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與生命的意義：孔孟的觀點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孟子‧盡心上》
《論語‧述而篇》記載：「子不語怪力亂神」，這種「不語」的態度正代表孔子對於死亡與鬼神這兩個問題的基本立場，而這兩個問題與孔子有關生命意義的觀點息息相關。孔子為何對死亡與鬼神的問題抱持「不語」的態度？從孔子回答季路的話中大略可以知道其中的原由：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篇》）
很明顯，孔子把「事人」置於「事鬼」之上，亦把「生」列於「死」之上，即以人為本，以生為重。孔子並非否認鬼神與死亡的存在，孔子之所以「不語」，在其有所側重，以人生為主要的關懷，是以對鬼神之事與死亡情狀抱持「存而不論」的態度。雖然如此，孔子還是相當重視死亡與祭祀的，這突顯出孔子的別具用心，其所關心的乃是死亡的社會道德意含。
孔子當然也知道人生而必死，所謂「死生有命」（《論語‧顏淵篇》），但孔子更強調：「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篇》）宋儒朱子對此解釋曰：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茍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四書章句集註》）
道是事物當然之理，也就是為人之道，亦即完成仁義道德的生命價值。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生命若能圓成道德，雖死無憾。生死大事，端在義利之分，生若不能成就道德，就是人禽有別，這樣的存在，生無異於死，所以「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論語‧衛靈公篇》）死雖無可避免，但要死得其所，死得有價值，如此即死而無憾，而這正是生命的意義所在，此即宋儒朱子所言：
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闕，需盡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以盡，安於死而無憾。（《朱子語類》三十九）
又曰：
生死大事，仲尼云，朝聞夕死。然則道之未聞，死不得也，不但死不得，雖生在世，亦在鬼窟裡度日。蓋其死也久矣，何必死而謂之死。亦須生得，然後死得，其所以死乃所以生者也。故曰：未知生，焉知死。程子曰：死之道，即生是也，更無別理。（《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匯編人事典卷九十二〈生死部〉）
生命的意義在死而無憾（安於死而無愧），死而無憾即道德生命的完成。《禮記‧檀弓篇》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是盡到職分，圓成道德，完成做人的使命之後安然就死，這種道德生命的完成叫做「終」，此在根本上截然不同於凡庸小人輕於鴻毛的「死」。 孔子雖不畏死，但有終生之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衛靈公篇》）孔子之所憂並非死後遭人遺忘，而是擔心無德以供後人稱道其名。孔子曾言：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論語‧季氏篇》）
「死之日民無德而稱」，此即孔子之所憂也。明儒羅倫曰：
生而必死，聖賢無異於眾人也。死而不亡，與天地並久，日月並明，其唯聖賢乎！（《一峰詩文集》）
人皆有死，聖賢與眾人無異，然聖賢則有立德之不朽，「死而不亡，與天地並久，日月並明」。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詩句，正是孔子對於死亡態度的最佳寫照。
基本上，孔子對生、死及死後的關懷，都把焦點放在道德的層面，因此對於鬼神的態度，雖不否認，但也抱持存而不論的立場，這從孔子尊崇祖先、重視祭祀喪葬的情形可以看出，只是孔子並不在此議題上多所著墨，因其所側重的旨趣並不在此。孔子基本上是就傳統之宗教信仰與予一種徐復觀先生所謂之「價值的轉換」 ，將傳統宗教的鬼神崇拜轉換為道德意識的呈現。
事實上，孔子對於祭祀鬼神非常重視並且相當認真，其言：「所重民、食、喪、祭」（《論語‧堯曰篇》），「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論語‧雍也篇》），又讚美大禹說：「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論語‧八佾篇》）。從孔子對於鬼神存而不論卻又重視祭祀鬼神的態度來看，其之所重乃在祭祀這一面，而非鬼神那一方；亦即孔子之所重乃是道德上的虔敬而非鬼神之信仰崇拜，此儒家之所以不是宗教。 這也就是為什麼孔子說「祭鬼神」而又要「遠之」，指出「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之後還要強調「吾不與祭，如不祭」的道理。很明顯，孔子對於敬事鬼神並不是從鬼神之受祭面來立論，而是從祭者的這一面向來彰顯其意義。 基本上，對儒家而言，祭是為生人而設的社會禮儀的一部分 ，其主旨在於生人透過此一禮節儀式表達內心對受祭者的誠敬之心、哀痛之情與思念之意。因此，若祭時不親祭（「吾不與祭」），則此禮節儀式就只是一種形式虛文，祭也就完全失去其實質意義，故「如不祭」，孔子並未認真考量是否真有鬼神在享祭。若真有鬼神在享祭並以此為著眼點，則不親祭亦有其意義，因找人代祭，鬼神亦可享祭。然而對孔子而言，其所重者乃生者所處的社會層面，祭之禮儀固在表示誠敬哀思，亦在維持現世!
