偽裝，動用了各式「馬甲」。結果，仍不免有人「對號入座」，以至於導致個別「冷戰」。姑且按下
不表。
《海外花實》小說的原稿由外祖母用中文寫作，由我的外祖父、著名旅英劇作家熊式一先生翻譯成英文，並協助完成出版事宜。英文版 Flowering Exile 於 1952 年秋在英國由彼得書局（Peter Davies）正式出版。原版英文護封上是這樣介紹這本小說的：
……戰爭來臨，隨之而來的种种艱難困苦都被勇敢面對，並且機敏克服。我們可以看到戰時的英倫對這位中國母親造成的各種困惑不安，儘管她是一位非常敏感的女士，但必要時又能變得異常的腳踏實地，吃苦耐勞。
他們前前後後搬過幾次家，常來常往的朋友包括：王教授、宋叔叔、了不起的杜姑姑，還有很多其他中外友人。幾個孩子長大成人，並入讀牛津；家中又新添了嬰兒，這个最小的女兒瓏，即刻贏得了讀者的喜愛。故事絲絲入扣，這个非常中國式的家庭中充滿了互助互愛，樂觀精神和寬大包容。生活中滿是喜劇，但也有幾頁悲劇：既可憐又可愛的宋叔叔死於結核病。
這是通過一位賢妻良母中國女性的獨特視角，所講述的充滿人性的故事，基于真實生活，通篇都是有趣的細節。……
我的母親熊德海和小舅熊德達，並未出現在《海外花實》這本自傳體小說中。1937 年底，他們的父母帶着三個姐姐哥哥遠赴英倫。當時只有七歲和五歲的姐弟倆，卻被留在南昌，由他們的外祖父母（南昌話稱為公公、婆婆）代為撫養。 照顧他們日常生活的，還有一位「乾娘」：蔡家忠誠的女傭章家女。抗戰期間，蔡家老小被迫逃難，一度撤退到贛縣，借住在寺廟裏。直到光復後，才於 1946 年搬回南昌。1949 年 6 月底，姐弟二人毅然踏上投奔父母的征途。他們從南昌一路南下，輾轉湖南、廣東、海南島、香港等地，在 1949 年聖誕節翌日 12 月 26 日抵達牛津。在離別十二年後，終於和父母兄妹團聚。
雖然《海外花實》書中，並沒有他們二人的身影，但這本小說的緣起，卻與他們密切相關。因為到 1949 年底，外祖父的寫作生涯進入瓶頸期，熊家在經濟上已入不敷出，毫無財力承擔二個子女赴英的船票。在港的熊家好友、牛津校友梁文華（英文名 Man-Hua Leung），
和她的丈夫 Mr. Arthur Bentley（中文名「卞雅德」），慷慨地伸出援手。 卞先生不僅協助姐弟倆申領護照，辦理其他赴英必不可少的表格填報等手續，還墊付了從海口到香港，以及從香港到英國的船票費用，共約二百英鎊。如何儘快歸還這筆欠款，在德蘭和德威給父母的家書中均有所提及。外祖母提筆撰寫《海外花實》的初衷，也包含希望可以將稿費用來償還這筆欠款。事實上，她一收到這本書的版稅，就馬上匯往香港，償還了部分債務。餘額大概是一直到 1955 年才全部還清。
作為延伸閱讀，本書後半部還選錄了一批散文和來往書信，以佐證和豐富作品的歷史背景及時代特性。我的外祖父母，性格及文風雖然很不一樣，但都比較富有幽默感。出自他們筆下，那二篇描寫對方的隨筆，《家珍之二》及《我的丈夫》，非常適合對比着品讀。夫妻間多少衝突和妥協，都被玩笑似的春秋筆法，掩於字裏行間。其實，外祖父熊式一所著長篇歷史小說《天橋》，以及外祖母蔡岱梅所著《海外花實》，這兩本他們獻給彼此的著作，都是二老傾心合作的結晶。這在他們的家書通信摘選中，也有所體現。比較有意思的是，自傳體小說或散文中的某些細節，往往能與通信中的細節相呼應。《海外花實》中的羅先生，「凡遇人說他時，他總喜歡找對方的錯，頗像律師家的辯護」。現實中的外祖父，一再被外祖母在家書中鼓勵敦促，希望他能更加專注於寫作。結果他在某封回信中，也不忘回敬一句：「你若每日把寫信的時候寫稿，自然斐然有成績。」
