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序
口述歷史是一種搜集歷史的途徑
2016年秋天，第三度政黨輪替的幾個月後，已經卸下台聯黨主席重擔的黃昆輝先生，邀我到立法院附近見面商談。當時，昆輝先生已經受邀出任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的董事長，從學界來，又回到他熱愛的教育領域去，應該是最閒適自在的時刻。
黃董事長事前沒說明緣由，大家坐定閒聊了一段時間後，他才以非常試探、慎重的眼神，客氣地提起，他想把這麼多年來，在政治上經歷過的一些事情徹底說清楚；特別是過去遇到的若干爭執，基於各種理由，他選擇保持緘默，沒有機會完整講述，現在應該是時候了。
認識昆輝先生，大約是1988年間的事，那時他才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未久，是李登輝初接總統大位所任命的第一批青壯代政務官；至今仍然深刻記得，在那個新舊並存、驚天動地的大時代，昆輝先生予人的第一印象，是一派摩拳擦掌、準備大展身手的意氣風發，很能代表著國民黨體系第一次誕生本土領導人，給所有人帶來無限夢想的社會氛圍。
這些彷彿近在眼前的畫面，一晃眼，不料已經30年過去，而記憶的盒子一但開啟，可不得了，跳出的是一連串目不暇給的大小歷史片段，整個過程，剛好是台灣政治從高壓禁錮被解放出來，最生猛活潑的階段，因此真像是掉進了時間長河，久久無法上岸。
作為一個一直在新聞第一線的觀察者，對於許多事件的面向，已經較遠距離的一般人看到的更多，然猶有許多被遮蔽的死角，無法一覽無遺、盡窺堂奧。因此當昆輝先生，這位親身在歷史現場的局中人，試圖要揭開他所擁有的決策黑箱，見證若干關鍵時刻的實際真偽時，換做任何人，應該都是非常興奮的。因為，任何事件的重新構築，必然是拼圖式的搭建，每一塊線索都不宜偏失，何況，屬於昆輝先生的這一塊拼圖，既是決策者，也是執行者，質與量均屬非常，倘若缺少了，不僅首尾倒置，事不成事，作為投身台灣政治的工作者，他也有責任要留下紀錄。
第一時間，我就建議採取口述歷史的途徑與態度，來莊重處理每一段回憶與觀點，因為，這一路走來，昆輝先生因職務的關係，經歷過太多的事情，這些經過紀錄的原始材料，絕對具有史料的成分與價值；甚且，可能觸及的人事物，現在多仍存在，足供立即比對、考據、驗證。即使發行後可能引起爭辯，都非常珍貴，不管對於豐富歷史的真相，或是學術研究的來源，絕對會是貢獻。
在這樣的共識下，昆輝先生深受鼓舞，願意投下精神、耗費心力，詳細述說他所經手的重大政策形成與轉折，我則以聽﹁故事﹂的心情，對照過去累積的採訪認知，反覆斟酌，適度提問，儘可能補足目前坊間所欠缺的視角。美國學者Donald A. Ritchie 在其著作《Doing oral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中，對口述歷史做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定義，也就是：以錄音訪談的方式，蒐集口說記憶，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昆輝先生的這本傳記，依照口述歷史的規格進行，自2016年底到2017年底，整整一年間，經過密集的訪談，全程錄音，詳實記載後，並且約訪數位事件當事人進行補充，交叉出屬於昆輝先生以及與其共事者一致的、對於事實真相的看法。
初稿完成之後，再經昆輝先生多次補充說明，提供寶貴資料，又做修改更正，甚至再約談當時的政策執行者查詢，以完備敘事脈絡。全程是以認真、求實以及負責任的自我要求，忠誠面對各個事件，希望提供多元的視角，豐富日後從事歷史研究的素材，也坦然接受各方指正，使真理愈辯愈明。
昆輝先生所口述的篇章，雖然是其個人的從政經歷，但事實上，這許多也正是台灣致力於政治民主化、國家主體化過程中，遭遇來自外部與內部挑戰的關鍵段落，這些段落串成了這三十年來台灣的發展演進，從而可以令人進一步思索：新時代的台灣，在前人努力所創造的既有基礎之上，將如何持續前進。