的社會秩序，此即「禮」之精神所在。是故，孔子在論孝之意義時說：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篇》）
「禮」者，乃純就生者而言，故孔子即反對鬼神祭拜之祈福消災的祭祀義，故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論語‧為政篇》）
總言之，孔子的道德取向是很明白的，在劉向《說苑‧辨物篇》中所記載子貢問孔子「人死後有無知覺」一事亦清楚表明此一立場：
子貢問孔子：「人死，有知將無之也？」
孔子曰：「吾欲言死人有知，孝子仿生以送死也。吾欲言死人無知也，恐不孝子孫棄親不葬也。賜欲知人死友知將無知也，死余自知之，猶未晚矣。」
孔子並未對人死之後是否還有知覺做出明白的表示，其所著重的還是在道德意義上。王充對此倒是做了一個有趣的註解，其言：
聖人懼開不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論衡‧薄葬篇》）
荀子則對孔子這種道德取向的立場做了最明白而適切的表述：
祭者，……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荀子‧禮論篇》）
而其宗旨即在於「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的道德教化，是人道而非鬼事。
孟子之生死觀乃直承孔子的思想，亦以道德為中心。與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一樣，孟子亦有「終身之憂」：
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離婁下》）
孟子之所憂即孔子之所疾，當我們的生命結束以後，是否有所成就德性功業傳於後世，為天下人之模範。
孟子也知道「死生有命」，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要依道德而生而死，生時要成就道德，死時也要為道德而亡，道德是生的價值同時也是死的意義。生不生、死不死的抉擇端在道不道德。因此，當生命與道德有所衝突時，就必須放棄生命以成就道德。孟子論述曰：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避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避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冰!
3甚於死者，非獨聖賢有是心，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孟子‧告子上》）
孟子在此以「魚與熊掌」譬喻「生與義」，雖然生與義二者皆是我之所欲，但若生義不可得兼，甚或生而有害於義，就必須「捨生取義」。人們皆欲生惡死，但不能背義而苟生，亦不可違義而避死。「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人有人之所以為人之道，生要遵之，死亦須循之，這是超乎生死的道德價值，這也是生命意義之所在，故孟子曰：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盡心上》）
生命之意義即在於「盡其道而死」，盡其道也就是無時無刻地做道德的修養，而道德修養的心境會在吾人形體中展現出某種光輝氣象。此即孟子的「踐形觀」，孟子說：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捐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孟子‧盡心上》）
孟子之性善論指出，仁義禮智等德性是天所賦予我們的天性，不會因吾人之得志窮困而有所增損。君子存心養性，誠於中而形著於外，故其容貌舉止乃自然顯發出一種「充實而有光輝」之氣象。孟子又曰：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孟子‧盡心上》）
形色指形體容貌，人有人之形色，禽獸有禽獸之形色，皆秉之於天，故亦稱之為「天性」。但人與禽獸有所差別之幾希，則在於與生俱來的道德本性。所謂「踐形」，就是把人之所以為人之仁義禮智的道德本性，具體表現於形色舉止之中。 若徒有人之形色而不能盡人之所以為人之善性，便不能算其為人，以其未能踐形之故，踐形實即盡性。 人皆有善性，但並非人人皆可盡性，雖說人人皆可成聖，但並非人人皆是聖人，故孟子說：「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能踐形盡性就是聖人，聖人踐形盡性，則其視聽言動渾全只是德性天理在其形色之中的具體展現，善性自然流露於其形色之光輝氣象中，動容行止無不合乎仁義道德。
依上所述，孔孟有關死亡與生命意義之觀點，可稱之為「道德的生死觀」，其根本精神不在追求死後生命的解脫，而在於完成現世生命道德人格的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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