當讀到，外祖父在家書中調侃外祖母：「你若掛牌招生，保你所收的費不夠貼你炒麪的本，若學生太多，則我們大家每週配給的肉都要貼完的！」我不禁回想起，七十年代中期，母親給那些上門求教的學生們輔導英文，不僅從未收取任何課費，還經常熱心留飯。對平素來訪的大小朋友，也從來都是毫無保留地熱情招待。在那個糧油肉蛋憑票供應的年代，堪稱難能可貴之舉。原來這樣的待客之道，也都是來自外祖母的家傳。
更有意思的是，書中（包括散文和通信）的一些預想，竟在多年後紛紛變成現實。例如，在小說裏，羅太太心中感覺，孩子中唯有羅玲是可以繼承父親的寫作事業，將來也可出版書。現實生活中，德蘭在回國的船上就在寫英文小說，準備投稿。剛回國的那兩年，在家書中仍有不少關於書稿的討論。後來，德蘭決定放棄英文寫作，但終於在 1982 年，用中文發表了長篇小說處女作《求》。因題材新穎，出版後曾引起小小的轟動。八九十年代，除了參與編寫多本英語自學教材，她的長篇小說《求》單行本，以及《海外歸人》合訂本，都曾多次出版發行。有些「夢想成真」，則被打了折扣。書中的小瓏，八九歲時，就叫母親也要等她「得了牛津學位同回國」。十多年後，德荑如願獲得了她的牛津學位。但在英國生長的她，畢業後並沒有選擇「回
國」，而是決定移民去了美國。而她的母親蔡岱梅，最終也沒能如願與她「同回國」。
小說中「杜姑姑」的原型，熊家好友、永遠的小鹿、「小伯母」——陸晶清女士，1939 年春赴抗日戰區考察之前，在一封致「五十號老少男女公鉴」的信中寫道：「我想德威一定佩服『小伯母』多勇敢！上戰區去！」「假如此去回不來，無論怎樣死，希望德威以後都稱『小伯母』做『烈士伯母』」——為什麼「小伯母」陸晶清，會在上公園路五十號眾多的男女老少室友中，唯獨點名德威，來佩服她的勇敢，並交代如何稱呼她的「後事」？難道她有先見之明，可以預見到德威竟在十年後，真的投筆從戎，勇敢地走上戰場？！在得知人物結局的情況下，再回過頭來，檢視當初的一切言行，不知這是否就類似於上帝視角？
本書特別摘選了，外祖母與陸晶清之間的多封通信，時間跨度近五十年。陸晶清作為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即崭露头角的民國女作家，特立獨行，文筆鮮活。透過這些所摘選的信件，一個「新時代女性」的形象躍然紙上。她們作為摯友，曾一度親密無間，在信札中袒露心扉。最後哪怕已年近耄耋，仍然憧憬着跨越重洋的久別重逢。就連陸晶清晚年對外祖母的評語，「不外露的堅強」，也道盡了莫逆之交的相知相惜。
德輗在他那篇習作〈英國的公立學校〉中介紹道：「在這學校差不多要花一半的精神與時間在體育運動上面。」因為他從小是在英國公立學校接受的教育，對體育運動的熱愛，也貫穿了德輗的一生。熊家的運動健將，非他莫屬。他家裏，各種球類應有盡有。德輗的子女們，從小就跟着爸爸，夏天游泳、冬天滑冰。我小時候常隨母親去北京，也跟着他們下過水、上過冰，在北外的操場上練投籃，在廢棄的游泳池裏踢足球。