身為著者之一，以及30年來一路旁觀，先生的思想價值體系，落實在具體實踐上，這條軸線一以貫之，少見偏移，甚至連權變的幅度都非常有限，如此堅定、頑強，經常時候，成了不太能打折扣的繩準，如今重新回顧，恐怕也會讓不少政治人物為之赧然吧！
期望在2018年初將這本傳記付梓，是昆輝先生一開始的交付，慶幸我們一起努力達成了。這是先生與夫人結縭60週年的日子，他說：希望用這本書向牽手報告，這麼多年來，他在外面有在努力做一點事情。
這樣的真情，於公於私，咸令我讚嘆。是為記之。
鄒景雯
前言
1988年，蔣經國總統辭世，李登輝總統繼任，開啟了台灣民主化的新時代。李總統續命俞國華組閣，我進入內閣擔任政務委員，開始參贊政務，到2016年，辭去台聯黨主席，這中間有兩年回大學教書、到美國擔任訪問學者之外，大約25年的時間所做的工作，皆與台灣主權的維護、台灣主體性的提升、台灣國家認同的增進，多多少少相關。
在政務委員期間，同時依例兼任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的秘書長，聯繫海外學人，與民運人士有所接觸，並提供支援；1991年以政務委員兼任陸委會主委，統籌處理大陸事務，開啟兩岸政府授權中介團體協商談判，處理兩岸交流衍生的事務性問題，歷經了1992香港會談、1993的辜汪會談，以及1994年的千島湖慘案。
1994年底，奉命出任內政部長繼又兼中選會主委。內政是國政之首，外交為內政的延長，所以內政非常重要，這時候我負責辦理台灣首屆正副總統的直選。當時海上糾紛頻傳，偷渡客猖獗，乃以內政部長身分督導警政署來防杜處理，維護海上治安。
1996年轉到總統府服務，總統府秘書長是總統府的行政首長，又是總統在行政系統的幕僚長（我常講總統有三位幕僚長，安全系統是國安會秘書長，軍事系統是參謀總長），當時負責協調院際政務，例如受命籌辦國家發展會議，兩岸關係議題在會中獲得了高度共識，十分難能可貴。我也盡力促成達賴喇嘛來台訪問，與李總統進行領袖級對話。在陪總統巡視偷渡客出沒地點時，有感而發於海防單位事權不集中，向總統建議成立事權集中的專責機構，即後來成立的「海巡署」。
2001年，到群策會擔任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這時協助李前總統深化台灣民主，建構台灣主體性，提高台灣國家認同，推動國家正常化，包括設立李登輝學校，培育台灣政治人才，舉辦各種講座、國際研討會等等，也包括籌辦2005年李前總統到美國訪問，我們稱為台灣民主之旅。
2007年，接任台聯黨主席，因為反對馬英九政府的傾中政策，因此推動反併吞、顧台灣，棄馬保台，推動三波ECFA要公投，提告馬英九捏造「九二共識」，因此台聯在2012年國會選舉獲得8.96%的政黨票，分配到三席立委。這三席立委在立法院組成黨團，非常團結，扮演急統煞車板，十分有力。2013年起又到全國各地宣講「反服貿」六百多場，累積反對馬政府傾中政策的能量，隨後發生了太陽花學運。2015年底成功推動「廣電三法」的修法，通過「分組付費」、降低「收視月費」，提高電視節目品質。2016年選戰失利，我因此卸下台聯黨黨職，算是政治工作告一段落。
所謂一步一腳印，凡是走過，都必留下痕跡。做過了這麼多職位，經歷這些特殊事件，而這麼多事情的披露都是片片斷斷的，沒一個完整，為了表示對社會負責，對國人負責，對國家負責，對歷史負責，我必須留下紀錄。
了解歷史，是在鑑古知今；探討歷史，則為採取行動。普立茲獎的得主威爾杜蘭（Will Durant）就說：現在視為是過去的縮影，以求行動，將過去視為是現在的鋪陳，以求了解。歷史是片面的，我們要在這個限制下，從歷史中學會耐心，對待現實。
我認為，這在兩岸關係之中，更加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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