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日本國民眼中的自衛隊
二○一四年是自衛隊創立的六十週年。以人類的壽命來說，便是「花甲之年」。自衛隊前身警察預備隊創設於一九五○年，至二○一五年滿六十五年。帝國陸海軍創立於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至一九四五年因戰敗而解體，共七十三年的歷史。帝國陸海軍創立後的六十五年，也就是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當時，軍方是左右國家政策極具影響力之存在。
自衛隊又是如何呢？自衛隊在文人領軍的原則下被嚴格限制涉入政治，幾乎沒有日本國民擔心自衛隊會發動政變。最近的民調顯示，有百分之九十二‧二的人對自衛隊有「良好印象」，有「不好印象」的人僅僅百分之八‧四（二○一五年一月內閣府「關於自衛隊與防衛問題的民意調查」）。我們可以賭定地說，自衛隊對日本國民來說已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但若說自衛隊從一開始就被國民廣為接受，則事實絕非如此。事實上，從自衛隊創建起便承受著「違反憲法」的批判，於戰後和平主義中忍辱負重並且成長茁壯至今。過去也有一種對「自衛官」的存在抱有否定感的思潮。例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曾說：「在此的論述都充分地表現出我的政治立場。我一直認為防衛大學學生之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年輕人是一根芒刺、一種恥辱。而我想推動的，就是讓年輕人再也不去報考防衛大學。」（《每日新聞》晚報，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並非只有大江健三郎如此認為。本書也會提到，日本曾經發生對自衛隊員及其家屬進行等同於侵害人權的行為。這種今昔之別意味著，社會風氣對於自衛隊的態度已大幅轉變。如今，以「國防男子」、「國防女子」為名的自衛官寫真集成為熱門話題；以自衛隊為題材的連續劇於黃金時段播放並創造了高收視率等等，這在過去是無法想像的。
但是，自衛隊廣泛地為國民接受，並不能代表國民對自衛隊有更多的理解。針對集體自衛權與《安全保障法制》，從國會與媒體上那種混亂的討論中也能看出，日本在國家安全相關議題的探討上有著許多令人感到不解的情況。即使媒體報導自衛隊的次數增加了，但自衛隊的實情仍有許多不為人知之處。
在二○○三年的內閣府民意調查報告中，有項對自衛隊印象的提問（目前已無此提問），其中也有關於自衛隊實情的選項。根據該民調，竟有百分之三十七‧九的民眾回答「不太清楚自衛隊的實情」。雖然是距今十年以上的調查，但和現在的情況應該沒有太大差異。
為何最當初稱為「自衛隊」而非「國防軍」呢？為何要在和平憲法下成立自衛隊這種只會讓人聯想到軍隊的組織呢？自衛隊與其他國家的軍隊有何差別呢？自衛隊能替日本的國防完成何種任務呢？本書的課題即是一邊追溯歷史軌跡，同時審視這些問題。
四個觀點
與自衛隊逐漸為國民所接受的情況一樣，若以歷史的角度檢視自衛隊以及日本的國家安全政策，可發現其中巨大的變化，即日本社會已容許出動自衛隊。國民擴大支持自衛隊的理由之一，乃是阪神大地震、東日本大地震等災害發生時，自衛隊的救災活動。甚至，當初最多人反對的國際和平活動，如今則受到高度肯定。這些活動提高了國民之間對於自衛隊的「良好印象」；但是在過去，一般認為除了災害支援與部份的民生合作之外，最好盡量不要動用自衛隊。這是受到戰後和平主義氛圍極大影響之故。因此除了與自衛隊相關的政治觀點外，本書亦試圖納入輿論與一般議論的趨勢來做說明。討論時需特別留意下述的問題。
首先是自衛隊與戰後和平主義的關係。我會在本文的部分說明，在此先簡述之。日本和平主義的主流，可視為「非軍事」或是「反軍事」。一九五○年代到六○年代有著強大影響力的「中立論」，雖是以憲法第九條為基礎，但其內涵是非武裝中立，並不是瑞士那種高度武裝中立。此一論點為日本最大在野黨所主張。環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社會後可發現，此主張乃日本所特有的現象。儘管聯合國肯定為了自衛所進行的戰爭，但這種主張認為所有的戰爭、以及進行戰爭的軍隊本身都是一種罪惡。
但事實上，鮮少有人談及戰後的和平主義其實有兩個方向。也就是以非軍事為根本的主流思潮，以及以協助聯合國為主幹，積極為和平做出貢獻的思潮。戰後和平憲法便是以集體安全為前提所制訂。所謂以聯合國為主幹的集體安全即是本身不保有軍隊，全賴聯合國的保護。若是如此，日本在聯合國內的地位將會成為問題。也就是說，作為一個獨立國家，是該被動地依靠聯合國，還是應該積極地協助聯合國呢？
兩種和平主義中，自衛隊這樣的組織成為了第一種和平主義批判的對象。另一方面，在第二種和平主義下，會有建立軍事組織的必要性，自衛隊的存在與角色就成了關注的焦點。從結論來看，冷戰時代以第一種和平主義的非軍事性為中心思潮；後冷戰則是以第二種和平主義為聚焦對象。但是，由第一種轉向第二種和平主義並非一蹴而成，自衛隊的任務是漸進地擴大。目前安保法制問題引起社會爭議，在思考這個問題時不能忽略和平主義與自衛隊的關係。