我猜想，在母親的心目中，她的「娘家」其實就在北京，在京城的姐姐哥哥們就是她的「家長」。當年，他們敦促父母給她醫治破相的臉頰，湊錢給她買船票回國。之後又資助她讀完大學，直至成家立業。母親在東北師範大學就讀期間，一放寒暑假就從長春往北京跑，享受被姐姐哥哥寵愛的幸福時光。結婚生子後，進京頻率沒有那麼高了。但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年，每年寒假都帶着我們去北京探親。所以，我從小就跟這幾位姨媽舅舅非常地親近。這次整理家書，不禁再
次被他們之間真摯的親情所感動。惟願已在天國重聚的他們，永遠還像年輕時一樣親密無間、開心快樂。
在我童年結束的關頭，母親因病早逝。我那快樂的「北京假期」系列，也從此一去不復返。我學會變得更加獨立，在學業上發奮圖強，接連考入市重點中學、省重點高中、國字號頭部大學。終於在大學期間，如願轉讀京城，得以與二位舅舅和大姨重聚。1986 年 6 月，小姨熊德荑到中國旅遊探親之際，我在二舅德輗家第一次見到她。雖是初次相見，我們卻毫無陌生感，宛若久別重逢。在她的幫助下，我大學畢業後，旋即赴美留學，之後在美國工作生活多年。直到本世紀初，又因為工作機會回到上海。這些年來，小姨德荑在華府的家，一直是我在美國的大本營。我們悲喜與共，情同母女。我曾陪同德荑赴南昌尋根，她那一口純正的民國南昌話，讓滿座土生土長的南昌親友齊聲贊歎不已。德荑也不止一次帶我重遊牛津，從逸伏盧舊址，到OHS 和 LMH校園，追溯她成長過程中的關鍵節點。
《海外花實》出版時，德荑只有 12 歲，但已入讀牛津中學。她對許多書內書外的人與事，至今仍記憶猶新。正是她告訴我，《海外花實》原本由外祖母以中文寫成，後經外祖父翻譯成英文出版。二老因創作觀點方面的分歧，在翻譯成書過程中，屢次發生爭執，甚至傷及了夫妻感情。這使我不禁產生好奇：既然我們所讀到的英文版Flowering Exile，含有外祖父「二度創作」的成分在內，那麼其中文原稿，是否更能體現外祖母本人的文風，讀起來更加原汁原味呢？因此，便萌生了念頭，去找到《海外花實》的中文原稿並設法出版。
作為「羅瓏」的原型，《海外花實》記錄了德荑從出生到八九歲的成長過程。書中很多有趣的細節，都來自於她真實的生活經歷。其實，書中隱去了，熊家不得不搬離逸伏盧的真正原因。1948 年夏， 著名英國作家格雷厄姆 · 格林（Graham Greene）買下了逸伏盧所在的花園洋房，作為給太太薇薇安的分手禮。熊家在剛剛送別德蘭後，就收到房東發來的，必須提前搬離逸伏盧的通知，真是禍不單行。接下來找房搬家的過程，相當漫長。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才鎖定了牛津郊外的海伏山莊。書中寫到，瓏小小年紀，因為廣告看多了，居然熟知房產市價。事實的確如此，外祖父覺得這事非常有趣，常常要德荑在客人面前表演。而外祖母則感覺此舉不夠文雅，頗有點難為情。孰料這段童年經歷，竟在德荑心中種下對房地產的熱衷。她在參加工作僅
三年後，即打破熊家只租不買的傳統，首度在倫敦瑞士屋街區購置了一套公寓。這住處，也是外祖母蔡岱梅人生最後二十年得以安居的所在。後來即便在沒有購房需求時，德荑一度最喜歡的週末消遣，仍是去逛開放日待售的吉屋（open house）。
這次整理書稿，感觸良多。在將外祖母的中文手稿一字一句輸入電腦時，彷彿穿越時空隧道，回到二戰前後的英倫牛津。置身於書中人物之間，聆聽他們的對話，分享他們的喜怒哀樂。這類「浸入式」體驗，真不是單純的閱讀所能感受得到的。對我來說，還有一份特別有意義的收穫。那就是，意外地發現了母親德海的一篇遺作。在前期整理外祖母手稿及信件時，我偶然看到兩張散頁，上面印有一篇短文。這二頁初看起來，頗有些來歷不明。因為印有「天風月刊」的頁首已被裁去，標題下方的（天風通信）四字也被用藍墨水塗掉。令人不禁有點好奇，難道此文有什麼特別之處？只讀了幾段，我就意識到，這篇散文極有可能出自母親德海之筆。通信的落款「細海」，也更加證實了我的判斷。因為母親在家中為次女，弟弟妹妹都用南昌話稱這位二姐為「細姐姐」，正如他們都叫二哥德輗為「細哥哥」。
我深知，母親也曾是一位文學青年，身懷寫作夢想。這點在她的日記和家書裏，都有所提及。但在她生前，從未聽她說起過，已有文字付印發表，而且是在《天風月刊》第十期！這一期的作者，除了外祖父熊式一，還有陳寅恪、林語堂、徐訏等等。恐怕母親無論如何都不曾意識到，這批與她「同框」作者的規格之高。後來，我在整理外祖父母之間的家書時，也的確看到了外祖父對母親這篇短文的好評外祖父稱贊得簡直有點「過火」。他在信中誇獎道，如果母親再寫三篇，且篇篇如此好，連他都要「拜下風了」！不過，母親在這篇投稿發出後不久，《天風月刊》第十期正式付印之前，就踏上了回國的歸途。她不僅沒機會看到那本出版後的雜誌，後來再也沒有機會，連寫幾篇類似格調的文章了。
或許，外祖母也曾想過把這篇文章寄回國內，故此裁去了頁首， 並塗掉了「天風通信」幾字。因為，她在那個時期非常小心謹慎，連「台灣」和「美國」這樣的敏感字眼，都不敢在家書中提及。不知出於什麼考慮，最終還是沒有將這二頁隨家書寄回。很有可能，因為文中所蘊含的「小資情調」，與當時的進步文學潮流格格不入，不僅外祖母猶豫再三後沒有寄出，以至於連母親本人，都再羞於提及此文。我拜讀時用心品味，深感母親那婉轉細膩的文筆，與外祖母的文風極其相近。她文中穿插的那段童年回憶，傷感於和心愛的新皮袍永別，分明就是投射了她與父母的別離，以及被日軍侵華戰火摧毀的童年。看似平淡的筆觸之下，其實蘊藏着最深切的情感。
《僑居瑣記》裏的大部分文字都出於外祖母蔡岱梅筆下，或與其存在某種關聯。透過這些文字，可以看出，她是甘心奉獻的賢妻良母、體貼入微的閨中密友；她既擁有「不外露的堅強」，也是善解人意的聆聽者；是幾十年後，仍被老友們念念不忘的「淑女蔡岱梅」；她更是漂泊海外半個世紀，一直心向祖國的「老華僑」。她對子孫後代循循善誘，隨時隨地不忘教導我們做人的道理。她所養育的六個子女，雖然散落在不同國度，但皆學有所成，盡職敬業，對社會作出了一定貢獻。這成績，足以讓任何母親驕傲自豪。然而，她曾在文中感歎自憐：「人間只知道稱羨花與果，誰憐灌溉人的辛苦！」今天這本文選，作為遲到的致敬，終究沒有缺席。
這本書，從最初開始探討想法，到正式啟動項目，直至編輯完成初稿，歷經了七八年的時光。這期間，恰好遭遇了百年未遇的「新冠」疫情，讓我對書中書外的許多人和事，更增添了幾分理解和感悟。名城牛津猶在，似乎也不復遙遠。然逸伏盧不再，當年盡歡的賓主，大多已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多少悲歡離合，早已隨風而逝。幸有若干雪泥鴻爪留存，包括書中所選錄的，珍貴的信札手書。當年這個特別的朋友圈，滿是修養學識皆高的知識分子。有些信札的書法，好似龍飛鳳舞，辨識起來頗具挑戰性。同時，所選信札中也不乏典雅別致的遣詞造句，令人讀罷贊歎不已。其實，親友之間的書信往來，傳遞的往往是最不加掩飾的真情實感。作為資料整理者，深知這種跨時空的回望窺探，是一種特權，更是一種責任。因而在摘選編輯的過程中，