第二個觀點，是日美安保體制與自衛隊的關係。戰後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是以日美安保為基礎所建構的，在此無需重述詳細過程。戰後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針，也就是「吉田路線」。該路線是以日美安保為中心，只保有輕武裝並重視經濟的政策。日美雙方於一九五一年締結最初的安保條約，經過一九六○年重新簽訂後延續至今，而日本有一陣子可說是完全依賴安保條約。那麼，日本若依賴日美安保條約的話，會對自衛隊的角色產生什麼問題呢？此外，不論是舊安保條約或重新簽訂的安保條約，由美國保護日本，日本提供美軍基地的「基地與軍隊的交換」基本架構卻從來沒有改變。駐日美軍基地的存在會刺激日本的民族主義，促使反美運動高漲。一九五○年代的日本也曾發生過和沖繩現在一樣的情況。
以自主防衛、重新建軍為根本的「美軍基地撤退」主張，便是以此為基礎。戰後日本長期論及的「自主」，是以民族主義為背景，並且產生如何與美國、美軍保持距離的問題。若強烈地意識到日本的自主性，則自衛隊的角色亦會擴大。更進一步說，若美國國力減弱，日美合作的必要性就會擴大。如此，日美合作的必要性以及日本自主性之間的關係，也會形成問題。這點亦是現在國家安全議題中的重要課題。
第三個觀點，是日本的政治與軍事關係。政治學上稱為「軍文關係」。戰前，軍方擁有極大政治影響力，其所作所為是導致日本走上魯莽戰爭之路的重要原因。針對此點之反省，才決定嚴格限制軍事組織的行為。戰後由美國引進的Civilian Control－也就是「文人領軍」，對日本來說是全新的觀念。日本一邊設計軍事組織的同時，也不斷地反覆修正錯誤。最後，戰後日本特有、稱為「文官統治」的軍文關係就此誕生。
「五五年體制」是戰後日本長期持續的政治體制，保守派的自民黨與改革派的在野黨（以社會黨為中心）在此體制下相互對立。該體制下的國家安全一方面依賴日美安保，同時又進行稱為開發型政治的「酬庸政治」。 故政治議題均以國內問題為中心，本來應該是重要議題的外交與國家安全，由於沒有選票市場，導致許多政治家不願涉入。加上非軍事和平主義氛圍的助長，自衛隊的管理經營遂委由防衛廳這個官僚組織負責。 除了災害支援與民生合作之外，防衛廳極力壓縮自衛隊的行動空間。要如何壓縮自衛隊呢？就是靠冷戰時期所施行的「文官統治」體制。這種壓抑自衛隊的情況，到了冷戰結束後有了持續性的變化。於是有了第四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是，日本國防政策的內容與實情。如前所述，冷戰時期的自衛隊是一支受到防衛廳嚴格管制，以訓練為主要任務的部隊。雖有補充汰換武器裝備的長期計畫，但在盡量不動用的前提下，完全沒有準備實戰—也就是以有事為想定的（法律）體制。 自衛隊就在這樣缺乏有事體制的狀況下進入後冷戰時期。這也是因為在戰後和平主義下，建立有事體制是相當困難之故。二戰後，軍事力量的主要任務是發揮「遏止力」。冷戰時代是以終極核戰為前提的核嚇阻戰略作為基本想定，因而抑制了美蘇或各個盟國之間可能引爆核戰的武力紛爭。故自衛隊只要充實裝備以及訓練，作為「遏止力」的一種存在即可。
但是，若敵國不懼怕自己的軍事實力，遏止力就無法成立。許多人常以一國所持有的兵器種類、性能諸元以及數量看待該國的軍事力量，但實際的軍事實力並不能只以表面的資料衡量。雖然持有的裝備性能與數量是重要因素，但部隊與兵力的配置、指揮官的能力、領導者的領導力、處理緊急事態的法律制度等等，都是構成軍事實力的重要因素。
討論軍文關係時，有必要從兩個方向來思考。第一個是「由軍隊主控國安」，另一個是「由軍隊提供國安」。軍隊既然是國家安全的主要角色，自然會有「由軍隊主控國安」的想法。此時為了讓軍隊能夠有效地運作，便需要不限制軍隊的政治體制。另一方面，如同戰前的日本以及發展中國家軍方的政變一般，軍隊也有可能成為威脅政府的組織。因此，不讓軍方冒進並以此為本的想法即是「由軍隊提供國安」。據此想法，就必須盡量限制軍方的力量。日本戰後的防衛組織設計，可說是以「由軍隊提供國安」為著眼點。
換言之，限制自衛隊同時也會削弱「遏止力」。在冷戰此一「長時期無戰爭」時期下，盡量不出動自衛隊的想法也許無太大問題。另外，日本於非軍事和平主義下培養出來的「和平國家日本」這塊招牌，也是今後必須加以珍惜的重要價值。但如今，國際中出現了以強大軍事力量為後盾，意圖改變當今國際秩序的勢力。在此環境下，我們因而有必要認真地審視那些施加在自衛隊身上的諸多限制。
以上述四個觀點為中心，本書將以歷史的角度檢視自衛隊如何誕生，又如何成長至今。為了思考往後自衛隊以及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亦有必要重新回顧自衛隊發展過程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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