絲毫不敢懈怠，時刻心存敬畏。囿於水平有限，最終的呈現，難免疏漏不足之處，還望讀者海涵。
在這本文選付印之際，首先想要感謝的，是我的小姨熊德荑。可以說，沒有她，就沒有這本書，至少不可能以如此豐富的形式予以呈現。書中的很多資料，和絕大部分圖片，都來自於她所保存的家族檔案。作為《海外花實》主要人物原型之一，對書中其他人物情節及背景方面的考證，以及書外熊家朋友圈的很多交往細節，她都是最具權威性的信息源。同時也要感謝德荑多年的好友陳毓賢女士。她不吝每日有限的閱讀時間，慷慨同意幫忙審稿。陳女士在七十年代中後期到八十年代初期，曾與我的外祖母蔡岱梅保持通信，本書即選錄了她所保留並歸還的二封珍貴信札。
另外也要感謝，小舅熊德達和其家人。他們對我毫無保留，慷慨提供了小舅 1949 年的日記原件。這本日記，詳細記載了我母親和小舅姐弟倆，如何從南昌一路南行，長途跋涉跨洋越海，最終抵達英倫，與父母團聚的全過程。特別感謝表姐熊心，她是祖母中文手稿和很多信札的保管者，也是家書的最初分檔整理者。這些年，每當我登門梳理那些資料，她都傾其所有，給予熱情款待和全力支持。也要感謝表哥熊偉一直以來的大力支持，以及同意在書中選用他 1987 年初寫給祖父的那封家書。
非常感謝香港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們。他們在聞知《海外花實》中文原稿的出版意向後，即於 2024 年 5 月，討論並通過了本書的選題。熊家與商務印書館的淵源，可謂由來已久。外祖父熊式一的第一本譯作《佛蘭克林自傳》，即由商務印書館於 1932 年在上海出版發行。近百年後再續良緣，有幸與香港商務印書館合作，出版發行外祖母蔡岱梅的這本文集，幾乎達成一個完美的閉環。另外也要感謝鄭達教授，他十年磨一劍，為撰寫外祖父熊式一的傳記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 這也帶動着我，開啟了對於外祖父母的再認識之旅。還有陳曉婷博士，衷心感謝她在本書的編輯過程中，給予的所有鼓勵和幫助。
特別感謝沈雙教授，欣然同意作序。我們初識於九十年代中期的紐約，當年印像中的她，不是在取書，就是在去送書的路上。德荑曾評論說，雙是我身邊朋友中，最有書卷氣的人。這些年來，我們從相識到相知，從同遊到互訪，足跡遍及紐約、華盛頓、北京、上海和香港。沈雙教授也是最早開始發掘外祖父熊式一歷史資料的學者之一，在相關領域多有論著。這次，有幸請到她，為外祖母蔡岱梅這本文選撰寫序言，真是冥冥之中最好的安排。
最後的感激和敬仰之情，謹獻給我的外祖母蔡岱梅，以及外祖父熊式一。雖然我從小並沒有機會和他們共同生活，但是在讀大學後，非常有幸與二老分別進行了通信。那些珍貴的手諭，足以讓我感受到，他們對外孫的關愛。最後的最後，深切感恩我的母親熊德海和父親傅佩。是他們，屏蔽了外在的逆境，給了我一個無憂無慮的幸福童年，使我得以至今保持好奇心，有能力感知愛和美好。
傅一民
2024 年秋，海上瑞伏居
2025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